《求求你表扬我》艰难的道德选择与实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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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求你表扬我》艰难的道德选择与实践

《求求你表扬我》艰难的道德选择与实践

　　[摘要]电影《求求你表扬我》以反思当代中国社会中道德失位及道德传统的断裂的问题作为逻辑起点展开叙事,在看似事实清楚的“做好事就应该被表扬”的事件里,众多人物的道德选择、判断和命运是基于不同的道德认知对同一道德现象的社会反馈。

反映了中国社会从传统的伦理到社会主义伦理转化的过程中经受的多元文化的冲击,以及道德回归现实的艰难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求求你表扬我》;道德;道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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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工业化社会后作为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德与物质财富的进步越来越表现出差异性,物质财富的进步与道德的退步对比鲜明,逐渐形成了困扰现代社会进步的危机,随着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的进行如何“对待和应付由新技术以及不同文化人民之间越来越频繁的接触所造成的伦理和道德方面的挑战”[1]成为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完善不可逾越的问题。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中道德失位或道德传统的断裂问题一直构成反思道德现实的重要维度。

中国社会在19世纪至20世纪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全方位深层次的社会变化从根本上改变着传统意义上的伦理道德――就像政治制度的变化一样。

电影《求求你表扬我》叙述的故事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中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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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轻松的开始,杨红旗关于幸福的定义是用三个类比来阐释的:

我饿了,看到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到别人穿着件厚棉袄,那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儿了,那你就比我幸福。

而事件的发展到了影片的核心事件――做了好事,要求表扬。

道德疏离现实在这时开始显现,道德作为人类依据自身的本性和理性创造的“内在价值”和“内在尺度”,是生活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

要求表扬的实质是价值的判断结果,与饿了时得到的肉包子、冷了时得到的厚棉袄、想上茅房时得到的坑具有相同的价值判断的因果关系,但这是遭到质疑的。

即质疑做好事的动机同时也质疑所做好事的真实性。

获得答案是卷入此事件中的所有人基于不同立场的共同诉求,而不同的人物又在这一过程里表现出了不同的类型化特征。

杨红旗和古国歌作为贯穿影片始终的人物无疑是事件的核心人物,他们共同表现出了人的道德生活实践,两者的相似性在于对道德的肯定态度――做好事（真实）应该被表扬（肯定）,不同之处在于杨红旗作为话题的发起者具有先验的实在性是所有叙述的逻辑起点,古国歌作为对话的对象则强调实践过程中的探索性。

二者的互动是亲历者对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生活的反思。

欧阳花作为焦点人物既是强奸未遂案中的受害者又是“表扬”事件“施暴者”（拒绝证明杨红旗所做的真实性）的双重属性是社会转型时期的观念的冲突与道德问题行为的突出体现。

古国歌女友米依、杨红旗父亲杨胜利、老支书等人物更多是背景化的符号。

米依表现出的判断力和警察的身份并没有解决事件中的僵局反而暗示着作为道德规范不足的补救的法律无法替代道德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杨胜利的存在是杨红旗、古国歌们道德判断的来源,满墙的极具时代感的奖状是传统道德的物化形式,也是普遍意义上被认可的行为准则;老支书、报社主编、谭伟、欧阳花的同学、派出所民警等人虽然出发点各不相同,但都提供了对事件总体意义上的社会反馈。

在看似事实清楚的事件里,众多人物的道德选择、判断和命运以一种非大团圆的方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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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现实社会中的人以紧迫性,不同领域的实践又给予其内容,道德生活的争议不是本质意义上颠覆性的,而是将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内容以及内在于这种内容的道德逻辑纳入讨论的范畴,影片《求求你表扬我》正是在生活事实和生活事实的再现之间找到了表现可能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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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对待“表扬”的态度和获取“表扬”的过程,故事从两个方向开始了叙述。

杨红旗要求得到表扬,本身是令人怀疑的,传统道德观念中奉献应该是“无私、无我”的。

评价“好人好事”的标准首先是自觉,将对他人的帮助视为自身的需要即不假思索式的“动力定型”;其次是无功利性,帮助和奉献的出发点是理想道德的生活化、常态化,做好事的动机和目的是同一的,都是自身道德水平表现的自然结果,不带有主观获取利益的动机;最后是渠道,通常情况下做出“好人好事”的界定需要公正、权威的人或机构,认定的事件的真实、有效并考虑示范效应。

杨红旗的举动明显与传统的做法不符,故事给出的答案是为了完成其父的心愿。

杨红旗的父亲杨胜利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物质刺激代替精神奖励前的“成功人士”,对杨红旗的期望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上的。

但杨红旗在完成这一心愿的过程里表现的执著,又是对自我重新审视,是从抽象的人的社会道德感向具体的自我道德意识的觉醒过程,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矛盾――为证实自己所做的真实性寻求一切可能的证明:

一次次的说服古国歌,寻找报警的警员,展示自己和父亲的生活经历,走访小卖店的主人,对质欧阳花……到最后和古国歌在工地楼顶上自暴自弃式的表白。

普通人的道德理想实现的困境构成了道德进一步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缺席的症候。

古国歌作为记者在调查事件中无论是认定事实还是做出评价都缺乏支持,从怀疑到迷茫的心理过程投射出融和于主流意识形态中的道德在面对生活的失语。

而欧阳花关于“一个表扬就那么重要吗”的结论的出发点是出于对自身的保护,失去工作、朋友的事实也证明了她的担忧不无道理,在什么都失去的时候,除了那个强奸犯以外,欧阳花并不恨纠缠于要得到表扬的杨红旗和出于偏见对她施以不公正待遇的人们,而是将错误归罪于揭开事实真相的古国歌。

这表现出一方面认可杨红旗的行为（道德的实践）,另一方面否定表扬的形式（不符合时代特点的道德形式）。

三者的遭遇是过去时的“泛道德”的失位留下的真空的结果。

“泛道德”是与政治秩序、社会组织（如家庭）、道德评价和奖惩标准整合在一起的。

用一定的方式把道德准则和规范推及所有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

这一方式混淆普遍化的道德要求与个体差异,抑制个人自主判断与自由选择的机会,个体不能自觉承担道德义务与责任,无法体验自主的道德行动的责任感,因而也不可能自觉地完成道德义务。

[2]对抗泛道德主义获取“具体的道德”就是故事表现的另一方向――获取“表扬”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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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杨红旗持续的坚持可以在其形象上不断地得到强调:

一部老旧到不容易在生活里找到的自行车,时常出现的红色衣在渲染着一种充满生活气息的朴素氛围里塑造了一个朴实的、可信的具有旧时人物气质的个体形象,杨红旗为获取表扬能做的努力就是去寻求对事实的认同和肯定,说服古国歌的过程冗长而略显笨拙,但从没放弃对具有传统意义上权威价值的媒体（报纸和记者）的信任,而悲哀之处在于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行为只能且必须依靠特殊形式体现。

对古国歌的身份有同样信任的是派出所民警和老支书,他们都在被调查的过程中强调自己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并希望能在报道中体现,而对于杨红旗事件本身的态度是漠然的,道德在生活世界中隐没于生活的直接需要和细节之后,重新发现道德的契机是偶然的――杨胜利的去世和杨胜利的奖状唤起的记忆,之后顺理成章的“表扬”实质上脱离了杨红旗本身仍然是抽象的肯定。

杨胜利、派出所民警、老支书一系列人物的身份都有传统社会道德规范所塑造的影子,而欧阳花的大学生身份与其他人物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区别,新时代的道德困境体现于她对“表扬”否定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判断而作为获取“表扬”的过程中的对立面存在。

古国歌的经历是事件中具有积极意义和作用的,无论对待事件本身还是相关的人（包括自己）都以一种质疑――探索――发现的方式进行着梳理,在立场的变换和思想的摇摆之中,退隐于杂乱的生活细节背后的道德作为结果逐渐呈现,对杨红旗的事件中“表扬”过程的追索变成了对社会变革中的道德观的探求,结论得出虽然是带有个人性的,但又是历史性的――中国社会经历从传统的伦理到社会主义伦理的过程,又经受着多元文化带来的冲击,道德回归现实注定曲折不平。

身处杨红旗事件中的古国歌推进着“表扬”的进程,却在“表扬”实现的时候发现结果的异化――杨红旗的“表扬”只不过是杨胜利们时代的余韵,古国歌的离去只是又一个可能更艰苦探索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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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局是预言式的并充斥着悲情色彩。

杨红旗和古国歌楼顶的对话是故事尾声的开始,杨红旗得到了“表扬”的形式却没表扬的内容,古国歌完成了对事件的探索却没有得到发现的结果。

二者都没能成为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杨红旗过激地告诉古国歌他恨欧阳花,恨到“把她给干了”,当然古国歌不信,杨红旗自己也不信,在阳光照耀下高楼作为环境凸显了这次对话的无奈,物质社会的快速发展“意味着当代自由社会在发生某种程度的内向分裂之前,注定要陷入不断加剧的道德沉沦与社会混乱状态吗?

……这种混乱状态是努力用理智取代传统时不可避免的结果吗?

”[3]古国歌与米依告别的场景令人惋惜而心疼,却又是古国歌宿命般的选择,米依无论作为爱人还是法治的替身事实上都制约着对道德发现的探索,虽然那么美好却不得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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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北上的选择更像是一则政治性寓言故事:

社会凝聚力的加强与制度的保障是道德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中国社会克服道德困境的出路同样需要这样一种保障,北京的政治意义在这里大于城市意义,古国歌、杨红旗寻找的道德内容必然实现于道德重归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实现于完善社会主义道德的历史进程里。

北京作为中国政治核心,这里诞生过深刻影响整个中国的道德规划和实行标准,故宫的红墙构成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象征,作为追寻答案的古国歌的选择是必然的。

与杨胜利、杨红旗父子的意外重逢以及杨红旗时常穿在身上和挂在自行车上像旗帜的红衣服同样是象征意义上的存在,它的意义在于坚定对道德的信仰,古国歌、杨胜利、杨红旗符号化的属性与鲜活的个体生命属性同时凸显。

认识并承认道德现实的困境与问题决绝的主体是人――促进自己从现实的状态、现实的人性向理想的状态、本质的人性追求和发展的人。

道德回归生活的前提是普通人向日常生活的回归,正如本片导演黄建新所说:

“我拍的电影中的人也都是普普通通的人。

我亦知道在黑白之间是灰色,那就是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空间。

”[4]

　　[参考文献]

　　[1]约翰?

福布斯.指导教育新范例的特征[A].未来教育面临的困惑与挑战[C].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114.

　　[2]金生?

v.质疑建国以来的道德教育规训[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08）.

　　[3][美]弗兰西斯?

福山.大分裂: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刘榜离,王胜利,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76.

　　[4]黄建新.生活决定了我的电影[J].当代电影,1997（04）.

　　[作者简介]崔酣（1978―）,男,吉林长春人,哲学硕士,吉林大学公共教学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艺术哲学及艺术心理学;郑晓芳（1976―）,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吉林大学公共教学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心理哲学及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