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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2008年度全国十大发现及相关介绍

2008年度全国十大发现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

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

陕西周原周公庙遗址

山东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

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

河南荥阳娘娘寨遗址

江苏无锡阖闾城遗址

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

河南新郑胡庄墓地

四川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

介绍:

1.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

因西安市泾渭产业园北区工程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自2004年5月起,在该园区的相关区域业已进行了长达4年多的考古工作,其中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取得了重大的收获。

  杨官寨遗址位于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四组东侧泾河左岸的一级阶地上,海拔约498米。

遗址北临雷村,东接徐午村,南距泾河约1公里,面积80余万平方米。

泾渭两大河流在遗址东约4公里处汇合形成泾渭三角洲。

4年来,针对杨官寨遗址的发掘面积已达16485平方米,发现各类房址49座、灰坑896个、壕沟9条、陶窑26个、瓮棺葬33个、墓葬45座、水井5口,出土各类可复原的器物7000余件。

发掘区以产业园北区的东西二路为界分为南北两区:

  南区发掘面积约5615平方米,发现各类房址23座,仰韶时期灰坑496个、陶窑10个、瓮棺葬8个以及汉、唐、明、清时期的墓葬31座、水井5口。

出土陶器5273件、石器353件、骨器303件、蚌器16件。

  该区的史前堆积主要是庙底沟文化遗存和半坡四期文化遗存。

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发掘区南端一东西走向的断崖上发现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房址和陶窑。

房址共发现17座,基本是平面呈“吕”字形的前后室结构,前室一般是地面式,后室则为窑洞式,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窑洞式建筑群。

在房址和窑址附近的H402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仅尖底瓶可复原的就达18件,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陶胚残片和一件可能是用来制作陶器的工具---轮盘,说明这些由成排的房子、陶窑及储藏陶器的窖穴等遗迹构成的区域可能是当时的作坊区。

  2007年—2008年,对长庆集团、万方汽车配件公司等项目的建设用地范围即杨官寨遗址北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截至目前,发掘总面积已达10870平方米,其堆积主要为庙底沟文化遗存。

共发掘仰韶时代各类房址26座、灰坑334个、陶窑16个、瓮棺葬24个及一些其它遗迹。

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庙底沟时期聚落环壕的发现。

经初步钻探,环壕平面形状大致呈梯形,基本为南北向布局,周长约1945米,壕内面积24.5万平方米,壕宽约6-9米、最宽处约13米,深2-3米左右。

环壕西部发现门址一处,宽2.7米左右,在门道两侧的壕沟堆积内(原编号分别是H776和G8-2)出土了大量陶、骨及石质文物,器物大多成层分布,保存基本完好。

其中,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动物纹彩陶盆、涂朱砂的人面塑残陶器等均为国内同时期遗址中十分罕见的珍贵文物。

为了验证钻探资料、进一步了解环壕特征,对聚落西门址、环壕的东北角、西南角等部位均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其中在西南角环壕(即G8-4)中发现的巨型陶祖引人注目。

目前,这些区域的考古工作还在进行中。

  连续数年对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至少可以概况为以下几点:

  第一,基本搞清楚了该遗址不同时期聚落的布局。

遗址北高南低,大致以南北二路,也就是庙底沟时期聚落的南环壕为界,南部多为半坡四期文化居民聚居区,而北部则是庙底沟文化的聚居区。

  第二,大量半坡四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丰富了关中中部地区特别是泾渭两大河流交汇地带该文化的内涵,尤其是遗址南部由成排分布的房址、陶窑及储藏窖穴等组成的制陶作坊的发现,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工,一部分家庭专门从事陶器的制造业,专门储藏陶器的窖穴的发现说明财产私有观念的出现和强化通过聚落形态得到了表现。

这些均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遗址北部发现的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无疑是今年考古工作最大的亮点。

首先,杨官寨遗址的发现使学术界聚讼已久的庙底沟文化聚落问题可望得到解决。

就现有资料看,该遗址是目前所知庙底沟时期唯一一个发现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加上其相对完好的保存状况等,均使它成为探索庙底沟文化聚落布局与社会结构等问题的最重要资料线索。

其次,就该聚落本身而言,环壕周长达1945米,壕内面积(含壕沟)245790平方米,如此巨大的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遗址在全国实属罕见。

据初步调查,在杨官寨遗址周围的泾、渭两河交汇地带,分布有韩村、上马渡、马南、渭桥村等仰韶时期遗址,但规模均小于杨官寨遗址,结合杨官寨特殊的地理位置等,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遗址也许就是关中庙底沟文化的中心聚落。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北段环壕内侧接近沟边的位置还发现有疑似墙基的遗存,由此考虑,该聚落很有可能是一座庙底沟文化的城址。

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去验证。

  杨官寨的考古工作目前所显示的只是该遗址丰厚内涵的冰山一角。

如此巨大的环壕由谁来组织规划和修建?

环壕挖出的近11万立方米的土堆在了什么地方?

环壕护卫的是什么样的聚落?

其中的成员是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

他们的墓地在哪里?

为什么要将那么多完好的器物有计划的堆放在西门门道两侧的环壕中等等。

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些谜团将会被逐渐揭开。

2.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

临潭陈旗—磨沟墓地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王旗乡磨沟村西北约300米的洮河南岸、磨沟河西岸二级台地上,台地南北宽约500、东西长约1000米,面积近50万平方米。

该台地是洮河上游南、北两岸最大的一块台地,其地势南高北低,相对比较平缓,在台地北部南岸、磨沟河西岸,西向东分布着庙底沟二期、仰韶晚期、马家窑、齐家和寺洼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

此遗址是甘肃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8年7—11月为配合九甸峡水库建设工程,对该水库淹没区范围内所涉及的文物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联合对该遗址内的齐家墓地进行发掘,墓地位于台地的东北部较低平的区域,海拔2225米,墓地东西宽约50、南北长约150米,面积近8000平方米,其东部有一条田间灌渠,因年久冲刷加之人为盗掘,墓地东北角约1000平方米被破坏。

  此次发掘的面积约2000平方米,清理墓葬352座,其中齐家文化墓葬349座,寺洼文化墓葬3座。

  齐家墓葬开口均在③层下,距地表深约80~100厘米,墓葬形制多样,有长方形土坑竖穴、竖穴偏室和瓮罐石棺火葬墓等形制。

其中竖穴偏室墓占总墓葬的90%,在竖穴偏室墓中又有多种形制,如单偏室墓、左右双偏室墓或上、下层双偏室墓,竖穴偏室墓除个别不带头龛外大部分有头龛或脚龛,个别头龛和脚龛并存,除此之外少数墓葬还有侧龛。

在葬式上也形式多样,有单人和多人葬之分,单人葬有仰身直肢葬、侧身直肢葬和侧身曲肢葬,也有少数二次葬;多人葬一般为多人分次葬,有些墓葬在埋葬制度上有殉人现象,殉人一般置于竖穴土坑墓道的填土中或墓道底部。

少数竖穴土坑墓和大部分竖穴偏室在埋葬过程中使用封门板。

352座墓葬方向基本一致,均为东南—西北向,方向在300°~320°之间。

该墓地墓穴布局清晰,排列整齐,东西成列,南北成行。

在2008年发掘的有限面积内东西16列,最长的一列已有20多座墓葬被发掘。

每列方向与个墓方向基本一致,个别列数之间有加列的现象。

从我们发掘的情况看,原始地表可能有墓上标志并做了整体规划,但现存只有个别墓葬竖立大石块作墓上标志的迹象。

每列内相邻个墓之间一般不存在相互叠压打破关系,只有相邻列两列之间加塞的个别竖穴偏室墓和小型的竖穴墓存在相互叠压打破现象,但这种现象的比例非常低。

  此次发掘范围内共发现寺洼墓葬3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向与齐家墓葬一致,呈东南—西北向,其中M181面积较大,有生土二层台和“井”字形木棺,并且与相邻的齐家墓葬有打破关系。

齐家墓葬共出土随葬品2600余件(组),主要有陶器、石器、骨器、铜器及金饰器。

其中陶器2000余件,陶色以泥质橙黄陶和黑褐陶为主,器物表面除素面者外,少数器物表面刷一层橘红色陶衣或施红彩,纹饰有细绳纹、篮纹、附加堆纹、弦纹、刻划纹等,有个别器物在腹部刻划动物形象,有龟、蛇、羊、鹿等。

器形有罐、豆、盆、瓮、瓶、斝、碗、壶、器盖、陶球等,其中罐类占大多数,有单大耳高领罐、双大耳高领罐、单耳罐、双小耳罐、侈口罐、长颈罐、高领折肩双耳罐、高领圆肩双耳罐,夹砂陶陶色主要为灰褐色,器形以深腹侈口罐为主。

也有零星彩陶罐。

石器110余件,器形有磨石、研磨器、斧、凿、磨棒、权杖头、壁及制陶工具等。

骨器约270件(组),器形有骨柄石刃刀、匕、铲、锥、针、签、釧、管、环等。

铜器近100件(组),器形有刀、颈饰、耳环、泡、管、环、珠及其它饰件等。

金器2件,均为耳饰。

  在洮河流域发现如此大规模齐家文化的公共墓地到目前为止尚属首次,为齐家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并为研究齐家文化的葬俗葬制、社会结构、齐家文化与寺洼文化的关系等长期以来考古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3陕西周原周公庙遗址

  自2003年冬在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发现周人刻辞卜甲骨以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周公庙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发掘。

迄今已发现7处近千座先周、西周时期不同等级的墓葬、40多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1700余米长的夯土围墙,以及铸铜和制陶作坊遗存各一处,出土商周时期周人甲骨文近500字。

经过近五年时间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建立了该遗址的考古学文化编年框架,大致探明了遗址的规模和布局,为进一步探讨该遗址的性质及其相关的学术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8年度的发掘工作主要基于两个学术目的,一是充实遗址考古学文化编年的材料,尤其是西周中、晚期的部分。

编年体系的完善对遗址性质的认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二是希望在地面踏查和钻探调查的基础上,对遗址各功能区域的遗迹分布及其确切年代取得更准确的了解。

为此,周公庙考古队选择了该遗址的庙王村东(ⅢA1区)、祝家巷北(ⅢA1区)及折树棱(ⅣA2区)三个地点作为发掘对象。

发掘工作自9月1日开始,至12月中旬结束,历时100余天,发掘总面积1000余平方米。

  在庙王村(ⅢA1区)发掘地点,共清理商周时期灰坑等遗迹近百座,以及龙山时代房址、陶窑和灰坑等各类遗迹近60座,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一处客省庄二期文化晚期的院落遗迹。

该院落遗存主要由一个天井庭院、两孔窑洞和一个通道组成。

天井院落大致为半圆形,半径约5米,面积约40平方米。

两孔窑洞位于天井院落的东、北两侧,门道均朝向庭院。

东侧的窑洞,顶部坍塌,室内平面形状呈“凸”字形,地面面积为10.1平方米。

窑洞残存最高处距室内地面约2.5米。

窑洞墙壁抹草拌泥与白灰面,地面亦抹白灰面,在室内正中心地面上有一个十分规整的圆形火烧面,直径约96厘米。

北侧窑洞仅发掘了其南半部分,室内地面为白灰面。

在室内转角与洞门口西侧,各有一个“壁炉式”灶,其中室内的灶保存完好。

在庭院西侧还有两座壁炉式灶。

两口窑洞的门道旁,各发现一处保存火种的遗迹。

在庭院的地面上有5个柱洞和2处火烧坑遗迹,东南部的地面上,放置几件较完整的陶器及几件制作精美的石刀、石凿等石器。

在这些陶器和石器之间有一具男性人骨架(部分骨骼在掩埋前已遭扰动)。

天井庭院的通道应朝向西南,残余较少,通道的南壁上有一个地洞式窖穴。

保存如此之完整的窑洞院落遗迹,在客省庄二期文化中尚属首见,这对探讨当时的社会的经济形态及组织结构皆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折树棱(ⅣA2区)发掘地点所获均为西周时期遗存。

共清墓葬73座、马坑2座,此外还清理房址2座,灰坑9座。

墓葬被盗扰破坏十分严重。

均为中、小型墓葬,年代从西周早期延至西周晚期。

未见腰坑、殉狗、殉人等葬俗,随葬陶器多为单件鬲或鬲、罐组合,与周原遗址同时期墓葬相比,具有明显的自身特点。

该地点是周公庙遗址已发现的七处商周时期的墓地之一,不同墓地的独特葬俗可以成为讨论该遗址居住人群构成的重要依据。

同时由于该墓地北侧紧邻铸铜作坊,两者间是否有联系的问题也值得做进一步的探讨。

  祝家巷(ⅢA2区)地点现阶段清理的主要遗迹为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大沟(ⅢA2G2),该沟直接被耕土层所叠压,其上部因平整土地之故被破坏。

现存沟口最宽处约6米,沟自深最深处约2.5米。

沟内填土可以根据土质、土色和包含物的不同分为若干层,其中包含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空心砖、夯土建筑残块、铜器残片、兽骨等遗物,尤为最重要的是还有大量西周的卜甲。

根据出土陶器的特征可以初步判断这些堆积形成的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早阶段。

  在G2的填土中共发现卜甲7651片,绝大多数为碎小的残片,残存面积一般在3平方厘米左右。

所见卜甲的修整方法与钻凿形态,与过去在陕西周原、洛阳北窑等遗址所见周人卜甲的特点完全相同。

经初步整理,共见有字卜甲685片,初步辨识出刻辞约1600字。

  由于卜甲破碎比较严重,缀合的工作尚未及进行,卜辞完整者较少,从现存刻辞的内容来看,可以初步归纳为以下几类:

  人物

  卜辞中出现的重要人物有:

王季、文王、王、周公、毕公、召公和叔郑等。

王季与文王均周先王。

提到王季的一条卜辞曰:

“其者(燎),其自王季。

三月。

”王季是古公亶父之子、周文王之父,传世文献或称“季历”。

一片卜甲刻有“”字,是文王之“文”的专用字,与金文所见相同。

  卜甲刻辞常见单称的“王”,无疑是指当时的周王,卜辞卜问“王其于西宫宿”、“王往征……”、“十月,王迺于旜……”、“王其事(使)……往……”等事件,说明“王”与占卜者的关系很密切。

卜辞中出现了周公、毕公、召公等周初重臣的称号。

卜辞“三月既生霸祭,周公酓(?

)……”字口涂朱,其行款走向先顺兆枝方向,遇千里路折而下行。

“毕公”及“毕”多次出现,召公之名“奭”字一见。

2004年周公庙遗址曾经出土过“周公”字样的卜辞,此次又见,结合遗址的年代来看,说明周公庙遗址与周公家族有密切的关系。

  另一片卜辞:

“曰:

叔郑其取妆(裝)。

”此“叔郑”或即毛叔郑,在武王克商次日入商纣宫举行仪式时“毛叔郑奉明水”。

卜辞两见“宬”,此字亦见于周原凤雏村出土卜甲刻辞,应即文王之子郕叔武之国。

  2、方国

  卜辞数见“周”、“于周”等字。

另有“新邑”即成周,与“毕”同见于甲尾刻辞。

卜辞两见“商”,一辞曰“至商”,可能与周初形势未定有关。

文王所伐之“崇”,在卜辞中两见。

另有“繁”与“蜀”、“微”等。

记繁之辞为“曰:

眉往繁。

既。

玆卜用。

”“翦繁”已见于03年周公庙背甲刻辞,据李学勤先生考证,应即《汉书·地理志》的蜀郡繁县,位于今四川新繁[1]。

“蜀”与“微”都见于《周书·牧誓》,曾与周武王共同伐纣。

蜀也见于周原凤雏卜甲和西周早中期金文,穆王时期铜器班簋铭:

“秉繁、蜀、巢令”和晋侯墓地所出土的韦甗铭“使于繁”。

僰是西南夷名。

繁与蜀、微、僰应为周初时周邦的与国。

  此外,本年度出土卜辞还有“曰戎來,戎……”,戎见于04年周公庙甲骨卜辞。

“令薛叔……”、“眔龚”等残辞也涉及方国名称。

  3、祭祀

  为数不少的卜辞涉及祭祀。

例如:

“……其尚乎(?

)……既祭……问姜……”,“正氏以孚牲,其用□”,“曰:

弗有毋祭念周……”等。

比较重要的一条祭祀卜辞为:

“曰:

唯宁风于四方三犬三彘。

既吉。

兹卜用”,其卜问用三犬三彘对四方社稷举行宁风的祭祀。

《周礼·春官宗伯》“小祝”职掌:

“祈福祥,顺丰年,逆时雨,宁风旱”。

按宁风卜辞屡见于殷墟一期甲骨,例如《甲骨文合集》34137:

“甲戌贞,其宁风,三羊三犬三豕。

”30260:

“癸未卜,其宁风于方,有雨。

”32301:

“丙辰卜,于土(社)宁风。

”34139:

“癸亥卜,于南宁风,犬一。

”此条周人卜辞宁风祭祀的神灵与祭牲,与上述殷墟卜辞惊人地相似。

  4、战争

  卜辞中屡次出现“翦”字。

按此字早见于周原凤雏村出土卜辞以及2003年周公庙出土背甲刻辞,经学者考订,应读为“翦伐”的“翦”字。

[2]凡见有此字的卜辞,多与战争有关。

例如:

“十羊。

  ……既,王兹翦……”、“……不每(悔),翦”、“……于三月……迺翦……酉……”、“……我囟获……翦。

同月……”、“……海,翦。

”、“尚迺翦”、“翦”、“□兹翦”。

以上卜辞“翦”字常用于验辞,因为文例简略或者残损,翦伐的对象暂时不得而知。

  5、纪年与历法

  卜甲刻辞屡见纪年、月、日、及月相,是周初历法四要素研究的资料。

纪年资料仅有一条,“……于五年”。

纪月、日及月相资料常常相连,残辞所见,有“今某月”、“来月”、“兹月”等用语指称远近诸月份,也有“方死霸”、“既死霸”、“生霸”、“既望”等月相名称。

例如:

“三月隹癸[未□]生霸,雩[四日]丙戌,高……曰……”,这种纪时的格式,与周初文献所见“某月干支月相,越若干日干支”相同;或者在月相前面不记干支,作“某月月相”的卜辞也有发现。

这都是周初月相定点说的有力证据。

  6、占梦

  本次出土的卜辞,有两条卜辞均称:

“曰庸梦庙”,应是占梦之辞。

《周礼·春官》有“占梦”之职,掌管占六梦之吉凶。

这类内容也见于殷墟卜辞。

  7、卜辞格式

  商、周卜辞格式不同。

今年所获周卜辞中,常见作为前辞的“曰”、“曰唯……”、“曰其……”、“召(兆)曰”、“曰巳(读为已,意思是停止)”等格式用语,也常见作为命辞结尾的“囟亡(无)咎”、“亡(无)每(悔)”、“不每(悔)”、“囟弗悔”等用语,另有“既吉”、“兹卜用”等占辞或验辞。

  8、筮法

  以往其他西周遗址出土的卜甲或卜骨有刻有筮数的数字卦。

但在此前,周公庙遗址却从未出土过类似内容的卜辞。

本年度发掘所得的卜甲,出土了20余条筮数刻辞,所涉及的筮数有“一”、“五”、“六”、“七”、“八”、“九”,丰富了研究周初筮法的资料,有助于探索周易筮法以及卜与筮的关系。

迄今为止,全国共有10个遗址(周公庙以外)出土过西周刻辞甲骨,共计约1100字。

而目前仅周公庙遗址所见西周甲骨文已近2200字,周公庙遗址已成为出土西周甲骨文最多的一个遗址。

此次发掘所获极大的丰富了西周甲骨的材料,随着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当为“西周甲骨学”的研究带来新契机,也有理由期待周公庙遗址的新发现将为西周考古与历史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4山东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

双王城盐业遗址群位于山东省寿光市北部双王城水库周围,面积达30平方公里。

自2003年以来经七次大规模的田野工作,已发现古遗址83处,其中,龙山中期3处,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76处,东周时期4处,金元时期6处。

双王城是目前沿海地区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盐业遗址群。

为配合南水北调东线山东段东输水利工程建设,2008年,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寿光市文化局组成的考古队对水库工程占压的07、014A、014B和SS8四处制盐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工作。

其中对014A遗址进行了全面地揭露。

清理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

发现了一批与制盐有关的重要遗迹和遗物,基本了解了该地区商周、金元时期制盐工艺流程和生产规模。

一、商周时期制盐遗存。

(一)014A制盐作坊遗址,清理面积2600平方米,完整揭露了一个制盐作坊。

作坊由卤水井、卤水沟、各类坑池、大型盐灶、储卤坑和灶棚组成。

制盐作坊的布局为:

卤水坑井、盐灶、灶棚以及附属于盐灶的工作间、储卤坑等位于地势最高的中部,以之为中轴线,卤水沟和成组的坑池对称分布在南北两侧,而生产垃圾则位于盐灶、工作间周围空地和废弃的坑池、灰坑内。

  坑井位于中轴线西部,已发现不同时期坑井(盐井)3口。

KJ1保存较好,口大体呈圆形,直径4.2-4.5米,深3.5米。

坑井下部周壁围以用木棍和芦苇编制的井圈,坑井底部还铺垫芦苇,这样,便于渗集卤水和防止井壁塌陷。

由于木棍和芦苇常年浸泡在卤水里,崭新如故。

由于这一带地表浅层内没有淡水资源,加之坑井与水沟、坑池相连,我们认为这些坑井就是当时的卤水井。

  坑井外围有一不规则浅坑,南、北端各伸出一条沟,分别通向南、北两侧的坑池。

沟内堆满颗粒稍粗的淤沙和淤泥层。

  南、北两侧的坑池呈成组出现。

每组坑池包括一个弧边长方形大型坑池、一个弧边正方形中型坑池以及连接二者的宽沟。

由于坑池的不断整修和掏挖,坑池分别向南、东南、北、东北部扩展,早期坑池被晚期坑池破坏,只有晚期坑池保存较好。

北部残存5组、南部保留了4组不同时期的坑池。

大型坑池位于南北两侧,面积150-350平方米,池内堆积着颗粒较细的灰白色淤沙和深褐色粘淤土层,具水平层理。

坑池边缘还有若干处豁口。

中型坑池分别位于东南和东北部,面积在100平方米左右,池内堆积着呈水平层理的灰绿色淤沙,每层间都有板结的硬面。

在坑池整修过程中,灰绿色淤土还被平整夯打过,使之成为新坑池的底面。

所有沟、坑池和宽沟都建在粘性较大的土层上,底部普遍经过夯打加工,个别地方还铺垫粘土,底面光滑平整,非常坚硬,这样可起着防漏、防渗作用。

  经全站仪测量,从水沟到大型坑池、中型坑池,地势逐步降低,落差分别在10厘米以上,水沟与中型坑池之间的高差竟达25厘米。

说明水流方向应该是由水沟先到大型坑池,最后再至中型坑池。

  由堆积特征判断,大型坑池应是沉淀池,与之连接的中型坑池为蒸发池,并具有保存卤水的功用。

南部大型坑池面积大,南半部分地势又比北半部分高,又有坚硬的板结层面,说明卤水在北半部分集中沉淀后,漫流到南部区域,在蒸发中,卤水析出钙化物,形成了板结面,说明这类坑池也具有为蒸发功用。

大型坑池边缘上的豁口,似是排淡口。

雨水来临时,在坑池下风口处开口,能将浮在表面的淡水排出。

蒸发池内的灰绿色沙土,可能是随着池内卤水浓度的增加,与卤水中某些元素的富集和变化有关。

  盐灶和灶棚位于中轴线的中心。

修挖灶坑和搭建灶棚前,先挖长20、宽16米、深0.5米长方形大坑。

坑内铺垫纯净的灰褐色沙粘土。

在垫土之上中心部位修挖灶坑、储卤坑,在两侧挖槽埋柱,搭设灶棚。

  盐灶由工作间、烧火坑、火门、椭圆形大型灶室、长条状灶室、三条烟道、三个圆形烟筒以及左右两个储卤坑组成。

总长在17.2、宽8.3米。

工作间位于东部,呈圆角长方形,为半地穴式,长5、宽4.2米,存深0.3米,底面由东向西倾斜。

底部大约可分3个活动面。

每层活动面都经过加工和践踏,非常坚硬。

上层活动面上还出土了盔形器碎片和较多的生活器皿陶鬲、甗、盆和罐等碎片。

工作间西部有亚腰形的烧火坑与大型椭圆形灶室相通。

  椭圆形灶室规模较大,东西长5.5、南北宽4.3米,面积近20平方米。

灶室壁存高仅0.1厘米。

灶室周壁和底面多遭到晚期堆积的破坏和动物的钻营。

  椭圆形灶室向西通向长条形灶室。

灶室已被晚期堆积破坏。

长约4米,复原宽0.6-1.4米。

灶室西端和南北两侧各有一窄长条烟道和圆形烟筒。

烟道长在2米以上,烟筒直径均超过1米,存深0.3-0.5米。

烟筒底部保存有若干层烟灰。

  椭圆形灶室南北两侧各有一个圆角长方形坑。

坑周壁、底部都涂抹一层薄薄的深褐色粘土和5厘米厚的的灰绿色沙粘土,并经加工,使之坚硬,防止渗漏。

坑内底部堆积5厘米厚的灰绿色淤沙层,呈水平层理状,说明坑内存放过水。

灰绿色淤沙土与紧邻的中型蒸发坑池内的堆积一样,说明坑内的水来自后者,这两个坑池又位于椭圆形灶室两侧,其功用应是储卤坑。

  灶棚平面形状近似正方形,边长15.5米,面积达230平方米。

只在南、北两侧挖槽立柱。

木柱排列成的墙体略成弧形把灶室、烟道、烟筒和储卤坑包围在中间。

出口位于西北部口,进口位于东南部。

基槽紧贴长方形大坑的南、北两壁。

槽呈弧边长条形,长15.5米、宽0.7-1.4米,存深0.15米,在基槽底面挖洞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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