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肿瘤药行业分析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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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肿瘤药行业分析报告

2014年抗肿瘤药行业分析报告

2014年3月

一、肿瘤成为全球最重疾病负担之一

1、全球癌症发病率维持高位

癌症是一种古老的疾病，早在几千年前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就有关于肿瘤的记载和治疗方法，而在中国商周时期也有关于肿瘤的记载，传统医学自诞生起就开始与肿瘤展开了斗争，但收效甚微。

19世纪建立了肿瘤研究框架，20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新技术的应用，肿瘤学研究和治疗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活方式的改变等导致癌症发病率居高不下。

WHO公布的全球14个国家肿瘤发病率与死亡率在1975至2010年间的变化趋势显示：

全球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肿瘤发病率较低，之后一路上行，美国等国家在90年代达到高峰，之后略有下降，但发病率仍就维持在高位300/10万以上。

20世纪以来，现代医学技术在癌症治疗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癌症死亡率持续下降，但由于发病率居于高位，癌症仍是全球一个主要死亡原因，在2008年新增人数约为1,270万，其中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位列前四位，分别新增161、138、124、90万人，共造成760万人死亡，其中肺癌、胃癌、肝癌、结直肠癌位列前四位，分别为138、74、70、61万人。

癌症死亡人数约占所有死亡人数的13%，已超越心血管疾病成为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

2、环境污染、老龄化推高中国癌症发病率

除了基因遗传之外，环境污染、生活压力大、不良饮食习惯等生活细节，成为癌症发病的重要诱因。

从“癌症县”到“癌症村”，中国肿瘤发病的历史与地理坐标背后，是社会发展与生活方式数十年变迁带来的癌症高发态势。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

2009年中国肿瘤发病为285.91/10万。

发病率无论男女，城市均高于农村。

数据显示，全国每年新发肿瘤病例估计约为312万例，平均每天8550人，全国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

我国居民中发病率前10位的恶性肿瘤占所有肿瘤发病率的76.39%，居前三位的依次为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发病率分别为53.6%、36.2%、29.4%，在男性中发病率位于前三的恶性肿瘤为肺癌、胃癌和肝癌，在女性中则为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

从媒体公开信息报道看，“癌症县”到“癌症村”普遍与环境污染有关，特别是空气和水源污染。

雾霾天气、PM2.5、令人失望的控烟状况，这些关键词背后带来的是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持续走高，从目前的形势看，未来十年还会呈现上升趋势，悲观点预测可能会出现井喷。

人口老龄化是恶性肿瘤发病率上升的重要因素。

如图5所示：

全国35岁～39岁年龄段恶性肿瘤发病率为87.07/10万，40岁～44岁年龄段恶性肿瘤发病率几乎翻番，达到154.53/10万；50岁以上人群发病占全部发病的80%以上，60岁以上癌症发病率超过1%，80岁达到高峰。

2011年4月，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突破1.77亿人，占人口总量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2亿人，占8.87％，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按国际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

据中国老龄办预测，2001-2020年中国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2020年老龄化率将达到17.2%，而2050年将达到30%以上。

以日本为例：

1970年人口老龄化率为7.1%，1995年达到14.5%，进入老龄化社会，2008年底则大幅上升至22.1%，预计到2055年老龄化率将达到40.5%，每2.5人中就有1位老人。

研究表明，平均年龄每增加1岁，恶性肿瘤发病率上升约11.44/10万，可以预见，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癌症发病率还将维持在高位。

根据卫生部颁布的历年《卫生统计年鉴》提供的信息，2000年开始肿瘤已成为城市居民第一死亡原因，而到2006年时，农村居民前五位疾病死亡率及死亡原因构成中，恶性肿瘤成为头号杀手。

2010年，城市居民肿瘤粗死亡率为162.87/10万，农村居民粗死亡率为144.11%。

根据卫生部统计年鉴数据：

三次普查数据，主要癌症死亡率均有大幅度上升。

由于环境污染、吸烟等因素，肺癌死亡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7.09/10万上升到2005年的30.83/10万，由第3位上升到第1位；肝癌死亡率由12.54/10万上升到26.26%；胃癌由19.54/10万上升到24.71%。

在中国某些经济发达地区，恶性肿瘤发病率上升尤其迅猛。

以北京市为例，据《2012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和《2010年北京癌症地图》提供的数据显示，北京市在1998年至2010年期间恶性肿瘤发病率增长近50%。

北京市公共卫生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表明2012年北京市居民前十位死因中恶性肿瘤处于首位，死亡率达160.97/10万，占比26.76%；其中男性恶性肿瘤死亡率191.31/10万，占比28.47%，处于男性死因首位；女性恶性肿瘤死亡率142.46/10万，占比24.58%，处于第二，仅此于心脏病。

3、巨大需求推动抗肿瘤药物市场快速扩张

除了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工业国家的癌症发病率在增加之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癌症发病率同样居高不下。

同时，单抗、激酶抑制剂等新型抗癌药物持续推向市场，助推抗癌药物市场快速扩张。

据IMS数据统计，抗肿瘤药自从2007年超越降血脂药后，一直是全球医药市场的领头羊，2012年的销售额超过了700亿美元。

尽管有一些重磅药品面临专利悬崖的困境，然而由于各大药企热衷于肿瘤药物研发，后续产品及时补充，使得抗肿瘤药物在疾病治疗领域将继续占据绝对优势。

从全球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分析，我们认为未来十年全球抗肿瘤药物的市场空间依然很大。

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1.全球发病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造成肿瘤诊断药物和治疗药物的需求旺盛；2.全球癌症死亡率虽然逐年降低，但是肿瘤治疗具有特殊性，患者需要全程接受科学正规治疗以延缓肿瘤进展或防止肿瘤复发，因此死亡率降低意味着患者长期治疗的概率增加，导致对治疗药物的需求增加。

根据KaloramaInformation的数据分析，2010年全球肿瘤市场份额主要分布来看，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抗癌药物市场、欧盟和日本其次，三者所占市场份额分别达到41%，35%，6%。

罗氏公司收购基因泰克后成为全球抗肿瘤药物霸主。

2010年，全球肿瘤市场企业份额中，罗氏以35.6%的市场份额夺魁。

而在2012年，全球抗肿瘤药物销售额排名前十的药物中罗氏独占五席，成为最大赢家，美罗华、赫赛汀、阿瓦斯汀、希罗达和特罗凯合计销售217亿美元。

2011-2012年，罗氏抗肿瘤抗肿瘤药物家族再添新丁，黑色素瘤治疗靶向药物威罗菲尼获批上市，vismodegib获批用于靶向治疗基底细胞癌，治疗HER2阳性乳腺癌的药物帕妥珠单抗经FDA批准上市，2013年1月新一代靶向（ADCs）药物TDM1获批上市，预计罗氏未来仍旧保持领先的霸主地位。

诺华凭借格列卫的强劲市场销售，位列第二位，二线药物依维莫司和尼洛替尼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根据南方所数据：

在中国医院用药市场，抗肿瘤药物的销售规模近几年来一直稳步增长，尤其是2003年-2005年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4.53%。

2006年受到国家治理医药购销商业贿赂等政策环境的影响，抗肿瘤药物市场规模增幅趋缓，仅增长了11.10%。

2007-2010年销售规模继续快速增长，2011年达到了587.4亿元，同比增长了17.13%。

作为新兴工业国家，中国还处于快速老龄化社会阶段，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还在走高。

同时，大病医保在国内逐步推进，抗肿瘤药物首次进入中国基本药物，在各地区增补进地方医保的靶向药物逐渐增多，在这些有利因素的推动下，我们预计中国抗肿瘤药物市场未来仍保持快速增长。

二、抗肿瘤药物研发历程

现代肿瘤治疗学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在20世纪40年代前最有效的治疗手段只有手术和放疗。

由于残留癌肿的微小转移存在，约1/3的肿瘤细胞难以彻底杀死。

后来，人们发现化学药物可以杀死一些晚期肿瘤细胞并进一步发现物理疗法联合化疗可以很好解决残留癌肿的微小转移问题，自此开启了抗肿瘤药物研发的漫漫征程。

1943年，Gilman用氮芥治疗淋巴瘤揭开了现代肿瘤化疗的序幕。

1948年，Farber用叶酸类似物甲氨蝶呤（MTX）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获得缓解。

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成立，抗肿瘤药物的研发充分展开，期间5-FU和甲氨蝶呤被合成，环磷酰胺、抗肿瘤抗生素放线菌素D等被运用于肿瘤治疗。

60年代，羟基脲、阿糖胞苷、长春新碱等出现。

到了70-80年代，临床中研发的抗肿瘤药物主要作用机理是通过对细胞有丝分裂过程的干扰而抑制肿瘤的增殖。

70年代，顺铂和阿霉素应用于临床，使化疗从姑息性向根治性目标迈进。

90年代，紫杉类和喜树碱类、奥沙利铂、伊立替康、吉西他滨、卡培他滨等应用于临床，对肿瘤细胞免疫和抑癌基因的研究越来越深入。

1997年，基因泰克公司的利妥昔单抗上市用于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NHL），2001年FDA批准首个口服激酶抑制剂-伊马替尼用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拉开了靶向抗肿瘤药物的序幕。

抗肿瘤药物市场最显著的特点是品种繁多，作用机理、适用症及临床使用中有着较强的针对性和差异性。

目前市场上存在的抗肿瘤药物可以分为烷化剂类、金属铂类、抗代谢类、抗生素类、植物提取类、激素类、小分子靶向药物及单抗等，以及肿瘤辅助用药免疫刺激剂。

三、世界抗肿瘤药物市场以靶向药物为主

1、从传统化疗药物转向靶向药物

“枪打出头鸟”vs“纠错行为”

几十年来，化疗一直是肿瘤治疗的主要方式之一。

传统化疗可以理解为“枪打出头鸟”，主要是干扰RNA或DNA合成以及有丝分裂等，针对生长快速的细胞。

可是除了肿瘤细胞外，正常人体内的某些正常细胞生长繁殖也较快，比如血液细胞、毛囊细胞、粘膜的细胞、肝脏细胞、生殖细胞等。

因此，化疗药物在针对体内肿瘤细胞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会对体内生长旺盛的正常细胞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

这样，肿瘤细胞被杀死的同时会造成体内很多细胞的“陪葬”，长此以往只会造成“两败俱伤”。

然而，随着机体免疫力被摧跨，肿瘤细胞势必“抬头”，所以，化疗的盲目性不利于肿瘤的长期治疗。

分子靶向治疗是针对可能导致细胞癌变的环节，如细胞信号传导通路异常、过度表达某些受体蛋白、杭肿瘤血管形成等，从分子水平来逆转这种恶性生物学行为，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可以看做是一种“纠错行为”。

以厄洛替尼（Erlotinib）为例，其主要靶向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研究表明在许多实体肿瘤中存在EGF的高表达或异常表达，EGFR与肿瘤细胞的增殖、血管生成、肿瘤侵袭、转移及细胞凋亡的抑制有关，EGF日的高表达引起下游信号传导的增强，可以看作是厄洛替尼关闭了“EGFR'，这个分子开关，切断了不正常的信号。

靶向药物主要包括小分子靶向药物和单抗。

单抗不进入细胞内，只是作用于肿瘤细胞表面特异性抗原。

小分子靶向药物可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与靶点结合，干扰相关蛋白的酶活性。

小分子靶向药物主要为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还包括蛋白酶体抑制剂和其他种类。

（1）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蛋白酪氨酸激酶（tyrosinekinase，TK）可分为跨膜的受体型和胞浆内的非受体型两种，受体TK将胞外信号传导到细胞内，非受体激酶完成胞内的信号转导。

它们的主要功能都是催化ATPγ位的磷酸基团转移到蛋白质底物的酪氨酸残基上，通过靶蛋白的磷酸化反应，使蛋白激酶从非活化构象转变为活化构象，完成细胞生物信号的传导，使细胞对各种刺激做出相应的反应，在调控细胞功能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超过50%的原癌基因和癌基因产物都具有异常的蛋白酪氨酸激酶活性，它们的异常表达或非调控活性增高将直接导致细胞增殖调节发生紊乱，与肿瘤的侵袭和转移、肿瘤新生血管的生成、肿瘤的化疗抗性密切相关。

目前，抑制TK主要通过2种途径，即单克隆抗体和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kinaseinhibitor，TKI）。

单克隆抗体可与细胞外TK受体结合，阻断其功能。

小分子TKI与ATP结合位点发生作用，抑制细胞内蛋白激酶的活化。

针对以上途径研发药物已成为当前国际抗肿瘤药研究的热点，并且取得了重要进展。

本文主要介绍小分子TKI。

①受体酪氨酸激酶

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最为密切的受体酪氨酸激酶主要有以下几个家族：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家族：

包括HERI（ErbB1）、HER2（ErbB2）、HER3（ErbB3）和HER4（ErbB4），此类受体高表达于上皮细胞肿瘤，如非小细胞性肺癌、乳腺癌、头颈癌、膀胱癌、胃癌、前列腺癌、卵巢癌、胶质细胞瘤等。

它在细胞的恶性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EGFR-TKI代表药物有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埃克替尼等。

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VEGFR）家族：

主要是抗血管生成，包括VEGFR-1（FLT-1）、VEGFR-2（KDR/FLK-1）和VEGFR-3（FLT-4）。

在实体瘤的恶性生长和转移中，肿瘤的新生血管为肿瘤的生长提供所必需的营养和氧气。

VEGF作为已知最强的血管渗透剂和内皮细胞特异的有丝分裂源，在内皮细胞的增殖、迁移和血管构建中具有重要作用。

VEGFR-TKI代表药物有：

舒尼替尼、阿西替尼、以及恒瑞医药申报生产的阿帕替尼等。

血小板衍化生长因子受体（PDGFR）家族：

除了PDGFR-α和PDGFR-β外，还包括集落刺激因子1受体（CSF-1R）、干细胞生长因子受体（c-KIT）。

此类受体高表达于上皮细胞肿瘤，如胃肠间质瘤。

代表药物：

伊马替尼、舒尼替尼。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FGFR）家族：

FGFR1、FGFR2、FGFR3及FGFR4。

FGFs主要由中胚层来源的细胞产生，有强烈促增殖和分化作用，对内皮细胞、血管平滑肌细胞、成纤维细胞等均有很强的促有丝分裂作用，以及血管生成作用。

胰岛素受体家族胰岛素受体家族：

包括胰岛素受体（insulinreceptor，IR）、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受体（insulin-likegrowthfactor-1receptor，IGF-1R）以及胰岛素相关受体（insulinrelatedreceptor，IRR）。

此类受体通常在血液系统肿瘤中高表达。

②非受体酪氨酸激酶

非受体酪氨酸激酶主要有10大家族，它们在信号转导通路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明确与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是如下4个家族。

ABL家族包括两个成员:

c-Abl和Arg。

abl基因位于9号染色体，编码Abl蛋白。

c-Abl蛋白是有酪氨酸激酶活性的复合物。

CML患者的9号染色体和22号染色体发生易位，9号染色体长臂末端的c-Abl原癌基因断裂，并与22号染色体长臂末端的c-Bcr基因的3端发生融合形成Bcr-Abl基因，编码Bcr-Abl蛋白激酶，该激酶在正常细胞中并不表达并且可以在无调控的情况下一直保持生理活性，使调控细胞的信号传导途径一直处于活跃状态，从而源源不断地产生异常白细胞，骨髓正常生成白细胞的系统被破坏，形成CML病症。

代表药物有：

伊马替尼、尼洛替尼、达沙替尼等。

JAK家族：

JAK在细胞因子信号转导的初始步骤中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

JAK家族包括4个成员:

TYK2、JAK1、JAK2、JAK3。

JAK/STAT信号转导通路广泛参与细胞的增殖、分化、凋亡及免疫调节过程。

自2005年来的一些研究发现，Janus激酶2（JAK2）的变异（JAK2V617F）和真性红细胞增多症、血小板增多和骨髓纤维化三个血液系统疾病相关。

JAK1和JAK3激酶的变异与类风湿关节炎等免疫系统炎症性疾病有关。

代表药物有：

Ruxolitinib（Jakavi）、托法替尼（Tofacitinib）。

SRC家族在生长因子诱导的胞内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包括增殖、存活、粘连和迁移。

已发现c-Src在结肠癌中活性极高。

代表药物：

达沙替尼。

FAK家族除FAK外还有Pyk2（CAKβ/RAFTK/cadTK/FAK2）。

在乳腺癌和结肠癌组织中，FAK表达极高。

FAK不具有经典的癌蛋白功能，但它在整合素信号转导和整合素所参与肿瘤发展过程及转移进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2）蛋白酶体和其他种类

mTOR抑制剂：

mTOR是一种丝氨酸-苏氨酸激酶，雷帕霉素靶分子（mTOR）的激活会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及存活，同时还能引起内皮细胞中的血管源性途径信号传导。

代表药物有：

替西罗莫司、依维莫司。

蛋白酶体抑制剂：

蛋白酶体的主要作用是降解细胞不需要的或受到损伤的蛋白质，这一作用是通过打断肽键的化学反应来实现。

代表药物有：

硼替佐米、卡非佐米（carfilzomib）。

其他类型：

主要为多发性骨髓瘤靶向药物：

来那度胺、泊马度胺（pomalidomide），尽管抗肿瘤确切作用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清楚,但具有免疫调节及抗新血管生成作用。

（3）单克隆抗体

当机体受抗原刺激时，抗原分子上的许多决定簇分别激活各个具有不同基因的B淋巴细胞。

被激活的B细胞分裂增殖形成效应B细胞（浆细胞）和记忆B细胞，大量的浆细胞克隆合成和分泌大量的抗体分子分布到血液、体液中。

如果能选出一个制造一种专一抗体的浆细胞进行培养，就可得到由单细胞经分裂增殖而形成细胞群，即单克隆。

单克隆细胞将合成针对一种抗原决定簇的抗体，称为单克隆抗体。

单克隆抗体以其高特异性、有效性和低毒性，可以准确地攻击靶分子,且毒副作用较低，已成为一类重要的抗肿瘤药物。

单克隆抗体抗肿瘤机制包括：

免疫介导的效应功能，包括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反应（ADCC）和补体依赖性细胞毒性反应（CDC）。

单抗与肿瘤细胞靶抗原特异性结合后，其Fc段可以与NK细胞、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等效应免疫细胞表面的Fc受体（FcR）结合，激活细胞内信号，发挥效应功能。

NK细胞通过释放细胞毒性颗粒（穿孔素和颗粒酶）导致靶细胞的凋亡；释放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抑制细胞增殖及血管生成。

巨噬细胞可以吞噬肿瘤细胞，释放蛋白酶、活性氧和细胞因子等加强ADCC作用。

此外，一些偶联抗体通过连接细胞毒化合物或放射性物质来杀伤肿瘤细胞，如TDM1（trastuzumabemtansine）、Zevalin等。

2、靶向药物提高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分子靶向药物不断推向市场，增加了肿瘤个体化治疗的选择空间，使部分特定人群受益更为显著。

以罗氏的厄洛替尼为例：

获批用于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维持治疗和二线治疗的EGFR抑制剂。

2011年《柳叶刀-肿瘤学》（LancetOncology）报道厄洛替尼III期OPTIMAL研究，OPTIMAL（CTONG0802）是一项在既往未接受化疗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的165名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开展的随机、III期研究，其评价这些患者接受一线特罗凯与吉西他滨/卡铂化疗相比的疗效。

结果显示，特罗凯（厄洛替尼）治疗独特类型肺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PFS）超过1年，比接受传统化疗的患者延长近三倍（中位值13.1与4.6个月，HR=0.16，p<0.0001），更新（延长6月随访后）:

13.7vs4.6。

1年后，在所有经厄洛替尼治疗的EGFR活化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超过一半（56%）的患者无疾病进展，而在接受化疗者中这个比率仅1.7%。

此外，接受厄洛替尼治疗的患者发生肿瘤缓解的比例比接受化疗的患者多两倍多（83%与36%；p<0.00001）。

接受厄洛替尼治疗的患者中观察到的不良事件和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均低于接受化疗的患者。

两组均未报告非预期的安全性事件。

分子靶向药物把肿瘤治疗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靶向治疗不同于细胞毒药物，研究的重点应当是提高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根据美国NCCN的诊疗规范，治疗晚期NSCLC的主要目的是延长生存时间，减轻症状，维持或改善生活质量，虽不能治愈癌症，但可以使癌症变成慢性化。

3、靶向药物市场快速增长

（1）获批的抗肿瘤药物以靶向药物为主

1997年，FDA批准美罗华（利妥昔单抗）用于非霍奇金氏淋巴瘤，标志着肿瘤靶向治疗时代的来临。

从FDA1997~2013年批准的新药（新分子实体）分析看：

1、近几年获批抗肿瘤药物的数量占总数量的比重在增加；2、获批的抗肿瘤新分子实体以靶向药物为主。

2010年批准了2个抗肿瘤新药，2011年批准6个，而到2012年批准了12个创15年新高，2013年1-8月也批准了6个。

美国药物研发与制造商协会（PHRMA）公布的2012年在研抗肿瘤数据：

超过900种抗肿瘤药物在临床中，其中超过200种在Ⅲ期临床中，预计未来是抗肿瘤药物集中爆发期。

从抗肿瘤新药的结构来看，小分子靶向药物和单抗占据了大部分。

2011年批准的6个抗肿瘤新药中小分子靶向占据3个，单抗2个，激素拮抗剂1个；2012年获批39个新药，有12个抗肿瘤药物，其中靶向药物10个，1个细胞毒类，1个免疫刺激剂。

2013年1-8月，批准15个新分子实体，抗肿瘤药物占据6个，其中5个靶向药物，1个细胞毒药物。

1997年，FDA批准美罗华（利妥昔单抗）用于非霍奇金氏淋巴瘤；1998年赫赛汀（曲妥珠单抗）用于Her2阳性的乳腺癌治疗。

至2013年8月，FDA共批准14个单抗（实际15个，其中1个已退市）、1个融合蛋白用于肿瘤靶向治疗。

国内CFDA共批准7个抗肿瘤单抗，其中国外产品4个，国内产品3个。

根据表4，18个大分子靶向药物针对10个靶点，主要分为三大类：

以白细胞分化抗原CD分子为靶点的单抗，如抗CD20、CD30、CD52等单抗，多用于治疗白血病和淋巴瘤；以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为靶点的单抗，起到抗血管生成作用，多用于治疗结肠癌；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家族为靶点的单抗，如抗EGFR单抗（西妥昔单抗、帕尼单抗、尼妥珠单抗），抗Her2单抗（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TDM1）用于治疗结直肠癌、乳腺癌、胃癌等实体瘤。

从适应症分布看：

结直肠癌和淋巴瘤各有4个单抗药物，3个单抗药物用于治疗乳腺癌，2个用于白血病，总的来说适应症较为集中。

从技术分类看：

鼠源单抗2个，嵌合单抗5个，人源化单抗6个，全人源化单抗4个，融合蛋白1个。

从分布企业看：

罗氏以5个产品居榜首，GSK和Amgen各2个产品，施贵宝、武田、百泰生物等各1个产品。

2001年FDA批准伊马替尼用于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其突破性的疗效使其很快成为CML治疗标准。

《CancerCell》2002年首刊社论“Editorial:

Anexcitingforumforcancerresearch”中有这样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在癌症的研究方面，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癌症的生物学研究进展现在已经被有效的应用到了临床治疗上。

EGFR等激酶抑制剂在实体瘤治疗方面的令人鼓舞人心的结果，为以病因机制为基础的治疗带来了新时代的曙光”。

小分子靶向药物成为全球制药公司的开发热点，新品的陆续上市，为白血病、非小细胞肺癌、胃癌、肝癌、多发性骨髓瘤等疾病提供更为优越的靶向治疗。

2001年至2013年8月，FDA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