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农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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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前农业

中国史前农业的发生与发展

任式楠

目前已发现有较多远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遗存的人类社会历史大约起自距今250年,而农业的萌芽只是距今1万多年的事。

农业的产生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由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的根本转变,开创了一种崭新的食物获取方式,国外学者纷纷提出了”食物生产革命”、“农业革命”、“新石器时代的革命”等概念,强调其根本性转折作用和重大深远的影响。

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代文明,主要都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农业成为整个古代社会的决定性生产部门。

从事农业生产特别依赖于对土地的选择、开发利用,要求实行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并逐步形成不同规模的聚落,物质的、精神的生产发展速度和复杂多样性程度远胜于游牧社会,社会财富积累较为丰厚,人口也增加较快,发达的农耕文化不断促进人类社会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可以说,没有农业就不会有后来的“城市革命”和“工业革命”。

广义农业包括了种植作物和养殖畜禽两方面,它是驯化野生植物动物成功后再持续发展的自然组成。

除有些地区存在渔猎或狩猎类型的新石器文化外,原始农业类型的新石器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主体,它也集中了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成就和精华。

各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遗存,从考古学区系、类型、特征的角度,可细分为若干“考古学文化”;而从主位粮食作物的栽培起源与发展、具体经济类型的划分,中国史前农业明显形成南北两大系统,南方是以长江中下游为重心的稻作农业系统,北方是以黄河中下游为重心的粟作农业系统。

它们由于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农作物祖本的自然资源以及居民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差别综合起来造成的。

中国史前两大农耕系统各自独立起源、并行发展,又发生传播和交流影响,创造出特色鲜明、水平较高的一系列成就,在世界史前农业史上谱写了精彩篇章。

中国史前农业状况以大量的考古发现为依据,与自然科学技术的多门学科相结合,在共同研究中不断向前推进,已获得较多的认识。

现可将中国史前农业发生和发展的主流历程,划分为从萌芽到形成、初步发展、发达、兴盛4个阶段,大体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末期相对应。

一、史前农业从萌芽到形成

当人类长期驯化野生植物,基本上人工培育成功出现了最初的粮食作物,即意味着原始农业的萌芽。

在很长的萌芽时期的农业,作用微弱,仅处在依附于渔猎采集经济形态的辅助性地位,生产缺乏独立性和稳定性,同时,人工选择、培育作物的活动仍在继续进行和提高之中。

虽然如此,但它终究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创举,也是原始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史前农业萌芽时期经历了数千年缓慢之旅,到偏后阶段,原始农业最终形成,他们统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大体从公元前10000年以前至公元前7500年左右目前我国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现很少,远没有将这漫长时期内各阶段发展环节连接起来,但南北都有代表性的遗存从不同侧面提供了富于科学价值的实例,特别是对栽培稻遗存的发现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栽培稻起源与稻作农业的萌生、形成

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重点反映了人们从采集野生稻到出现栽培稻的渐进演变历程。

遗址位于赣东北的大源盆地周边的小山上,两遗址直线距离约800米,是长期并存而处、互有联系和功能上分工的两处居民生活地点。

两地按文化层的划分及其内涵,可归纳为3个时期:

旧石器时代晚期,只有吊桶环下层（自上而下细分6小层为J~0层）,碳14测年最早的约在公元前118万年（未校正）。

“中石器时代”（或归属旧石器晚期之末）,包括吊桶环中层（细分4小层为F~I层）和仙人洞下层,碳14测年公元前12660+90年（未校正）。

以上两个时期盛行打制石器,未见磨制石器,也无陶器。

新石器时代早期,包括吊桶环上层（细分4小层为B~E层）和仙人洞上层,碳14测年上限约不晚于公元前10000年（未校正）,下限公元前6875?

240年（高精度校正公元前7920~前7423年）,显著的变化是有了少量的磨制石器和局部磨制石器,较多陶器,特别是还有栽培稻,三者都是这个时期新出现的,集中显示了新石器时代的三大特征性事物。

通过对两地植硅石分析,从中透露出先民从采集野生稻到掌握人工栽培稻的漫长变化过程。

旧石器晚期的吊桶环下层J~M小层和中石器时代吊桶环中层H、I小层内,已见很少的野生稻植硅石。

吊桶环中层G小层内,骤然出有大量野生稻植硅石。

仙人洞下层也发现有野生稻植硅石。

说明在中石器时代后期人们大量采收野生稻,成为其食源的重要部分。

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仙人洞上层出有近似栽培稻的植硅石,但数量较吊桶环少。

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吊桶环上层内自下而上各小层野生稻栽培稻植硅石两者呈现出较有规则的变化。

吊桶环E层开始出现栽培稻,E和D层的稻属植硅石都较丰富,野生稻、栽培稻几乎各半。

表明在初期有了栽培稻后,人们还继续采收野生稻作为食物的一部分,而绝不一经掌握栽培稻生产就立即排斥利用野生稻了。

结合E、D层中存在许多兽骨的状况综合考察,当时经济生活仍以采集渔猎为主。

至吊桶环C层,以栽培稻植硅石为主,比野生稻的多得多。

B层出土大量稻属植硅石,可能都属于栽培稻»。

参考吊桶环仙人洞上层测年的跨度,栽培稻基本取代野生稻而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物之一,估计经历时间可能达数千年之久。

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最早的古栽培稻壳实物,是研究稻作起源、陶器起源又一重要例证。

玉蟾岩为地处南岭北麓山间盆地的一处洞穴居住遗址,洞内文化堆积层中屡有一些白灰土铺垫的生活平面和烧火灰堆遗迹。

遗存的年代,加速器质谱碳14年代测定出于底层的陶片标本,为公元前10370?

120年、公元前12860?

230年,同层木炭标本为公元前12540?

230年;常规碳14年代测定不同层位的3件兽骨标本,为公元前5981?

413年（高精度校正公元前7042~前6059年）、公元前6482?

610年（校正公元前7911~前6414年）、公元前7126?

399年（校正公元前8327~前7449年）以上数据中存在着年代误差的可能性,尚待进一步做复核整合工作。

重要发现之一是出土4枚稻谷壳,经农学家鉴定,是一种兼有野、籼。

粳综合特征的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定名为/玉赡岩古栽培稻。

同时,对文化层土样分析还有水稻植硅石,与稻壳实物正好互为印证。

石器全部为打制,基本上承袭了华南旧石器文化传统,未见磨制石器。

其中,打制长条形锄形器是富有特征的新颖工具,不只是供采集活动之用,也可能与原始农业有关。

工具还有骨铲、角铲、骨锥、穿孔蚌器等。

又发现了很原始陶片,制作粗陋,夹粗砂陶胎壁厚薄不匀,可能采用泥片贴筑法制成,烧制火候很低,已复原出一件敞口尖圜底的釜形器。

与文化遗物伴出大量野生动植物遗存。

野生动物骨骼计有哺乳动物类28种、水陆栖息鸟类27种、鱼类5种、螺蚌类33种,以及龟鳖类和昆虫等。

植物果核40多种,其中可食用的有猕猴桃、野葡萄、朴树籽、梅等。

这些动植物遗存与人们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

玉蟾岩遗存是探索中国稻作起源、陶器起源的典型例证之一,表明1万年以前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已出现栽培稻和最原始的陶器,它是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两项重大发明,也是判断进入新石器时代两项关键性标志。

另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经济生活以发达广谱性的渔猎采集业为主,当时水稻栽培仅处于稻作农业的萌芽阶段,其实际作用弱小,但终究为日后农耕文化的兴起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在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发现了岭南目前惟一最早的稻植硅石遗存的线索。

牛栏洞遗存划分为一、二、三期,初步判别分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

在牛栏洞第二、三期文化层（约公元前9000~前6000年）中都

发现极少量水稻植硅石,其形态数据经计算机聚类分析属非籼非粳类型。

牛栏洞处在南岭南侧纬度24b20c,与南岭北侧北纬25b30c的湖南玉蟾岩,两地斜直线距离约200公里右。

玉赡岩所在水系流域归属长江中游地区,其气候带则属于华南亚热带的南区,生态环境更接近岭南两广地区。

迄今已知岭南发现史前栽培稻粒米粒实物的年代较晚,遗址仅有广西资源晓锦（出稻粒年代约自公元前4000年起）,广东曲江石峡遗址、泥岭遗址（均属公元前2900~前2400年石峡文化）。

进一步研究牛栏洞遗存内涵、年代及其水稻性质,对认识史前岭南一部分地区水稻由采集到栽培的历史当有所裨益。

至于在南岭以南的广大地区,普遍是以广谱渔猎采集经济和出现低火候粗砂陶器为标志,便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

在继续全部使用打制石器一段时间后才有少量磨制石器,磨制石器的出现要晚于陶器。

以桂北地区为例,由桂林甑皮岩、庙岩和临桂大岩等代表性遗址所示,这里新石器时代早期稍后阶段约公元前8000年左右,才出现少量磨制石器。

在甑皮岩洞穴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遗存里,包含大量陆水生动物骨骼和野生植物遗存,反映出当时主要食物为贝类、兽类和野生植物。

各地层里均未检测出稻植硅石,仅在大约公元前五六千年间的一件器物上发现较少的稻亚科植硅石。

结合资源晓锦出土稻粒的情况,该地区大约不晚于公元前4000年存在着初具水平的稻作农业,但居于次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甑皮岩新石器早期中期遗存里都浮选出炭化植物块茎残块（因过碎不能分辨种属）,同时在器物上发现芋类淀粉颗粒残余物,两者互证,第一次以考古实物表明岭南新石器时代先民食用块茎植物的史实。

推测芋类植物当由最初采集的野生物到变成广泛种植的作物,它很长时期成为岭南先民的重要食物。

桂北的考古发现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推及大部分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经济生活,长时期内渔捞狩猎采集经济占有重要地位;栽培粮食作物中最早的是芋类,较晚才出现稻作,形成以栽培块茎植物为主和水稻为次、独特的原始农业结构模式。

估计到公元前3000年以后,稻作生产成为主要的产业,才改变了那里的农业结构并使采集渔猎经济地位大幅下降。

在长江下游,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出土夹炭陶胎中含大量稻谷壳和茎叶末,从谷壳形态观察属栽培稻,同时陶片中还分析出有稻属植硅石。

遗址内发现干栏式和基槽式两种房屋残迹,这是全国新石器时代目前最早的房屋遗迹。

经加速器质谱碳14测年为公元前7600~前6000年左右,树轮校正值约公元前9400~前6600年。

上山遗存大部分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后一阶段,其显示的进步表现在,原始农业已经形成,人们已摆脱洞居生活而专门营造房子,建立了正规的农业聚落。

由上述数处典型遗址所揭示的重要考古发现,表明约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已开始出现初步驯化成功的栽培稻。

人们所以要通过艰难持久的努力,选择把野生稻驯化成栽培稻,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获得较多较稳定的基本生活食物和提高生活质量。

着人口增殖,对食物需用量增加。

在天然食源较丰富的地方,先民仍可保持着原来的食物用量,而在许多地区野生动植物资源已逐渐难于提供稳定足够的食物,特别是在四季分明的地区,冬季食物尤显紧张,出现季节性的食物短缺现象,遂引发走上了驯化野生稻之路。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若干个地方,便是水稻的最早驯化培育区和稻作农业起源区,这是基于下列诸因素综合分析的推断:

一是该地区出土有最古老或接近初始阶段的栽培稻实物。

二是处在普通野生稻生长的边缘区,发现了古代普通野生稻或可追溯的线索。

一方面说明存在可供驯化成栽培稻的野生祖本植物资源,另一方面生长在边缘地区的野生稻可能会受到局限,其产量不是十分丰饶,难于满足人们与日俱增的需要。

三是具有适宜于水稻被驯化栽培的气候和降水、地形、土壤等自然环境条件,特别气候条件是稻作起源和发展中最重要的自然基础。

四是从伴存的人类文化遗存以及周邻的后续原始农耕文化,反映出具备稻作由萌芽到持续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

因为原始农业终究是须在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下人们能动地创造的产物。

2、早期粟作类遗址的探索

在华北地区,已发现数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与长江以南同时期遗址相比较,其遗址的自然类型都属旷野遗址而非洞穴遗址,但尚未发现房屋遗迹;目前资料所示,华北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物陶器和磨制石器（或局部磨制石器）似基本同时期出现,或者先后出现而时间间距不长,不像在华南地区这两种器物往往是先后出现并存在长时间间距;经济生活方面,华北的渔捞成分明显低于华南,狩猎采集色彩强烈;从工具、气候环境等方面分析,推测当已开始种植粟、黍,但至今尚未实际发现到农作物遗存。

北京门头沟区东胡林是既有生活遗迹又有墓葬的一处重要遗址。

在旷野发现原始烧灶类遗迹,其结构为下部有堆成近圆圈状的砾石块,上部残存大量灰烬间有动物骨头。

文化层中出土石磨盘、磨棒、打制石器和夹砂陶片。

还在遗址内采集到局部磨光的小石斧,当属同时期遗物,若此,则说明陶器、磨制石器两类标志性遗物均已面世,其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特征更为明晰。

尤为重要的是发现数座墓葬,随葬有罕见的螺壳串成的项链和骨管手镯,这是华北目前仅有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

经加速器质谱碳14测年,人骨标本4个数据在公元前6770?

170年~前6500?

70年之间,校正后约在公元前8160~前7540年之间;木炭标本6个,校正后在公元前8350~前7960年之间。

东胡林人生活年代大致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

东胡林人仍以采集狩猎为主,狩猎对象主要为鹿类动物。

被制成项链的螺壳经鉴定为紫游螺,现今仅在亚热带气候环境下见于浙江沿海。

遗址中又出现大量不同种属的蜗牛,基本以北方广适性类型为主,个别的种代表暖湿类型者自下而上逐渐增多。

连同植物孢粉样本的分析表明,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相比,这一时期气温大幅上升,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北京怀柔转年遗址发现陶片和大量石器。

石器中除磨盘、磨棒、细石器、打制小石器外,明确出土了磨制石斧,新发现目前全国最早又很罕见的较低硬度石容器。

碳14测年两个数据为公元前7850年、前7250年（均未校正）。

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地处太行山东麓前沿,也即华北平原西缘古湖沼之滨旷野。

碳14测年约公元前8500~前7800年,高精度校正约公元前10000~前8700年。

发现了利用自然沟进行烧烤、煮食的场所以及灰坑。

出土有石磨盘、磨棒、石锤、骨角器、凿孔木棒（器柄）等。

未见典型细石器。

陶器均为夹砂,烧制火候低,质疏松,陶色不纯,常饰绳纹,器形简单有罐、钵等。

存在大量陆水生动物骨骸,其中有不少狗、猪骨是否为家畜尚难确定;还有不少植物叶子、树枝和籽实。

当时已实行简单定居生活,采集和狩猎仍是主要的谋生手段。

河北阳原于家沟遗址,主要内涵为极少的夹砂陶片与大量细石器共存,还清理出3个炉灶坑遗迹。

碳14测年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

于家沟遗址所在的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文化早、中、晚期遗址众多,文化绵延不断。

旧石器文化的长期发展使狩猎采集经济有新的提升,特别是终于产生了以陶器制作技术为代表的先进文化,从而迈进新石器时代。

综上所述,位于燕山南麓和太行山北段东麓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如东胡林、转年、南庄头等,年代在公元前10000~前8000年左右。

这些地区以气候环境为重点的多种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燕山、太行山既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寒冷空气,又使来自东南方的暖湿气流抬升遇冷而成为降雨。

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气候环境,无论与同时期的如冀西北的于家沟相比,还是与前一时期即旧石器时代晚期相比,其气温转暖最为明显,降水量也显著增多,形成针阔混交林和草原（草甸）的植被景观。

以发达的采集狩猎经济和先进的新技术（制陶、磨制石器）为基础,与较优越适宜的区域性气候环境条件相结合,在人口增加导致食物阶段性短缺的压力下,最有可能萌生原始农业,燕山南麓和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山前地区,当是探讨旱地粟作农业起源的重点地区之一。

二、史前农业的初步发展

约公元前7500~前5000年左右我国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史前农业得到初步发展,最显著的表现是已确立的一批考古学文化具备了农耕文化的鲜明性质。

具体体现在:

原始农业实施一定规模的大田生产,以独立的经济部门运行,其后又逐步上升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占有主导的地位,这从大量成套的农业工具,较多的农作物收获量,以及农业与渔猎采集经济的比重关系等方面都有所反映;普遍饲养了家畜家禽,有猪、狗、牛（水牛、黄牛）、羊和鸡;建立起一大批不同规模的农业聚落,普遍营建了居住房屋,更有些屋群作有序排列,有的聚落初次修筑起了围壕,有些居住址与墓地进行分区安置,总的已初显聚落的布局形式。

1、初步发展期的稻作农业系统

现有的考古发现集中在长江中游两湖地区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城背溪文化等几支农耕文化里,长江下游钱塘江南岸也发现有重要遗存。

它们大体处于北纬28b~31b的地带。

彭头山文化分布在湘北平原,年代约公元前7000~前6000年。

其稻壳遗存最普遍地存在于陶器胎壁中,当时为使陶器壁增强结构力和改善透气性,流行用炭化稻壳末作羼和料加入陶土,形成大量夹炭陶,由此往往可观察到稻壳残痕或偶见其全形,例如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八十、李家岗等遗址都有发现。

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彭头山文化晚期八十遗址的一系列发现。

发现了在古河道的浅滩处堆垒田埂辟为稻田的重要线索。

引人注目的出土了115万粒稻谷和米粒实物。

据农业专家鉴定研究,是一种正在分化的倾籼小粒形原始古栽培稻。

八十古栽培稻的基本特征是,兼有籼稻、粳稻和普通野生稻多种特征,群体性状组合呈倾籼的分化趋势,平均粒长粒宽总形态表现为一种小粒形。

当时用于起土和农业生产、加工工具中,在八十发现较重要的有木耒、木铲,似骨锄、木杵等。

木工具在成形后往往用火烧烤以增加强度。

八十出土猪、牛、鸡家养动物骨骼。

当时的农业生产依存于聚落群居的社会背景,聚落群体则有利于对农业生产的组织和推进。

八十聚落最早兴建土垄和围壕,两者里外相并行基本围绕于聚落外周,部分地段利用自然河道为屏障,围壕内分布着一些房子和墓葬,这标志着一种崭新聚落形式的面世。

皂市下层文化约公元前6000~前5000年,上承彭头山文化发展而来。

仍有相当数量的夹炭陶,其羼和料也是炭化稻壳末等,但其含量远不如彭头山文化那样多。

在临澧胡家屋场、岳阳坟山堡、南县涂家台等遗址陶片中,都发现了稻壳印痕。

胡家屋场发现的猪、水牛、羊骨骼数量都比较丰富,当都属家畜。

城背溪文化分布于鄂西长江两岸,年代约公元前6500~前5000年。

在夹炭陶和房屋残存红烧土,都掺有稻壳和稻草末,从中偶尔都能见到完整稻壳印痕。

对湖北宜都城背溪遗址陶器上的稻壳印痕鉴定为粳稻。

在长江下游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文化遗存年代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稍后期。

浮选出千余粒栽培稻壳和稻米粒,同时还检测出稻属植硅石。

农具以骨耜较具有代表性。

发现地面式房子残迹和室外活动面,坑口构筑井字形木护框的浅地窖,以及夹炭陶、彩陶、独木舟（残长516米）、木桨等较多遗物,是一处文化内涵较丰富的水乡农业聚落。

2、初步发展期的粟作农业系统

主要有发现于黄河中游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黄河下游的后李文化,东北的兴隆洼文化等。

粟作农业聚落面积普遍比同时期南方稻作农业聚落的大,前者总数也多于后者,前者单处地点的房屋、灰坑（窖穴）遗迹以及文化遗物的数量种类比后者要丰富些,总的反映出新石器时代中期华北人口要多,聚落偏大,分布范围较广,文化发展势头稍强。

裴李岗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境内,年代约公元前6200~前5500年。

发现粮食作物遗存的地点如许昌丁庄、新郑沙窝李、郏县水泉（以上出土粟）、新郑裴李岗（出土黍）等。

以丁庄出土的脱壳炭化小米为代表,经专家鉴定研究,将丁庄古炭化小米与现代人为炭化小米、现代新鲜小米之间的颗粒大小、千粒重进行对比分析,认为丁庄古小米已经相当于质好产量高的现代春谷（粟）标准,而较优于现代夏谷。

总之,丁庄粟的品种和产量都较高,并且种的很可能就是春谷。

裴李岗文化石质农具均磨制,主要有平顶舌形铲（耜）、两端圆弧刃长条铲（两端使用似属类）、齿刃镰、鞋形四足磨盘、圆径磨棒等。

家畜除常见的狗、猪外,还发现牛（新郑裴李岗、长葛石固、舞阳贾湖等出土）、羊（以上三地和淇县花窝出土）。

磁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冀南地区,年代约公元前6100~前5600年。

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掘出粮窖88座,绝大多数为规整的长方形坑,这些窖穴当时分批存在,历时久长,其近底部均存留淡绿灰色朽粮堆积,有10的朽粮堆积厚达2米以上。

从偶见到的粮食完整形态和用“灰像法”分析结果都确认为粟。

如此集中发现的丰富粟类遗存,为我国史前考古迄今为止仅见的一例。

主要农具为长舌形石铲、双面刃石镰、三足或四足或无足的厚板式石磨盘、石磨棒等。

磁山遗址灰坑壁上发现使用木耒留下的细条状痕迹,可能为单齿木耒。

家畜家禽有猪、狗、黄牛和鸡。

其中鸡骨绝大多数为公鸡,可能杀公鸡吃肉,留母鸡产蛋。

磁山遗址陆水生野生动物骨骼占全部出土动物骨骼的一半以上,表明居民获取肉食资源是以野生动物为主、家养动物为副。

大亚湾文化主要分布在关中、陕南和陇东,年代约公元前6000~前5000年。

甘肃秦安大地湾一座坑穴（H398）中出土炭化黍粒（原鉴定称稷）,同坑还有油菜籽,是作为蔬菜种子储存起来的一种叶用油菜。

农具有平顶舌形石铲、凹腰石锄、穿孔蚌刀、齿刃蚌镰、平底石磨盘、石磨棒等。

临潼白家遗址出土猪、水牛、狗和鸡4种家养动物骨骼。

白家遗址地层中散见有一些家犬粪便,粪便中含较多碎骨渣,说明人们普遍饲养的狗在村落里到处走动。

将白家出土可确定种属的动物遗骸统计,4种家养动物约占60%,12种野生动物约占40%。

这是华北地区较早出现以饲养畜禽为主、狩猎动物为副的获肉食资源方式的代表。

兴隆洼文化主要分布在西辽河、大凌河流域,年代约公元前6200~前5300年。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出土少量炭化粟,属兴隆洼文化中期。

农具中最突出的是打制的短把双肩宽梯形石锄,数量很多。

北方地区种粟也有较早的历史。

三、史前农业的发达

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的原始农业,呈现出较快增长势头和比较发达的局面。

在全国范围内,农业文化性质的遗址数量激增,分布地域大幅度扩展,依据其文化特征被划定的/考古学文化也显著增加;由已揭露出的稻田及相关的田间配套灌溉遗迹,反映出小型的水田灌溉农业的存在;经过很长时期的人工选育,稻米品种渐趋优良,后期有的粳稻已接近现代粳稻的种质;用麻十分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