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债务的解决之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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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债务的解决之道

二、中国债务问题的起因（李环）

1、

政绩考核机制下的政府投资动机

长期以来以GDP作为核心考核指标的政府绩效评价体制使得地方政府的全部工作聚焦于经济规模的绝对增长上，而固定资产投资是短期内拉动经济规模最有效、增长成果最显著的发展方式，固定资产投资必然带来债务的扩张。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制存在三个显著特征：

一是激烈的晋升竞争机制诱使地方官员过多关注任期内的政绩工程；二是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地方官员以“资源密集型工程”发出有关自己政绩的信号，以求得职务上的晋升；三是上述行为又由于同级政府官员之间的职场竞赛而强化和延续。

上述三种机制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官员政绩考核——固定资产投资——债务扩张”的传导机制。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进行社会管理和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政府和政府官员同样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并追求政治集团和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地方官员关心的主要是职业生涯中的晋升或避免被淘汰出局，因此政绩考核体制对于地方官员而言具有根本的行为指导意义。

目前，中央与地方已经由单纯的上下级命令关系逐步转变成为市场经济的委托代理关系。

作为委托人，中央政府追求的是全社会福利最大化并委托地方政府执行，然而，在现行政绩考核机制下，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往往存在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地方政府官员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热衷于完成最容易体现自身绩效的任务，最终导致了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集中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固定资产投资。

然而，地方官员要在短期内实现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就必须有能力集聚足够多的资源，突破原有的预算约束。

对此可能的渠道包括摊派、增加各种税费和举债，但是前两种渠道容易导致官员的声誉受损，反而对官员的职务晋升不利，于是通过成立融资平台进行举债就成了地方官员最好的路径选择，这样官员政绩考核——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债务扩张这两条传导机制合并，形成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重要内因。

2、财权与事权划分不合理且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

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明确划分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但这一财政体制的改革并不彻底。

最突出的问题是,省以下四级地方政府间的财政体制较普遍地存在财权重心上移而事权重心下压现象，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划分不合理，且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

1994年我国分税制改革把税源足、税基宽的大税种划给中央,留给地方的是大税种（增值税、所得税等）的小部分、小税种的大部分,且地方政府缺乏税种设置权、税率调整权及开征、停征权，地方税制的不健全导致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差距较大，呈现财权重心上移的现象。

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是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

受益范围跨区域,可供全国居民同等消费并且共同享用的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受益范围仅限于地方层次,供地方居民平等消费享用的产品由地方政府提供;介于两者之间的公共产品,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提供。

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明晰财权、财力重心上移的同时,没有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自的事权做出清晰界定,总的趋势是事权重心下移,出现了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不协调的局面。

比如,农业、交通、水利、教育等诸多重要的支出项目都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的，这无疑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这种财政体制造成地方收入和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的比重失衡。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力的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地方政府承担刚性事权的资金支出。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了转移支付制度,但至今尚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纵向和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目前的转移支付制度虽然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等形式,但大量转移支持以专项形式体现，专款专用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平衡能力，为满足一般用途的资金严重不足，最终导致举债经营成为地方政府的常态。

3、企业粗放式发展、以规模为取向的竞争模式加大了债务扩张节奏，行业产能过剩、资产回报率低使得债务问题突出

这部分写两个内容：

一，企业的发展方式以扩大规模为主，规模扩大必然带来资金需求，在直接融资的及时性、融资规模限制的情况，债务扩张最快最方便。

二，规模扩大后，行业竞争激烈；一方面形成部分过剩产能，也即部分资金/债务被沉淀，另一方面，竞争激列和产能过剩导致经济效益下滑，原有假设的或预期的盈利不能弥补债务成本，或导致资金周转紧张江，债务问题于是出现。

在经济上行周期，地方政府通过刺激当地企业大规模投资带动地方经济GDP增长，企业自身缺乏风险管控能力，在政府引导下片面追求投资规模，盲目跟风，在对新行业不了解的情况下即开展多元化投资，而由于中国企业融资方式单一，股权市场提供的融资来源较为不稳定，导致企业投资过度依赖以银行信贷为主的债务融资方式。

企业盲目跟风、举债扩张使得特定时期内某些行业过度积聚资金，并形成产业产能过剩，投资效率、资产回报率偏低，并最终造成规模扩张—债务率上升—产能过剩—资产回报率偏低—债务积聚的恶性循环。

这其中国有企业表现更为严重，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作为中国政府职能调控的载体，主要分布于公用事业、上游资源、基础设施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不仅在经济上行周期扩大投资，即使是在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不景气阶段，也需配合中央、地方政府4万亿救市计划，逆周期加大产业投资力度，加之国企所在的产业多为重资产、高投资行业，导致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负债率大幅提升，由2008年的59.9%上升至2014年的65.2%。

4、对政府项目具有天然偏好、顺周期扩大信贷规模、非经济职能的承担使得商业银行成为债务问题出现的“从犯”。

商业银行对政府投资项目具有较为明显的天然偏好：

一是银行放贷于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存在着社会溢出效应。

良好的政企关系一直是各类经营主体追求的目标，银行支持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不仅能获得经济利益，更能够积累丰富的社会资本，存在着社会溢出效应（如商业银行领导的晋升机会和其他隐性收益等）。

二是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预算软约束使银行获得了隐性担保。

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不存在破产制度，即使下级政府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上级政府也将理所当然的承担最终偿还人责任，进而形成预算软约束，因此与企业融资项目比较，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安全性更高，金融机构对之具有天然偏好。

1、

在经济上行阶段，企业对未来前景充满信心，资金需求大幅增加；作为资金提供方的商业银行亦持乐观态度，在对经济周期预期不足的情况下继续扩大信贷规模，甚至降低企业贷款标准，低估风险和准备金要求，顺周期扩大信贷规模。

同时，商业银行为追求效益最大化，在传统信贷基础上，通过表外业务大规模开展通道类业务，将资金投向不符合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政策的企业，加快了实体企业的债务扩张步骤。

作为经营风险的商业银行，本应坚持防范风险、审慎管理的职业操守，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其无形中助长了债务问题的产生。

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在金融危机时期的收缩信贷表现不同，我国商业银行在此次金融危机表现出逆周期行为，究其原因，是由于银行救市背景下的道义压力和社会责任。

尽管经过股份制改革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是股东财富价值的最大化,但在我国,政府不但是银行体系的监管者,更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所有者。

因此,在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行为目标还应兼顾政府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在全社会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现实背景下,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兼顾利润增长和社会责任的双重目标。

（一）

三、中国债务问题的影响（邓婕）

1、债务问题会造成货币政策无法有效调节实体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

实体经济中流动性大小主要依靠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现阶段我国的货币政策主要依靠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传导，即当经济低迷时，人民银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再贴现、常备借贷便利工具、窗口指导等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进而调节经济中的流动性，刺激投资和消费。

当经济处于不景气阶段时，中央银行一般会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降低市场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

但是在实体经济存在债务压力问题时，商业银行发放贷款会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惜贷现象严重，即使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传递了货币宽松的信号，但商业银行考虑自身利益不愿向实体经济投放流动性或降低其利率水平，从而造成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不畅，实体经济中流动性紧张的局面得不到缓解，会进一步加大债务违约风险，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中央银行投放的流动性如果不能顺畅的传导到实体经济，还会诱发某些非实体投机领域的资产泡沫，加大经济不稳定风险，而实体经济流动性依然缺乏，货币政策失效，陷入另一种“流动性”陷阱。

2、债务问题会降低市场信心，导致国际资本外流，容易诱发经济危机。

债务问题爆发前经济往往会经历一段过度繁荣时期，银行贷款门槛较低，市场的欣欣向荣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资资本，政府和企业部门加杠杆现象严重。

但实体经济的增长更多是依靠大规模的投资和劳动力投入拉动，技术进步未有充分体现；非实体经济部门，如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等吸收了大量的资金，泡沫化现象严重。

实体经济受到某种冲击可能导致政府和企业部门资金链的断裂，企业债务风险暴露，而债务大多集中在银行体系，容易增添市场中的恐慌情绪。

企业和政府债务问题的暴露，甚至违约出现，经济发展前景的不明朗会带来市场参与者对市场预期和信心的进一步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在判断债务人的偿债能力时，通常不是基于基本经济变量的分析，而是依据其他债权人的行为，这样很容易形成“羊群效应”。

资本天然的趋利性质以及避险情绪导致直接投资会大量流向经济基本面更好的经济体，证券资本也会转向更加安全的经济体，结果导致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出，流动性紧张。

资本的大规模流出同时可能造成本币贬值，进而带来诸如资产负债表恶化、国际收支不平衡、市场信心进一步下降、居民和企业部门投资消费不振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流动性紧张、市场利率高企，并容易诱发区域性经济和金融危机，如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演变。

3、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及不透明，会引发道德风险，扭曲资金价格定价机制，导致社会融资环境变差。

在2014年出台《地方政府债务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办法》之前，地方政府不能直接举债，主要通过融资平台公司、政府部门或机构、经费补助事业单位等为名义债务人。

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政绩考核等需要往往隐瞒或有债务，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隐蔽性非常高，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透明度低，存在较多“黑箱操作”；而地方政府债务存在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问题，因此掩藏了债务的规模及潜在的风险，当政府财政收入不足以偿还债务，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同时，部分地方政府债务资金存在使用不合理的情况以及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暗含着一定的道德风险。

关于扭曲资金定价机制，社会融资环境变差，可能是这么理解：

政府作为权力机制，拥有税收法定权，稳定性高、持续期长，因此，一般意义上，政府信用更多是流动性压力，一般不涉及直接的损失风险，特别是我国单一体制下。

因此，政府债务或城投债不应该这么高定价，应该是比绝大部分企业融资成本低，政府也不应该这么难融资，政府融资难会误导市场认为债务风险很大，由此导致融资环境变差，现在出现的流动性压力更多是不透明所引起。

但由于这些平台筹集的资金大都用于公共设施建设或市政建设，收益较低或没有收益，导致偿债来源较大程度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大幅扩张会带来较大的财政支出压力，政府投资项目一般收益较低或没有收益，当财政收入赤字或不足以偿还债务时，风险就只能由银行来承担，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发展的历史原因，银行与政府的关系相对紧密，银行为了维护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倾向于以较低的资金成本购买地方政府债券，这样会扭曲市场的资金价格定价机制。

第三，由于在过去20多年里，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各种渠道举债，包括直接举借和担保的债务，还包括或有债务，

4、实体经济出现债务问题，会导致银行资产质量下降，影响金融市场稳定。

在经济扩张时期，银行会倾向于更大规模的放贷而忽视经济周期的影响，商业银行的不审慎放贷会推动政府和企业部门过度加杠杆，而当经济处于下行经济周期时，企业盈利受到影响，偿债资金来源不足，难以偿还债务，会增加银行不良贷款率，直接导致银行资产质量的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受限于监管要求或自身风险控制需要，不得不紧缩信用或提高贷款利率，银行信用的紧缩会进一步导致企业状况的恶化，甚至原先经营良好的企业也可能会因为资金成本过高或缺乏流动性而陷入破产。

银行资产质量的下降会动摇市场信心，银行信用的紧缩会加速经济陷入低迷，同时会带来企业信用风险的提升，实体经济将进一步恶化。

由于银行在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这些企业难以偿还贷款时，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会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

5、高债务情况下，企业积累和研发投入不足，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企业负债规模过大，就要承担起较大的到期偿还债务本息的压力，受外部环境影响或管理不善，容易产生现金流不畅，甚至陷入无力偿还债务的困境。

同时，企业债务负担过重会降低企业信誉，更加不利于企业获得外部融资，恶性循环下甚至导致企业破产。

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发展阶段，生产力的提高需要依托于技术的进步，需要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来不断推动。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环境下，企业经济效益下降，而较重的财务负担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效益下滑的幅度；利润积累不足，企业往往疲于应对资金的周转，在做出经营决策时易于减少项目投资、降低研发投入和技术投入，不利于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潜力。

四、中国债务问题的化解

1、正确认识中国债务问题，不必“谈债色变”，加强舆论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年以来GDP年均增速接近10%，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令人关注的中国模式，同时也成为了其他新兴国家效仿的对象。

经济增长和基础建设需要充裕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除自身积累以外，最终形成了中国债务。

目前，中国债务风险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一些外国媒体对此更是“忧心忡忡”，直言中国债务问题严重，未来发展不可持续。

根据本文的统计口径判断，中国债务风险并没有走到失控的边缘。

目前，我国人均GDP水平相当于欧美日发达国家二十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而债务率与他们当年相比，中国低于日本，与美国相当，高于德法意，总体债务率不高。

虽然中国债务仍然存在债务率上升速度快、政府债务不透明、部分企业部门债务负担较高等问题，但是我国经济依然在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综合财力仍处于增长状态，总体上我国债务负担还没有超出各个部门偿还能力。

同时，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均已经认识到债务快速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并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然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债务是经过多年累积而形成的，债务余额也必然需要一段较长时间逐渐偿还。

中国债务积累是经济转型中的必然反应，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存在，只要采取正确的防范措施，债务风险完全可控并不可怕，不必“谈债色变”。

当然，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债务是经过多年累积而形成的，债务余额也必然需要一段较长时间逐渐偿还。

在正确认识中国债务问题的同时，我们应该积极发挥舆论的重要作用。

金融市场具有预期自我实现的功能，负面舆论有时会对金融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对引爆债务风险更是毁灭性的影响。

为防止舆论对中国债务问题造成负面影响，相关部门应该使中国债务问题透明化，引导公众、投资者客观对待中国债务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让公众认识到，中国的债务率并不高，政府及企业部门有能力偿还目前的债务。

其次，我们也应该让公众意识到，中国债务问题的化解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需要给政府及企业更多的时间去调整自身的债务结构，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不能操之过急。

有效利用舆论影响，能够使政府和企业在良好的舆论环境中进行调整修复，对我国债务问题的化解起到积极作用。

2、继续实施相关金融措施，选择合适的政策调控工具，降低社会资金成本。

我国政府已充分认识到目前中国债务问题的风险，并已经开始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降低社会资金成本，这对于维持和逐步降低整个社会的债务水平都至关重要。

社会资金成本较高可能是货币总量问题，也可能是结构性问题。

针对货币总量问题，我国央行可以通过全面降准、逆回购等措施释放流动性；针对结构性问题，我国央行也在不断探索定向降准、抵押补充贷款（PSL）等结构性政策工具。

这一部分，建议更直接的提出观点：

央行继续保持现有的宽松水平，甚至可以在特定时期进一步宽松；同时，通过各种工具和政府打通传导机制，在宽松的同时把成本降下来。

行文更强调为什么要宽松为什么要降成本，因为债务问题，货币不宽松就可能大面积违约，违约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所以要宽松；宽松可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可以保证周转，可以给予较长的时间让他们想办法活下来。

只要紧缩他们肯定死。

在保证周转的同时，降低成本，可以给企业政府减压，减少负担，这是本的一部分。

货币和其他商品一样，主要由供需关系决定价格，货币投放总量对资金成本起到决定性作用。

流动性紧张可能使金融市场迅速反应，造成资金成本的快速变动。

比如，2013年年中，由于国有银行过度放贷、国际资本撤离等问题，货币市场流动性突然陷入紧缺，央行为使金融机构承担相应责任，实现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明确表示不会救市，6月20日，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上涨至13.44%，整个市场出现“钱荒”现象。

央行可以通过全面降准、逆回购等总量货币政策控制货币投放，增加市场流动性，调节货币总量，这对控制短期资金成本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资金成本居高不下并非总量货币政策可以完全解决，在流动性总体充裕的情况下，较高的资金成本属结构性问题，还需结构性货币政策调控。

结构性货币政策调整有助于引导资金流向，定向降低融资成本。

次贷危机后，各国央行定向操作引导资金通过信贷等途径流向实体经济成为新动向，而定向降准也体现了货币政策结构化思路。

但是，定向降准等结构性措施无法控制资金的最终去向，在资金偏离投放目标的情况下，不能起到降低成本的作用。

可以看出，定向降准等结构性政策工具无法成为常态的货币政策工具，仅能作为“权宜之计”，在“不得不用”时暂时使用。

为解决资金成本的结构性问题，央行近日开始尝试将流动性投放与银行贷款行为相联系的PSL类货币政策工具，定向改善相关部门的融资成本。

在贷款抵押品的选择上，目前仅以国开行已有的相关贷款存量作为抵押，未来国开行只有继续增加对这一方向的贷款才能获得新的PSL增量。

PSL通过使流动性投放和银行贷款行为挂钩实现信贷资金流向引导，预计下一阶段央行PSL在量级和范围上都将进一步扩大。

由于PSL的实践时间较短，政策效果没有完全显现。

整体来看，随着相关货币政策的出台落实，我国的资金成本已经呈现降低趋势。

未来，央行仍需根据货币市场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进行总量控制及结构控制，继续有效降低社会资金成本，保证债务的平稳存续。

3、建立健全政府举债制度安排，保障政府债务周转存续

我国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拥有一定的法定权力和资源，权力包括政策制定权、税收强制权等，资源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国有企业股权等，这些权力和资源能够为政府带来持续且稳定的现金收入，因此一般情况下，政府的信用水平应高于企业。

前期受《预算法》限制，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债务，平台公司作为地方政府的“替身”，在实际运行中政策监管不完善，权责不明，发债成本很高。

尽管融资平台不等于地方政府，但其承担的职责、实施的内容均是地方政府的本职工作，现实中融资平台的管理人员也基本由政府官员出任，因此，从实质大于形式的角度，融资平台的信用基本等同于地方政府的信用。

由于市场各方没有对此进行深刻地理解，由此导致了地方融资平台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现有的市场评价机制和信用评级机制需要重新调整。

针对目前地方政府存续债务暴露的问题，我国已经出台了相关文件，规范平台公司债务发行，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开正门、堵偏门”，及时消除高风险债务，隔离信用风险。

这个地方，可以把地方债置换的事情提一下，一方面说好，解决了短期的资金周转问题和成本下降问题，但另一方面，这是一种应急性安排，不是常态化运行机制。

也可以在现有财政政策基础上，适当做好制度安排，比如按财政收入一定比例保持债务余额，或将指定税收权作为偿债来源，通过多种融资渠道，实现政府债务的存续周转，进而完成“保增长”、“促改革”的经济任务。

4、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现阶段，我国企业部门债务负担相对较重，扩张的途径基本较依赖模式成熟、成本较高的银行信贷。

经济繁荣期企业投入回报能够覆盖融资成本，其对融资方式的选择不敏感，而在景气度下行阶段，企业部门经济效益下滑背景下，粗放的间接融资模式所带来的债务压力日趋增大。

对企业部门债务规模问题的化解，首先需转变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考量，自上而下弱化粗放投资对经济规模带来的刺激效应，避免过去“一哄而上”、“盲目跟风”的融资扩张，积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逐步向集约型增长方式并轨，较大程度强化企业微观层面债务扩张的软约束，以此可助于稳定企业部门整体债务规模的增长节奏。

其次，需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过去较长时间甚至现阶段，直接债务融资渠道发展滞后，股权融资门槛较高，融资成本相对高企的同时债权资源未能完全市场化，较高的融资成本往往降低企业经营效率，进而陷入恶性循环，而银行系统融资的相对垄断，则造成资金配置的相对无效。

因此，我国需进一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发展和完善企业债券市场，取消发行前行政审批或降低发债门槛，加强市场对企业资质的筛选和认定，为实体经济引入更为健康顺畅的活水，通过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一定程度控制债务负担。

通过资本市场板块的有效联动，增强其市场活跃度，增加企业部门的股权融资比例，从而相应降低债务杠杆负担。

5、进一步推进经济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

我国企业部门债务亦存在较大的结构性问题，即国有企业债务杠杆普遍偏高，其背后反映出国企经营与政府职能的密切关联以及此种关系为其融资带来的隐性担保，企业部门债务的结构性问题解决需尝试逐步改变以上两方面。

由于国有企业较多分布于公用事业、上游资源及基础设施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在经济周期尤其是下行阶段，其更多发挥政府职能的调控载体作用，很多投资经营决策或并非完全主动出于自身经济层面考虑，进而其相应举债亦超出经济最大化的考量。

鉴于此，未来我国需进一步推进经济自由化，即最大程度的使包括国企在内的企业法人成为一个真正受市场约束的主体，尽量减少政府意愿支配，进一步明晰产权归属，完善企业所有权，健全治理结构。

政府逐步退出非自然垄断领域，非安全战略领域应逐步增大民营资本的市场化介入，减少国有企业背负的政策性负担，包括减少落实政府产业政策和稳定增长就业等社会性职能，使得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最大限度让企业回归市场决策的微观职能，进而平衡企业和政府间、以及国企与民企间的债务分配调节。

由于国企背后所隐含的政府担保，其一直享受着与其自身运营效果不甚匹配的融资便利，进而整体对债务负担不甚敏感，而中小民营企业则相对一刀切地在融资资源争夺方面处于劣势。

未来欲降低国有企业部门债务负担，需在减少其政府职能载体的前提下，逐步切断或弱化政府对其的隐性担保，加强自身的运营管理尤其是负债管理方面能力。

利率作为一种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资金价格，其形成机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未来我国需全面推广按融资风险分类定价利率，利率决定权由市场、资金及对手方状况来自主调节。

未来利率市场化进程下，需逐步使国企与中小民企等进行融资资源的公平争夺，未来中小民营企业将在银行之间竞争及国企银行博弈的过程中获得更多投融资工具及空间的选择，而此过程亦将是企业部门内部债务状况的再平衡过程。

6、加速过剩产能出清，辅以债务减记、重组、转股等多种手段予以解决

债务不会消失，只会延缓或减记。

在现阶段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需加强企业部门与银行系统等债务问题的商议。

坚决防止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