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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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扬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唐旭斌

【摘要】摘要:

1942年春天,延安文艺界掀起一股批判性思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就是为整肃这股文艺思潮而形成的理论纲领。

《讲话》本身是一个时段性、针对性很强的文艺发展方针。

通过一系列的理论活动,周扬突破了中共中央当时对《讲话》意义的既定表述,不断大力提升《讲话》的历史地位。

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前行,周扬意识到《讲话》精神的局限性,对其主要观点进行了拓展和修正。

【期刊名称】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28）004

【总页数】6

【关键词】关键词:

周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0引言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被誉为中国革命文艺的纲领性文献,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正式形成的标志。

自《讲话》发表以来,周扬就不遗余力地宣传、阐释和贯彻《讲话》精神,他由此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

周扬的文艺人生与《讲话》有着无法割舍的互动关系:

既有虔诚的膜拜,也有清醒的反思。

2012年是《讲话》发表70周年,是为文,以飨读者。

1《讲话》发表的背景及价值

1942年春天,以《解放日报》文艺专栏为主要载体,延安文艺界涌现出大量批评性杂文,掀起一股颇为壮观的批判性思潮。

这股思潮发轫于时任《解放日报》文艺专栏主编丁玲的一篇文章。

1941年10月23日,她在自己负责的专栏上发表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我们需要杂文》一文。

文章号召:

“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

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

[1]574”第二年春天,越来越多针砭时弊的杂文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上出现:

3月9日,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3月11日,艾青发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为〈文艺〉百期纪念而写》;3月12日,罗烽发表《还是杂文时代》;3月13日、23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连载刊发。

这些文章,或联系自身发泄不满情绪,或提倡尊重作家的创作自由,或感叹杂文的短剑已经锈蚀,甚至直接抨击延安不合理的等级制度。

除此之外,3月15日,王实味的另一篇文章《政治家·艺术家》在《谷雨》第1卷第4期上刊登。

这篇文章的措词更为犀利泼辣。

王实味写道:

“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

[2]596”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青委的墙报《轻骑队》,边区美协的《讽刺画展》和中央研究院的壁报《失与的》,也都热烈地加入到了这股批判性思潮中。

其中,尤其以中央研究院的壁报《失与的》引起的社会效应最大。

1941年3月23日,王实味在《矢与的》创刊号上一人发表两篇署名文章。

一篇是《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另一篇是《零感两则》。

在前一篇文章中,王实味对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新闻研究室主任的罗迈（李维汉）在3月18日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的发言进行了猛烈批评。

在《零感两则》中,王实味则高调指出:

“同志,你的骨头有没有毛病?

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

[3]139-140”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顷刻轰动了整个延安。

“有几期甚至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闹市区）悬挂起来,前往参观者川流不息。

[4]17”

上述思潮的出现已然超出了整风运动的初衷,也触及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所能承受的底线。

为彻底而系统地纠正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于1942年5月份召开了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文艺工作会议。

1943年4月22日延安发出的一份党务广播稿《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权威地揭示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主要原因。

这份党务广播稿指出:

“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

如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上,或者脱离政治。

如对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

如对写光明写黑暗的问题,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

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

这种由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出发①引自《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原文此处似有掉字。

如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兵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都层出不穷。

为了清算这些偏向,中央特召开文艺座谈会,毛主席作了报告与结论,上述的这些问题都在毛主席的结论中得到了解决。

[5]78-79”

由此可见,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主要出发点就是为了整肃已显露不良偏向的延安文艺界人士。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作出的结论自然是为匡正这些不良倾向而提出的理论原则。

所以,历史地看,《讲话》本身是延安整风时期文艺界整风的产物。

它是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文件,其适用的时间和空间是有既定范围的。

《讲话》涉及的文艺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文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二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即文艺要从属于政治。

关于第一点,就革命政治的向度来说,符合革命内在规律,因为革命的文艺自然要为革命的主力军服务,但就历史演进的向度来看,工农兵文艺的提法当然会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而显得不合时宜。

关于第二点,就集中力量推进革命事业而言,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文艺自身发展来讲,这种规定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

正如胡乔木所言:

“文学服从于政治的说法,一方面是把文学的地位降低了,好像它一定要服从于某个与它关系不多的东西;另一方面把文学的范围不可避免地缩小了,好像作品不讲政治的作家就是没有政治倾向（这种作家很多）,就不觉悟、落后,他的作品就不是文学。

这样一来,好些事就讲不清了。

[6]59”

2周扬对《讲话》的定位和宣扬

《讲话》公开发表后,中共中央立刻通过下发文件的方式对《讲话》正式进行定位。

第二天,即1943年10月20日,延安整风时期成立的特别机构中央总学委播发了要求学习毛泽东《讲话》的通知。

该通知指出: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

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

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

[7]102”同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

该文件强调:

“十月十九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

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

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8]107”

从上述两个文件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当时对《讲话》历史地位的基本认识就是:

《讲话》是延安整风必读的重要材料和纠正文艺界偏向的指导方针。

但是,三个月后,周扬对《讲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大幅度的突破和提升。

1944年3月,周扬编辑了一本题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书籍。

他在该书序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读本。

……从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

[9]1”如果概览周扬这本书的主体内容,就会发现它的实际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文艺。

也就是说,周扬把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共产主义革命导师的论述相提并论,从而昭示毛泽东的《讲话》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的一部分。

可以说,周扬的这本书及其序言为确立毛泽东《讲话》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对周扬的这篇序文大为赏识。

他给周扬回信说:

“此篇看了,写得很好。

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

[10]228”

1949年7月,在革命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夕,周扬对解放区文艺的发展进行了总结。

在总结过程中,毛泽东的《讲话》成为他回顾和展望中国文艺工作的标杆。

他说: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

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

[11]512”基于革命胜利的既定事实,周扬紧接着又指出了今后中国文艺发展的基本方向。

他说: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11]513”

建国初期,周扬曾三次分别通过讲演、报告和专文重点论及毛泽东《讲话》的历史地位。

1951年5月12日,周扬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作了一次题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讲演。

讲演中他提出:

“假如说‘五四’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文学革命,那末《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及其所引起的在文学事业上的变革,可以说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

[12]50”这里,周扬把《讲话》的历史意义纵向上推至近代文学革命的范畴,并且认为其意义已然超越了“五四”文学革命。

1951年5月15日,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

在报告中,他以近乎崇拜的口气说:

“我们的文艺工作,历来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指导下的。

……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有一种特别幸福的、特别好的条件,就是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我们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一个特别好的条件。

[13]65”紧接着,周扬竟然以压低马、恩、列、斯等革命先驱的方式来抬高毛泽东《讲话》的历史地位。

他说: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注意文艺工作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写过很多关于文艺方面的作品,仅仅有几封信。

列宁发表过一些文章,如《论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论托尔斯泰,但这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写的,以后列宁就没有可能来写文章了。

斯大林对文艺工作是非常重视的,他写过信,也发表过很多意见（在苏联有许多重要的文艺问题都是由他提出来的）,但是他也没有发表过长篇文章。

在这方面,我们很幸福,在一九四二年,正是我们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毛主席恰恰有那么一个机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这样一次讲话,把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非常系统、非常全面地作了一个解释,作了一个发挥,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有了一个纲领。

[13]65-66”

1952年5月26日,周扬为纪念《讲话》发表十周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中,他指出:

“十年以前,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的天才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个著作不但成了中国人民文艺运动的战斗纲领,而且对世界人民的革命文艺运动发生了指导的影响和作用。

[14]141”这样,周扬把《讲话》的影响力又横向上扩大到了世界范围。

3周扬对《讲话》的拓展与修正

随着历史的发展,面对日益嬗变的中国社会,作为一位文艺理论家,周扬不得不对其曾经奉为经典的著作进行反思。

这种反思,表现在对《讲话》中的主要观点作出一些拓展乃至修正。

下面,笔者择其要者加以介绍:

第一,在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上。

《讲话》强调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15]863”周扬根据《讲话》精神,多次撰文肯定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

但到了1961年7月28日,在一次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扬就此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说: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职工、商业工作者等等,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全国人民都是服务对象。

这一点和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不同,比那时广泛了。

[16]47”不仅如此,周扬还进行了理论分析。

他认为:

“现在是社会主义时期,文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服务范围更广阔了。

文艺的方向是一个,由于时代不同,文艺的具体任务也不同了。

[16]47”1962年5月23日,为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周扬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社论。

社论的标题就十分醒目——《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这彰显了周扬在文艺为什么人服务问题上的重大转折。

文章中,他展开了详细的论述。

周扬写道:

“二十年前,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革命文艺,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工农兵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

这在今天也是完全正确的。

今天的情况同二十年前不同的是,……现在,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因此,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

[17]151”这样,周扬依据变化了的客观条件,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内涵进行了拓展。

第二,在文艺要服从于政治的问题上。

《讲话》认为: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15]865-866”对此,周扬在其后的多篇文章中吸收并阐释了该观点。

但从建国初期开始,周扬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

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试图修正这一观点。

1952年5月26日,在纪念《讲话》十周年时,周扬提出:

“我们必须反对文艺脱离政治的倾向,……我们也要反对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反对在服从政治任务这个借口之下一任这种作品的制造和泛滥,因为这样的作品,是不能够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真正目的的。

[14]149”1953年9月24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再次指出:

“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之所以不容易克服,还由于一种把艺术服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作祟。

[18]242”1961年2月22日,在参加《文学概论》编写讨论会上,周扬提出: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不是说分析作品看有几分政治,几分艺术,更不能用今天的政治标准去分析古人。

[19]235”1961年6月22日,周扬在与日本作家访华团谈话时大胆地重新规定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他说:

“全部文化工作和文艺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自觉的、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水平。

这就是文艺的根本的政治目的。

[20]365”基于这样的政治目的,周扬进一步阐述道:

“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只有一个,即为劳动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

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不是限制和缩小文学的范围,而是无限地扩大这种范围,各种题材、风格、形式的作品都需要,要充分发挥作家的才能。

[20]365”

到了1961年下半年,周扬连续在三次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大尺度的修正。

这三次讲话分别是:

《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和《在河北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周扬称:

“我觉得文艺为政治服务,从根本上说只有两点:

提高人民的觉悟,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

战争时期把文艺当作宣传鼓动的工具,是好的传统,但现在把它绝对化,以为这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唯一方式,从而限制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范围。

不了解现在革命的任务不同了,服务范围也应该扩大。

[21]24”在《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中,周扬说:

“对文艺创作的中心要求,就是要表现社会主义时代,表现新社会的生活、理想,表现人民的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而不只是表现具体的任务和政策。

这种片面的了解,……把政治了解得狭隘了,把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的教育作用了解得狭隘了,以为政治口号就是政治。

[16]43”在《在河北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周扬承接上两次讲话的基本观点,继续修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这一次,他从文艺要满足人民的需要的角度来修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内涵。

他认为,人民的需要有两种:

一种是物质需要,一种是精神需要。

精神需要须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第一位是物质需要,第二位是精神需要。

人民的精神需要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是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第二是提高人民的文化修养。

这是所有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为政治服务就是服这个务[22]103-104。

“文革”结束以后,周扬继续撰文或讲话,从解放思想、繁荣文艺的角度基本上抛弃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

这些文章主要有:

1979年11月的《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1980年2月的《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1980年9月的《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2年5月的《一要坚持、二要发展》。

在《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中,周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艺的本质属性。

他说:

“在三个关系当中,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把生活的整体作为自己的对象。

它从生活出发,又落脚于生活,并给与伟大的影响于生活。

作家任何时候都应当深入生活,忠实于生活,写他自己所熟悉的、有兴趣的、感受最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

作家不应只根据一时的政策,而应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描写和评价生活。

[23]177”在《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中,周扬石破天惊地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他说: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如此密切,要脱离也脱离不了。

但决不能把这种关系,简单地说成只是一种从属的关系。

文学又是要写人的命运的。

……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决不能穷尽整个文艺的广泛范围和多种作用,容易把文艺简单地纳入经常变化的政治和政策框框,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表现狭隘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导致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

[24]213”在《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周扬干脆直接提出要摈弃文艺服从政治的观点。

他说:

“文艺服从政治这个口号,我认为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说,现在不提为好,也不要去批评它,可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25]348”《一要坚持、二要发展》是周扬在“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一篇讲话稿。

在此讲话中,周扬最终比较系统地否定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

他指出:

“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因为这种提法不完全符合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历史,而且容易产生流弊。

……说文艺从属于政治,既否认了经济基础的最后决定作用,也否认了上层建筑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文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的独立性。

……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之一,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也会有不正确的时候。

即使是正确的,它也不能强使意识形态都从属于它。

[26]40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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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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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周扬.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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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2]周扬.在河北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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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26]周扬.一要坚持、二要发展[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

第5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doi:

10.3969/j.issn.1673-1646.2012.04.008

基金项目:

2012年度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和谐文化建设视域中的周杨研究（SK2012B193）

【文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