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 从《大学》版本问题看朱子阳明格致之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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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从《大学》版本问题看朱子阳明格致之说

国学经典从《大学》版本问题看朱子阳明“格致”之说

《大学》本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东汉郑玄注《礼记》时一并作注，唐孔颖达作《礼记正义》也一并作疏。

至宋代，仁宗天圣五年（１０２７年）八月，以《大学》赐新第进士王拱辰。

后来，登第者皆赐以《儒行》《中庸》《大学》等篇。

不久，司马光著有《大学广义》一卷，是为《大学》别出单行之始。

至二程兄弟，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以为《大学》是“孔氏遗书，为孔门相传教法。

”宋南渡之后，朱子得二程之正传，在孝宗淳熙时，撰《大学章句》，与《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并行。

元仁宗皇庆二年（１３１３年），将朱子所撰《大学章句》定为科举考试官方教材，一直沿袭到清代，《大学》遂成为士人应举的必读书。

（参阅《清初的群经辩伪学》，林庆彰著，文津出版社印行。

）

一、《大学》版本考定的基本情况

《大学》之所以从儒家众多经典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值得重视的文献之一，在于这篇文章讲的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朱熹《大学章句序》），也就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同上）领会了这其中的道理，也就等于领会了儒家成就个人德性和推己及人之根本原则。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儒家成圣成贤的理论体系中，《大学》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但就在《大学》的经典地位逐步得到确立的同时，对《大学》版本是否有误这个问题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对于郑玄注、孔颖达疏的《大学》古本，宋代儒者认为有这样两个疑问：

一、《大学》中的八条目，不应只有“诚意”以下六目有释义，而“格物”“致知”二目没有释义；二，《大学》中的“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比八条目更为重要，不应没有释义。

这两点疑问，使后代学者怀疑古本《大学》有错简或阙文。

有错简则必须调整文章的章节结构，有阙文则要补其缺漏。

宋儒自二程开始就对《大学》古本做出改正。

他们都主张移古本中“诚意”章往后，而将“《康诰》曰：

克明德……至……与国人交，止于信”作为三纲释义，并将古本中的“子曰：

‘听诉吾犹人也’……此为知之至也。

”与“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结合而作为对“格致”的解释。

朱子继承二程的看法，对《大学》作了“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

虽然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后被定为官方教材而获得统治地位，但它并没有阻断后学对《大学》版本问题的研究。

南宋以后，各家都对《大学》做出了各自的修改版本。

他们一般认可二程的看法，认为《大学》没有阙文，但是确有错简。

由于对错简于何处，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故各个改定版本纷繁，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这样几种意见：

（一）以“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一段为“致知在格物”的解释，故以此主张无须补传。

持此说者如董槐。

（二）把经文中“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得”与上述“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一段合起来，作为致知格物的解释，如郑济改本。

（三）把原传文第二章“诗云：

‘瞻彼淇澳……’”一节与“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一段加在一起，以为格物致知之传，如刘渍改本。

（四）以“诗云：

瞻彼淇澳……”一段独立作为格致之传，移于诚意章之前。

（参见傅武光：

《四书学考》，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第十八集）

而到了明代中叶，王阳明则推翻宋儒的普遍看法，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即以古本为正，认为既无错简，也无阙文，古本文意通顺，完全可以理解。

其门人徐爱在《传习录》引言中说：

“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

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传习录》卷上，徐爱录）

二、朱子“新本”与阳明“古本”之异同

在对《大学》版本考定的基本情况作了说明以后，我准备将论述的重点放在朱子所改之“新本”和阳明恢复的“古本”的异同辨析上。

因为在这些异同上，不仅有文献版本上的考证问题，而且还会带出理学和心学两种不同的解释视域，从而涉及两种不同的解释经典的路向。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些异同和产生这些异同的思想背景，首先就以阳明的古本《大学》为参照，和朱子的改本做一个比较，以说明两个版本间的差别。

其差别如下：

1、文本的经、传划分

从《大学》的内容本身可以看出，文本应该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项基本原则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方法；另一部分是对以上三项原则和八种方法的解说和论证。

朱子把提出三纲八条目的第一部分成为“经”，把第二部分即解释三纲八目以及其相互关联的部分称为“传”。

这就将《大学》原文明确地分成了两个部分。

2、传文的分章、挪移

朱子在研究所谓的“传”时，发现这一部分基本上是按照顺序逐条解释三纲八目的，但是在逐条解释中，有和经文中三纲八目的顺序不符合的地方。

朱子本着宋儒以来对《大学》古本的怀疑精神，认为这种顺序上的不一致是由于错简造成的。

所以他对《大学》原文中“传”的有些部分加以调整，并按照三纲八目的内容将“传”进行了分章。

其具体做法是这样的：

将经文之后的“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改为第六章，作为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将这句话后面的“所谓诚意者，……故君子必诚其意。

”一段按照八条目的顺序移至对“正心”的解释之后，也就是作为全文的第七章。

将“诗云：

‘瞻彼淇澳……’此以没世不忘也”和“诗云：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与国人交于信”二段合并为“传”的第三部分，作为对三纲中“止于至善”的解释，而将“康诰曰”一段移至“经”之后，作为“传”之首，对“明明德”进行解释。

又将“汤之盘铭曰”一段，放在“康诰曰”一段之后，作为对“亲民”的解释。

3、补“格物致知”传

在对文本进行调整分章以后，朱子发现，如果说“传”是对“经”中三纲八条目做逐条解释的话，那就唯独缺对“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的解释。

于是朱子做了一个“补格物致知传”，放在“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之后，作为全文的第六章，来弥补“阙文”造成的不连贯。

当然朱子并不认为这个补传就完全接近原来所遗失的本文，他指出，这只是“尝窃取程子之言以补之”（朱熹《大学章句》），给读者提供一个参考而已。

对朱王所持的两个版本作了简单的异同比较，我们还是无法做到厘定版本，辨别是非。

因为在《大学》版本上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复杂的情况，是由于各个学者都是根据自己对《大学》宗旨的认定、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给出的改本，并都以为自己的改本与原本最相吻合。

但是，由于《大学》的可靠的原本从未出现过，那么各个学者以己为是、以人为非的做法就得不到普遍的认同。

人人自以为是，则各个改本不同。

那么，如果现在我们期待在《大学》版本认定上能有进一步的突破的话，就必须有待于新史料的出现和考古上的新发现。

这种哲学史料学的工作，不是在这篇小文中、也不是依靠我个人的力量就可以进行的。

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角度，不把各个改本仅仅看成是力图恢复《大学》原本的一种尝试，而是把它们当作体现各个学者、特别是理学和心学对儒家学说看法的一个载体，从中窥探出宋明理学对儒家经典文献的阐发，这可能是现在可以做的工作。

三、朱子、阳明对《大学》之不同阐释

朱子和阳明之所以会认定不同的《大学》版本，主要在于他们对《大学》篇章内部结构的认识不同。

在朱子看来，“三纲八目”是一个循序渐进、次第有序的为学路径。

为学的宗旨在于“明明德”，“亲民”，最后“止于至善”。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就要经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此八者次序不能更改，作用也不能相互替代，其自身构成一个自成体系的逻辑上严密的结构，所以，经、传两部分结构上的不一致就只可能是由于错简和阙文造成的，移文补传的工作只是在恢复圣人的微言大义而已。

因为在朱子看来，至善至当的天理落实于人身上，则为性；但是人作为一个现实的经验个体，所禀受的至善天理不可能明白无误地完全表现出来，而是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气质的习染，从而破坏了其纯粹性，即所谓“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朱熹《大学章句序》）这样一个经验的现实的“我”如何能做到“尽心、知性、知天”就有一个“变化气质”的过程。

这种过程在《大学》这篇文章中给出了一个进阶的路径，那就是“八条目”。

所以朱子将八条目视为求圣人学、入圣人门的为学第一要义。

在“八条目”中，朱子首推“格物致知”。

所谓“格物致知”就是“即物而穷理”、最后达到“豁然贯通”的一个推扩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格物”是个指向物而穷其理的过程。

这里的“物”，虽然有指眼前一切物的可能，从而有使“格物”滑向穷尽外间物理的外求过程的可能，但是毕竟外物无穷，以“我”之有限生命试图去穷尽外物、获得其总括之理的行为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所谓即物所求之物理，不应该是指所有物的道理，而只是物之所以为物的根据。

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朱子所讲“格物”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外求诸物、日渐积累的过程，而还是一个从物中抽象出理、于物中体会物之所以为物的根据的过程。

正是因为这样，不是由于“用力既久”，而是因为“人心莫不有灵”，才“致知在格物”，人才有了一种从格物到致知过渡的可能性。

所谓“致知”，就是于物之所以为物之根据有了深切体会时豁然贯通，从而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朱熹《大学章句》）的状态。

致知不仅是个通过格物获得大量知识、从而对外物深有洞察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对吾心之全体大用有明白的认识和体会，从而领会到人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更是知识的终极目的，各种知识正是由于人心之用才显得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格物致知的目的是明明德后止于至善，经验知识只是达成这一目的的途径而非终点。

明善之后止于善才是为学根本。

这样，为学也就是一个道问学和尊德性的统一，有道问学一步则使学问有根有据不至于游谈无根，有尊德性之意愿使学问有指向而不至于真的沦为“支离事业”。

可见朱子通过他的“补格物致知传”表达了他对于如何求圣门学问的方法途径的看法，表达了他用“豁然贯通”来将知识学问和德性涵养相联系，从而完成从穷理到尽性的道德践履活动。

但是阳明不赞同朱子的这种观点，而且在他看来，朱子自以为一步跨过的从道问学到尊德性的过渡其实并没有完成，这种由外到内的转化并没有实现。

所以他批评朱子说：

“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

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

”（《全书》一，第５１页）

所以，阳明恢复《大学》古本。

首先，由于对“诚意”的解释在经文之后、居于传文之首，这就为突出诚意工夫找到了经典依据；其次，把““诗云：

瞻彼淇澳……民之不能忘也”作为“言格物之事”，就可以在诚意的主导下来格物，将格物纳入了向内的心学体系。

故说：

“惟以诚意为主，而用格物之工，故不须添一‘敬’字。

”（《大学古本旁释》，转引自陈来《有无之境》第１２１页）在阳明看来，“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是“去其心之不正，以正其本体之正”的道德涵养工夫。

格物必须以诚意为目的，其范围也是由诚意所决定的，诚意排除了使格物变成纯粹知识活动的可能，从而保证了《大学》中伦理实践活动的优先性。

因此，格物致知，已经变成了指向我心的向内的自足的修养功夫，自不用向外求索，穷格鸟兽草木之理了。

这样，就构建了一个以诚意为中心的向内的《大学》的理论体系。

但是在《大学古本序》中，阳明不仅指出“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

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

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这样一个以诚意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同时在这篇序言里还突出了“致知”的重要性。

将“致知”提到了“悟致知焉尽矣”这样的高度。

这里所指的“致知”也就是阳明后期学说中反复提到的“致良知”的概念。

“致”就是“行”，有推致，扩充，依循的意思。

也就是“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

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格物也：

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

”（《答顾东桥书》）这样，就又形成一个以良知为指导、诚意为功要、格物为工夫的对《大学》总体框架的另外一种看法。

若要理解阳明前后两个不同的理论框架的差异，在我看来，关键在于对“诚意”的理解上。

阳明说：

“为学工夫有深浅，初时若不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如何能为善去恶？

这着实用意便是诚意。

”（《传习录》上）也就是说，只有“着实用意”的去好善恶恶，方能做到“不自欺”，也就是诚意。

但是如果按照阳明学问的内部框架来说，人心是无善无恶的、具有最高地位的超越的本体，而心之一动所产生的“意”，由于不可避免经验的意识内容从而具备有善有恶的两种可能，如果不把“诚”理解为经过慎独等具体方法使意识内容向善避恶的过程，而仅仅把诚意理解为实实在在的依照意之所向去做的话，要是出现好恶恶善之意时，就不能保证仅用“诚意”就能最终达到为善去恶的伦理道德标准。

所以说只有提出“良知”，将之作为判断意之善恶的最高标准，这样，诚意在良知的指导下，起一念为善，良知知其为善，便是落实此善，若一念为恶，良知知其为恶，便依良知克去此恶，方才保证了诚意向善的必然性。

所以说，后期将“致知”提到八目之首，将诚意说完全变为致良知说了。

总的来说，朱子解释“格物致知”，有时训格为穷，以物为物之理，格物就是穷理；有时又训格为至（到），以物为事，格物即向物而去。

这样，格物一方面具有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事物之为事物的根据的含义，另一方面也具有即物、向物，求取具体知识的含义。

这样才能和《大学》本文中后面提到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合内外而一的道德践履推扩过程。

而阳明则取消了物作为事物这个层面的含义，直接说“意之所在便是物”，从而将格物、诚意、正心都看作一个工夫，取消了朱子学中可能带有的向外认识的维度，而用更加简易的“在心体上用功”的方法来统帅自己的整个学问。

如果说在阳明看来，朱子学问不可避免地会走到舍本求末，以求物理代替修心性的“支离”地步，那么，阳明解释的《大学》体系也同样有其无法克服的理论障碍。

首先，阳明其实只讲了诚意一条，而将八条目中的正心、格物、致知等都取消了。

这在解释文本上是说不通的。

另外，根据其学说自身的逻辑，首先应致良知，以辨明意念的善恶，然后才是诚其好善恶恶之意，最后落实此意。

这样一个致知、诚意、格物的顺序和《大学》本文中格物、致知、诚意的次序不合。

第三，以“致良知”来说“致知”则犯了增字解经的毛病。

所以，如果说朱子对《大学》所作的“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为后世所诟病，认为有“改经”、“僭越”的毛病，那么阳明恢复古本其实也只是继承了宋学“六经注我”的创新学风，在用自己的学问来阐述《大学》，这两种做法本身从传统传注学的角度来说都是有待商榷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解释看成这样一个追求本意、要求和作者的原意尽量接近的过程，而是将所有的古代文献都仅仅看成一个文本，其含义要在和阅读者的互动中才体现、甚至是生成的话，这两种做法就是新的观点所以得以产生的原因，也就是学问能得以发展和进步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