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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规模与集群效应的关联性的分析

产业集群规模与集群效应的关联性的分析

产业集群规模与集群效应的关联性的分析

 

  

     迈克尔·波特认为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相互关联的及其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的现象。

产业集群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现象,美国的硅谷、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业、意大利的瓷砖业等都是比较着名的例子。

在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省和浙江省,也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的产业集群;北京、上海、天津等市以及福建、山东、河北、辽宁、河南等省都出现了产业集群的雏形。

产业集群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国内外理论界对产业集群的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集群的发展机制及其对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正外部性作用方面,而对产业集群负外部性所产生的风险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等“负面”角度研究的理论成果还不多见,研究成果也不成熟,对产业集群积极作用的片面和过分强调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误的看法,只要建立起集群,地方乃至国家的经济就会蓬勃发展,这显然有违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

世界上有很多原来十分发达的产业集群,如今已经或正在走向衰退,如西欧的很多钢铁、煤炭、造船、纺织等着名区域性产业。

如何充分发挥产业集群的正外部性,控制负外部性的产生,促进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以提高区域竞争力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对于产业集群负外部性所产生的风险,奥地利区域经济学家Tichy从集群的产品生命周期引发的结构性风险的角度进行探讨,Fritz等在Tichy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周期性风险对产业集群的冲击,文献提出当产业集群发展到成熟阶段以后,可能会形成某种特定意义上的“超稳定结构”,从而抑制产业集群的学习效率和创新效率,致使产业集群走向衰退。

文献从生态学的角度,采用生物学类比方法,分析了集群的内在风险及其危害,并提出相应的防范对策。

本文从产业集群效应的有限性分析出发,基于产业集群规模角度来探讨集群效应。

   1产业集群效应的有限性分析

   集群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产业集群是现代经济构成的单元结构,能产生巨大的集群效应。

集群效应主要体现为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两个方面。

   1)集群的经济效应分析。

马歇尔从集群所带来的外部经济进行分析;

些不愿进行R&D的投入,而是“搭便车”,对市场上新产品模仿创新,甚至只模仿不创新。

结果本地产品雷同现象严重,本地低水平价格竞争最终难以避免。

更为严重的是“搭便车”行为使集群中滋生出“创新”的惰性,削弱了集群对外部环境的应变能力,同时由此而产生创新收益的非均衡分配,进一步导致“集群”创新投入的衰退,结果必然阻碍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

   2)随着集群迅速成长和规模的扩大,集群之间形成的程序化协同模式,将产生不断自我增强和自我保护的锁定,最终将产生负的集群效应而导致产业集群的僵化。

集群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络组织,在同一络内的长期合作中,集群内个体之间的交易,基本上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并逐步在集群内部相互关联的络化结构中形成程序化协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间交易的顺利进行,降低了交易成本。

但是,当集群内习惯基于“信任”的络化交易之后,他们逐渐不想或是不敢与集群外或机构进行相关交易活动,进而,集群内的国际化正规经营运作能力不断减弱,反过来使其更加不愿意参与集群外部的经营活动。

久而久之,区域集群便成为一个自我保护锁定系统,除了少数直接面对市场的外,大多数完全在这个锁定的系统中运作,使整个集群对于外部知识、技术的获取能力以及对于外部环境应变能力不断减弱。

最终将导致产业集群僵化,阻碍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

   2集群规模与集群效应的关联模型分析

   要控制集群效应有限性所产生的风险,应加强集群络组织的治理,强化络的制约机制和络组织间的协同性;控制集群成员的投机性,降低或负强化“搭便车”行为效应。

同时要不断更新变革集群内部的程序化协同模式,防止自我保护锁定所导致的产业集群僵化,保持集群的动态灵活性。

   笔者认为保证产业集群规模的有效性将是发挥产业集群效应,控制集群风险的有效方式。

因为集群效用有限性的制约因素,是在产业集群不断动态演变的过程中,随着集群不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形成和被放大的。

集群规模对集群效用存在一个极值点,当集群规模超越极值点时集群效应将迅速递减,这个极值点是集群规模

  

对集群效应的效应极限约束。

本文引人集群规模与集群效应关系模型加以证实(见图3)①。

模型建立在以下理论假设之上。

   假设1集群的规模主要取决于集群内成员的个数与集群内可共享的资源。

   根据规模经济的特点,这一假设可以成立。

   假设2集群效应主要取决于集群对集群资源的贡献量和集群资源共享机制等因素,可通过集群成员分享的集群利益测度集群效应性。

因此,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是决定集群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简化分析,这一假设可以成立。

   假设3集群的利益分配机制受政府政策、集群学习机制、集群文化、地方政府行为偏好、络组织制约机制等因素影响。

   假设4成员在集群内游说活动、寻租等,会使集群内部信息歪曲。

信息不对称性导致集群利益分配的公平程度与成员数量成反向变化关系。

   假设5集群内资源分布、各成员贡献均等,利益分配实行平均主义。

由于资源分布均等,因此,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平均主义更能以较低的甄别成本反映在聚集区域中的贡献。

   产业集群规模,是产业集群能有效控制和利用的资源总量状况,反映集群利用资源的协同效应的广度,具体分为成员数量和市场占有量及生产规模等方面[16]。

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集群规模,本文研究产业集群的最合适规模,主要从成员数量的角度来探讨产业集群规模。

   假定集群内成员数目为n,R(n)为集群内成员资源集聚后产生的集群内可共享的资源;成员i对集群内总资源的贡献量为Ci,则R(n)可表示为 

   成员可分享的集群利益Wi取决于成员可分享的集群资源份额hi和集群可共享资源总额R(n),成员可分享的集群利益Wi为

   其中,成员i获取的资源份额hi取决于成员i对集群内总资源的贡献量Ci和集群利益分配的公平程度e,即hi=h(Ci,e)

   i=1,2,…,n

   Ci取决于该所拥有的资源禀赋Wi和成员的努力程度。

根据激励效应理论的社会公平原理,成员努力程度主要由集群内利益分配公平程度e决定,则Ci可表示为  Ci=C(wi,e)

   i=1,2,…,n

   设集群内总资源禀赋为TW,则

   wi=w(TW,n)

   i=1,2,…,n.

   基于以上分析,集群内成员数与集群效应之间的关联性,主要取决于dw/dn的变化。

   根据假设5,集群内各成员所拥有的资源wi=TW/n,为了简化分析,将函数关系设定为

   ci=wei;

   e=1/nλ,0<1<λ因此,wi可以表示为

   (6)式中,随着λ增加,d2wi/dndλ显着地趋向大于0.分析(4)~(6)式,可以得出相关结论:

①如果λ=0,则(4)式意味着在集群资源一定的情况下,集群内成员的个数对成员所得为反向影响(这里没有考虑TW与n是否同步变化的情况);②由(4)和(6)式可见,随着λ增加,n对集群成员所得的负效应越大;③由(5)和(6)式可见,随着n的增加,dwi/dn与d2wi/dn2wi/dn2均递减,如果集群规模超过了一定数量,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将大幅度地递减;④集群效应和集群规模存在一个极值约束,令dwi/dn=0,此时d2wi/dn2<0,则可求出集群内成员分享的集群利益最大时集群所包容的成员的最大个数。

   3结论和启示

   产业集群其竞争优势来源于集群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及其资源整合能力。

其中集群成员所拥有的资源和集群的结构方式影响了集群的竞争优势,即集群的竞争力取决于集群络结构中形成的资源整合的协同效应。

但是,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是有限的,受产业集群的资源禀赋、集群络组织制约机制、集群的文化、政府政策及当地政府行为偏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产业集群的有效集聚存在一个集群规模问题,即集群所包含的成员个数的极限约束,在没有达到极限约束之前,增加集群成员个数可以不断增强的集聚效应,但如果超出了这个极限的约束数目,产业集群的集聚有效性将大幅度地递减,因为产业集群规模过大,可能会造成集群内部恶性竞争,或者超过环境与经济承载力及市场负荷,则集聚效应反而会减少,如,由于资源短缺,发展空间受限,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中经济发达城市的工业用地已近乎枯竭,土地价格暴涨;水、电、煤等基础生产资料供应紧张,无法保证的正常生产,制约了现有传统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仅浙江一省,三年间因土地涨价、电力紧张、劳动力短缺等因素的影响,被迫转移到外省、市投资的达500多家,转移资金达4000多亿元;又如,宁波市象山县爵溪街号称“中国针织名城”,在2平方公里多的区域上聚集了400余家针织,“彪马”、“小脚板”、“华伦天奴”、“阿迪达斯”、“耐克”、“圣罗兰”等近30个世界名牌都在此加工,20XX年全街道的工业总产值为65亿元,但是严重的缺水已使爵溪的许多陷入了生存困境。

   产业集群规模与集群效应的相关性对我国产业集群发展有以下的启示。

   

(1)建立有效的“竞合”机制.目前我国许多省市纷纷实施“产业集群的做大做强”战略,试图以大规模吸引更多的高“禀赋”的,来增强集群效应。

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很多只是停留在地理上的扎堆状态,在产业价值链上相关没有组织成有序的系统,之间也没有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交易)关系,也没有通过共享专用信息和在技术、市场营销、培训、设计等项目上进行合作而获得外部经济,因而不具有较强的“集体效率(collectiveefficiency)”,无法发挥相应的集群效应。

在这样的产业集群里,同质的成品之间相互竞争,同质的配套间也相互竞争,这样在产业链构成及不断延伸过程中,同类的恶性竞争难以避免,相互压价、低价竞争必然愈演愈烈。

而一旦低价优势成为主要或唯一的竞争武器,它在市场上能够冲锋陷阵一段时间的同时,必然遭遇两大阻力:

①外部市场,低价竞争对外部市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公平竞争,于是引发反倾销,如欧美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特保”、“设限”措施,其表面原因就在这里;②集群内部逐渐滋生的阻力,集群内部低价竞争,的利润空间肯定越来越小,甚至没有利润,为求生存,有的就降低质量,产生“柠檬市场[17],甚至出现假冒伪劣,结果砸了自己的牌子,使“集群”难以为继。

曾经红火的温州灯具业就这样几近消亡。

要处理这样的集群危机,根本出路是调整产业结构,在调整中压缩产业规模,建立起较强的“竞合”机制。

为防止盲目扩大集群规模,保证集群的有效性,建立起有效的“竞合”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集群效应主要体现在集群间既竞争又协作的关系的均衡上,只有通过“竞合”机制的淘汰功效的发挥,自然地控制集群的有效规模,才能保证产业集群动态持续发展的活力。

   

(2)增强集群的异质性,提高集群的产业关联度。

集群的产业关联度是集群规模有限性的重要影响因素,集群规模的有限性是建立在同质的假设基础上的,所以加强集群的异质性,提高产业之间的关联度,可以相对延伸集群规模的极限点,扩大集群规模的有效区间和产业集群的规模效益。

产业之间关联度的增强能够改善集群的分工地位,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模式,增强产业竞争力。

所以,实施产业集群战略不应以扩大规模、扩展土地为目标,而应根据区域现有的资源禀赋,以增强集群的异质性,提高集群的产业关联度为基础,实施相应的产业集群战略。

   (3)对大进入集群区域所引起的集群结构变化应给予关注。

应注意防止大在集群内形成垄断支配地位,而将关联作为其附属,破坏集群内天然的“竞合”关系。

集群相互依赖的络在最初阶段是力量源泉,但由于环境动荡,在同一络内的长期合作中,集群之间面对面地和隐性知识的依赖使产业络易于被锁定,并且不断增强的自我保护型锁定,可能使产业集群僵化,对外界动荡的反应能力变得缓慢。

久而久之,集群便成为一个自我保护锁定系统,除了少数直接面对市场的外,大多数完全在这个锁定的系统中运作,整个集群对于外部知识、技术的获取能力以及对于外部环境应变能力不断减弱。

最终将导致集群僵化,阻碍集群的持续发展。

为了保持集群的创新活力和持续发展,应根据集群发展的状况,适当地限制大入园的数量,防止技术垄断和产业控制,促使集群内天然的“竞合”关系的形成。

   (4)地方政府应适当引导集群的规模,增强集群总体的生产能力和市场占有率,扩大集群的影响力。

政府应是集群的催化剂、润滑剂或者桥梁,间接参与产业集群的创建过程,要让成为集群的主导者。

政府不要刻意创造产业集群,要避免创造产业集群导致的高成本、高风险和不同的地区追求相同的产业集群导致的重复建设。

政府必须以现有的或者是新兴的集群为前提制定相应规划,规划重点应为提供尽可能完善的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快市场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在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引进产业内极具竞争力的或一些公共机构、智囊团体,改善集群的结构。

集群政策的目标应该是遵循产业集群形成、演进、升级的规律,把握集群发展各阶段的特征、满足产业集群发展的外部环境要求,并有针对性地对产业集群发展中的共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促进产业集聚,通过对集聚产业的整合、调整从而延长产业链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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