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始皇与秦文化研究综述1.docx
《近三十年始皇与秦文化研究综述1.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近三十年始皇与秦文化研究综述1.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近三十年始皇与秦文化研究综述1
近三十年始皇与秦文化研究综述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2010级黄娟
指导老师：
刘俊男
摘要：
近些年，对秦朝历史的研究又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尤其是在秦文化方面，专家们通过对各个方面的精心研究，获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
这三十年来，对秦文化的研究不仅着力于历史文献的研读和考古发掘的探究，更是做到了对建筑、水利工程等这些在中国大地上延续千年的雄伟工程上，不仅闪烁着秦人智慧的光芒，也体现了秦独特的文化风采——功利观。
正是由于研究的不断进步，大家对“秦世不文”的观点有了正确的认识，使我们了解到秦朝它独具特色的秦文化，对我们研究秦史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
秦文化；功利观；综述
Abstract:
Inrecentyears，studyonthehistoryofQinDynastyrosetoanewlevel,especiallyinthecultureoftheQin,theexpertsbasedonvariousaspectsofcarefulresearch,themajorresearchresults.Inthisthirtyyears,Qinculturestudynotonlyfocusonthehistoricaldocumentsandarchaeologicalresearchstudy,itisdonetothebuilding,waterconservancyprojecttheseinChinaforthousandsofyearsontheengineering,notonlyflashesofQinpeoplewisdom,butalsoreflectstheQinuniqueculturalstyle--utilitarianism.Itisduetotheprogress,the"Qinworldisthe"pointofviewisthecorrectunderstanding,sothatweunderstandthattheQinDynastyitsdistinctivecultureoftheQin,Qinhistoryonourresearchhasmadethetremendouscontribution.
Keywords:
QinculturalUtilitarianviewOverview
历史研究需要生成反思，历史的研究也是为了服务于现实。
根据对秦文化的了解，希望大家对秦朝及秦始皇有一个系统、全面的认识。
并且秦文化不仅限于对于思想文化的研究，在各行各业中均有体现。
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们在研究秦文化同时，也对当时的文化产生反思，进而对我们现代文明进行思考研究，为现代文明服务。
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使得人们思想得到解放，国家政治变得开明，这无疑成了学术研究事业的基础条件。
近三十年来，据《中国期刊网》所收录显示，关于秦文化研究的论文多达673篇，有大概11本专著。
其中关于研究始皇时期文化的论文有近200篇。
从当前的研究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总结过去三十年研究始皇时期的秦文化内容
（一）单纯文学领域的研究
1、从“焚书坑儒”事件研究秦文化
李禹阶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新论——论秦王朝文化政策的矛盾冲突与
演变》[1]中认为秦皇“焚书坑儒”是与秦统一之初的政治、文化政策有极大差异的。
它标志着秦帝国在统一全国后政治、文化取向发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亦是秦始皇本人帝王心理失衡的个性心理特征在政策上的反应。
有专家认为，对所谓的“焚书坑儒”事件也应该重新认识，这纯粹是一个政治思想上冲突的表现，将“焚书”和“坑儒”事件合并，容易使人迷失当时的真相。
仝冠军在《“焚书坑儒”与秦朝文化政策》[2]写道“焚书坑儒”时将其分开来述说，“焚书”乃是因博士淳于越提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主张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法先王，学古法。
然后李斯痛斥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但百家语仅仅是禁止私藏，博士仍然可以拥有这些文献典籍（秦始皇时有博士70
人）；医药、卜筮、种树等实用的科技类图书则被保存了下来；秦国的历史著作（秦记）也没有被烧毁。
钱穆也认为：
“其实此事（焚书）在当时，纯粹是一个政治思想上冲突的表现，而秦始皇和李斯，则比较站在较开明较合当时历史大流的地位。
”［3］而“坑儒”是发生于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得知他派出去寻访长生不死药的术士（韩众、徐巿、侯生、卢生等人）由于无法交差而纷纷逃跑，并且侯生、卢生在交谈时，指责“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贪于权势至如此”，龙颜大怒，命令抓捕这些术士，术士们互相揭发，又牵引出460多人。
秦始皇盛怒之下将他们处死，太子扶苏因为对此不满而被派往北方边疆监督蒙恬修造长城。
但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4]里并没有“坑儒”一说，而说是“坑术士”：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章太炎认为，“儒”在先秦其实有三个层次，指三种不同的人，秦始皇所坑杀的儒，乃是“达名之儒”，也就是广义上的儒，是知识分子：
“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
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说文》）。
太史公《儒林列传》曰：
‘秦之季世坑术士’，而世谓之坑儒。
司马相如言：
‘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
’……王充《儒增》、《道虚》、《谈天》、《说日》、《是应》，举儒书所称者，有鲁般刻鸢，由基中杨，李广射寝石、矢没羽，……黄帝骑龙，淮南王犬吠上天、鸡鸣云中，日中有三足鸟，月中有兔蟾蜍。
是诸名籍道、墨、刑法、阴阳、神仙之伦，旁有杂家所记，列传所录，一谓之儒，明其皆公族。
”“类名为儒。
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
《天官》曰：
‘儒以道得民。
’说曰：
‘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
’《地官》曰：
‘朕师儒。
’说曰：
‘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
’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才艺为儒。
”“私名为儒。
《七略》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
要之，题号由古今异，儒犹道矣。
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于今专为师氏之
守。
道之名于古通为德行道艺，于今专为老聃之徒。
”[5]这样讲就非常明了了。
2、从出土文物研究秦文化
最近几十年出土的秦代实物，更是为秦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秦代文学就是在这种曲折的历史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面貌。
徐卫民先生在《出土文学与秦文化》[6]一文中指出由于秦兵马俑的出现，对研究秦文化有着巨大的意义。
徐卫民认为：
研究秦文化不研究秦始皇陵是不行的。
徐卫民先生在《出土文献与秦文化》中还指出云梦秦简的出现，对秦文化而言亦是意义重大。
云梦秦简主要是讲秦法律制度的，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秦文化的深入研究。
云梦秦简还有《旧书》甲、乙两种，反映的是当时关于选择日子吉凶的迷信书，使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风俗。
徐卫民先生对秦金文、陶文的发现与秦文化也有大量研究，出版了《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为我们研究秦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3、从秦文化发展研究秦文化
秦王嬴政继位后，秦代文化政策经历了一个起伏变化的的过程。
秦王十年前，吕不韦执掌大权，采取兼收并蓄的文化政策，一改秦世不文的局面，必然也触动赢秦贵族集团的利益。
李斯辅政后，曲意逢迎贵族集团，尤其是秦朝统一之后，为秦帝国制定了钳制众口的愚民政策，不仅为秦帝国、也为自己埋下祸根。
这种政策的调整，对于秦代文化与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为汉帝国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意义的历史借鉴。
刘跃进在《“秦世不文”的历史背景及秦代文学的发展》[7]一文中，他指出秦文化对于六国思想家而言，显现出强烈的功利性、排他性与过渡性。
孔子也早就看到秦人这种不同寻常的特性，《史记·孔子世家》[8]记载“孔子曰：
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
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
授之以政。
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伯小矣。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9]
又载：
“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
”子夏的弟子李悝则是法
家的始祖，所著《法经》为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典。
故《晋书·刑法志》[10]说：
“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
”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又悉本李悝。
（二）建筑工程领域的研究
1、从建筑研究秦文化
建筑亦是一种文化，它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又向社会发出强烈的
文化信息。
作为“时代的镜子”和“文化的缩影”，我们可言是建筑在谱写历史，或者说，是建筑师在有意无意地谱写历史。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蔑视，建筑师社会地位低下，加上建筑的功劳总是归功于君王和物主，以致中国古代建筑师既无名也无名望也无地位，只能沦落为“无名氏”。
张钦楠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师》一书，试图寻找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
建筑师，介绍和阐发每一位建筑师的生平事迹，并把中国古代建筑师的作业环境、方法、成果与同时期国外的建筑及建筑师进行对照，客观地评价建筑师们的功绩。
张钦楠先生在《嬴政、蒙恬——中央集权国家建筑文化的开创者》[11]论文中介绍了秦始皇时期建造的重大工程，如：
骊山墓、阿房宫、万里长城、驰道等，说这是“作为建立大一统国家体制的实物基础”。
2、从水利工程研究秦文化
秦国及秦朝持续不断地兴修大量的水利工程。
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反映了秦文化重农、重功利的文化价值观。
秦水利工程修建反映出秦文化功利观是分层次的:
国家“功利”居于首要地位,“百姓飨其利”仅次之,最后才是“个人功利”;注重实效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科学的设计是秦文化功利观的重要体现;注重质量和严格管理是秦文化功利观在水利工程中的具体落实。
秦国及秦代
兴建的诸多水利工程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造福当地人民的同时,还担当了文化媒介和载体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秦文化的扩散和与其它文化的交流、融合。
张铭洽在《从秦水利工程看秦文化的特点及影响》[12]阐述到：
秦国及秦代政权对兴修水利有着强大的内在推动力,这其中有一种类似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它也反映出秦人有着久远的农业经济传统,并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了浓郁的重农风尚。
西北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使得秦人对“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有深刻的理解;同时,水利工程建设的巨大效益,亦会增强秦文化“重功利”的价值取向,反过来,“重功利”的文化价值观,又必然会使秦重农风尚更为增强。
此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增益,才会使秦水利工程建设一直处于兴盛不废的状况。
在郑国渠的修建过程中,秦文化中“重功利”的一面表现得更为充分。
当秦国已知郑国的奸细身份,但同时也了解郑国渠修好后所能带来的重大经济利益时,则毫不犹豫地让郑国完成郑国渠的建造工程,此时的考量完全是把“功利”放在第一位的。
这一特点,在中原文化圈中是很难表现出来的。
在司马迁的笔下,郑国渠的修建成功与秦始皇最终统一天下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因为从此“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郑国渠的巨大经济效益成为推动秦统一的经济因素了。
这就更能看出,秦文化的功利观造就了郑国渠,而郑国渠的成功又强化了秦文化的功利观。
秦国及秦代兴建的诸多水利工程,集中在秦统一前后的半个世纪中,除郑国渠之外,其它的均在新占领区（都江堰兴建时蜀郡也是新占领区）,也即是在非秦文化圈内。
到西汉时期,汉王朝全面继承了秦的制度文化,特别在汉武帝时期,武帝好大喜功,秦文化中的功利价值观便重新闪现,并又一次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
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13]中,慨叹“甚哉,水之为利害也”,“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
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
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
”水利工程在全国遍地
开花。
这其中,秦文化功利价值观的影响和延续性是有迹可寻的。
总之,秦水利工程中所体现出的秦文化内涵,在战国及秦汉都成为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的重要因素,成为一种文化纽带,并且对后世有着重大的影响,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认知。
（三）思想、法律与政治领域的研究
1、从秦人思想上研究秦文化
秦人启用商鞅变法以来，“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
”国家面貌为之一变。
从此，法家思想成为了秦国的统治思想。
正是依靠这种思想的指导，秦国得以迅速崛起于群雄之中，为日后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法家思想，崇尚武功，讲求实用，追求一统，这些思想一直被秦人奉为主导思想。
这一思想的重要特征就是功利性，崇尚战功，寡义趋利。
由此功利性，在秦人那里又演变成一种强烈的排他性。
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各家学说在相互融汇各家思想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在努力倡言与践行自己的主张，自然也会攻击对手。
但在秦人那里，这种排他性表现得特别突出，不仅排斥其他学说，甚至那些倡言法家学说的人，也在相互排斥，唯我独尊。
《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14]载：
“秦既称帝，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诸侯力争，四夷交侵，以弱见夺。
于是削去五等，堕城销刃，箝语烧书，内锄雄俊，外攘胡粤，用壹威权，为万世安。
”秦帝国这一系列政治文化政策的制定，背后有着鲜明的李斯因素。
尽管李斯自己满腹经纶，文章也写得神采飞扬，但却走向另一种极端，一改吕不韦主张，将法家思想推向极端，“焚书坑儒”，
为刚刚建立的统一帝国强力推行钳制众口的愚民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统局面仅仅维持了十余年，帝国大厦就轰然坍塌。
而两汉思想家以及统治阶层积极地从不同的角度总结秦代短命的历史教训，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即外王内霸，将儒道法等学说融为一体，互为表里。
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由此逐渐走向成熟。
从这个意义上说，秦人的思想文化，又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点。
2、从秦始皇颁行的法令研究秦文化
吴涛在《秦始皇与“焚书坑儒”——浅论儒学在秦代的发展》[15]认为秦国之所以奉行法家学说是因为在儒、道、墨、法等战国显学之间,文化的深浅程度并不同,儒、道明显要比墨、法高深些。
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秦人来说接受儒、道的东西是有困难的,而墨、法则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奉行法家的耕战政策使秦的国力迅速增强,但是对法家思想的吸收并没有改变秦国在关东诸侯心目中的夷狄形象,甚至强化了这一形象。
已经到了战国末年鲁仲连还说:
“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
《战国策·魏策三》[16]说得更直接:
“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
”
3、从秦政治研究秦文化
雷依群在《秦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17]中说秦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深刻总结其精髓，其主要特点有五：
一是它的首创精神；二是兼收并蓄的开放性特点；三是自强不息的进取性特点；四是团结、爱国、尚武的精神特点；五是秦文化永久不衰的特点。
研究秦文化的这些特点对我们今天坚持先进文化的方向，不断开拓创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丁毅华（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秦
文化包括许多层次，而其中最引人注意者应当是政治文化，其重点在秦统一前，主要是重农重战的社会生活类型，注重立法的法制建设和功利主义的进取精神，秦统一后，最重要的是制度创新，特别是以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和郡县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的创新。
迁都咸阳，特别是立足关中，以咸阳为大本营而统一六国，使秦文化达到光辉的顶点；而秦朝在这里的统治，又使秦文化中的破坏性因素发展到了极点。
刘文瑞（西北大学科研处教授）认为应该从大文化的视角来观察，将秦国的政治思想置于春秋战国的整体背景中。
春秋时期，秦穆公的政治思想具有周化成份，但又拒斥周化的礼仪文饰和性善假设。
战国时期的孝公变法，属于穆公思想的继承，且商鞅的法治思想与荀况的礼治思想没有本质差异，而荀况的礼治思想同思孟学派的“修齐治平”内省道路有着巨大冲突。
秦国法与礼的合一，最后发展为韩非的法治理论，流变为《为吏之道》。
秦国的政治思想既具有逻辑上的统一性，又是一种拒斥内省的外制型政治思想模式。
黄朴民先生在《秦汉统一战略研究》[18]中认为我们应该“客观辩证地认识
秦汉‘大一统’历史文化的地位与意义”。
秦汉大一统背景下的思想文化虽然就其个别方面的深度来说，似乎不够深刻和精致，但从整体上看，大一统条件下文化建设的全面发展是历史上分裂、动乱、偏安时所无法比拟的。
其突出的标准表现为在“六合同风，九州同贯”的历史背景下，文化的地理畛域被基本打破。
具体地说，就是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区域文化因子在秦汉时期经长期融汇，打破了先秦时期南北文化相对较少联系、接触的状态，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同时亦由此形成了统一的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四）综合领域研究
大家对综合文化领域的研究尚且不足，现今只有韩养民先生的《多源的秦
汉文化》[19]对秦文化进行了具体而整合的研究。
但总的说来各个文化内容都是在为中央集权专制而服务的。
二、对今后始皇时期秦文化研究的几点建议
1、加强对各个文化之间的必然联系的研究，各个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怎
样相互影响的？
应该有一个更详细的研究和讲解。
例如：
雕刻与建筑、建筑与水利工程、水利工程与百姓的生活文化、百姓
的生活文化反映了怎样的政治文明。
文字与文化传播、文字与法律传播、文字与政治统治等等。
2、对“坑儒”事件的详细了解：
“坑儒”的“儒”，这里到底坑的什么
人，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信奉儒家的学士，还是直接惹怒始皇的方生、术士而已。
“焚书坑儒”让始皇在百姓心目中产生了怎样的印象，我们后世应该怎样来客观看待和分析这件经过了千年的事。
3、将始皇统治时期的秦文化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整理分析，一“焚书坑
儒”事件为界，前期以法制为主，其他文化思想共同发展；后期则是“罢黜百家独尊法术”施行严刑酷法，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4、始皇为何以法治之术治理国家，除了承袭自古以来秦国的法制观念
之外，还有什么具体原因？
谭前学（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曾说目前秦律研究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对秦律研究的总体把据不够，许多学者把秦律研究误认为就是秦朝法律研究。
这就大大限制了秦律研究范围。
第二，目前对秦律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法律条文的考订复原上，且多集中在战国后期的秦刑罚、诉讼和经济立法等方面，有关秦律研究在不同发展时期及相互关系等深层上不够。
第三，对资料的使用，尤其是对云梦秦简的使用上也存在忽视它反映的时代、历史时期上的串位。
5、始皇时期的文化对后世文化或者后世政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虽然
有写秦政治文化对西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不能产生系统性。
6、历史上有四次焚书，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始皇和乾隆皇帝的焚书，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异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禹阶：
《秦始皇“焚书坑儒”新论——论秦王朝文化政策的矛盾冲突与演变》［Ｋ］，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6期。
[2] 仝冠军：
《“焚书坑儒”与秦朝文化政策》［B/G］，出版发行研究-2009年5期。
[3]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4] 司马迁：
《史记·儒林列传》［Ｉ］，上海辞局出版社，2006。
[5] 曹聚仁：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Ｋ］，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6] 徐卫民：
《出土文献与秦文化研究》［Ｋ］，河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年1期。
[7] 刘跃进：
《“秦世不文”的历史背景及秦代文学的发展》［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期。
[8] 司马迁：
《史记·孔子世家》［Ｉ］，中华书局，1982年。
[9] 司马迁：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Ｉ］，中华书局，1982年。
[10] 《晋书·刑法志》［Ｋ］，中华书局，1974年。
[11] 张钦楠：
《嬴政、蒙恬——中央集权国家建筑文化的开创者》［Ｋ］，北京规划建设，2008年6期。
[12] 张铭洽：
《从秦水利工程看秦文化的特点及影响》［Ｋ］，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7年5期。
[13] 司马迁：
《史记·河渠书》［Ｉ］，中华书局，1982年。
[14] 班固：
《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Ｋ］，中华书局，1962年。
[15] 吴涛李智勇：
《秦始皇与“焚书坑儒”——浅论儒学在秦代的发展》［Ｋ］，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年4期。
[16] 《战国策·魏策三》［Ｋ］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7，第1版。
[17] 雷依群：
《秦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G］，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5期。
[18] 黄朴民：
《秦汉统一战略研究》［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19] 韩养民：
《多源的秦汉文化》［Ｋ］，浙江学刊，19896年4期。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