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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学研究的未来之路

侗学研究的未来之路

——在全国侗学论坛上的发言

潘年英

各位前辈、各位朋友:

感谢会议给我安排一个发言的机会。

首先,我要向大会转达湖南省侗学会吴宗源会长对梁旺贵会长、杨序顺会长、姚源金会长、王先琼会长、吴浩会长以及全体与会代表的问候和致意;同时我受吴宗源会长委托,在此代表湖南省侗学会热烈祝贺黔东南州侗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全国侗学论坛的成功召开,并祝愿黔东南州侗学会在新当选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继往开来,开拓奋进,在侗学研究领域里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其次,我想就当前侗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谈谈我个人的感想和看法。

第一,关于侗学研究的几个历史阶段的简单回顾和总结。

关于侗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但比较的自觉的研究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50年代主要围绕着民族识别的工作来展开研究,主要成果体现为当年的侗族经济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和在80年代后出版的《侗族简史》和《侗族简志》,但受时代的局限,当时对侗族社会的调查和研究主要以阶级斗争学说为学术分析的支点和框架,因而其成果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但缺陷和不足也非常明显。

而80年代的研究主题是族源问题。

这个时期关于侗族族源问题的讨论主要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是土著说,认为侗族本为湘黔桂边地的土著民族,土生土长,历史悠久,文化独特;还有一种是迁徙说,认为侗族是由外地迁徙而来的民族,一般而言,学术界普遍赞同侗族为百越后裔,但具体是百越中的哪一支系,则至今没有明确结论。

而且,具体由什么时间从哪里迁徙而来到现今的居住地,也未见清晰的论证。

迁徙说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侗族由广西梧州迁徙而来,依据主要是流传于民间的南部侗族古歌,如《祖公上河》等;第二种意见认为侗族祖先最早生活在江浙一带,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迁徙入内地,其主要依据是汉族文献中的零星记载;第三种意见则认为侗族可能最早来自青海,后辗转至今日聚居之地,依据也是汉族史籍中一鳞半爪且语焉不详的文献记载。

回头来看,无论是哪一种学说或哪一种意见,所凭借的依据都非常单薄,无论是民间的口传文献,还是汉族典籍中零星记载,常常都是孤证,甚至连孤证都算不上,因为大家知道,民间口传文献虽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变异性大,所以单独的孤证并不可靠;而汉族典籍虽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但对古代民族的记录和描述却从来都是一鳞半爪的片言只语,常常既不系统完整,又多有族群歧视观念,不科学,不客观,而且,更要命的是,由于古代汉语本身词义的丰富性和多义性特点,导致后人对这些零星记载的文字解读歧义纷繁,莫衷一是。

比如,有关史籍里记载说,“侗亦獠类”,专家考证说,这个“侗”和“獠”就是今日侗族的祖先,当然,史籍里的“侗”字不是单人旁,而是犬字旁。

那么,那个带犬字旁的“侗”字,跟今天的侗族到底是不是一个民族呢?

这是大有疑问的。

因为在另外的汉族典籍里,侗族的先民又被记录为“仡伶”,专家们说,这是侗族自称的汉语音译,这倒没有多大疑问,但问题是,“仡伶”和带反犬旁的“侗”,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族群?

则缺少更多相关学科的证据支持。

就是今天的侗族,其实也不完全是一回事。

十多年前,我到黔南独山县挂职,我听说那里有一个地方有侗族,当地的人口统计里,那地方的侗族有2000多人,于是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去探访那几个侗族聚居的村寨,结果很失望,因为那地方的人既讲不清自己祖先的来源,现实生活中也不见有任何侗族文化的特征,他们唯一跟侗族的联系,是说自己的祖先曾经居住在山洞里,所以自愿认同为侗族。

那么显然,这里的侗族跟黔东南的侗族可能不是一回事。

去年我在黔南还访问了好几个自称是毛难族的村寨,结果发现他们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毛难族,而是历史上的羊黄人,他们之所以把自己认同为毛南族,仅仅是因为在语言上跟广西毛难族有些接近而已,但其实他们在别的方面跟广西那个毛南族没有多少联系。

广西的毛南族也并不认同他们是同一族群。

所以,随便举证,就不难发现我们的历史研究其实大有问题,漏洞很多。

而对于整个民族的历史来说,就更是一部糊涂账,有很多的未解之谜。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在族源问题上的研究并没有取得什么突出的进展,甚至几乎完全是在原地踏步,这是我们侗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之一。

20世纪的90年代,我们侗学研究的主题转移到了经济问题的探讨。

其主要观点认为传统的侗族小农经济形式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要求,要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转型。

于是对侗族传统文化多持批判态度,否定侗族传统文化与文明的声音成为这一时代的最强音。

但同样缺少对侗族农耕文明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的力作出现。

有学者尝试过研究侗族的稻作文化与文明,遗憾这样的研究依然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厚度。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侗学研究的主题转移到文化的研究上。

原生态的文化价值重新受到肯定和重视。

尤其以侗族大歌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标志,侗族文化得到的更加广泛的社会承你认。

人们对侗族传统文化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但对侗族文化的研究依然肤浅表皮,缺少力透纸背的力作和巨著。

第二,当前侗学研究中的亟待努力的工作方向。

1、要尽快整理和出版老一辈侗学研究专家业已发表和尚未发表的成果。

像贵州的向零、张民、吴永清、黄才贵,湖南的吴万源,广西的莫虚光等老前辈,他们都是侗学研究的开山人物,在侗学研究领域都有很深的积淀和很高的造诣。

他们学识渊博,学风严谨,做学问的方式与今天的硕士博士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研究成果一般都建立在长期而广泛的田野作业之上,真知灼见多,空话套话少。

可以这样说,即便他们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他们所写的文章绝对是自己的独到发见。

2008年春节我在榕江车江见到张民老先生,我问他在干什么?

他说在翻译一部侗族经典,叫《东书少鬼》,是侗族鬼师用于占卜用的通书,内容包罗万象,堪称侗族的百科全书。

他拿出原书给我讲解了几段文字,说实话,那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汉字,我也基本认得,但意思却完全不明白,什么道理呢?

道理就是这是用汉字记录的侗语,我们通常叫“汉字记侗音”,侗族民间有大量类似的歌书,一般而言,但凡懂得侗族语言的,这些书多少能看懂一些,但这本《东书少鬼》我却完全看不懂,为什么呢?

原来这本书记录的侗音是古侗语,所以我不懂,我估计除了张民老先生,恐怕看得懂这本书的人在这世上已经寥寥无几了。

所以我称他的学问为旷世绝学。

当时张先生身体状况还不错,但我还是担心有意外,使之成为真正的绝学,毕竟他那时已经是80高龄了。

果不其然,一年后,传来消息,张先生病逝了。

我不知道他的那部《东书少鬼》到底翻译到哪种程度了?

刚才我问榕江的张勇先生,他说稿子张民老先生已基本翻译完毕,现在交到贵州民族出版社杨成星的手上,但出版可能还有待时日,主要是经费的问题还没落实。

我希望侗学会的领导们要立即把出版这本书的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我们不仅要出版像《东书少鬼》这样的奇书和绝书,而且还要出版他们业已发表和未发表的科研成果,因为这些成果是我们整个侗学研究的基础。

他们的研究是开拓性的,具有完全的创新精神,没有他们的研究基础,我们的研究就无法进行下去。

还有一点,我想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老一辈侗族名人的回忆录,尤其是像莫虚光莫老、冼光位冼老、梁旺贵梁老他们那一代人的回忆录,是非常有学术研究价值的东西。

那一代人的个人史,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我们的民族史,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所以我们也得抓紧整理出版,否则就会成为历史的巨大遗憾。

2、要有人勇于承担具有鲜明个性的族群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写作重任。

比如《侗族史》、《侗族文化史》、《侗族文学史》这样的课题,就非常有价值。

我知道我们有些人在组织编写《侗族通史》,这当然是好事,但恕我直言,我对于集体的写作,历来都不看好,最多,我只能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

学术的东西,我以为还是坚持具有鲜明个性的东西为好。

侗族史我们好歹还有一本《侗族简史》可以充数,文学史我们也有一本集体写作的东西,但那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产物了,现在侗族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也该到了修订和重写的时候了。

文化史我们还没有。

这个空白得有人来弥补。

3、要加强对年轻的一代文学新人的作品研究。

锦屏的石玉锡、吴高毅等都是近年来崛起的文学后起之秀。

石玉锡的长篇小说《竹影》,中短篇小说集《金桂》,散文集《桐油花》,以及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银凤冠》,都有鲜明的北部侗族的生活气息。

他是我近年来最看好的一位极有潜力的侗族青年作家。

生活基础扎实,文笔老道,前途非常可观。

吴高毅的散文集《在别人的城市里眺望故乡》,写得很朴实,同时有很新颖的时代内容。

还有广西三江的杨仕芳,1977年出生的人,2007年才开始文学创作,但势头很猛,已经连续在《花城》、《星火》、《民族文学》、《广西文学》、《佛山文艺》等刊发表作品,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阳光穿过我们村庄》,还连续两次获得第五届和第六届广西青年文学奖,以及广西“最具潜力新人奖”。

湖南的诗人杨林我还没见过,但也是生于70后的年轻作者,据说下月在长沙要召开他的作品讨论会,这都说明,我们的侗族的文坛,还是有相当的潜在力量的。

但遗憾的是,我们对他们的关注还是很不够,对他们的作品的评论更是很少见,这有大的环境问题,也有我们自身认识的局限性。

但从提升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的角度讲,我们不应该对这些东西熟视无睹,漠不关心。

其实,除了年轻人,我们也还要对老一辈作家的新作品加强研究,如袁仁琮老先生近十年来写作和出版了多部长篇作品,《太阳底下》、《女博士寻爱记》、《现代病》、《不想再打工》、《几十年或几个世纪》、《庄周》、《王阳明》等,数百万字的东西写出来了,还获了奖,我们的评论却凤毛麟角,几近于无,这是很不应该的。

评论的缺席,与时代的风气有关,也与我们关注的不够有关。

所谓时代的风气,就是我们今天读书的人少了,读文学作品的人更少了,大家对文学的关注度也越来越低,那么这些年轻作者的作品被冷落就在所难免。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有句名言,他说,我宁可失去整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位莎士比亚。

时代的风尚虽然不利于作家的成长,但我们这个民族却从来都格外尊重艺术和艺术家,这个传统我们不能丢掉。

我们关注的不够,是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但并不说明我们不想读书。

刚才我看到大家在抢书,这说明我们还是很敬惜字纸的。

大家抢,说明大家还是爱,想要,想看,但这些书大多都是作者自己掏钱出版的,所以带给会上的不多,会务组留下一部分,能拿到会上的就所剩无几了,所以大家才去抢。

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就是我们以后开会,是否可以考虑把用于伙食的部分经费节约出一部分来,用于购买相关书籍,这样大家就不至于有失体面地去哄抢了。

我听说我们这次会议每天的伙食费人均在百元左右,我们能不能不要餐餐吃席,而改为有几次吃盒饭?

这样就可以把钱节约下来了,就可以买书来发给大家了。

三,要在比较中看到差距。

稍作总结和回顾,我们即可发现,从纵向上比,我们比不上古人,我们的先祖发明了侗族大歌、鼓楼、花桥、侗戏、琵琶歌、牛腿琴歌、稻田养鱼等优秀的文化与文明,相比之下,我们当代侗人对族群文化的贡献就要小得多,几乎不能与古人相提并论,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的。

从横向比较,我们对本民族文化的研究远远落后于相邻的兄弟民族,比如苗族,他们不仅在苗学研究上比较系统而深入,而且还有完整的体系结构,从网站建设,到学会刊物的编辑和发行,再到苗族百部经典的编辑出版以及苗学研究课题的承担,都经营得非常的成功,也很有水平。

他们甚至还出版了像《苗学通论》、《中国苗学》这样的专门著作。

贵州省苗学会编辑出版的《苗学研究》我每期必看,感觉人家的学术水平真是很高,而我们侗学会既没有相应的学术刊物,网站的建设也十分滞后,各省区自办的通讯学术水平和编辑能力都很有限,这使我更加感觉到当下侗族各种人才的严重匮乏,实在令人忧虑。

总之,侗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侗学研究任重而道远,希望同志们加倍努力,埋头苦干,争取在各自的领域取得较好成绩,为侗族文化的振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2012-6-28于凯里

北侗新晃县纯正侗族语逐步消失,悲剧!

按理说,笔者作为一个网络上对文化没有什么研究的人,是没有什么资格来说这话的。

但作为一个侗族人,一个会讲侗话的侗族人,我还是想说说的。

  

我不知道,把新晃侗族自治县的地理范围称为北侗的一部分,是不是会贻笑大方,但我想不会错。

本人在新晃生活了20年,据本人了解,新晃作为一个侗族自治县,除了没有太浓郁的民族特色外,侗族语的使用人数也在随经济的发展而减少。

新晃县内20几个乡,真正说侗族语的不超过10个。

而完全说侗族语的乡只有碧朗乡和中寨镇了。

李树、贡溪、禾滩、扶罗等地的侗族语人数,已逐步减少。

特别是80后,90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他们基本上不会讲侗族语了,但他们父辈大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侗族语。

  

本地侗族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其原始词汇大量流失,汉语词汇大量涌入。

几乎形成了一种代替姿态。

  

可以说,即使像我这种在侗语环境里长大的人,也很难说一口流利的侗语了,这是因为,许多词汇已经不能在我们的习惯表达里表达出来的。

我们怀湖南通道县的侗语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后者还很纯正。

  

除了侗语这种要素弱化之外,更悲哀的是,作为一个真实侗族人的后代,我们几乎不再会唱侗族山歌。

至少在我接触的会说侗语的同学中,是没有几个会唱的,且我们并不怎么热爱这样形式的歌曲。

而我们父辈却大都唱得很好。

作为民族的特色,我们已经开始遗忘。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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