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渊《山谷诗集注》与宋代年谱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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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渊《山谷诗集注》与宋代年谱学

任渊《山谷诗集注》与宋代年谱学

一、宋代编年体史书与文人年谱的编撰宋代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是一个编年史修撰的全盛时期，从官方记载各位皇帝统治时期大事的实录到个人撰修的小型私史，数量繁富，成就突出。

宋代编年体史书的代表作，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与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作者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

他在英宗治平三年（1066）奉旨修书，由刘、刘恕、范祖禹等人协助编撰。

他们各就所长，分段负责，先排比材料为“丛目”，再编成“长编”，最后由司马光总其成，删订定稿。

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完成，历时十九年。

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全文包括三个部分：

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共为三百五十四卷。

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记载了包括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在内的十六个朝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司马光修《通鉴》，采用《左传》的体例，按照年、时、月、日的次序记事，以时间为记叙的中心，年经事纬，将发生在同一时间内的多方面事情并列陈述，让人一目了然，有利于相互对比，以考见同一时代的形势及其相互关系。

时间不甚分明者，则概括地叙述在年终或月末，又常用追叙或附叙之笔以减少史实的分散割裂。

在叙述史实之后，还常常有分析和评论。

《资治通鉴》的成书恢复了编年体史书在史学史上的应有地位，把编年体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

作者李焘（1115-1184），字仁甫，眉州丹棱（今四川丹棱）人，绍兴八年（1138）进士，累官至通奉大夫。

李焘于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开始《长编》的搜集和编撰工作，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

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

该书自孝宗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分四次上进。

淳熙十年（1183），重编定为九百八十卷，并上《举要》六十八卷，《修换事目》十卷，《总目》五卷，总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前后历时四十年。

《长编》仿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体例，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迄于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

记载了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间的史事。

《长编》成书后受到了宋孝宗的高度重视，诏令依《资治通鉴》纸样及字样大小缮写《续通鉴长编》一部，将李焘衔位于卷首依司马光衔位书写，取得了与《资治通鉴》同等规格的待遇。

李心传（1167-1240），字微之，隆州井研（今四川井研）人，官至礼部侍郎。

他编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仿照《资治通鉴》的体例，编年系月。

与李焘《长编》相续，记述了高宗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共三十六年的史事。

除了这三部举世闻名的代表作之外，宋人所编撰的编年体史书还可以列举出很多。

记载前朝史事的，有刘恕的《通鉴外纪》、胡宏的《皇王大纪》、吕祖谦的《大事纪》、王益之的《西汉年纪》、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与尹洙的《五代春秋》等等。

记载本朝史事的，有熊克的《中兴小纪》、陈均的《宋九朝编年备要》、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佚名的《靖康要录》《两朝纲目备要》《宋季三朝政要》与《宋史全文》等等。

可以说，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宋代编年史修撰的鼎盛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

宋人对于编年史体的好尚，其实是正与宋代文化中明晰有序的理性精神相辅相成的。

这一风尚影响到了文学研究领域，便开启了宋代对于文人年谱的编撰，以年谱这一微观的“编年史”来记录个人的行藏事迹。

清人钱大昕在《郑康成年谱序》中说：

“年谱之学，叻于宋世。

唐贤杜、韩、柳、白诸谱，皆宋人追述之也。

”他又在《归震川先生年谱序》中说：

年谱一家，防于宋，唐人集有年谱者，皆宋人为之。

留元刚之于颜鲁公，洪兴祖、方崧卿之于韩文公，李璜、何友谅之于白文公，耿秉之于李卫公是也。

与钱大昕同时的章学诚，也在《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中认为：

“文人之有年谱，前此所无，宋人为之，颇觉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已也。

”现存最早的年谱，是北宋吕大防的《韩吏部文公集年谱》《杜工部诗年谱》与南北宋之交赵子栎的《杜工部年谱》。

吕大防在《杜工部诗年谱跋》中说：

“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

”然而吕氏所编的两种年谱，年月条目既粗疏，对于谱主生平事迹的叙述考证也十分简略。

后人赵子栎因其纪年有误，且多疏略，故为订正而稍补其阙，作《杜工部年谱》。

赵氏年谱虽然对吕谱有所补充，然而与南宋中后期的年谱相比，仍然显得不够成熟。

《黄陈诗集注》中附于目录之内的黄、陈年谱，便是在这些早期年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黄陈诗集注》中年谱的编撰体例任渊在《山谷诗集注》的《引言》中叙述黄诗年谱的编撰体例云：

“今以事系年，校其篇目，各如本第。

其不可考者，即从旧次，或以类相从。

”此语堪为纲目，点出了任氏年谱体例的基本内容：

1“以事系年”，将黄庭坚的生平事迹系人各年的条目之下。

例如“元丰元年戊午”条下云：

“是岁山谷在北京。

”又“元丰三年庚申”条下云：

“是岁春，山谷在京师。

盖罢北京教官后赴吏部改官，得知吉州太和县。

其秋自汴京归江南。

”又“元丰四年辛酉至六年癸亥”条下云：

“山谷在太和凡三年，至元丰癸亥移监德州德平镇。

”又“元丰七年甲子”条下云：

“是岁山谷监德州德平镇，有《发愿文》，盖七年三月过泗州僧伽塔所作，到官当在夏秋也。

”

2“校其篇目，各如本第”。

“以事系年”的内容，与上文提到过的早期年谱相比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任氏年谱的进步之处，还要在于对黄诗《内集》中所有篇目的考证和编年排序。

作品年代可考者，则依次列于各年事迹之后。

例如对《古诗二首上苏子瞻》的考证云：

东坡守徐州，山谷教授北京，初通书，并以此二诗寄意，东坡亦有报书及和章。

山谷书云：

“今日窃食于魏，会阁下开幕府在彭门。

”又云：

“作古风诗二章赋诸从者”，即此诗是也。

以《东坡集》考之，盖元丰元年。

故将其列于“元丰元年戊午”条下。

又如对《醇道得蛤蜊复索舜泉》的考证云：

《外集》有《和王世弼求舜泉》诗，首句云：

“寒盏薄饭留佳客，蠹简残编作近邻。

”张渊方回家本置此诗于北京教授时，与诗意政合。

“蠢简残编”正与黄庭坚的教授身份相合，故亦将此诗列于“元丰元年戊午”条下。

又如对《次韵王稚川客舍二首》的考证云：

彭山黄氏有山谷手写此诗，题云：

“王?

A稚川元丰初调官京师”云云，当是山谷北京解官后至京师所作。

后篇《？

G乃歌》

有“长安城中花片飞”，盖春晚时也。

故将其列于“元丰三年庚申”条下。

又如对《咏史呈徐仲车》的考证云：

“张方回家本置此篇于太和诗中。

按仲车家于楚州，当是山谷赴太和时舟行经途所作。

”故亦将此诗列于“元丰三年庚申”条下。

3，“从其旧次”。

对于作品年代难以考证者，任渊有两种处理方式，其一是按照注释所依据的原本《豫章黄先生集》的旧有次序排列。

例如《送王郎》列于《留王郎世弼》之后，题下任注云：

“《豫章集》元次前篇，今从之。

”又如《题宛陵张待举曲肱亭》列于《送刘季展从军雁门二首》之后，题下任注云：

“从《豫章集》旧次。

”又如《以小龙团及半挺赠无咎并诗用前韵为戏》列于《谢送碾壑源拣牙》之后，题下任注云：

“从旧次。

”又如《题王黄州墨迹后》与《题王仲弓兄弟巽亭》二篇列于《送范德孺知庆州》之后，题下任注云：

“右二篇并从旧次。

”这种处理方式，继承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治史精神。

对于保存洪炎所编《豫章黄先生集》的本来面貌，而为后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最原始的资料，无疑是十分稳妥的。

4，“以类相从”。

对于作品年代难以考证者，任渊的第二种处理方式是将其附于主题相似或相同的篇目之后。

例如《戏和答禽语》以禽鸟之语咏人事，因此附于借虫鸟以寓意的《演雅》之后。

又《寄尉氏仓官王仲弓》附于《题王仲弓兄弟巽亭》之后，两首诗的题蹭对象同为一人。

又《送碧香酒用子瞻韵戏赠郑彦能》这首咏酒诗附于咏茶的《谢公择舅分赐茶三首》之后。

又《次韵曾子开舍人游籍田载荷花归》附于同样咏籍田的《同钱志仲饭籍田钱孺文官舍》之后。

在无法考证作品年代的情况之下，“以类相从”也的确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式。

《后山诗注》中陈诗年谱的体例与黄诗年谱大体相同，然而编写得极其简略，这一点似乎与任渊对魏衍原本编次的认可有关，因此就不在这里重复介绍了。

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来，将文集目录与作者年谱融为一体，并且对文集中的所有作品进行考证和编年排序，这种体例的最早采用者就是任渊。

这一全新的编撰体例，对于读者知人论世，以及探求作品风格的发展和演进，其积极作用都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南宋高宗绍兴年间赵次公的《杜诗先后解》、宁宗嘉泰年间施元之的《施注苏诗》、蔡梦弼的《杜工部草堂诗笺》与嘉定年间黄鹤的《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依照时间先后的编排体例。

相对于过去历代文集分体或分类的编排体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突破。

直至今日，“编年笺注”仍然是现代的古籍整理工作者们常常采用的体例之一，由此可见任氏年谱影响之深远。

三、黄蕾《山谷年谱》对任氏年谱的利用和正误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黄庭坚的裔孙黄蕾在任氏年谱的基础上编定了《山谷年谱》三十卷。

他在《山谷年谱原序》中说：

文集之有年谱尚矣，先太史诗文遍天下，而年谱独阙。

近世惟传蜀本诗集旧注，援据为详。

第循洪氏所编《退听》之旧，自元丰戊午以上无所稽焉。

观者病之，此固家之子孙不容不任其责……因悉收《豫章文集》《外集》《别集》、尺牍遗文、家藏旧稿、故家所收墨迹与夫四方碑刻、它集议论之所及者，旁罗搜殁，系诸岁月。

这里所说的“蜀本诗集旧注”，指的就是任渊的《山谷诗集注》。

洪炎所编的黄诗《内集》，收录了黄庭坚从元丰元年（1078）至崇宁四年（1105）之间的诗作。

任渊为《内集》作注，故任氏年谱亦始于元丰元年戊午。

从这段序言中可以得知，黄瞀的《山谷年谱》补充了从黄庭坚出生的庆历五年（1045）至元丰元年之间的内容。

此外，《山谷年谱》“旁罗搜殁，系诸岁月”，对于任氏年谱“以事系年，校其篇目，各如本第”的编撰体例亦有所继承。

黄在“嘉祜六年辛丑”条下云：

“蜀本诗集任氏所注，搜校之功不为小补。

酱今所编，不得不以岁月为次。

”又在“皇?

v三年辛卯”条下云：

蜀本诗集旧谱，任氏专为文集诗注，故它皆不录。

今之谱仿编年，凡先生书启杂文及诸家杂说，可以互见岁月者，不敢不广记备载。

亦或重复，宁失之繁，庶览者有所据依焉。

由此可见，任氏年谱仅仅收录了《内集》中的诗歌作品，而《山谷年谱》则将收录的对象扩大到了书、启、杂文等所有的体裁。

总结起来，《山谷年谱》对任氏年谱成果的吸收与利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对“以事系年”内容的部分采用。

例如“元丰三年庚申”条下云：

先生是岁入京，改官，授知吉州太和县。

详见先生《寄李公择诗序》口是秋自汴京归江南。

见《晓放汴舟》诗注。

与上文任氏年谱的内容相对照，可知此条是由任氏年谱改编而来。

又“元丰六年癸亥”条下云：

“十二月移德平镇。

先生有《大孤山》诗刻云：

‘是岁癸亥十二月，余自太和移德平。

”又“元丰八年乙丑”条下云：

哲庙登极。

先生是岁春夏犹在德平。

四月丁丑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其到京师当在六七月间。

按《实录》，是岁四月丁丑，奉议郎黄庭坚为校书郎。

又“元祜二年丁卯”条下云：

“先生是岁在秘书省兼史局，正月除著作佐郎。

按《国史》，正月辛未，黄庭坚为著作佐郎。

”这些条目，都是与任氏年谱中的内容相一致的。

2，对“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内容的直接援引。

例如《古风二首上苏子瞻》题下引任谱云：

又蜀本诗集任氏旧注云：

东坡亦有报书及和章。

山谷书云：

“今日窃食于魏，会阁下开幕府在彭门。

”又云：

“作古风诗二章赋诸从者”，即此诗是也。

以《东坡集》考之，盖元丰元年。

“魏”即北京，“彭门”印徐州。

建炎中，山谷之甥洪炎玉父编舅氏文集，断自退听堂始，退听以前盖不复取，《古风》二篇冠诗之首，且云：

“以见山谷受知于东坡，有所自也”。

退听堂在汴京酣池寺南，山谷作馆职时寓笔砚于是。

有《赠俞清老诗跋》曰：

“书于?

T池寺南退听堂下。

”然此堂名其后随所在揭之。

其后黄?

h又补充云：

“右二诗，蜀本诗集任氏所注方始于此。

其考证已为得之者。

悉从其旧。

”又《醇道得蛤蜊复索舜泉舜泉已酌尽官酒不堪不敢送》题下引任谱云：

按蜀本诗集注云：

“舜泉”当是河北酒名。

《外集》有《和王世弼求舜泉》诗，首句云：

“寒盏薄饭留佳客，蠹简残编作近邻。

”张渊方回家本置此诗于北京教授时，与诗意正合。

自此诗至未入馆以前，洪玉父皆不编入，今《豫章前集》有之，然亦不过数篇尔。

方回大父名埙，山谷妹婿也。

其后黄?

h亦补充云：

右此诗虽援证，实为北京之诗。

先生在北京最久，不能详其何年所作，但此类在各卷既已成编，或称从旧次、附前作之类，亦皆从之。

又《秋思寄子由》题下引任谱云：

按蜀本诗集注云：

是时苏黄门谪监筠州盐税。

筠、吉皆在江西。

山谷尝有与黄门书云：

“得邑极南，幸执事在旁郡。

”又云：

“有高安行李，必问动静。

”高安即筠州。

黄门名辙，字子由。

又《赠别李次翁》晒下引任谱云：

“按蜀本诗集注以张方回家本编次，在《秋思寄子由》之后。

”这些都是对任氏年谱中考证和编年排序的直接利用。

值得指出的是，《山谷年谱》虽然吸收采用了任氏年谱的部分成果，然而对于后者的内容，却并不是尽信盲从的。

在《山谷年谱》中常常可见黄?

h对于任谱编年排序的正误。

例如对《次韵徐仲车喜董元达访之作南郭篇四韵》《次韵仲车为元达置酒四

韵》与《次韵仲车因娄行父见寄之诗》三篇的考证云：

此三诗，蜀本置之崇宁元年。

然先生有是年八月间与平仲少府书云：

“审仲车先生弃士大夫，不起于山阳。

穷居失所，又不幸至此，直使人哀痛也。

然仲车好德乐义，不屈其身。

耋老好学不倦，以至于尽。

在先生无憾矣。

”此书疑在荆南，盖有“自八月大病，几至委顿”之说，政是荆南待命之时。

则此诗决非当时所作，今移附于此。

任氏年谱将此三诗系于崇宁元年，而黄?

h却从黄庭坚的书信中考证出崇宁元年徐仲车已去世，故将此三篇附于元丰三年庚申条下的《咏史呈徐仲车》之后。

又如对《拜刘凝之画像》的考证云：

此诗蜀本诗集置之崇宁元年。

盖先生自荆入岳，遵陆至萍乡，回涂自筠阳、豫章山行，由东林太平观至江州，初不经由南康。

今附于此。

刘凝之家于南康。

任谱认为此诗是崇宁元年，黄庭坚还自萍乡往江州经途所作。

黄?

h却认为黄庭坚此行不经由南康，故将其附于元丰三年庚申条下的《过致政屯田刘公隐庐》之后。

又如对《题姨母李夫人墨竹二首》的考证云：

“此诗载文集，蜀本置之馆中，非是。

盖画壁在庐山楞伽寺，今附此。

”任谱将其系于元韦占三年，而黄瞀因画壁在庐山，故将其附于元丰三年庚申条下的《和刘太博携家游庐山》与《驻舆寻访后山陈德方家》之后又如对《戏答张秘监馈羊》的考证云：

“此篇蜀本载之三年。

按《实录》，元韦占二年二月己丑，秘书监张问为给事中。

今移附于此。

”任谱将其系于元祜三年，而根据《实录》，元?

v二年张问已由秘书监改官给事中，故《山谷年谱》将其附于元?

v元年之末。

总结上文所述，黄?

h的《山谷年谱》是在任渊黄诗年谱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它继承了任氏年谱的体例，并且对其内容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和修订《山谷年谱》对任氏年谱成果的吸收和利用，充分体现了任谱在宋代黄诗学与年谱学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