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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红山文化和先红山文化讲解
（一）（2009-04-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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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文化考古玉器红山文化玉器分类：
红山文化理论、专家
赤峰红山考古之一（日）秋山進午
1988年恰好是1938年滨田耕作、水野清一两位先生出版《赤峰红山后》这部大作的50周年。
由于日本对中国大陆的侵略，从而使日本得以在中国进行考古调查。
《赤峰红山后》这部学术著作使我们了解到假定的由彩陶、“之”字纹陶、细石器构成的“赤峰第一期文化”和所包含的特有青铜器，也总括当时绥远青铜器在内的“赤峰第二期文化”。
这部著作直至近年，在考察中国东北地区史前史、文明时代方面仍占有重要地位，是最基础性的文献。
本文首先想以《红山后》这部著作为轴弄清楚“赤峰第一期文化”（红山文化）的源头。
“赤峰第一期文化”（红山文化）的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新中国考古调查发掘的不断进展，获得了惊人的发展，这在后面将叙述到。
这些调查发掘使我们弄清楚了特有的玉器陪葬墓和大规模祭祀建筑遗址发掘的详细情况，其中包括早期维纳斯塑像和大型神像在内的祭祀遗址的发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根据这些资料来改写“赤峰第一期文化”（红山文化）的内容，这是本文的第二课题。
同时由于“赤峰第一期文化”（红山文化）的诸文化的相继发现，也使探索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序列成为可能。
虽然依据上述资料还有很多地方在年代上尚有间隔，但是笔者愿意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出版已经整整半个世纪的《红山后》这部著作，时至今日，其内容确实已到了该改写的时候了。
但是，目前只是有线索，问题的分歧面还很大，令人头痛的调查发掘之不足还很多，所以本文的副标题才是笔者的意图所在。
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里程之一，在此，笔者想从搞清楚红山文化研究的新阶段开始，专心于红山文化的渊源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几个问题。
由于笔者才学浅陋，会有很多过错，因而作为半个世纪以后的后学者，深恐玷污了《红山后》这部大著的名誉。
这里，但愿诸位先辈不吝赐教，正其谬误，以期日后补充修订。
赤峰红山调查沿革
赤峰是蒙语“红色的山”（WlanHatak）（乌兰哈达）的汉译地名。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的东北角有一裸露出红色地表的石山，即是“红山”。
其实，山并不高，但因其特异的地貌，自古以来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1903年（明治40年）鸟居龙藏在赤峰地区的实际考察，是考古学上第一次在这一地区所进行的调查。
其后，在1924年（大正13年）桑志华、德日进牧师也对这一地区作了访问调查。
1930年（民国19年）在内蒙古林西进行史前遗迹调查之际，赤峰周边地区的遗迹引起了梁思永先生的注意。
这时任赤峰代理领事的牟田哲二从1930年前后开始收集赤峰附近出土的资料，1933年委托访问赤峰的上治寅次郎把收集到的资料赠给京都大学文学部。
同年秋，八幡一郎作为第一届满蒙学术调查团成员访问了赤峰，在赤峰红山后发掘了数座方形石棺墓。
由于牟田所收集的遗物的性质和八幡所发掘调查的情况一致，因而引起了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教研室的注意。
1935年（昭和15年）由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发掘调查。
因为发掘调查的详细情况已作为《红山后》一书公开刊行，所以这里仅做一简单介绍。
发掘是在赤峰红山的东面，即从赤峰市市区就能看见的红山的后侧进行的。
调查发掘了方形石棺墓群和与此同时期的居住址（第一居住址）。
在调查期间，还发现了包含彩陶的另一文化的遗迹（第二居住址），对此也进行了调查发掘。
在调查发掘的报告中，把兼有第二居住址发掘出的彩陶、“之”字纹陶、细石器的文化定名为新石器时代的“赤峰第一期文化”；而把包含有特有青铜器遗物的石棺墓和第一居住址的金石并用期定名为“赤峰第二期文化”。
但是，由于受到从中日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不断的战火影响，使这一地区的考古调查也和其他地区一样，被迫中断。
（一）关于红山文化
解放后，新中国最早着眼于赤峰地区史前文化研究，认识到其重要性，并促使人们注意的是尹达先生。
在1955年出版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他以“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题发表了篇幅很短的论考，简洁地分析了“赤峰第一期文化”的陶器和石器，指出：
这一文化引人注目之点是，有可以看出是受仰韶文化影响的彩陶和与此同时期的中国长城以北新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所特有的表面饰有篦印纹（后来的“之”字纹）和刻画纹（条痕纹）的陶器，石器上兼有细石器文化特征的打制细石器和具有长城以南仰韶文化特征的磨制石器，强调红山后的文化是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文化，也就是含有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的文化；为此，改正了《红山后》这部著作中因既承认细石器因素，又重视仰韶文化向东北地区波及的观点而假定的“赤峰第一期文化”的名称，重新命名为“红山文化”。
这个论考被收进《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是以此书的论考补充说明为题而执笔的。
正如尹达先生自己在后记中所记那样，是由于校阅此书原稿的梁思永先生的提示他才动笔的，把本来应纳入论考中的内容另立一篇，作为论考的补说。
如前所述，1930年梁思永先生在赴林西调查的途中，曾在赤峰附近进行过地面采集。
过去他对细石器文化就深为关注，这次调查的经验，使他对这一地区的文化更加重视，更使他转向从细石器文化的观点对这一地区文化进行研究。
本文也根据梁思永、尹达的认识，自此以后停止使用“赤峰第一期文化”的称谓，采用“红山文化”的名称。
（二）红山文化调查发掘的进展
《红山后》这部著作中所列举的同类遗迹，在赤峰林西附近、大庙附近也有发现。
解放后，在新中国的主持下，1956年再次对赤峰红山进行了调查；
1960年在赤峰附近调查发掘了药王庙、夏家店遗址，
1963年调查发掘了赤峰西水泉、蜘蛛山遗址。
夏家店遗址的调查发掘，确认了夏家店下层与上层的地层层位关系，从《红山后》这部书所假定的“赤峰第二期文化”中，明确地区分出两种文化类型，蜘蛛山遗址的调查发掘明确了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战国——汉代文化的地层层位关系。
西水泉遗址的调查发掘也明确了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地层层位关系。
进而，1960年在内蒙古赤峰市的石羊石虎山的调查发掘中发现了后来被称为“小河沿文化”的线索。
1962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富河沟门的调查发掘，假定了“富河文化”。
同年，在内蒙古林东南杨家营子的调查发掘，确认了富河文化比红山文化要早的地层层位关系。
1973－1974年在敖汉旗小河沿各地进行了发掘调查，其中在三道湾子、四棱山和南台地分别发现并调查发掘了红山文化的窖穴、窑址和小河沿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地层层位关系。
这样，到1970年末，这一地区的红山文化的各种情况和红山文化以后的各种文化以及这些文化之间的相互地层层位关系基本明确了，弄清了这一地区从红山文化到秦汉时代的文化发展的梗概。
红山文化的情况在上章介绍了从“赤峰第一期文化”开始到“红山文化”的认识变化和解放后在这一地区开展的考古调查发掘使“红山文化”的内容比《红山后》所报告的更加明确的一般情况。
在叙述最新成果之前，我想先谈一下1970年以前已明确的红山文化情况，以便于弄清楚红山文化的内容。
1、特征
红山文化有三大特征：
第一是彩陶，这也是《红山后》这部学术著作最富特色的地方；第二是“之”字纹陶器；第三是细石器，这就是尹达先生所重视的，广泛地分布于内蒙古草原地带的细石器文化因素。
在中国北方，细石器自鸟居龙藏调查以来，到1930年为止，已在西至新疆东到今天的东北三省的广阔区域都有所发现。
其中要掌握细石器和“之”字纹陶器共存的文化是中国从北方到东北的具有一定广延范围的土著化因素，它与以彩陶为代表的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相混合便是红山文化。
但是，问题在于土著因素和外来因素哪一个重要，分歧还很大。
2、分布
红山文化大致分布在从今天的辽宁省西部到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市地区的南半部。
大体上以内蒙古赤峰市地区为中心，以东西流向的西拉木伦河为北限，也包括与之汇合的老哈河、教来河流域；南至大凌河河源地带、黑山山脉；东至成为辽宁省朝阳和阜新市边界的牤牛河流域边缘；西至河北省东边的滦河流域，方圆400公里的范围。
3、陶器
红山文化的陶器有红色精质（细泥）和黑褐色粗质（夹砂）两种质地。
彩色纹饰施在细泥红陶器的器身上，和黄河流域的彩陶一样，是施黑、紫色的彩绘后烧制成的。
纹饰有平行线纹、平行斜线纹、三角形纹、鳞纹、涡纹等。
器形在《红山后》中，大致区分为钵类和壶类。
钵类有碗和浅腹钵。
壶又有五类：
A类，大型双耳壶，器身饰有“之”字纹；B类，小型敞口壶，器身施水平旋转的平行线彩纹；C类，细颈壶，器身施鳞状彩纹；D类，无颈球形大型壶（敛口壶），有双耳，西水泉遗址出土；E类，是作为形体很高的筒形壶报告的，可是据近年来的调查发掘，才弄清楚实际上是像冥器那样的圆筒形无底器。
除上述《红山后》所列的器形之外，A类还有长颈的。
还有，《红山后》第52图的1、2、4并不是红山文化的器形，而应该是小河沿文化的。
还有一种夹砂褐色陶器，多为敞口，形体较高、底小的深腹钵或瓮（大口深腹罐），还有为同一器形的小型杯。
解放后的发掘调查新弄清楚的夹砂褐色陶器，为《红山后》所没有的，有斜口壶（斜口罐）,这是一种具有把深腹钵的上半部分斜着砍掉这一特征的器形。
这种夹砂褐色陶器所施纹饰有两种，一种是把幅度较宽的细施纹器具压到器表上，使其一端不离开器表，交替作为支点，上下或左右连续不断地压印线，现在沿用中国的称谓叫“之”字纹。
还有一种是用梳齿状的工具，从上到下划出平行直线的条痕纹，还有施于器肩部的附加堆纹、乳丁纹。
这种陶器的特征之一是器底全部为平底，且大部分沾有网眼儿。
4、石器
石器有打制、磨制和细石器三种。
磨制石器种类很多，有大小石斧、磨盘、磨棒、环状石斧、握斧以及石刀（桂叶形双孔石刀）等。
富有特色的是大型的掘土工具，呈扁平的杏叶形状，长30－35厘米，刃部为打出的。
因为纵方向上有使用过的擦痕，所以被认为是作为犁而使用的工具。
打制石器中最有特色的是被称为石犁的大型勺子型器。
细石器是以燧石、碧玉、玛瑙、水晶等为原材料制作的。
石核多为圆锥体。
石条是长3－4厘米、宽0.5－1厘米的长条形，断面呈三角形或梯形。
石镞为三角形，也有凹底三角形的。
5、骨角器
《红山后》也列举了若干用途不明的骨角器。
在西水泉遗址发现了贝刀、贝饰、骨饰。
6、居住址
在《红山后》一书中，没有发现明确的居住址。
解放后，在南杨家营子发掘了4座，西水泉3座，还有近年在城子山和东山嘴各发掘了1座，都是半地穴式的方形或长方形居址，内部有灶址。
7、窑址
这也是解放后发现的。
在四棱山的半山腰发现了四座窑址。
根据报告，窑址可分三种式样，Ⅰ式Y—3是在黄土中掘进一横开口式的单室窑，内部有2根分焰柱。
Ⅱ式有3座（Y—1、4、5），石砌，比I式稍大，有4根分焰柱。
Ⅲ式有2座（Y—2、6），为2座石砌的左右相连接的连室窑，使用的好像是栎木炭。
这个窑用来烧制彩陶和夹砂褐陶，其中有大小壶形、钵形陶器和器台、器座。
纹饰占半数以上为“之”字纹；彩陶只是少数，占0.2％。
据此可知，红山文化的陶器全部都是在当地烧制的。
8、动物骨
遗址出土的动物骨有牛、羊、猪等家畜的和猎获的野生动物鹿、獐鹿的。
据此可以推断当时这一地区为温带森林乃至亚寒带森林地带。
栎木炭的出土也证明了这一推断。
从以上红山文化的居住情况可以判明红山文化先民是以经营定居农耕和畜牧、狩猎、渔猎相结合而生活的，其详情见后。
此外，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红山文化的渊源、红山文化的归宿等问题，由于现在考古调查发掘的新进展而逐渐获得了更新的见解，这在下一章将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详述。
（
近年来红山文化研究的新发现
如前章所述，解放后由于中国考古界的多次调查发掘，加上《红山后》的发掘成果，红山文化的性质已基本清楚。
进入1930年以后，由于辽宁省西部地区考古调查的进展，红山文化的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一是玉器陪葬墓的发掘，其二是祭祀建筑遗址和遗物的发现，紧接着的就是兼有两者的，构成大规模遗迹群的牛河梁遗迹的发现和调查发掘。
这些大多是从1970年开始调查发掘的，见之于报道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了。
至此，对红山文化的见解开始大为改变。
下面将在介绍发掘简报的同时，论及一些有关问题。
（一）玉器陪葬墓的发现
最早调查发掘的是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墓群遗址处在把朝阳市北票县和阜新市蒙古族自治县分开的牤牛河东岸的丘陵上。
丘陵已被牤牛河洪水冲蚀大半，在临河的断崖上，墓葬裸露出来，被发现。
墓地南北长约20米，东西现存8.5米，在直径20米的圆形范围，用石头围绕垒成墙，圈成墓区。
在石围墙的东北部的不连续处为入口，这段石围墙外侧紧靠石墙并排立着11个彩陶无底筒形器。
在石围墙内的中部地下约4－5米处，为一号石棺墓。
一号墓为长方形石棺墓，陪葬玉器15件，因为调查发掘前即被取出，所以原位置不明。
在距一号墓石围墙南方2.7米处有三号墓，是由5个单室构成的多室石棺墓，其中3－5号室分别出土了一件玉器。
胡头沟墓群出土的动物形玉器和勾云形玉器是红山文化特有形状的玉器。
此墓地除红山文化墓外，还发现了三座东周墓（M2、4、5）。
辽宁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是1979年调查发掘的。
城子山在凌源县河下村西，因山顶上筑有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石墙，看起来如城墙一般而得名。
最初，这个山顶建有红山文化时期的住宅，废弃后，成为红山文化的墓地。
进而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围起石墙，又成了住宅地。
红山文化墓有3座，都是方形石棺墓，其中二号墓保存完好。
二号墓的石棺是由石板组合而成的，长2米，宽45厘米，高60厘米的大型石棺。
出土的9件玉器和陶片都是在原位置上被发掘出来的。
陪葬的玉器，在死者头部是勾云形的，胸部是斜口形和环形的，身体右侧是璧和臼形的，右下侧是鸟形的。
一号墓已全部被破坏，在残土中同时出土了石锥和饰有动物头的三连环形玉饰。
除上述两处遗址外，在后面将要谈到的牛河梁Ⅱ地点1建筑遗址中，还有很多有陪葬玉器的方形石棺墓。
据报告在东山嘴祭祀建筑遗址中也出土了玉器，其形状有鸟形的和双兽（龙）首形的。
另外，据报告，最近在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也出土了数量很多的玉器，但因大部分为地表采集，故暂当别论。
（二）大型祭祀建筑遗址和遗物
使人们对红山文化的认识更进一步的还有一点，就是祭祀建筑遗址及其出土的遗物。
辽宁省西部的喀左县东山嘴遗迹，坐落在背山南向的台地上，风景优美，向下能俯视大凌河两岸的平原。
1979－1982年的两次调查发掘，大体揭示了其全貌。
遗址东西长约40米，南北长约60米，北部中心地区还有一处1.8×9.5米的石砌建筑基址（g1），上面提到的动物形玉器就是在此墓址内外出土的。
以这个建筑基址为中心，东西对称分布有建筑基址和垒石，在西侧的基址下面还半埋压一座居住址。
g1建筑基址的南面为广场，离基址15米处有圆形石砌的台基（g6），直径2.5米，用条石围圈一周，表面铺有一层河卵石，看来是用于祭祀的设施大致无误。
在这个圆形基址周围还出土了竖穴土坑葬遗骨、孕妇塑像即所谓早期维纳斯像，这些也都有助于上述推测的成立。
从这个圆形基址再向南4米，还有一重复叠压的圆形旧基址。
在出土的陶器中，细泥红陶约占80％，这使我们了解到该遗址所呈现的特殊性。
出土的钵形陶器（双腹盖盆）腹处有格，形成双腹，器外侧施彩色的横弦纹，内侧施彩色的错综复杂的纹饰，和通常所理解的红山文化的彩陶钵不同。
其他陶器中也有很特殊的，如：
大型透雕圈足瓢形器、黑陶钵形陶器、黑陶高杯形陶器等。
在这个遗址出土器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两具所谓早期维纳斯像，均为腹部隆起、臀部肥大的裸体孕妇立像，缺头部和左胳膊，残高为5厘米和5.8厘米。
一具通体磨光并涂有红色陶衣，另一具没有磨光。
除小型塑像外，还有大型人物塑像的残部，其一为上半身的一部分，在胸前，右手握住攥成拳头的左手碗。
其二为下半身，好像是右脚放到左膝上那样“胡座”的下肢一部分。
两者被看做是同一个体的部分，相当于真人大小的二分之一。
同时还出土了缠着带子的腰部装饰部分的残块。
像这样的表明原始宗教活动的具体资料的发现，这个遗址还是第一次。
（三）牛河梁遗迹
1983年以来，使考古调查发掘获得进展的是辽宁省凌源—建平县的牛河梁遗迹。
此遗迹是由大型祭祀建筑遗址、积石建筑遗址和玉器陪葬墓群组合成的大规模红山文化遗迹。
值得庆幸的是1988年5月下旬，作为日本研究学者的我第一次被允许参观了牛河梁遗迹。
在此我想把见闻和遗迹一同梗概地介绍一下。
遗迹处在辽宁省西部朝阳市建平县和凌源县的边界线上，前述的凌源县城子山遗址在其西北山脊余脉约8公里处，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在其东南35公里。
东距沈阳直线距离约350公里，西南距北京300公里。
沿大凌河而东可达东北平原，向西越燕山山脉可出现在河北平原，向北沿老哈河可至内蒙古草原地带。
时至今日，这里也是交通的要冲，从北京经承德、朝阳到沈阳的铁路和连接北京与沈阳的干线公路（京沈北路）都正好横穿其附近。
牛河梁据说过去因是牛河的源头而得名。
遗址正好处在分水岭上，河水向西流入凌源县，向东流入建平县，其先头都和大凌河汇合，注入渤海，为大凌河的发源地。
正北是努鲁儿虎山脉，为北流的老哈河发源地。
遗址目前横跨5公里的范围，也许在以后的调查中，还会进一步扩大。
遗址现由6个地点构成，牛河梁I地点位于牛河梁山脊的顶部从正面向下的最高位置上，有两个建筑遗址，南侧为东西6米、南北2.65米的三环玉形的半地穴式建筑遗址，内出土有彩色壁画的残块。
北侧为呈“t”字形平面，南北18.4米、东西6.5米的建筑遗址。
主室是跨度约3.7米的圆形，前后左右各附加建有圆形、长方形的附属建筑，详细情况不明，建筑物的构造是从半地穴式的地面起，用剥皮圆木纵横编织成骨架，再涂上粘土作墙壁，绘上壁画。
在主室的西北角除发现了和真人大小的大型人物塑像的脸部外，还发现了女性身体的部分残块、动物偶像塑像残块、彩陶片、陶器等，因此把这个建筑物起名为“女神庙”。
在女神庙北面的山脊顶部，最近又探明有一处175×159米的广场（平台）,广场的四周砌有石护坡。
从牛河梁I地点下了斜坡便是牛河梁Ⅱ地点，这是一处大型积石建筑遗址。
积石冢从东至西排成一列，从西至东依次为Z1—4。
1是一处26.8×19.5米的东西向长方形积石建筑遗址，中心部位因后世破坏而情况不明，东南部四层石砌墙的角保存良好，西北端部排列有彩陶无底筒形器。
Z1的南壁外侧有15座方形石棺墓群，棺是用石板筑成侧壁和盖，没有底石，有的好像是紧接着建的，共用棺侧壁。
发掘简报报告了其中6座墓。
这6座墓葬式各异，4、14、15号3座墓，长1.8－2米，宽30~70厘米，为仰卧伸肢葬，各陪葬3－5件玉器；6、7、11号3座墓，长0.9－1.5米，宽25－65厘米，墓较小，从人骨出土情况看，据认为是二次葬。
只有7号墓为三人合葬墓。
6号墓没有遗物；7、11号墓陪葬有玉器。
这些出土的玉器在用途上，和前面提到的城子山墓相比，有若干的不同。
Z1东3.3米处为2。
这是一个边长17－18米的正方形积石建筑遗址。
中心部位有一大型石椁墓，呈边长为3.6米的方形台状，表面经过仔细加工。
内部是2.2×0.85米的长方形椁，室因早期被盗，没有发现遗物。
Z2东约2米是Z3，这是有三层圆形积石的建筑遗址，各个石圈的边石都是用花岗岩加工成长方形竖着排列。
外圈跨度22米，中圈比外圈高40厘米，跨度为15.6米，内圈比中圈又高30厘米，跨度为11米。
从中圈向内漫散有众多的积石和红陶筒形器的残片，据认为是和东山嘴圆形基址一样的祭祀用坛。
Z3东稍离开一点为Z4，在笔者今年5月现场参观学习期间，Z4已全部发掘完闭,但未见报告，Z4呈和Z3一样的三重圆形建筑基址和方形基址叠压的样子，内部各处也发现有排列着的红（彩）陶筒形器。
牛河梁Ⅲ地点位于Ⅱ地点大致正南方向的山上，处在上山的途中。
从Ⅱ地点能眺望到山顶上和城子山一样的石围墙的远景。
牛河梁Ⅳ、Ⅴ地点都位于Ⅱ地点西南的山丘上，其中，V地点最近进行了调查发掘，据说被发掘的这个墓是座有玉器陪葬的大型积石冢，在地下3米深处，从死者的头部出土了璧，胸部出土了勾云形、环形（2个）玉器，在两手处出土了龟形玉器（各1个）。
这些出土的玉器同过去出土的玉器形状相同，只是要大数倍。
场地工作站还收集到3件在附近采集到的大型斜口筒形玉器（箍形玉器）。
牛河梁VI地点是I地点西邻山脊上的积石冢。
另外，据报告在牛河梁还发现三座窖穴遗址，位于牛河梁Ⅰ~Ⅱ地点间。
这些窖穴中出土了各种彩陶、红陶、夹砂褐陶以及细石器和人物像残片等。
目前，牛河梁遗迹的全貌还不清楚，但是，仅这些已发表的资料，包括祭祀建筑遗址、积石建筑遗址和陪葬玉器墓等在内的调查发掘报告，就不但为红山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而且还使红山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如果结构复杂的有真人大小神像的祭祀建筑遗址的发现也是第一次的话，那么表现出种种形态的积石建筑遗址和多种情况的石棺墓群大规模地合成，这一规模巨大的遗迹在红山文化中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
这在今后进行的调查发掘工作中和相应的研究中不能不引起注意。
先红山诸文化的发现
在第二章谈到红山文化的研究现状时，笔者作为保留问题之一的，即是红山文化的渊源问题。
在《发现与研究》中，把过去关于红山文化的渊源的见解汇总成四说。
1.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系统的原始文化或仰韶文化的地方变种。
2.红山文化是河北磁山文化的继承。
3.红山文化是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相互影响后产生的新文化，含有两种文化因素，或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接触后产生的一种混合文化。
4.该地区一种独特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又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
由于后来考古调查发掘的进展，在年代上先于红山文化的诸文化相继被发现。
但是，这些文化的情况及相互之间的文化继承关系还有很多不甚明了的地方，在此把这些文化总括称为先红山文化的诸文化，以此作为搞清楚辽西地区史前文化情况的线索。
（一）兴隆洼遗址
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1983~1984年间调查发掘。
遗址在村东南1.3公里的牤牛河上游，在一高出四周约20米的丘陵西侧边缘上。
丘陵从东北到西南、从东南到西北，分别被长183米、宽166米的沟围起来，中间是挖有环壕的聚落，沟宽1.5－2米，深0.55－1米。
这条沟深深地切入了红山文化的居住址。
环壕内的居住址据说有11－12列，每列有10座左右。
调查发掘了其中的7座，每座都是圆角方形或圆角长方形的半地穴式，最大的为8.5×7米，最小的为5.1×3.8米，中间有灶址，有6个柱穴。
出土陶器是夹砂褐陶，胎厚重，火候低,易坏，系用泥条盘制，平底。
器形只有深腹钵形和浅腹钵形。
深腹钵高10－45厘米，大平底、直腹、侈口。
纹饰在口沿以下施数段凹弦纹。
凹弦纹带下沿或中间为附加堆纹，其下器腹部分，全都用刻画线施以斜方格纹、席纹、压印“之”字纹或“坑点纹”。
浅腹钵在圆形鼓腹部施有六段旋转斜格子纹带。
石器多为打制，器形也很大。
亚腰形石斧长10－20厘米，环状器直径8－10厘米，都不太厚，还有砍砸器，磨制品中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等。
石磨盘呈不规则形状，宽25－30厘米。
磨棒为长26.7厘米的棒状，直径5.9厘米。
石斧长10.6厘米，厚2.4厘米，刃部呈蛤蜊状。
还有单刃的小型石凿、用途不明的棒状器。
骨器种类也很多，有锥、匙形器、棒状器和一侧有倒刺的钻等。
骨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镶嵌刀刃的扎枪，扎枪的一侧和一头磨出刃，另一侧制出槽，镶嵌上石条，出土时枪上还留有三片。
石条长1－1.8厘米，宽3－4毫米，厚1毫米，呈短竹筒形。
扎枪因中间断了，所以全形不清楚。
除此而外，遗址还出土了数量很多的鹿骨和猪骨以及胡桃。
据C14测定为公元前5300－前4900年,表现出这个地区最古老的年代。
据说兴隆洼遗址和同一系统的遗迹分布几乎与红山文化的分布重合，但这些多是依据地表采集的资料。
在北部的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富顺永遗址、东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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