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张宛丽权力排斥与新中间阶层的功能发育080623.docx
《08张宛丽权力排斥与新中间阶层的功能发育080623.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08张宛丽权力排斥与新中间阶层的功能发育080623.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08张宛丽权力排斥与新中间阶层的功能发育080623
权力排斥与新中间阶层的功能发育
张宛丽
提要：
关键词：
自2003年以来的4年间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平稳的快速增长，年均增长10．4％，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均增长9．7％高出0．7个百分点，经济总量由世界第六位跃居第四位。
人均国民总收入比2002年翻了近一番，2006年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201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随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城市化步伐加快，第三产业比重提高，职业结构“趋高级化”（石秀印、李炜，2004），就业结构中的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其结果，一个以知识、技术资本为主要标致的白领人群正悄然步入中国社会。
如何识别“中等收入群体”、“白领人群”在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中的社会关系属性？
他们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工业化社会中“新中间阶层”的崛起并已成为一个社会实体阶层？
何为“中间阶层”？
其构成特征是怎样的？
其社会结构功能及现实状态如何？
这些问题持续地成为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
许多研究都特别强调要调节好收入分配，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培育中间阶层，使之成为有稳定意义和缓冲功能的社会结构的主导力量（陆学艺，2005；李强，2005a；周晓虹，2005a；李培林，2006；张宛丽等，2005，2006；李友梅，2005；宋林飞，2005；李春玲，2005；陈映芳，2006；童星、张海波，2005）。
然而，一些经验研究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始，当代中国社会分化愈演愈烈，社会资源分配出现了“权力垄断”及“精英联盟”的新的不平等趋势（孙立平，2004），新中间阶层的地位获得机会和向上流动受阻，新中间阶层的发育受到“权力排斥”的制约，将直接影响到其“缓冲层”等的功能预期（张宛丽、李炜、高鸽，2006）。
本文将集中讨论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形成中的“权力排斥”现象，并试图以此透视影响新中间阶层功能发育的独特机制。
一、“新中间阶层”的构成特征及其社会功能定位
“新中间阶层”概念表述的是在工业化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地位分配系统上，分布于竞争性较强、市场回报较高、具有特定社会影响力的一些不同职业群体，在职业收入、权力、声望、教育等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处于大致相同的社会中等水平的地位状态的一个异质性的地位群体集合概念（张宛丽，2002b,2004）。
“新中间阶层”这一概念至今被分层研究者争论不休、没有取得一个清晰、凝练的界定共识，大体上是与对该地位群体的构成特征的认识密切相关：
其一，“新中产阶级并未组成一个紧凑单纯的阶层”（C·莱特·米尔斯，1987/1951），而是一个具有一定异质性的地位集合体；其二，一定的异质性构成决定了该群体在地位评价上的不一致性，即其间的某一职业群体不可能同时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社会声望等方面享有一致性的评价，如企业家具有较好的经济地位，但其政治地位则较低，文化地位和社会声望也不如专业技术者和管理者。
那麼，“新中间阶层”何以可能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结构力量呢？
既有的发达国家现代化社会发展规律和相关社会理论研究成果揭示出，在一个现代社会结构中，一种具有独特社会功能的社会阶层力量——“新中间阶层”的崛起及其社会实践，对调节社会资源再分配中的不公正占有的利益矛盾，促进社会竞争有序发展具有一定的缓冲功能和安全阀作用。
新中间阶层之所以在贫富分化的社会利益矛盾中具有缓冲功能和安全阀作用，主要是由其获取社会资源分配的地位机制所显示的公正性所决定的，即：
⑴社会成员通过自身后天的努力——如接受现代教育等，改变原有贫穷生活境遇、被控制的低下地位的可能性增加，而较普遍享有向上流动“过上体面生活”的发展机会。
⑵由此，在社会资源分配及结果中，由原有的社会财富、权力控制在一小部分社会上层而社会大众被控制于其下的“金字塔型”结构，转变为社会财富、权力可以为更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分享的“橄榄型”结构。
⑶“新中间阶层”的产生及发展，使得社会分层结构中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和竞争机会的“阶级竞争关系”，逐步形成有序竞争的社会利益结构的运行机制；进而，使得社会贫富分化导致社会排斥、对立和冲突的社会风险具有了一定的可调节性（参见张宛丽，2004,2006）。
借鉴西方社会理论结构功能观的相关认识，一般而言，“新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应以能稳定一个现代化社会所需要的公正、有序、协调发展的社会结构为定位。
就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国情而论，对现阶段中国“新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可有如下理想预期：
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示范功能。
如在市场经济活动中，遵守交易规则，以促进“公平竞争”的社会规范的形成。
⒉现代化社会价值观及社会规范的创建、引导功能。
如在社会生活中，积极进取，勇于创新，遵纪守法的精神；平和、开放的心态；在公共生活领域讲文明、讲秩序；积极参与有益于现代化社会发展的社会公共事务；辅助弱势人群；尊重个性选择；以合法手段积累财富，并适时回报社会，等等。
⒊社会利益矛盾的缓冲功能。
在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均居于中间状态，其一旦获得合法性地位及其社会认同，便有可能发挥该阶层的“中间价值”——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以缓解上、下两层的矛盾冲突。
然而，从一些初步的、小规模的经验研究结果看，现阶段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并未如预期的那样突出。
换言之，是有限的。
如，虽然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在促进消费方面表现较突出，但其影响仅在某些大中城市（吕大乐，2001；周晓虹，2002；张宛丽，2002b）。
又如，虽然他们的社会价值观及人际交往准则，对一些社会成员开始产生一定的“示范”作用（张宛丽，2002a；吕大乐，2001；周晓虹，2002），但却因越来越富有的“洋味”而很难“打入”民间社会。
再如，其发展前景中面临着的结构转型的一些挑战与危机（张宛丽，2002a；周晓虹，2002）：
⑴现阶段日益拉大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结构挤压；⑵转化农村富余劳动力、国企改革中的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劳动力再就业压力的制约；⑶城乡二元分割及城市化发展程度的地区差异的影响；⑷来自意识形态及固有的“阶级分析/斗争”话语的潜在的社会禁忌与压力，等等。
我们认为，现阶段，对中国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及其社会定位状态影响最大的社会结构背景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⑴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资源配置从80年代的扩散到90年代的重新积聚有关的新一轮的社会分化。
对此，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作出了“社会断裂”的假说判断，即认为，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孙立平，2002：
2）。
导致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资源配置从80年代的扩散到90年代的重新积聚有关。
如果这一判断得以进一步证实，那么，中间阶层的社会定位将面临被这一“社会断裂”撕裂的厄运。
换言之，现阶段已现雏形的中间阶层，是否能够发育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的阶层品性及其社会诉求的社会分层群体，这仍是一个悬念。
⑵代际更替与中间阶层的价值认同和文化整合的关系。
从一些发达国家以往的经验看，伴随现代化过程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的，必然是传统中间阶级的解体。
而新中间阶层的崛起与代际更替的交错，将直接关系到一个社会现代化进程及其社会分配结果的合理性；将直接影响到中间阶层的价值观及行为规范的社会文化内涵及社会文化整合。
当前中国的中间阶层以代际更替的方式，即崛起的年轻一代替代了中老年一代，占据了中等阶层的地位（李强，2001：
99），完成了传统中间阶层解体的代际地位更替。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在急速的现代化社会变迁中的“后喻文化”现象，即传统的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位置变得模糊甚至颠倒。
在各种新观念、新思潮、新知识的传播，乃至各种新器物、新的生活方式的引进和接受中，年轻一代都扮演了“始作俑者”的角色（周晓虹，2000）。
受这种社会文化传承所制约，代际冲突势所难免，而年轻一代占据了中等阶层的地位亦势必以“后喻文化”的观念革命为价值诉求，由此，中间阶层将会遇到如何跨越代际冲突的鸿沟、开放而不是封闭其观念及行为边界的社会文化整合问题。
⑶中间阶层的异质性与阶层认同。
据我们的调查，大多数被调查者对“白领”的称呼和身份更熟悉，而对“中产阶级”的称谓有些隔膜，并且认为“中产阶级”的含义比“白领”的含义要更大些。
我们发现，被调查者中的私营企业主、大、中型企业的高级经理人员更愿意使用“中产阶级”这一称呼，并且有一种积极的、确认的心态。
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发展及社会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具有内部差异的异质性的阶层。
据此，我们尝试给出一个有关现阶段中国新中间阶层社会功能定位的假说、判断，即我们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具有内部差异的异质性的阶层。
受现阶段社会结构多重分割的制约，在一段时期中，其构成及阶层地位评价具有“地位不一致”特征。
其阶层发育受到来自国内、外两个方面的社会结构转型的挑战，存在被撕裂、分化的可能性。
其地位行动能力，在社会单一领域（如经济活动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某些方面，会以其“新观念”及其新的社会行为方式（如闲暇及消费等生活方式、交往行为方式），对社会成员及其日常生活世界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激发社会成员的地位意识，有一定的个体示范作用。
对缓和现阶段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有一定的缓冲作用。
对建立稳定、有序、公平发展的社会利益结构，作用有限。
二、权力排斥制约新中间阶层的功能发育
㈠“精英陷阱”与“权力排斥”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发育期的“新中产阶层”正在遭遇“精英陷阱”。
从职业构成、市场竞争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等来看，比之原工人、农民，他们在学历、文化素养、思想观念、专业技术知识、就业能力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有些人还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本（有的西方国家中产阶层也包括了这部分人），而另有一些经理人员更可以自己的组织管理经验和生产控制权力傲视于人。
从理论上讲，他们堪为“精英”；他们也喜欢别人以“精英”来看待自己。
然而，他们的发展机会和抱负成就并不如精英们来得自如，欲进不得，欲罢不能，如坠陷阱。
这种现象，表面上与西方社会新中产阶层遭遇的“地位焦虑”似曾相识，然而，在深层结构上确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独特性在起作用。
独特性之一是其发展遭遇了来自“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
这是一种利用行政赋权获取社会资源而独霸发展机会、独吞利益结果的社会排斥现象；而在某些西方国家，其新中产阶层的“地位焦虑”主要是由市场机会的非理性（如投机、市场寡头垄断等）因素所决定的。
排斥的结果对个体而言，就业和发展机会不公，前景不明，难以理性预期，不能仅凭自己的文化、专业技术等资本和“本事”进入高报酬、高福利、好环境的就业岗位，即如“大学生就业难”现象之反映。
而于整体，其向上流动及发展机会受阻，亦如我们调查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中间层的扩张动力，主要来源于市场空间的开放，“市场型进入”为“新中产阶层”流动的主导形式；但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其向上流动趋缓，向下流动增速；在单位、部门中，徘徊于较低职位或边缘，上升空间和发展机会受阻。
就社会结构而论，改变－—扭曲了市场竞争中具有起点公平的“后致性”（靠个人后天的受教育及专业努力等因素）原则，“先赋性”（靠家庭、血缘背景等先赋因素）的地位分配机制作用增强，失去了一个靠后天努力、公平、有序竞争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的阶层示范效应。
㈡在交换、占有与排斥中煎熬
从目前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获得机制的角度分析，大致存在三种社会地位资源配置关系，即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及社会关系网络①。
受这三种社会资源配置关系的影响，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产阶层的来源可区分为三种进入渠道，即由权力授予关系所作用的行政型进入、由市场交换关系所作用的市场型进入和借助社会关系资本作用的社会网络型进入。
1、权力授予关系、行政性进入与“行政型中产群体”
“权力授予关系”是指社会资源由国家行政权力及其一系列制度安排所配置，不同社会群体及其地位实现均受到这种关系的支配和制约。
这种关系普遍存在于1949-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结构中，且为重要的关系要素，并仍然相当程度地作用于改革以来至今的社会资源配置及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
就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产阶层的来源构成而言，因“权力授予关系”的直接作用影响的是两大群体，即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
②他们较之“原工人”、“原农民”等其他社会群体，具有在原计划体制下积累的权力资本、教育资本、较高质量的社会关系资本的优势；还积累、训练了应付社会重大变革的较丰富的社会政治生活经验和行动能力。
他们从原体制下分化出来并成为中间阶层的成员的流动模式是一种行政型进入模式，即借助原计划体制下的制度身份及体制内的社会福利保障及各种资源便利，而不割断与之相应的身份联系，保留“体制内身份”一段时期以适应市场竞争并从中获利；而后在人事制度改革的压力、推动下，将“体制内身份”转换为“体制外身份”，成为中间阶层的一员。
就个体层面而言，行政型进入模式是他们这批人主动选择的一种积极行动结果，并奠定了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地位获得的基本取向——“精英再生”与“专业主义”。
行政型进入及其市场化运作其结果，使得原体制下的“干部”“知识分子”身份阶层，分化、演变为具现代社会分层结构意义上的中国社会现阶段中间阶层中的“行政性中间阶层”，如拥有组织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的经理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组织资源的办事人员阶层等。
以其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流动特征看，其代内流入率为22.2%，流出率为31.8%，流出/流入比为1.43。
虽然流入率为所有的中间阶层中最低，但流出/流入比却是最高的。
这意味着他们既有较强的稳定性，但仍然处于不断的流动中。
分析其流入/流出方向，可以发现，经历了1980年至今的职业变动，目前专业技术人员中仅有22.2%来自于其他阶层，并且没有特定的阶层来源（即专业技术人员中的阶层构成和目前全体成员中的阶层构成没有明显差别）；但他们却有较大的可能性流向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阶层。
这种流动方向说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是比专业技术人员社会经济地位更具优势的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拥有更多的行政组织资源，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因而，专业技术人员会更愿意流向他们。
其中行政权力的吸引力更大一些，“从政”还是专业技术人员的首选。
2、市场交换关系、市场型进入与“市场型中产阶层”
“市场交换关系”是指社会资源主要依据商品交换及其市场规则进行分配。
不同的社会群体成员的地位实现，主要依赖于市场交换关系手段。
其主要特征是成员流动性高，结构呈开放型。
在中国，这种分配关系则主要是在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及其现代化社会转型，借助市场经济领域的出现及拓展，开始相对独立地发展和运作，即出现了“体制外”的市场交换关系。
市场机制的导入，对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更有意义的地方在于，打破了原“再分配体制”下干部群体因权力授予关系而独享地位优势于一尊的社会地位分配格局，人们可以凭借市场交换关系而分享社会经济地位资源，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
原体制下的“穷人”及边缘群体，如农民（虽然在意识形态上被尊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但其经济地位受到城乡二元分割的制约，以及长期存在的工农业剪刀差的影响而处于“穷人”地位）、服务员、个体户、推销员等群体，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社会结构变迁中，沿着两个路径——城乡二元分割下形成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农村向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的流动，从原计划体制内向体制外的市场化体制的流动——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社会经济舞台，并分化、演变为现阶段中间阶层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及农业劳动者阶层。
就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生私营企业主阶层而言，可见出三个流动特征：
即一是他们与20世纪50年代的私营企业主没有历史上的承继关系，而完全是藉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转型新生的一个新兴社会阶层。
二是他们在原体制内的职业比较“低微”。
据我们的调查，私营企业主是流入率最高的阶层（75.6%），而流出率几乎为0，可以说是“只进不出”的中产群体。
其来源较为复杂，覆盖了城乡各个社会阶层：
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员工、工人以及乡村农民。
其中来自于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几率，要大于总体的结构分布。
从流出角度看，一旦成为私营企业主，就几乎不再会流向其他社会阶层，这也暗示着他们日后的社会流动中会有较强的代际继承性。
如果说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占据了行政体制内的最高地位，那么私营企业主则是“体制外”的社会流动终点站。
从目前中国的社会环境看，他们还很难跨越体制区隔进入公共权力系统。
3、社会关系资本、社会关系网络型进入与“走关系型中产群体”
社会关系网络，在这里有特殊的涵义，即是指将人们之间亲密的和特定的社会关系视为一种社会资源，借助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机制，作用于不同群体成员的地位获得。
当社会成员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时，会一定程度的感到缺乏地位安全感和不可把握性；而面对权力关系、市场关系的那一套制度安排时，则会在受制于制度安排的强迫性的同时，去寻找一种具有亲和力的、可直接把握的非制度因素作为补偿。
于是社会关系被作为地位获得的社会资源的替代物，被现阶段中国社会成员所认同。
社会关系网络作用于新中间阶层的崛起,在那些原体制下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的社会分化、演变中异常突出。
因为他们在社会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上均处于弱势，能够为他们所拥有且熟悉、方便的惟有社会关系资源。
这一点，在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农民工中分化出的包工头群体的形成、以及那些从社会底层向上流动而为中间阶层成员的职业者的地位获得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就新中间阶层中的某一群体来看，社会关系网络还具有身份识别及阶层认同的作用。
社会关系网络的质量高低（很难以同质性或异质性为区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不同层级群体间的流动，以及向上流动的机会及成功率。
以个体工商户阶层的流动为例，其代内流入率为64.4%，流出率为42%，总体而言还是“进大于出”。
这种相对较高的流入、流出率说明他们是一个不断扩张且非常不稳定的社会群体。
在中产阶层群体中，这一“老中产层”最具有底层色彩，一方面表现在它的来源多是底层人士，如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和农民，其中农民成为个体户的几率并不高于总体结构水平；一方面该阶层的成员不但难以爬升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反而还具有向下流动的趋势——最容易流入到商业服务业员工群体中。
这些信息表明，个体工商户实际是处于社会中间层与底层的边缘。
在这三种社会资源配置关系中，权力授予关系的作用，对新中产阶层的发育、特别是以市场交换关系为背景的成员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权力依附与制约关系，以致会以权力优势建构出一定的排斥关系——即，新中产阶层中的中、下层向上流动进入上层的机会很小，对社会的影响力有限。
其结果，在新中间阶层内部形成一种以权力为核心评价的金字塔型的不平等结构。
通过我们个案访谈归纳的大多数“白领”社会生活的切身经验，可以见出他们身陷这三种关系中，正在煎熬着经过一场独特的社会炼狱。
“什么叫有本事？
光有技术能成？
那叫白搭！
整个一个小白领！
”“有钱也行，你有本钱牛！
我看电视上有个董事长就这么说过。
要不就当官，有权谋私嘛！
挺能折腾的也成，有用的人都练得上，能玩儿转啊！
”从这些访谈节录中不难品味出新中产阶层难上“精英”高楼，而被“官本位”排斥于下的尴尬社会处境和无奈之选择。
㈢多元分割之困境
当代中国社会成员及新中产阶层的地位获得之所以受制于上述社会资源配置关系，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迁及市场转型的独特性紧密相关的。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特别表现为一种时空压缩的急剧变迁形态。
如，就时间维度看，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在短短20多年间完成了西方一些国家近100-200多年的社会变迁——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急剧转型；即使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迄今，建设一个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民族实践旅程也不过57年。
就空间维度观之，既有独一无二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双轨制”结构及其互动；又有传统社会结构因素（如“家－国结构”）、原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因素（如“计划经济”和“单位制”）和现代市场社会结构因素（如“市场化”和“科层制”）的叠加运作；还有农业社会（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多元建构；更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予以世界体系定位。
生存于如此时空压缩的急剧变迁的社会结构形态中，使得新中产阶层的构成具有多元分割的突出特征，即：
⑴体制分割。
这一群体被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分割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部门，前者的地位利益比之后者更具有制度保障和权力优势。
⑵地区分割。
受到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同为某一职业者（如公务员、律师、会计师等），其地位待遇和社会回报差距较大。
⑶在观念整合上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属性及差异。
在消费行为、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准则及行为规范等方面，不难发现其内部存在着较明显的文化理念及价值观上的差异，大致可归为三种不同的社会属性：
一是“官场文化”——官本位社会理念及价值观；二是“亲缘文化”——熟人社会理念及价值观；三是“业缘文化”——市场文化理念及价值观。
多元分割使得该阶层群体很难形成阶层内认同和社会认同，面临着“一袋马铃薯”而难以整和阶层力量的困境。
如此状态，于阶层群体而言，很难维护自身权益、于社会有所作为；而于个体，在无预期的竞争风险和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下，难以实现理想目标。
如此，作为一个具有缓和贫富分化结构功能意义的社会阶层——时下中国社会的新中产阶层，很可能尚未发育成型即遭遇马克思意义上的“两极分化”：
要么与社会上层结盟，变质为权力与资本的附庸而失去“草根基础”——彰显社会进步的公正性——依靠个人正当努力和社会保障，公正获取社会资源和发展结果；要么滑入社会下层，失去“精英”——经市场竞争、平等交换而得社会成就——的社会示范意义。
更有甚者，时下中国这一群体，既不可能如欧洲国家的新中产阶层在推动人类社会公正之制度文明上独有建树；亦不可能像美国新中产阶层于促进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上功勋彪柄。
三、柔性运作及其可能性
中产受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不仅表现在就业机会和利益结果的垄断上，而且是全面性的。
前日有媒体报道“七成白领成为过劳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精英联盟排斥的产物……利用资源优势捍卫既得利益排斥社会新兴阶层，这是每个社会中精英都有的一种本能。
英国当年第一批中产阶层崛起之时，不也受到了贵族和王权的竭力排斥和压制吗？
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也提到，美国当年新中产阶层走上社会的时候，也曾遭到那些老中产精英们的排斥——社会结构转型中排斥是肯定会发生的，关键是中产阶层对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持什么样的姿态：
顺从、屈服甚至依附排斥，会使社会失去“草根基础”而停滞在精英联盟阴影中，改革失去阶层推动器；只有凝聚阶层力量对精英的排斥进行反抗，以权利博弈权力、以积极的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拒绝权贵排斥，中产才能真正崛起。
当年英、美中产阶级面对精英联盟的排斥时，在清醒的阶层身份认知和理性的阶层利益认同下都采取了积极的抗争，不仅他们在积极行动中成为社会主流，社会也在阶层博弈的张力中获得发展——而我们的新中产阶层呢，面对精英排斥时，他们在“政治后卫”中表现出让人失望的屈从和依附。
实际这并非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差不多每个社会转型期中的中产阶层都会受到精英联盟的排斥。
（摘自《南方都市报》的有关评论文章，参见曹林，2007）
上述文字流露出对现阶段新中产阶层独特功能上的一种期待和呼唤：
对权力不要依附，而要抗争。
在法国、韩国及台湾地区等的社会变迁中，新中间阶层于初期都是以积极的抗争和政治上的前卫作为开路的。
而据目前的相关经验研究看，“政治后卫，消费前卫”（周晓红，2002）似乎是该群体的一种社会作为状态。
然而，在深入访谈中笔者发现，一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