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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分层看城市社会结构的嬗变

从行业分层看城市社会结构的嬗变

——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分行业职工工资变化的分析

叶立梅

2012-8-1814:

59:

16　　来源：

《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5期第27～33页

　　【作者简介】叶立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100101）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分行业职工工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规模较小的高收入行业群体和人口规模庞大的低收入行业群体的形成，将原有的扁平型行业分层结构转变为金字塔型。

在市场机制、再分配机制和国家垄断机制的交互作用下，高度依赖再分配体制的行业和国家垄断行业成为高收入行业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种交互作用已经在一次分配领域造成一定的混乱，并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受教育程度高度转化为就业竞争力，并在个人阶层地位的获得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Theemployees'wagestructureofbranchindustryhashadgreatchangesinBeijingsince1990s.Ithasalreadychangedintoapyramidtypefromtheoriginalflateventype.Theindustrialstratificationhasalreadybecomeanimportantkindofurbansocialstratificationphenomenon.Asaresultoftheinteractionbetweenmarketmechanismandredistributionmechanism,boththeindustrieshighlydependingontheredistributionsystemandthenationalmonopolyindustriesbecomethemainpartsofthehighincomeindustries.Thiskindofinteractionhasalreadybroughtaboutsomeproblemsintheprimarydistribution,andinducedbadinfluence.Thelevelofeducationcanbetransformedintothepowerofcompetition,andplayanimportantroleingettingindividualstatusandposition.

　　【关键词】职工工资/行业分层/社会结构/市场机制与再分配机制employees'wages/industrialstratification/socialstructure/marketmechanismandredistributionmechanism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054（2007）05-0027-07

　　一、研究时段的特征和研究假设

　　1.研究时段的特征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中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

与此同时，北京经济进入了稳定的高速增长期，GDP的年增长率基本稳定在9％～11％之间，在21世纪初期人均GDP突破了3000美元，2006年更突破了6000美元。

其间，北京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了第二产业增加值，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历史阶段性升级，北京从一个生产型城市转变为一个服务型城市，此后，第三产业持续快速增长。

在经济领域市场化转型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人员的经济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由此造成北京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结构的重构成为新时期北京重要的市情之一。

对这一现象和形成这一现象的机制的认识，有助于理解当前城市中经济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为有关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和推动城市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和依据。

　　2.研究假设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差距明显拉大，将收入差异作为体现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差异的重要指标已经被广泛采用。

尽管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并不局限于工资收入，但对于大多数城镇居民来讲，工资收入仍然是最主要和最稳定的收入来源，用不同群体工资收入水平的变动，分析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是有充分依据的。

　　本文的研究以下述假设为前提：

第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社会变革。

第二，经济制度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导致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两大基本因素。

第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北京经济制度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历史性拐点期。

第四，相对收入水平是目前我国城市社会阶层划分的主要依据，而工资收入是城镇绝大多数就业人口的最主要经济来源。

因此，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动和工资水平变动所波及的人数这两组数据是影响城市社会结构重组的主要因素。

　　本文旨在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不同行业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变动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勾勒出这其中折射出的社会阶层重构的基本轮廓，并对这种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机制进行讨论。

　　二、事实与数据

　　1.数据选取及其依据

　　本文用两组数据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分行业职工工资水平的变动情况及其影响程度。

一组数据是有关分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差和差值率，这组数据反映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在全市职工工资水平序列中相对位置的变化；另一组数据是在第一组数据基础上将各行业的职工人数因素考虑在内得出的，它反映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分行业职工工资水平变化影响的职工人数的变化。

　　本文采用1993年、2002年和2005年3个年份的以上两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选取这3个年份的理由是：

1993年的情况可以被看作北京经济制度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前的情况；由于自2003年以来采用了新的产业分类标准，致使现在的职工行业分类口径与20世纪90年代有所不同，为了方便与历史数据对比，使用了与1993年职工行业分类口径一致的最后一年——2002年的数据；由于2005年职工行业分类口径与1993年和2002年不一致，严格的行业对比会受到一定影响，故这一年的数据无法与上述两年直接比较，但作为对北京最新情况的反映，还是有意义的，所以仍然选用了2005年的数据①。

　　2.分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差及差值率的变化

　　表1是北京1993年和2002年分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及与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差的情况。

　　2005年全市的分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变动趋势及其基本结构与2002年基本一致，只是不同行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

这一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33900元，最低工资行业仍为农、林、牧、渔业（16336元），最高工资行业为金融业（90501元）。

按照新的行业分类口径分出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是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高收入行业（69041元），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7897元）、住宿和餐饮业（19523元）则分别成为倒数第二和第三的低工资行业。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差距的变化，应剔除全市平均工资上涨因素的影响，因此，以下使用分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差值率指标，作为度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相对水平变化的指标（见图1）。

　　1993年差值率最低行业为农、林、牧、渔业（-0.3），最高为地质勘察业、水利管理业（+0.19）；2002年差值率最低行业为农、林、牧、渔业（-0.4），最高为金融、保险业（+1.3）；2005年差值率最低行业为农、林、牧、渔业（-0.5），最高为金融业（+1.7）。

　　3.全市职工行业分层结构的变化

　　以下把各行业的职工人数因素考虑在内，进一步计算出不同指标下的职工人数百分比（见表2和表3）。

　　注：

1993年和2002年数据用同一产业分类口径计算，2005年数据用新的产业分类口径计算（均按产业大类计算）。

虽然两个口径存在一定差异，会在时间序列的纵向比较上造成一定误差，但并不影响对2005年情况的反映。

　　表3计算出了不同工资差值率区间内的各行业职工人数占当年全市职工总数百分比，三组不同年份的数据更为细致和准确地描述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行业分层维度的社会结构演变轨迹。

差值率在｜0－0.25｜之间可视为基本在全市平均工资水平上，不必分为在全市平均水平之上（正区间）和在全市平均水平之下（负区间）两种情况进行讨论，故表3没有列出这一档分别处于正负工资差值率区间的职工人数百分比数据。

除此之外各档差值率均列出了正负区间两种情况的职工人数百分比数据。

　　三、分析与讨论

　　1.分行业工资差距明显拉大，“行业分层”已成为重要的社会分层维度

　　1993年时，北京的分行业职工工资结构具有明显的“低水平下的收入均等化”特征，这说明，当时北京还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制度框架。

到2002年，在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大幅提高的同时，分行业职工工资差距也明显拉大。

从分行业最高和最低工资之比看，1993年、2002年及2005年分别为1.7∶1、3.8∶1和5.5∶1，“低水平下的收入均等”已经演变为“相对较高水平下的收入极不均等”。

　　计划经济时的工资收入差异主要表现为不同级别间的差异，而相同级别不同单位（行业）之间，则表现为高度的一致性。

这种制度设计具有激励就业者通过在固定单位寻求职务升迁达到向上流动目的的功能，却使劳动力的行业间转移缺乏激励机制，增加了就业群体的“固化”程度，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工资制度。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市场化改革使企业直接面向市场，除再分配体制内的职工外，其余就业人员的工资直接与所在单位的效益挂钩，这使“行业平均利润”成为影响就业人员工资水平的重要因素，从而使除再分配体制外的不同行业就业群体的工资收入出现明显差距。

这种差距的存在增加了行业间劳动力的流动性，使市场因素更多地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中发挥作用，同时也使社会分层结构中的“行业分层”愈益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分层维度。

　　在经济分层成为社会分层主要依据的历史阶段，工资水平差距的拉大意味着阶层间差距的拉大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加大。

在近年来有关职业分层的实证研究结论已获得普遍认同的基础上，城市中行业分层现象的凸显加大了社会分层的复杂性。

　　2.大多数职工的相对工资水平下降，造成多数就业人口社会地位下移，社会结构正在从扁平型向金字塔型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领域的改革较大幅度地提高了职工的工资收入，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大多数职工的相对工资水平下降了。

从分行业口径看，1993年时处于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之上的职工人数占到近2/3，到2005年仅为1/3，2/3的职工工资水平已经处于全市平均水平以下。

从用工资差值率指标反映的分行业职工工资对全市平均工资水平的偏离度来看，1993年时几乎全市职工（99％）的工资水平都处于全市平均工资水平上（±0.25之间），这一口径的数据在2002年为71％，2005年进一步降为41％。

与此同时，工资差值率在｜0.25-0.5｜之间的职工人数百分比已经从不到1％上升到28％，再进一步上升到51％，且绝大多数职工（36％）位于负区间。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相对于1993年和2002年的情况，2005年工资差值率在+0.5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已经成长为一个超过全市职工总数8％的不可忽视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其中工资差值率超过+1的群体已经占到全市职工总数的6％以上，成为明显的超高收入行业，以行业为区分标志的新富阶层已经在北京形成。

　　以上事实说明，北京社会原有的扁平型行业分层结构已经被完全打破，而替代的行业分层结构并不是稳定性较高的橄榄型，而是呈现出了多数就业人口社会地位下移的特点，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从扁平型转变为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在分行业维度上再次得到了证实。

　　任何社会改革要获得成功，都需要取得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支持，而这取决于改革能否使大多数人从中获益。

多数职工的相对社会地位下移，说明改革的制度设计存在明显的不完善之处。

当然，改革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大多数人获益，这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整体收入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也是至今改革仍能获得各界支持的重要社会基础。

但毋庸置疑，这种对改革的支持将会随着多数人社会地位的下降而降低，如何使改革成果更大程度地惠及社会上的多数人，已经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3.三、二、一产职工工资逐级递减的大格局基本形成，“脑体倒挂”转变为“脑体正挂”，受教育程度日益成为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

　　尽管1993年时三产中的个别行业工资水平高于二产，但由于这些行业的职工人数与二产比起来要少得多，而且三产中的多数行业工资水平都低于二产，所以仍然可以说，在当时低水平平均的基本大势下，分行业职工工资存在着微弱的二、三、一产职工工资逐级递减的现象。

这种情况到2002年时已完全改观，二产职工相对工资水平快速下跌，三产职工相对工资水平迅速上升，除“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一政府垄断的二产行业外，其他二产行业和一产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都低于三产各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形成了三、二、一产职工工资逐级递减的大格局。

另外，三产内部传统服务业工资水平低于现代服务业的现象十分明显，这一点在2005年的行业分类体系下表现得更为清晰。

就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分别相对集中行业的相对工资水平变动来讲，1993年时工人阶层处于那个时代的中等略偏高位置，而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多数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则低于工人阶层。

现在，以明显优势位于社会上层和中上层的是知识阶层。

“脑体倒挂”已变为“脑体正挂”，受教育程度在决定个人收入和个人社会地位时的重要性不断提高。

　　城市中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用工制度改革几乎同步发生，在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这种变化导致了受教育程度偏低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迅速“贬值”。

传统产业在快速压缩规模时“甩出”了大批受教育程度偏低者，这些人极难在对受教育水平有较高要求的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中找到新的就业机会，而在传统服务业的就业竞争中，面对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又毫无优势可言。

如此，以大批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落入社会低层为代价，北京的产业结构实现了优化调整。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产业结构的提升也同时保证了北京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这也使北京有较强的财政实力建立起较高保障水平的社保体系，并实施对下岗失业群体的救助。

　　4.高度依赖再分配体制的行业和国家垄断行业成为高收入行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新形势下的“体制内阶层”正在形成

　　2002年和2005年北京分行业职工工资分布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依赖再分配体制的行业和国家垄断行业成为高收入行业的主要组成部分。

依赖国家再分配体制的行业主要包括了各级各类党政机关和工资收入依赖于国家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这些事业单位多集中在科研、教育、卫生等行业。

在经济领域的各行业中，国家垄断行业高工资现象十分突出，最典型的是金融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尽管三产中相当多的行业工资水平较高，但金融业的职工工资仍然以其超常的水准雄居各行业之首；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则成为二产中唯一的工资水平高于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行业。

对比英国的情况，则有较大不同。

英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发育相对成熟的国家，也是一个以非农产业为支柱产业的国家，与北京有一定的可比性。

1997年英国各行业的平均工资差值率最高不过+0.36（金融保险业），政府和公共行政部门的平均工资差值率仅为0.04，而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恰是各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②（P457，P460）。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中的市场化改革是逐步推进的，不同行业之间的市场化程度明显有别，各行业之间的工资形成机制也由此而不同。

目前城市中决定各行业工资水平的机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市场机制，一种是仍然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国家再分配机制。

应当特别注意到，此时的再分配机制已有别于改革开放前的再分配机制：

一是，此时是一种以市场机制所确定的工资水平为参照系的再分配机制；二是，原来的再分配范围几乎囊括了各个行业，而现在再分配的范围只限定在有限的几个行业。

仍属再分配范围的行业成为稳定的中高收入行业这一事实说明，拥有“体制内”身份已经成为获得较高阶层地位的有利条件，新形势下的“体制内阶层”正在形成。

国家垄断行业借助于国家垄断规避了市场风险，独占了市场资源，使得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可以从经营过程中获得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平均利润。

这些行业的高工资是在由于国家垄断所形成的行业优势和可根据本企业收益确定工资水平的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

“显而易见，改革年代的收入分配并非一个简单的市场现象”③（P433），而是一种混合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后的综合结果，国家干预仍然在一次分配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目前这种工资收入的行业差异造成优质人力资源向再分配行业和国家垄断行业流动，不利于优质人才向市场领域各行业集中。

而且，还孕育了一个在规模上比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大得多、处于社会上层或上中层的新的“体制内阶层”。

这一阶层社会地位的快速提升，是当前城市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由于这一阶层在收入水平上处于社会的中高水平，这有可能导致权力阶层的阶层利益日益与社会中高阶层的利益相吻合，而与底层群体愈加疏远。

　　四、结论

　　1.行业分层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分层现象已经成为影响城市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中的行业分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同行业职工的阶层地位出现了向上和向下的双向运动，向上流动的群体规模较小，向下流动的群体规模庞大，中间阶层迅速萎缩，庞大的底层群体已经形成。

原有的扁平型行业分层结构已为金字塔型结构所替代。

　　2.形成目前这种行业分层状况的机制不是单纯的市场机制，而是市场机制与再分配机制及国家垄断机制交互作用的结果

　　这种交互作用已经在一次分配领域造成一定的混乱，并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行业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不一致，再分配体制内某些行业的工资定位偏高，是导致当前行业间工资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3.中等收入水平行业的大量减少加剧了城市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趋势

　　目前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中，缺乏中等收入阶层成长发育的制度条件和产业结构条件。

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善，行业分层的两级分化趋势仍将持续，二元化城市将逐渐成为一种稳定的城市社会结构特征。

　　4.受教育程度高度转化为就业竞争力

　　受教育的程度在个人阶层地位的获得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接受较高水平的教育成为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

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均等化在维护社会公正、保持良性社会流动方面正在发挥着关键的影响力。

　　注释：

　　①由于篇幅所限，未将2005年的数据及其有关计算结果以表和图的形式放在正文中，而是以文字形式对其重点进行了引证和讨论.

　　②根据李培林“英国近20年社会结构的变化”文中表6和表8所提供的原始数据计算，见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C].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③边燕杰，罗根.市场转型与权力的维续：

中国城市分层体系之分析[A].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C].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参考文献】

　　[1]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A].郑杭生.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C].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李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A].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C].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李路路.制度转型与阶层化机制的变迁——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A].郑杭生.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C].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C].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5]周其仁.收入是一连串事件[M].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6][美]曼纽尔·卡斯泰尔著.崔保国等译.信息化城市[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