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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新发现
2022年考古新发现
2022年十大考古发现云南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
开掘单位：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川甘棠箐遗址位于云南省江川县路居镇上龙潭村西南约1.5公里处。
1984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89年进行了考古开掘，开掘面积约3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和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初步判断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为深入了解遗址地层堆积、文化特征和年代等信息，尽可能科学全面地复原遗址整体埋藏情况和文化面貌，2022年10月至2022年2月，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对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开掘。
开掘了5某5米探方两个，面积50平方米。
此次开掘在严格执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根底上，将数字化考古的理念和方法运用于考古开掘工作中，取得了突破性收获。
开掘方法和研究思路
开掘依据沉积物自然堆积变化划分地层，各个地层按厚度5-15厘不等水平层逐层进行开掘，每个水平层又分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4个亚区进行开掘。
开掘中每个水平层各亚区选取20升土样进行水筛，取土样6升进行浮选，主要用于收集植物种子、木屑、小哺乳动物化石、石制品碎屑等。
每个水平层开掘完成后，用ATK测量标本坐标，并记录标本长轴、倾向、倾角、风化、磨蚀等信息，用摄影、摄像技术保存下每件标本的原生状况，并运用AgisoftPhotoscan软件制作了每一个开掘水平层的三维模型，准确而直观地展示了遗迹、遗物之间的位置关系。
标本坐标、考古工地领队日、探方日记、照片、图表等以电子档案的形式将存入考古工地数字化管理系统保存。
开掘中注意采集年代、植物、环境等样品。
通过多学科综合手段进行考古，利用各个学科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充分发挥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优势，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和解决考古学问题，最终得到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成果，是本次考古的根本思路和方法。
目前已与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开展了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地质考古、年代测定等方面的合作研究，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将会有更多学科和科研单位参加。
地层堆积和埋藏情况
遗址地处古抚仙湖山间凹地，地层为湖滨沼泽相沉积。
此次开掘平均深度6米左右，地层堆积连续且清晰，自上而下出现了5个由粗变细的沉积旋回。
地层共划分了20层位，1层-13层地层沉积颗粒较细，为细砂、粉砂、粘土质粉砂及粘土层，较纯洁，偶含锰铁结核、砾石、动物、植物化石。
14-19层为文化层，其平均厚度近3米，自上而下分别为:
14层为黑褐色细砂层，发现用火遗迹，出土了少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厚8—40厘米;15层为深褐色含砾细砂层，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少量动物化石、骨器。
厚4—38厘米;16层灰褐色粘土质粉砂层，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动物化石，少量骨器、木器。
厚98—192厘米;17层为黄褐色粉砂层，出土了石制品、动物化石，骨器、木器等。
厚10—52厘米;18层为黄褐色砂砾层，出土了石制品、动物化石，骨器、木器等。
厚8—44厘米;19层为灰褐色砂砾层，出土了少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
厚6-30厘米。
文化层地层沉积颗粒相对较粗，地层中还包含有大量植物枝叶和碎屑、炭屑、植物种子、小砾石、钙质结核等，局部有胶结较硬层状板块。
20层是基底层，为含砾青灰色粘土，结构致密，土质软，没有文物遗物出土。
地层堆积显示湖水有间歇性涨落，古人类随着湖水的进退而迁移，遗留的文化遗物和动、植物化石等被迅速覆盖掩埋。
相对湿润的埋藏环境以及粘土等细颗粒物沉积，起到了很好的隔绝空气，防止氧化作用，使遗址的有机质遗物得以很好地保存。
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动物化石、骨器、木器等，其在长轴、倾向、倾角方面的分布区间均显得较为分散和平均，无某项指标明显分布比例较高。
绝大多数标本风化和磨蚀程度都较轻。
遗址应该为一个埋藏环境相对稳定的原生堆积遗址。
文化遗迹和遗物
遗址发现一处用火遗迹。
出土石制品25153件，其中石核658件、石片564件、初级砸击断块102件、石器192件、废品（含断块、断片和碎屑等）23637件。
出土骨制品28件，木制品十多件。
此外，还出土了丰富的动、植物化石。
遗址文化层上部发现的用火遗迹为一篝火遗存，木柴向心堆积，木柴近中心部位碳化严重，中心积碳。
在遗存内及其周边未发现其它文化遗物，也未发现堆积明显的灰烬层、红烧土，初步判断为一临时用火遗迹。
旧石器时代早期人工用火问题，一直都是学术界探讨和争论的话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火的证据多来源于用火产生的相关遗留物，如:
灰烬层、炭屑、烧石、烧骨等，缺乏保存完整的直接用火证据。
甘棠箐遗址这种保存较好的旷野用火遗存非常少见，是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对研究史前人类行为和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遗址出土石制品以小型为主，石制品的类型包括石器、石核、石片、断块、残片等。
石制品岩性以硅质岩和石英岩为主。
砸击法是生产石器毛坯的主要方法，而绝大多数石器那么用锤击法加工制作。
石器的类型包括刮削器、凹缺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其中以刮削器占绝对主体。
上述特征与周口店第1地点、泥河湾早期旧石器遗址为代表的华北小型石器早期文化传统有相似之处，与华南其他地区以大型砾石石器为主要工具组合的技术和文化传统存在较大差异。
这种小石片体系在中国南方的发现，极有可能改变以前南北两大文化体系的认识。
石制品形态特征显示存在两种砸击技术。
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砸击法〞，砸击方向多沿砾石长轴方向，通常产生典型两端石片或典型砸击石核，如枣核形、多棱柱状。
这种技法在旧石器时代曾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但多不是主流方式。
而出现的另一种砸击法其砸击方向多沿砾石的短轴方向，方法是将砾石置于石砧上，以较平一面朝下放稳，一手握住（或不握），另一只手执石锤，猛烈砸击砾石上端，一下或几下砸碎砾石，得到不规那么石片和石块，石块可再转向放置，继续砸击，产生新的石片、块。
这种砸击方法简单粗糙，砸出的石制品形态存在很大的随机性,废品率极高，它可能是早期人类除从自然界捡拾天然石质工具外最为原始而实用的石制品生产技术。
此砸击法在国内外旧石器时代遗址研究中未见报道，为甘棠箐遗址独有的加工技术。
两种砸击技法在生产过程中相互渗透和融合，形成了甘棠箐遗址独树一帜的砸击技术文化体系。
遗址出土的骨、角制品和木制品，加工形态多为尖、铲状，丰富了该遗址以石器文化为主的文化内涵，表达出古人类生产、生存方式的多样性。
骨制品保存有锤击和敲砸痕迹，木制品那么保存有刮削痕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原料丰富，易于加工，工具用途广泛，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曾大量使用木制品。
但由于年代久远，有机质易腐烂，木制品难以保存，目前世界范围内仅有零星实物被发现。
甘棠箐遗址由于其特殊的埋藏环境，出土了保存较好的木制品，此发现不但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对研究东南亚地区存在“竹木文化说〞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遗址动、植物化石保存较好，种类丰富。
初步鉴定大哺乳动物有猫、猕猴、剑齿象、犀、猪、鹿、麂、牛等，还有大量小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和无脊椎动物化石。
很多动物化石上保存有人类切割、砍砸痕迹和动物啃咬痕迹。
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初步鉴定有25科，31属，其中包含有葡萄、松子等可供人类食用的植物种类。
这些动、植物化石为研究古人类生存环境，狩猎、采集行为方式以及古人类食物来源和种类等提供了珍贵的素材。
遗址年代
甘棠箐遗址海拔高出抚仙湖水面约115米，遗址所处的更新世地层沉积在上新世湖相地层之上，局部地段还产褐煤，时代可能较早。
开掘出土的动物化石经初步鉴定有江川猕猴、玉溪剑齿象、真角鹿、祖鹿、似山西轴鹿、云南水鹿、原始麅、湖麂等上新世残存物种，动物组合与元谋动物群极为相似，其地质时代可能为早更新世。
遗址原始的石器工业面貌也符合这一时代特征。
2022年曾与香港大学合作采样测定了光释光年代，结论是样品年代超出了测年范围，可能大于20万年。
目前，遗址古地磁、铝铍法和光释光测年工作仍在进行中，绝对年代有待确定。
重要意义
我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已有几十处，这些重要发现对人类传统演化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但许多重要发现由于因地层、年代或材料属性等存有一定的争议，区域文化的演化和开展比照研究又存在很多时空缺环，使得研究成果难以取得重大突破，在国际学术界也不能达成科学的共识。
新材料、新的研究思路和科学的考古技术方法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
甘棠箐遗址地层清楚且有多个文化层位，文化遗存和伴生动、植物遗存丰富，文化面貌原始而独特，埋藏与保存状况极佳，对研究早期人类生存模式、人类起源与演化历史、古环境背景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遗址是云南省继元谋人遗址后发现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旷野遗址，开掘中获得了众多重要考古新发现，并完整收集遗址各个方面的资料信息。
遗址的发现、开掘和研究无疑为东亚地区古人类本地起源的学说提供了新的佐证,再次证明了滇中高原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区域。
2022年十大考古发现江苏兴化、东台蒋庄遗址
开掘单位：
南京博物院
蒋庄遗址位于江苏省兴化、东台两市交界处，分属兴化市张郭镇蒋庄村及东台市时堰镇五星村、双溪村。
遗址起初由当地文物爱好者发现，因泰东河水利拓宽工程需要，2022年南京博物院考古所派员对其调查确认，遗址位于兴化境内区域被当地人称之为“野城〞。
以泰东河为界，可将遗址分为东西两区，东区（II区）以唐宋时期堆积为主，面积达45万平方米;西区（I区）以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堆积为主，面积近2万平方米。
因地处平均海拔约3米的里下河地区，遗址所在区域地下水位高、水网密布。
遗址北侧沿河西岸局部剖面显示，该区域良渚文化层之上叠压着一层厚约0.8～1米的纯黄土，为水成间歇层，间歇层之上为唐宋时期文化堆积。
这说明良渚时期，该遗址西区呈中部高、四周渐低的台形，数千年的自然淤积及后期人类活动，使得遗址地势现与周边持平。
2022年10月至2022年12月，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开掘及后续以学术导向为目的的主动性开掘。
开掘工作主要集中于西区，总共开掘面积3500平方米，揭露良渚文化聚落一处。
目前已清理该时期墓葬280座，房址8座、灰坑110余座以及水井、灰沟等其它一批重要遗迹。
出土玉、石、陶、骨器等不同材质遗物近1200件。
开掘工作仍在继续。
良渚文化墓地与聚落
西区开掘揭露的良渚文化墓地，是蒋庄遗址良渚文化聚落最为重要的内容。
墓地位于聚落东北部，整体呈南北走向，其东、南、西界已明确，北侧未完全揭露。
墓葬分布十分密集，叠压打破关系复杂，其中一组打破关系涉及墓葬达80余座。
这样的墓葬密集程度与层位关系，显示出其作为一处公共墓地，有着持续而稳定的使用过程。
随葬玉璧、玉琮的较高等级墓葬主要集中于墓地南部，而“平民墓〞主要位于墓地中北部。
这种不同等级墓葬间随葬品的差异，表达了对应的社会分层现象。
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葬式多样，一次葬与二次葬并行。
一次葬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主要分布于墓地的中北部。
二次葬分烧骨葬与拾骨葬两种，随葬玉琮、玉璧的较高等级墓葬均为二次葬。
其中，烧骨二次葬墓主要分布于墓地的中东部区域，墓坑偏小，少量使用葬具，骨骼为白色碎块状，系异处燃烧后，再将燃烧后的遗骸入葬，多呈条形摆置，个别随葬玉璧，多随葬石器与小型陶器。
除烧骨二次葬外，大多墓葬人骨保存较好，不仅可以鉴定出性别、年龄，还可见个体特殊的骨骼损伤和埋葬特征。
绝大局部墓葬头向东，少量二次葬呈南北向，个别头向西。
葬具使用较为普遍，可区分的均为弧底独木棺，盖板那么分平板与弧形两种。
M153为单人一次葬，墓坑开口长201、宽0.49—0.6米，方向104°。
墓主为年龄41—50岁的成年女性。
葬具仅存痕迹，棺痕长1.67、宽0.34—0.43米。
随葬陶器4件，双鼻壶位于棺内右侧胫骨外，其余3件位于脚端棺外侧。
M36为单人拾骨二次葬，墓坑开口长2.21、宽0.98—1.19米，方向124°。
墓主为年龄40-45岁的成年女性，骨骼大致按各部位位置摆放，股骨、胫骨、腓骨前后翻转放置。
随葬玉器、陶器各3件。
其中M36:
1玉璧直径24厘米，上刻画有“凸〞字形祭坛符号。
M116为烧骨二次葬，墓坑开口长1.36、宽0.54—0.6米，长轴方向113°。
墓主信息不可辨。
经燃烧过后的骨骼按墓坑方向东西向集中摆放，整体呈长条形，系异地燃烧后入葬。
随葬玉器1件（璧）、石器3件、陶器1件。
M111为单人拾骨二次葬，墓坑开口长2.5、宽0.68—0.89米，方向95°。
葬具为独木棺，棺痕长2.17、宽0.58—0.67米，墓主为年龄35—39岁的男性，人骨保存较好，大体呈人形摆置，略显凌乱。
随葬品共12件，均位于棺内，玉琮、锥、珠各1件;石钺2件、石锛3件、石凿2件;陶鼎、壶各1件。
玉钺位于，石锛、凿与长骨呈平行摆放。
M158为拾骨二次葬。
巨大的独木棺长238厘米，宽90-96厘米。
棺内有两个个体——为墓主及另外一个女性个体，棺外有殉葬的6个头骨，其中6号头骨上有明显的创伤。
墓葬共出土玉、石、陶、骨器等随葬品700余件。
随葬玉器种类有琮、璧、锥形器、镯、环、管、珠、坠饰等;石器有钺、璧、锛、凿、刀、纺轮等;陶器有鼎、双鼻壶、罐、豆、钵、圈足盘、鬶、大口尊、贯耳壶、器盖、纺轮等;骨器有锥及鱼钩等。
玉、石器多出于头部及腹部以上位置，局部压于身下。
陶器多见于脚端，局部置于棺外。
鼎、双鼻壶、罐或豆为常见器物组合。
漆器随葬较为常见，因系木胎，出土时仅存朱红色痕迹（成分为朱砂），依形状判断应以木胎漆觚为主，墓葬等级上下与是否随葬漆器并无直接关联。
石钺、锛、凿与陶纺轮不同出，随葬前者为男性，后者为女性，表达出性别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对应关系。
墓地所在的良渚文化聚落布局也得到初步揭示，聚落周边水系兴旺，聚落外围水网与泰东河相连，并通达长江。
所发现的8座良渚时期房址，均为挖基埋柱的平地起建式,平面形状有圆形及长方形两种，并见多间联排式房址。
通过对地层堆积的分析发现，房址在修建之前常见有大范围的浅黄色人工垫土，垫土多取自遗址附近，局部呈明显的团块状。
如F3为近东西向长方形，挖基槽埋柱平地起建式，被隔断成三个独立单间，中部房间大两侧小，整体尺寸东西长7.3、南北宽2—2.25米，面积约16平方米。
柱芯明显，北侧基槽内柱芯大多呈半圆形，平面朝向外墙侧。
室内未发现灶坑及明显活动硬面。
水井、灰坑多位于居住区，遭废弃后内填大量动物动植物遗存。
蒋庄良渚文化遗存发现的重要意义
一、蒋庄遗址是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大型良渚文化聚落;蒋庄良渚文化墓地是在长江以北首次发现随葬琮、璧等玉质礼器的高等级良渚文化墓地。
突破了以往学术界认为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北不过长江的传统观点。
对全面、深入研究良渚文明与良渚社会提供了新资料，填补了长江以北地区良渚文化考古发现的空白。
二、蒋庄遗址良渚文化墓地迄今为止共清理墓葬280座，时代涵盖良渚早中晚期，为良渚文化核心区之外发现数量最多、埋葬最为密集的良渚文化墓地。
葬式葬俗丰富多样，局部人骨及葬具保存情况较好，是良渚文化迄今为止发现保存骨骸最为完整和丰富的墓地资料。
对研究良渚文化的埋葬习俗、社会组织关系与人种属性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三、蒋庄遗址地处长江以北水网密布的里下河地区，是良渚文化北上的重要通道。
其远离良渚文化核心区，出土的各类陶鼎其鼎足各异，有截面呈“十〞字形、外“T〞形、近跟部穿圆孔等，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显示出这类遗存可能属于良渚文化的又一地方类型，是良渚文化与当地文化因素融合后的产物。
该区域同时期、文化面貌相近的遗址还有海安青墩、东台开庄等，该遗址的开掘对于构建江淮东部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良渚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以及北方大汶口文化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江淮之间，自东向西，依次有海安青墩遗址、蒋庄遗址、阜宁陆庄遗址、涟水三里墩遗址、淮安金湖夹沟遗址、安徽定远山根许遗址出土有琮璧以及其他良渚文化玉器、陶器。
显示出良渚文化在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存在着一条宽阔的战略缓冲地带。
墓地中所发现的无首、独臂、无掌、或首身别离以及随葬头颅的现象可能与战争或戍边相关，换言之，他们是保卫良渚王国的英雄。
蒋庄墓地的发现对良渚文明边缘区域的聚落、社会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从而对研究良渚文明都邑聚三重社会结构、国家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良渚古城、莫角山以及反山、瑶山的贵族坟山是良渚文明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尖顶，蒋庄遗址那么是良渚文明的社会根底。
蒋庄墓地早期墓葬较少，葬式单一，中晚期二次葬与大量的烧骨葬流行，墓地的兴衰投射出核心区良渚社会的文明化进程。
五、蒋庄遗址出土了丰富的良渚文化玉、石器、骨器和陶器。
带有猪形刻画符号的黑陶壶以及各类其它刻画符号，反映了良渚先民的生产生活与艺术创意;而刻画有“凸〞字形祭台符号的玉璧，首次在有明确地层关系和共存关系的墓葬中出土，对于良渚先民精神信仰的研究，弥足珍贵。
2022年十大考古发现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开掘
开掘单位：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22年良渚古城发现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良渚古城的整体结构进行了重点研究。
2022年以后，以岗公岭水坝的发现为契机，采取多种手段对该区域进行长期调查，发现良渚古城外围存在着一个由10余条堤坝连接山体构成的庞大的水利系统。
为了解坝体结构、获得地层学资料等学术目标，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于2022年7月至2022年1月，对老虎岭、鲤鱼山、狮子山等水坝进行了正式开掘。
在开掘进行的同时，与山东大学和南京大学联合对坝体和库区进行了勘探调查。
开掘和调查取得了重要成果，确认了这一水利系统的分布情况，获得坝体结构和营建技术的重要信息，同时获得了证实坝体年代的关键地层叠压关系，验证了前期水坝碳14测定结论的可靠性。
水利系统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境内，良渚古城的北面和西面，共由11条堤坝组成，是良渚古城建设之初，统一规划设计的城外有机组成局部。
从古城北面的塘山长堤的东端到最西面的蜜蜂弄坝（11），距离为11公里;从最北端的石坞坝（10）到最南端的梧桐弄坝（5），距离5.5公里。
从良渚古城的中心到最远的蜜蜂弄坝体，直线距离约10公里。
这些堤坝根据形态和位置的不同，可分为沿山前分布的长堤和连接两山的短坝两类。
其中，短坝又可分为建于山谷谷口的高坝和连接平原孤丘的低坝两种。
山前长堤：
原称塘山或土垣遗址，位于良渚古城北侧2公里，北靠天目山脉，距离山脚约100～200米，全长约5公里，呈东北西南走向，是水利系统中最大的单体。
从西到东可将其分成三段。
西段为矩尺形单层坝结构。
中段为南北双层坝体结构，北坝和南坝间距约20～30米，并保持同步转折，形成渠道结构。
北坝坝顶高程在海拔15～20米左右，南坝略低，坝顶高约12～15米。
渠道底部海拔约7～8米。
双坝的东端连接大遮山向南延伸的一条分水岭。
分水岭以东为塘山东段，为单坝结构，根本呈直线状分布，连接到罗村、葛家村、姚家墩一组密集分布的土墩。
谷口高坝：
位于西北侧较高的丘陵的谷口位置，包括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秋坞、石坞、蜜蜂弄等6条坝体。
可分为东、西两组，各自封堵一个山谷，形成水库。
高坝体高程约为海拔30～35米。
因谷口一般较狭窄，故坝体长度在50～200米间，大多为100米左右。
坝体厚度近100米。
连接平原孤丘的低坝：
建于高坝南侧约5.5公里的平原内，由梧桐弄、官山、鲤鱼山、狮子山4条坝将平原上的孤丘连接而成，坝顶高程大约在10米左右。
坝长视孤丘的间距而定，在35～360米间不等。
高坝与低坝之间的库区略呈三角形，面积约8.5平方公里，库区地势很低，现今仍为泄洪区。
库区东端与塘山长堤相接，共同组成统一的水利体系。
开掘情况
2022年分别对低坝的狮子山、鲤鱼山、高坝的老虎岭进行了小规模开掘，以获取层位关系、坝体结构和营建工艺等相关内容的更丰富的资料。
以上3个地点开掘面积共490平方米。
狮子山：
结合104国道的拓宽工程进行。
开掘点位于狮子山坝体被104破坏的西侧。
因管线众多、且有未处理好的树木、坟头，故只能分段开探沟挖掘，共开掘290平方米。
开掘证实狮子山人工堆筑体宽约123米，深度逾10米未尽。
由黄土、黄斑土、青胶泥、青粉土、黄粉土等多种土分段分层堆筑，堆积层上下不平，未见草裹泥和明确的夯筑迹象。
坝体内出土良渚文化夹砂陶片1块。
鲤鱼山：
对坝体的北侧和南侧进行探沟开掘，面积共129平方米，并沿探沟向南北两侧延伸钻探。
该坝的堆筑方式为：
先在筑坝处地面下挖一个纵向凹槽，宽度约25米，深度达3米。
坑内堆填青淤泥和草裹淤泥为根底，之上覆盖一层黄色散土，在北侧迎水面的位置，用草裹黄土和散黄土间杂堆筑形成斜坡，其后部那么又用黄色散土覆盖坝体的外表。
鲤鱼山坝所在为平原区，原地面为青色粉砂土，防渗性差，易于流失，直接筑坝容易崩塌。
挖槽填入淤泥，可能是出于防渗的目的。
坝内填土中发现数片崧泽文化时期的粗泥陶片和1片良渚文化中期鼎或甗的腹片。
3层下发现战国墓葬一座，打破坝体堆土。
老虎岭：
在坝体西侧与山体交接处和北侧分别布置探沟2条，分别为4某10米和10某3米，开掘面积70平方米，获得了重要的地层叠压关系。
在西侧的T1发现沟3（G3）打破坝体的最西端，属于良渚晚期，沟内出土了T形鼎足、侧扁形鼎足，盉足等典型良渚文化时期陶片，而其自身又被马桥时期的沟G2打破。
对坝体北侧早年取土形成的断坎进行了整体刮面，进行了贯穿坝体的铲探，获得了坝体的内部结构及堆筑工艺的重要资料。
该坝的堆筑过程如下：
首先统一在谷底地面上铺筑青膏泥混杂草裹淤泥做根底，其上堆筑青粉土。
然后在北侧迎水面附近堆筑草裹黄土的斜坡，内部间杂使用黄色散土。
其上覆盖黄褐散土为护坡，顶部覆盖褐色土。
断面显示草裹泥具有明显的分区现象，这种不同的分区应该是由同一地点运输来的一个周次的运量，同时说明铺筑时草裹泥由不同的地点运送过来，一到即铺筑，没有统一堆料的过程，所以每个区块的草裹泥都能保持材质的统一不相混杂，从而形成明确的区块。
年代
根据地层学和C14测年可证实该水利系统属于良渚时期。
地层学依据：
塘山长堤顶部曾发现两座良渚贵族墓葬，一处玉器加工场，证实其年代不晚于良渚时期。
2022年对高坝老虎岭的开掘，获得了良渚晚期地层单位打破坝体的证据。
低坝鲤鱼山被战国墓葬打破。
鲤鱼山和狮子山坝体内出土良渚文化陶片，早年调查中蜜蜂弄、岗公岭坝体也曾发现零星良渚文化时期陶片。
各坝堆土内皆未见晚于良渚文化的遗物，对其筑坝年代的推定也有参考意义。
碳素测年（C14）数据：
C14测年也可证实坝体的年代。
11条坝体中，除塘山长堤、蜜蜂弄、官山和梧桐弄未提取到测年标本，其余7条坝体的样本经北京大学年代学实验室C14测定（除石坞样本因碳含量缺乏无法检测外），得出12个测年数据，涉及岗公岭、鲤鱼山、狮子山、老虎岭、周家畈、秋坞六个地点。
结果显示，上述各地点系列样品的树轮校正值全都落距今4700-5100年之间，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
工艺与功能
因为长堤与高、低水坝用途不同，结构与营建工艺也有差异。
开掘显示，大局部高坝和低坝坝体的底部采用淤泥堆筑、局部松软地基处还采取挖槽填入淤泥的工艺，外部包裹以黄土的结构，与良渚古城宫殿区莫角山的堆筑方式完全相同。
局部关键位置还以黄土草裹泥堆垒加固。
是将泥土以芦荻茅草包裹形成长圆形的泥包，即“草裹泥工艺〞，再将“草裹泥包〞横竖堆砌而成。
这是良渚时期建筑土台、河堤等普遍使用的工艺，其作用与现代营建堤坝使用草袋装土类似，可使坝体增加抗拉强度，不易崩塌。
而塘山长堤采用底部铺筑块石，其上堆筑黄土的形式，与良渚古城的城墙堆筑工艺类同，未见使用草裹泥的迹象。
推测该系统可能具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诸方面综合功能，与良渚遗址群及良渚古城的生产与生活，关系密切。
防洪功能：
天目山系是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雨水充分，夏季极易形成山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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