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章奇等中国金融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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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章奇等中国金融学
中国的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
章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明兴
（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然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Vincent,YiuPorChen
（美国布朗大学人口研究与培训中心）
（2003年10月）
简介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近年的文献中得到了大量讨论。
但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却鲜有文献涉及。
本文在分析中国的金融体系影响城乡收入分配机制的基础上，根据文献行的做法，用银行信贷占GDP比例来衡量各省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并利用各省1978－1998年的数据，对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结果发现，控制其他因素后，以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信贷水平所衡量的金融中介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且，金融机构在向农村和农业配置资金方面缺乏效率。
我们进一步将整个样本期分为1978－1988，1989－1998两个阶段，发现金融中介增长对城乡收入分配的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二个时期，而财政政策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第一时期。
最后，我们发现金融中介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依赖于经济结构的特征，即：
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和所有制结构（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国有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的变动，并不能改变金融中介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作用。
换言之，扩展的库兹涅茨效应在我们的数据样本中并不成立。
关键词：
金融发展、城乡收入差距
一、引言
在目前的文献中，金融发展（FinancialDevelopment）和经济增长（发展）之间的关系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并对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
尽管还存在一些分歧，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鉴于金融体系在动员储蓄、分散风险、项目甄别、对管理人员施加外部约束、便利交易等方面所扮演的积极角色，金融体系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许多实证研究也基本上支持了这种看法（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Shaw1969；Stiglitz1985；Mayer1990；King和Levine1993a,1993b；Becker和Levine2002）。
但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已有的文献讨论并不多。
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在一个动态模型中讨论了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
他们假设初始收入分配外生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假设利用金融市场融资需要支付一定的固定成本，且不是所有的人均能够支付得这一成本。
则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作用时，金融发展将会扩大收入差距。
但随着收入的增长，更多的人开始进入金融市场（由于进入成本是固定的），金融发展将逐步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
即，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服从倒“U”型的轨迹。
Galor和Zeira（1993）、Banerjee和Newman（1993）构造的理论模型则表明，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初始的收入差距未见得会随着经济增长而缩小。
反之，信贷市场的发展会降低收入差距。
最近，Clark,Xu&Zou（2003）首次用全球数据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也得到金融发展会显著降低一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结论，而Greenwood和Jovanovic的倒“U”假说未得到支持。
在本研究中，我们首次利用中国各省1978－1998年的面板（PANEL）数据，对中国各省以银行信贷额占GDP所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这样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近年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表明，虽然由于国有企业重组带来城市贫困有所增加，但贫穷仍然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而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要根源。
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作为一项国别研究，可避免在跨国研究中经常遇到的制度、文化和法律以及管制体系差异问题，而在跨国研究中，此类因素很难被控制。
另外，在跨国研究中，由于涉及到指标收集、定义和处理等问题，难以进行跨国直接比较（Wei&Wu，2001；Atkinson&Brandolini，2001）。
第三：
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融资为主体。
和银行信贷相比，虽然90年代中国的证券融资发展速度非常迅速，但由于中国的股票市场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开始发育，因此证券市场的规模仍然相对较小，金融结构一直以银行信贷为主：
2/3的金融资产集中于银行体系（尤其是国有银行），银行为企业所提供的资金量是企业通过股市筹集资金量的6倍（IFC，2000）。
换言之，中国存在一个明显银行导向型的金融结构。
因此，以银行信贷额占GDP的比例来代表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正如开始所介绍的那样，在大量有关金融发展的跨国和国别案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金融发展的正面效果是显著的。
但是，如果不考虑到中国经济结构和制度的特征，来直接根据国际经验推断金融中介发展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中所起的作用，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住其它因素（例如农村改革的进展、对外开放程度等）后，各省以银行信贷量占GDP比例表示的金融发展会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并且这种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90年代。
我们认为：
首先，中国高度垄断的金融结构不利于向农户和中小乡镇企业提供贷款。
其次，由于政府对农村经济和金融体制的管制，导致中国的正规金融机构无意向农村和农业提供贷款或在这方面缺乏效率。
最后，随着中国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政府从8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依赖于金融系统来干预经济，并向少数国有大企业提供资金。
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中国扭曲的金融发展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实证结果显著地支持了这一点。
此外，我们还发现各省金融中介的作用独立于该省经济结构，即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受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和所有制结构（非国有工业产值比重）变动的影响。
这些均和政府对于金融系统的干预密不可分。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首先回顾了中国1978－1998年各省间的城乡收入差距情况，并通过一个两地区、三部门模型提出了相应的解释。
在此基础上，第三部分进一步解释了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城乡收入分配上的作用机制。
第四部分介绍进行模型估计中的不同计量方法，以解决模型中可能会出现的生性问题。
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和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中国的工业化、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
2.1经济与金融发展中的库兹涅茨效应
根据世界很多国家、尤其是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经验，收入分配状况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倒U型”曲线，即所谓的“库兹涅茨效应”。
在库兹涅茨效应的框架下，收入差距可能存在于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或者工业部门部。
首先，在农业向工业转型的时期，工农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加大。
工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外部和部条件，例如外部的市场环境（比如，人口密度、交通条件），或者部的规模效应。
因此，为了将更多的生产要素集中到工业部门，其需要支付一个高于农业的工资溢价。
其次，由于工业部门部的生产率差异高于农业部门，所以当生产要素从收入分配更平均的农业部门向收入分配更具差异性的工业部门转移时，整体经济的收入差距会拉大。
不过，随着要素在部门之间和部门部的充分流动，这两种收入差距均会逐渐缩小并逐步消失。
在库兹涅茨效应的基础上，Clarke,XuandZou（CXZ，2003）认为部门（产业）结构的特征会影响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
他们强调，如果金融发展使得劳动力转入现代产业部门的壁垒降低（例如提供贷款支持），那么随现代产业部门比重的上升，收入分配差距会拉大。
其结果是在现代产业部门比重更高，金融发展程度也更高的经济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要高于那些不同时具备“两高”比例的经济。
CXZ（2003）称之为金融发展的扩展库兹涅茨效应。
2.2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若干特征
和国际经验相比，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具有相当的特殊性：
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在时间序列上和地区截面上表现出了相反的变化趋势。
从时间系列上看，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在所有的地区（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并且许多省份90年代后期的城乡收入差距甚至超过了70年代末经济改革开始时的水平。
图2.1中给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各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状况。
例如，市的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1.63上升到1998年的2.11，从1981年的1.72上升到1998年的2.56。
上升比例最高的是，从1983年的0.97上升到1998年的1.76；但从横截面上看，城乡收入差距则随人均收入水平上升而下降，即越发达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小（实际人均GDP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7，参见图2.2和2.3），而相对落后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反而越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有不断强化的趋势。
城乡收入差距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上所表现出的上述模式，也得到许多学者相关研究结论的证实。
（胡鞍钢等1995；后凯等1997）。
图2.1中国1978－1998年的城乡收入差距
图2.2，收入水平和城乡差距
注释：
INE为城乡收入差距，LN（RJGDP）是对数化的人均GDP。
显然，由图2.1－2.3所凸显的典型事实与我们所观察到的其他许多国家的经验不相一致：
倒U型的库兹涅茨效应并没有表现在中国的地区截面上。
在那些工业化最快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反而慢于其它的地区。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直接而简单的回答是，中国独特的制度和政策环境的作用，使在市场条件作用下所表现出来的库兹涅茨效应发生了逆转。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首先以非形式化的方式引进一个两地区（A和B）、三部门模型（农业部门、城市国有部门和城市非国有部门），讨论在存在国家干预条件（金融和非金融政策）下，不同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情况。
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轨迹以及其中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
2.3一个描述性的两地区、三部门模型
假定存在两个地区A和B，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分别具有发展工业和农业的比较优势。
在没有政府经济干预的条件下，按照库兹涅茨效应的逻辑，收入差距的变化应当呈现如下特征：
在工业化初期，A和B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均扩大，但由于分别在工业和农业上具有比较优势，A地区工业发展更快，因此A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要大于B地区。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要素的充分流动，两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均趋于缩小并最终消失。
政府干预使得上述城乡收入分配演化格局可能呈现出不同的路径，城乡收入差距格局取决于市场力量、政府政策对三部门的作用及其力度。
在三部门假设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通过压抑农业部门和城市非国有工业部门的发展来达到优先发展城市国有工业部门的目的。
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1）工业部门主要集中于城市；
（2）工业布局没有反映地区资源禀赋特点和比较优势，而主要取决于政治、军事需要；（3）在发展工业上强调大而全、小而全，造成工业发展的平均主义。
在这种经济格局下，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主要取决于农业部门和城市国有部门的收入差距。
根据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路径，政府放松对经济的管制首先发生在农村，但同时保留对城市非国有工业部门的压制，这种政策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包括：
（1）农业部门收入增长加快，城乡收入差距减小。
在图2.1中，表现为各省在80年代中期左右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2）相对于A地区，B地区因为在农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因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速度更快，换言之，此时在横截面上会表现出明显的库兹涅茨效应。
在图2.2中，表现为80年代中期，拟合曲线的斜率较小；（3）由于政府未放松对城市经济的管制，所以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工业化是以农村工业化为起点的，这同样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农村经济改革的效应在80年代中后期释放殆尽，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部门，市场力量和政府干预继续相互作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表现为：
（1）农业部门收入放缓甚至停滞，对于城市工业部门，由于改革使非国有工业部门获得发展，工业化速度加快，而城市国有工业部门由于政府支持，在总体规模相对缩小的同时却继续维持一定的收入水平，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在图2.1中，表现为各省在80年代中后期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2）A地区因为具有发展工业的比较优势，因此该地区非国有工业部门发展更快。
非国有工业部门的发展不仅会带来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且也给农村居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相应收入；但相对于A地区，B地区没有发展工业的比较优势，因此其非国有工业部门并不能得到充分发展，其城乡收入差距主要仍然表现为农业部门和城市国有工业部门的收入差距；（3）由于政府政策的支持，国有工业部门得以采取各地区大体一致的工资政策，这种政策意味着在缺少发展非国有工业部门的B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会更大，从而与库兹涅茨效应正好相反。
在图2.2中，表现为80年代中后期拟合曲线斜率变大。
在上述两地区、三部门模型中，考察中国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主要取决于：
（1）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由于市场自发力量对收入差距的作用，Galor和Zeira（1993）、Banerjee和Newman（1993）以及CXZ（2003）将其概括为金融发展的直接效应与扩展库兹涅茨效应；
（2）政府政策对金融体系的依赖，这决定了金融政策在政府政策工具选择集合中的相对地位，并进而发挥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的效应，包括是否存在CXZ（2003）所宣称的“扩展库兹涅茨效应”，取决于以上两种作用的综合。
在第四部分的计量中，我们将对此进行检验。
三、中国的金融发展与政府干预
现有文献中，已经有一些讨论了中国政府对于金融系统的干预，特别是在信贷配置上对国有部门的倾斜（Park和Sehrt，2001）。
但迄今为止，没有太多严格的实证研究讨论中国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要更清楚地考察中国的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要明了政府在不同时期利用金融体系干预经济、支持国有企业的方式和手段的历史变迁。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中国金融发展的一些特征，包括金融部门在经济体系中的相对规模和金融部门的结构特征。
而金融体系对于实际部门的影响程度和机制也就体现在这一动态过程中。
我们这里主要从企业的融资结构和农村金融发展两个角度来阐述此问题。
3.1金融系统与政府干预方式的变化
中国政府利用金融系统来支持国有部门的做法在不同的时期并非一成不变。
在集中性金融结构的前提下，随改革以来政府财力相对下降及居民储蓄水平提高，90年代政府越来越依靠金融系统，特别是通过利率管制、政策性贷款、证券市场配额制，来达到自己的政策偏好――主要是为了支持国有企业。
换言之，相对于80年代，政府越来越依赖于信贷资金而不是财政资金来实现对经济的干预。
在80年代初，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除了少量银行存款外，基本上没有其它金融资产。
此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乃至各项主要经济改革政策的推行，例如提高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对城镇居民的生活补贴等等，以及向国有企业提供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资源，都基本通过财政资金的配置来实现，金融系统――主要是银行――在政策工具篮中并未占据主要位置。
上述情况在90年代初发生了很大改变。
一方面，政府虽然在90年代仍然刻意维持对一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干预，并继续向它们提供资金支持。
但经过80年代一系列以“放权让利”式的改革，政府的财政实力不断下降，依靠财政资金来实现对经济的干预，尤其是向国有大中型企业继续提供无偿财政拨款已经力不从心；另一方面，随着居民储蓄水平的提高，积累在银行系统的可贷资金量却在不断上升。
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再加上政府对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系统的垄断，使得政府越来越依靠廉价的信贷资金来贯彻自己的政策意图。
前面已经指出，集中的金融结构也有利于政府以较低管理成本向其希望的部门和企业提供廉价金融资源。
图3.2进一步勾画出了各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随时间的变化。
其中横坐标是各省技术选择指数（TCI，即各省制造业人均资本密集度与全省人均资本密集度的比例），我们以该指标来衡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纵坐标是以银行贷款额占GDP比例所衡量的各省金融发展程度。
从图3.2可以看出，在80年代中前期，干预程度与金融发展水平基本上呈反比，这一模式在进入90年代后发生逆转，这一时期干预程度越深则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这可能初步说明了政府越来越依赖银行系统来实现对经济的干预。
图3.3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其中横坐标是各省取对数后的人均GDP，纵坐标仍然是以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贷款额占GDP比例所衡量的各省金融中介发展程度。
图3.3显示，80年代各省的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发展程度呈明显正相关关系，这和跨国别研究中所揭示的两者间的关系是相一致的（Demirgüç-KuntandLevine1999）。
但进入90年代，这一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些经济发展程度落后的省份的金融发展程度反而有所上升。
结合图3.3的结果，这种变化很可能反映了在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省份政府更加利用银行系统来实现对经济的干预。
图3.2各省的金融发展与政府干预
注释：
FINDEV是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贷款额占GDP比例；TCI制造业人均资本密集度与全省人均资本密集度的比例。
曲线是对FINDEV和TCI的拟合曲线。
图3.3各省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
注释：
FINDEV是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贷款额占GDP比例；RPGDP是实际人均GDP（1978年价格）。
曲线是对FINDEV和RPGDP的拟合曲线。
3.2金融结构与企业融资
前面已经指出，中国存在一个以银行融资为主导的金融结构。
进一步地，就银行信贷而言，又基本上集中于4大国有银行的信贷活动，按各种口径计算，4大国有银行在金融中介市场上占据近乎垄断的地位（表3.1）。
这种高度垄断的金融结构无疑与政府的干预密不可分，但其实际影响就不仅仅限于所谓“国有部门偏向”。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即便是成功地实现了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这一金融结构同样将不利于中小农户、中小企业（包括乡镇企业）的融资。
银行信贷对于国有企业的偏向，往往不单单是由于所有制的原因，同样是源于信贷的信息管理成本的高低由于信息成本和控制成本差异，大型金融机构一般并不愿意向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LevonianandSoller1995;BergerandUdell1996;PeekandRosengren1996;StrahanandWeston1996,1998）。
实证研究也表明，与中小银行相比，大银行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林毅夫、章奇、明兴2003；Meyer1998）。
由于农业活动相对的分散性和高风险性，农户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更为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大银行无疑不愿意向中小农户提供贷款支持。
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中国民营企业由于规模相对较小，同样也不容易从大银行获得贷款。
大银行更乐意为那些大中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由于大中型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区，这意味着即使排除广泛存在的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中国金融系统的“城市化”倾向也不会马上消失。
表3.1：
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期末数，%）
资产占国同期全
部金融资产的比例
利润占国同期银
行利润总额的比例
存款占国同期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比例
贷款占国同期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比例
1994
1996
1997
1994
1996
1997
1996
1997
1996
1997
工商银行
34.18
34.59
34.13
19.4
12.73
11.04
27.37
27.32
28.03
26.63
农业银行
16.26
13.98
13.69
2.41
10.25
2.84
13.11
13.47
13.34
13.09
中国银行
23.85
20.08
19.04
24.82
25.36
21.25
18.02
16.7
16.54
15.05
建设银行
18.13
20.26
26.33
12.8
10.59
6.79
15.39
15.89
14.22
14.80
总计
92.42
88.92
93.19
59.43
58.93
41.92
73.89
73.38
72.13
69.57
资料来源：
转引自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组：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回顾和展望》，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2000005。
3.3金融系统与农村发展
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缺少抵押品和相应的基础设施，常常导致农村正规和非正规金融市场运转不灵的现象，发展经济学家对此类现象作了大量的研究（Braverman&Stiglitz1989）。
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不仅垄断性的金融结构以及政府干预的城市大企业倾向致使农村经济无法获得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支持，同时由于政府对农村经济和金融活动的管制和压抑，导致即使那些专业性的农村金融机构，在向农村和农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方面，也缺乏动力且无效率。
首先，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仍然有相当的干预和管制，包括粮食收购和一系列从上而下、并未配备足够资源的赶超指标。
这些政策和管制妨碍了农民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调整资源配置，优化生产结构，从而加重了农民的税费负担，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然、明兴和章奇,2003），从宏观上来看则直接导致了农业比较利益不断下降和恶化。
更具体地说，8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政策趋势，总的来说是以放松管制为主，包括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一定程度的微观经营自主权和创办农村工业企业的权利；扩大农村产品和要素市场，放开除粮食和棉花以外的绝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甚至一度试图放弃强制性粮食定购计划，等等。
与此相伴随，则是农村基层政府围有所收缩（从70年代的生产队收缩到80年代的乡一级政府），是农业和非农产业以及农民人均收入的高速增长。
然而好景不长，从80年代末开始，政府放松管制的趋势开始停滞，在进入90年代后，政府管制的力度甚至有所强化，从粮食政策的变化轨迹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1990年粮食合同定购改为国家定购，合同定购实际上成为指令性计划；1994年粮食的收购与批发恢复由国有粮食部门统一经营；1995年开始推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同年开始实施强调地区粮食自给自足的“米袋子省长负责制”，。
这些政策无不以旧体制复归、政府管制力度增加为特点。
另外，从90年代早中期开始，为了取得政绩，各级政府，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政府，热衷于各项“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层层下达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指标，人为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不顾当地的自然条件和比较优势，强行在农村中上马各种工业企业。
这一方面促成了浮夸风和弄虚作假，另一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并积累了大量的不良债务（黄仁祥等2001）。
以上情况直接导致了两种后果：
一是使得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上升，大大恶化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二是使得支农资金非农化的现象十分普遍。
大量农村资金外流，投入到城市工业企业和房地产项目。
这一现象在经济过热的1994年前后十分突出，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紧缩，这些贷款大多也变成了呆帐和坏账。
其次，即使在向农村和农业的贷款中，真正直接面向农户，为农民生产提供金融支持的资金更少。
例如，农业银行贷款业务基本上与农户并无直接关系，而主要与国有农业经营机构和乡镇企业开展业务往来。
这一部分放款主要是集中在大型基础设施、国债配套资金和生态建设的贷款等大型项目，而对迫切需要提供金融服务的农业生产和中小型工商业活动却处于紧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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