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要思想成果解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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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要思想成果解析
第一节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要思想成果
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一项崭新课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是学习苏联经验。
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照抄照搬苏联模式不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同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1957）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相联系的，也是同如何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相联系的。
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
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仿效对象“苏联模式”暨“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
1.含义：
指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2.形成背景：
起始于20年代中期斯大林上台执政，完成于斯大林执政晚期。
3.特点：
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高度集权。
1）政治专权于中央（最高领导人）；
2）经济高度计划，排斥市场和价值规律，优先发展重工业，重、轻、农的发展秩序，牺牲农业和轻工业。
3）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调（重积累、轻消费）
中共党内30年代到50年代有一句名言：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
如何对待苏联经验？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会议闭幕前一天深夜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全盘否定斯大林。
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把以前口口声声称为“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暴君”、“刽子手”、“独裁者”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者”，使整个世界震惊，给国际共运带来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55个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朱德。
3月美国公诸于世爆炸性的事件
赫鲁晓夫就是个机智的家伙。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在一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大肆揭露并批判斯大林的暴政。
有人递上纸条，质问赫鲁晓夫，赫氏本人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也是权力核心集团的一员，为什么他在当时不起而反对斯大林的独断？
赫鲁晓夫把质问的纸条高声念一遍，随即当众大声道：
这是谁递上的条子？
站出来！
站出来......下面轻轻骚动了片刻，但是没有人站出来。
赫鲁晓夫道：
"你们瞧，我们现在这样民主，这样无须恐惧的情况下，递条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来；试想想，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种气氛中，有人胆敢站出来顶撞斯大林么？
"全场鼓掌。
1956年6月以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动乱暴乱，反对社会主义，要求共产党下台。
苏军出动坦克帮助镇压。
波南波兹南事件（6月）、匈牙利事件（十月最为严重）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严重动摇
匈牙利事件：
受波兰事件影响，1956年10月，布达佩斯的学生举行声援波兰工人的示威游行，要求改组匈牙利党政领导。
游行中发生了暴乱，死了很多人，市面商店被砸得乱七八糟。
匈牙利政府请求苏联派出军队镇压，平息了事件。
在匈牙利事件中，很多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220亿福林（相当于匈牙利一年国民收入的1／4）。
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模式的缺点和存在的问题。
在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法制受到严重破坏；
在经济工作中，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积累与消费之间比例失调，人民生活中应予解决的困难没有妥善解决；
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严重的破环，形成个人专断等。
以苏为鉴的经验总结毛泽东认为它对我们最重要的教益是要独立思考
中共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并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又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观点。
中共一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一方面开始以苏联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国如何避免覆辙？
毛泽东发表两个重要讲话：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论十大关系”。
1956年月《论十大关系》（提出中央向地方分权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观点）
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两种矛盾和基本矛盾的提法）
1956年4月，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围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
讲话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以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改革过于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初步构想，要求中央向地方分权和扩大企业自主权。
讲话提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1956年4月和5月，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明确提出了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他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这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
《论十大关系》标志着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
（邓小平在1975年恢复工作，在百忙之中，就积极组织、支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重新整理和公开发表工作。
并在审读后的附言中讲到：
“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报告从十个方面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重点把握的重大关系。
“十大关系”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方面。
前五条主要讨论经济问题，着眼于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调动各种积极因素。
其中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和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
第四、五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改革。
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十大关系”的后五条，讲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党与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都是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地克服消极因素，并且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是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需要。
毛泽东这里讲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既包括党内的因素，也包括党外的因素；既包括国内的因素，也包括国外的因素；既包括直接的因素，也包括间接的因素。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是一对矛盾，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就是在这两种因素的矛盾中通过它们之间又统一又斗争而实现的。
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一般来说，积极因素是处于主导的、统治地位的，占有压倒的优势，这是社会主义事业必定胜利的可靠保证。
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我们的任务是创造条件，大力促使消极因素比较多、比较快地向积极因素转化，并同时尽力防止积极因素向消极因素的逆转。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有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巩固的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同时也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对于这一点，党和毛泽东始终是明确的。
问题是，对于知识分子到底怎么看？
1956年1月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周恩来在报告中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
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他还特别指出：
“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
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即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成立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继续和共产党保持着统一战线的关系。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
“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
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他主张，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
要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民主党派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讲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
“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问题是还有消极因素。
这种因素有两类，一类是反革命，一类是同志犯错误。
反革命是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
毛泽东认为，除了那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以外，“在我国的条件下，它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
”同志犯错误是与反革命性质根本不同的一种消极因素。
毛泽东提出对这些同志，一要看，二要帮。
他认为，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
充分利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地克服消极因素，这是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需要。
按照辩证法，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我们的任务是创造条件，大力促使消极因素比较多、比较快地向积极因素转化，并同时尽力防止积极因素向消极因素的逆转。
在国内，我们要尽量做好反动势力的工作，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在阐述统筹兼顾方针时还强调：
“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
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这是一个战略方针。
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
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同年，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特别指出：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这样的理想目标，后来也被邓小平、陈云等多次提倡过。
总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方针，对于最大限度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完成以后，国内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需要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巩固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人民内部矛盾逐步成为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矛盾。
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相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
1956年可谓是多事之年，东西方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其中最具有影响的就是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群众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骚乱。
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所发生的事件，要从这一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说起。
1956年2月，严寒还包围着莫斯科，但克里姆林宫内气氛却很热烈，从14日至25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正在这里召开。
这次大会是斯大林逝世后首次召开的苏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对苏联内外政策进行一系列调整加以确认的大会。
同时，它也是结束“斯大林时代”的重要里程碑。
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55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
在这次会议期间，最具有爆炸性的事情发生在24日下午大会宣布闭幕以后。
大会于午夜11时30分又通知代表们还要举行一次会议，有的代表已经离开下榻的宾馆又被紧急召回，出席“已经闭幕”的代表大会。
按照大会主席团的专门决定，这是一次秘密会议，因此外国代表团没有被邀请。
在这个秘密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也被称为“秘密报告”。
报告以大量的、惊人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所犯的错误，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和危害。
赫鲁晓夫首先公布了列宁给第十二次党的代表大会的信。
这封信斯大林在世时被严密封锁。
列宁在这封信中对斯大林作了评价，指出“斯大林粗暴”，建议代表大会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务上调开，找一个比斯大林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更少任性的人代替他。
斯大林后来所犯的全部错误，证明列宁的担心是完全正确的。
这样，赫鲁晓夫首先剥去了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战友和合法继承人的神圣光环。
接着报告指出了斯大林滥用权力，对反对者或持有不同看法的人，先撤消领导职务，然后从肉体上消灭的事实。
揭露了斯大林时期大量的冤假错案，造成了大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被逮捕和处决，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报告还谈到斯大林在农业和民族政策上的种种失误，也谈到了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和战争初期的错误，导致了红军的严重失利。
报告披露了斯大林是如何制造和欣赏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并提出了从理论和实践上肃清个人崇拜的有关措施。
最后赫鲁晓夫强调，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拿到党外去宣扬，尤其不准登报，以免为敌人所利用。
尽管赫鲁晓夫提出对这个报告要严格保密，但实际上他本人并不想这样做。
苏共中央书记处在代表大会闭幕的几天后就发出指示，将报告的全文向党的积极分子传达，不久又在苏共所有基层组织全体党员会议上传达。
所谓“秘密报告”很快在苏联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5月份，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波兰人那里搞到了“秘密报告”的全文，并将此报告发表。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犹如原子弹爆炸，引发出了强大的冲击波。
几十年来，斯大林的名字，他的语录，他的功绩，他的画像和塑像无处不在，斯大林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间是一种精神支柱。
而现在，在赫鲁晓夫的报告面前，斯大林的神圣形象被打碎了，人们在心灵上所经受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
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冲击最大的是东欧国家。
这些国家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苏联红军从法西斯德国手里解放的。
它们都毫无例外地采用苏联的模式，用苏联的经验建立国家政权和进行建设。
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国内也曾经搞过像斯大林那样的骇人听闻的政治清洗。
当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揭露后，东欧国家的人民要求其领导人纠正过去的错误，为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出现了要求摆脱“斯大林模式”、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的社会情绪。
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一些东欧国家的领导人被弄得不知所措。
当时正在莫斯科率领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总书记贝鲁特在表态时讲道：
“我们怀着悲伤的心情得知斯大林做坏事的消息，波兰人民那么感谢斯大林，感谢他的智慧和援助……”他经不起这样的打击，没有随波兰代表团回国，于3月12日在莫斯科猝然去世。
随后，在波兰出现了大的社会动荡。
波匈事件对我国也有一定影响。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出现了一些失误，以及少数干部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脱离群众，引起了部分群众的不满。
1956年秋冬，在一些农村、工厂、学校出现了“闹事”的情况。
面对新出现的矛盾，许多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缺乏准备，工作处置不当，造成矛盾激化。
这表明，在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向建设的时候，面临着一个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作用有两点：
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
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完全照搬苏联不行，这就破除了迷信。
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没有经过党内充分酝酿，草率提出，纰漏百出；暴露和纠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此重大而长期的问题，事先不与各国共产党通气，难免引起巨大震荡和思想分歧。
小结：
1956年的复杂形势迫使每一个执政的共产党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时代在呼唤着新的认识、新的思想的出现。
曾经为马列主义思想宝库贡献了极为丰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中国共产党自然而然地迎接了这场挑战，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探索。
1957年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1800余人参加的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毛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
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强调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从全体人民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提出了发展工业必须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方针。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原因
一是社会变革，矛盾转型。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阶级斗争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却日显突出和复杂多样（表现为“十大关系”中的绝大部分）。
二是化解矛盾，建设社会主义。
只有正确处理好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才能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苏东前车之鉴。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引起世界的关注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发表社论评价：
“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晓夫的秘密演说来得大。
因为毛泽东的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是消极地贬斥过去。
”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新中国建国１０周年大典，赫鲁晓夫站在毛泽东身旁观看盛大阅兵式，苦思冥想对付毛泽东的办法，他想让中国人尝尝不听话的滋味。
在天安门城楼休息时，赫鲁晓夫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对毛泽东说：
“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从容答道：
“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赫鲁晓夫悻悻回国了，苏联政府于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０日单方撕毁了这项协定。
中国没有被吓倒，相反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进入科研攻关阶段。
经过几年的艰苦攻关，中国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４日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美苏两国由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都用了１０年功夫，而我们只用了３年的时间。
后来，毛泽东曾风趣地说：
“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着矛盾？
又是什么性质的矛盾？
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
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只有正确回答和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没有专门作过论述。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矛盾，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后果。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汲取苏联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
党在八大前后，特别是毛泽东在1957年2月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
毛泽东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他提倡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适应、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适应条件下的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
因此，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具有“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另一方面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
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之间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
其中，相适应的一面是基本方面，相矛盾的一面是非基本方面。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毛泽东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和解决途径，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
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据此，党中央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要求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全党要学科学、学技术、学新本领。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
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可以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
敌我矛盾是人民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的矛盾，这是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矛盾，因而是对抗性的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包括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
此外，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
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因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在我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提醒人们注意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转化问题，认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存在是客观的，但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可以互相转化。
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发生对抗。
反之，有些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
因此，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好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人民内部矛盾。
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论述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
他指出：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
他说：
“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
”他指出，所谓专政方法，就是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对于国家内部那些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分子和严重犯罪分子依法治罪，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尽量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
所谓民主方法，就是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
毛泽东指出，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总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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