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居民环境意识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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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居民环境意识研究
我国城乡居民环境意识研究
我国城乡居民环境意识研究
内容摘要：
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对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利用SPSS软件对我国最新一次的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全国性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结构特征相比个体特征更能影响居民的环境意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有着不同的生成逻辑；作为个体经历的环境事件在环境意识的生成中发挥重要的建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城乡居民的环境意识同时表现出了社会结构规制和社会事件建构的面向。
关键词：
环境意识结构特征社会建构环境事件
引言
环境意识是社会科学中环境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
环境意识是社会成员对环境问题的感知，它不仅是环境问题的反映，还关系到社会成员对于环境保护的意愿以及由此采取的行动。
现有关于环境意识的研究多从个体行动者层次上，考察社会成员的个体特征对环境意识的影响，而较少顾及社会结构的作用。
一般性的社会问题都具有建构性特征，而社会结构是社会问题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更是个体行动者发生社会行动的结构情境。
本文利用CGSS2006的全国性数据，引入社会结构变量来分析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并比较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环境意识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特征，阐明社会结构对城乡居民环境意识的规制，研究同时发现，环境事件这一建构性变量在环境意识的塑造中有显著作用。
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当20世纪60年代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一种社会危机时，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开始试图发掘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并在揭示这些因素的同时对环境意识概念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认为环境意识概念包含对“环境”的感知和对环境问题的“关心”。
在实证研究中，西方学者基于共识性理解对环境意识概念进行了操作化和测量。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归纳，Dunlap和Jones（2002）认为这些操作化测量可以被看作是在两个路径下进行的，即政策路径和理论路径。
政策路径（thepolicyapproach）侧重于调查者对环境问题的理解以及环境问题的政策启示。
它着重于社会设置（工业、政府和教育）、环境政策和集体行动在环境退化和保护中的作用。
在此路径下，研究者设计出问卷来测量与政策相关的环境意识关键变量，这些问题既包含个体层次的，也有其他层次的，但更多关注放在了宏观或者结构层面。
理论路径（thetheoreticalapproach）是基于调查者对信念、态度、意图和行为以及这些因素之间在理论上和经验上的关系的知识而对环境意识进行操作化和测量的路径。
与政策路径相比照，它聚焦在微观或者个体层面的态度测量。
在此路径下比较有影响力的是Maloney与Ward的研究。
他们把环境意识操作化为四个维度：
口头承诺（verbalcommitment）维度、实际承诺（actualcommitment）维度、情感（affect）维度和知识（knowledge）维度。
他们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有34项问题的量表，该量表因其效度与信度较高而被西方国家学者广泛使用。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很多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常常将政策路径和理论路径结合起来，以获得对环境意识概念更加广泛的信息。
Stern等对环境意识的研究就是综合上述两种路径的典范。
在厘清了环境意识的概念操作化和测量之后，学者们开始研究是什么导致了环境意识的现状，或者说，如果将环境意识作为因变量，那么它的自变量是哪些。
西方学者将年龄、性别、收入、职业、社会威望、党派、宗教信仰等作为自变量，分析了在西方发达社会情境下这些变量与环境意识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强弱。
在对美国环境问题变迁的阐述中，社会制度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宗教制度和教育制度在环境退化和变迁的作用受到重视，特别是能对其他制度产生显著影响的制度，更是研究的焦点。
（二）国内研究综述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环境问题的严重化，国内的学者亦开始了对环境意识的研究。
在对环境意识的操作化定义上，大多数研究者的做法是将其操作化为环境知识、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在此基础上分别开展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调查。
研究发现，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个体的文化程度、年龄、性别等与环境意识显著相关。
另外，环境问题与个体利益联系的紧密度也影响着环境意识得分的高低。
对云南滇池环境保护行为的考察发现，环境保护意识存在着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影响的差异，对于在滇池环境保护问题上仅为一般意义的社会利益侵害还是涉及个人的直接利益侵害的问题，人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凡是与自己的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有损滇池环境的事，人们愿意采取行动的可能性都远远大于和自己的个人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王彦斌，2002）。
马戎、郭建如（2000）利用1997年我国的“全球环境调查项目”所作的分析呈现出，城乡居民在环境意识和环保态度方面有明显的差异。
洪大用（2005）利用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Dunlap教授关于环境意识的测量量表进行研究，认为在研究环境意识时，需要加入结构层次的变量如政府管理体制、大众传媒的渗透程度、环境保护工作的力度等，以关照到环境意识的社会结构影响因素。
但是，洪大用的研究仅限于单变量的描述性分析，没有揭示多变量作用中的环境意识影响因素。
社会结构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变量之一，对其进行挖掘会增强实证研究的解释力度，进而揭示出影响环境意识的较深层次的社会机制。
现有研究开始将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等结构性变量纳入分析中，但是对于代表社会成员阶层位置的职业地位对环境意识的影响却没有进行探讨。
延续环境意识的脉络，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较个体特征和结构特征对城乡居民环境意识的不同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作用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环境意识的不同逻辑，并试图探索环境意识的社会建构面。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于2006年实施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
此次调查采用了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法，四个阶段依次为区（县）、街道（镇）、居委会、住户和居民。
其中，区（县）、街道（镇）、居委会（村）三级依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随机抽取。
对于住户和居民的抽样，由抽样调查员根据居委会住户登记册采用等距抽样法抽取户样本，入户后由调查员采用入户随机抽样表抽选被访者并进行问卷访谈，调查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0151份。
其中，城市居民样本6013个，农村居民样本4138个。
（二）研究假设
根据前面的文献综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
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环境感知越强。
假设一a：
教育程度越高，环境感知越强。
假设一b：
职业地位越高，环境感知越强。
假设一c：
经济收入越高，环境感知越强。
假设二：
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环保意愿越强。
假设二a：
教育程度越高，环保意愿越强。
假设二b：
职业地位越高，环保意愿越强。
假设二c：
经济收入越高，环保意愿越强。
假设三：
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意识的影响具有不同的逻辑。
假设三a：
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感知的影响具有不同的逻辑。
假设三b：
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社会经济地位对环保意愿的影响具有不同的逻辑。
（三）分析策略
根据CGSS2006的相关题目，在对变量的测量上，本文对代表个体特征的变量（性别、年龄）、代表结构特征的变量（教育程度、职业地位、经济收入、主观地位），以及环境意识变量分别进行了测量。
性别变量：
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
年龄变量：
对年龄变量没有进行分组，而是以被访者2006年的实际年龄进行测量。
教育程度：
以受教育年限来测量，被访者回答自小学开始在学校读书的时间。
职业地位：
根据职业类别进行分析，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简称商服人员）、一般工人、农业劳动者。
经济收入：
以被访者2005年全年的个人收入测量，分析中对收入取对数。
主观地位：
根据被访者回答的个人自认为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行赋值，上层为5分、中上层为4分、中层为3分、中下层为2分、下层为1分。
社区类型：
调查中，访问员对被访者居住的社区类型进行了填写，其中，合并集镇社区与郊区作为郊区，社区类型因此包括城市、郊区和农村三类。
环境感知：
在调查中由被访者判断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
分析中对答案进行赋值，最严重为5分、严重为4分、中性为3分、不严重为2分、最不严重为1分。
环保意愿：
在调查中让被访者回答，假如政府有一笔资金投入到当地的发展中，如果被访者在第一位中选择了环境保护则为3分，在第二位选择为2分，在第三位选择为1分，没有选择为0分。
环境事件：
以被访者在过去一年有无经历因环境污染而遭受健康或经济损失测量。
为了分析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技术。
其中，环境因素是研究的因变量，个体特征和结构特征指标作为自变量进入分析中，社区类型是控制变量。
结果分析
根据研究目的，首先分别把环境感知、环保意愿作为因变量建立单独模型，然后依据样本类型分别建立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模型。
（一）居民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
从对环境感知的回归分析中发现，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对环境感知有影响。
主要的特征是：
教育程度越高，环境感知越高；经济收入越高，环境感知越高。
这验证了之前有关调查的发现，说明“新中产劳动阶层中具有‘后物质’倾向的社会成员”具有更多的环境感知。
而这部分社会成员是社会中教育程度高、经济收入高的群体。
假设一a和假设一b得到验证。
职业地位对居民环境感知有影响。
非农业劳动者的环境感知高于农业劳动者，但并没有表现出职业地位越高，环境感知越高的特征。
假设一c没有得到验证。
除了结构特征的影响外，社会成员所经历的环境事件对环境感知亦有影响。
在一年中经历过环境事件的居民，环境感知高于没有经历过的居民。
从模型的检验看，加入环境事件，模型解释力明显提高。
这充分说明结构位置，社会个体成员的经历也能影响他们的环境感知。
从环保意愿的分析中发现，男性居民和女性居民的环保意愿有所不同。
总体而言，男性居民的环保意愿高于女性。
这与洪大用依据“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对城市居民环境意愿分析后得出的结论相吻合。
教育程度对环保意愿有影响，教育程度越高，环保意愿越高。
假设二a得到验证。
但是，后面的分析中发现，在控制住其它变量后，教育程度的影响降低。
这说明教育程度的提高并不能直接地增强个体的环保意愿，还需要其他社会条件的共同促成。
职业地位对居民环保意愿的影响不明显。
只有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相对于农业劳动者的优势达到显著性水平，但显著性较弱。
假设二b得到部分验证。
经济收入对环保意愿有影响，经济收入越高，环保意愿越高。
假设二c得到验证。
经济收入水平的提升能够增强社会成员投入到环保的意愿。
主观地位对环保意愿有影响。
不同于社会成员对环境感知的特征，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环保意愿越高，越支持政府把资金投入到环保事业中。
不同于前面对环境感知的分析，环境事件对环保意愿没有影响。
在一年中经历过环境事件的居民，环保意愿并不高于没有经历的居民。
环境感知对环保意愿有影响。
环境感知越高，政府越愿意把资金投入到环保事业中。
环境事件的不显著，说明环境事件是通过环境感知来间接影响居民的环保意愿，对居民环保的直接影响有限。
（二）城乡居民环境意识影响因素比较
就性别变量而言，男性居民和女性居民在城市样本中的环境感知差异不显著，但在农村样本中的差异显著。
在农村样本中，女性居民的环境感知高于男性居民。
换言之，性别变量在城市和农村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对环境意识的影响程度有差异。
这表明在将性别作为分析工具时，或者分析性别关系时，需要将其放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分析。
也就是社会理论家所倡导的，在考量性别与意识的关联时，应该理解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具体经历，而不是将性别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与其他的社会因素相分离。
教育程度在城乡居民中都对环境感知有显著影响。
但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环境感知的影响大于城市居民。
职业地位在城乡分组模型中的影响降低。
在农村样本中，管理人员的环境感知高于农业劳动者，商服人员的环境感知也高于农业劳动者，但在城市样本中，管理人员和商服人员相对于农业劳动者优势不显著。
一般工人在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中，环境感知都高于农业劳动者。
关于经济收入对环境感知的影响，城市样本小于农村样本。
关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城市样本显著。
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环境感知越低。
环境事件对环境感知的影响在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中都达到显著性水平。
环境事件在农村样本中的影响大于城市样本中的影响。
这说明在农村，居民所经历的环境事件，更能提高其环境感知。
从模型的整体验证结果看，农村样本模型的解释力高于城市样本模型。
尤其是在加入环境事件后，农村样本模型的提高幅度是城市样本的4倍。
这表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环境感知的影响因素是不同的。
假设三a得到验证。
性别变量在城乡样本中都对环保意愿有微弱影响。
教育程度在城乡居民中都对环保意愿有显著影响。
在不控制其它变量时，教育程度对城市居民环保意愿的影响大于农村居民。
职业地位在城市居民中的影响大于农村居民。
在城市样本中，非农业劳动者的环保意愿都高于农业劳动者。
但在农村样本中，技术人员、商服人员和一般工人相对于农业劳动者，其环保意愿却较低。
经济收入对环保意愿的影响在城市样本中大于农村样本。
主观地位的影响在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中都显著，但是在城市样本中的影响大于在农村样本的影响。
环境事件对环保意愿的影响在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中都不显著。
而环境感知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大于农村居民。
这体现了研究者所发现的环境感知与环境行为之间的“知行脱节”现象。
居民能够实施实际的环保行为不仅需要环境知识的传递，还需要与保护环境相关的设施的完善，给行为的实现提供途径。
从模型的整体验证看，农村样本模型的解释力低于城市样本模型。
这表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环保意愿的影响因素方面也具有不同的特征。
假设三b得到验证。
研究结论
社会学中关于环境意识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命题。
其中一个命题聚焦在价值观与环境意识之间强相关关系的探讨上。
理论和经验研究证实了包括自我利益、利他主义、传统主义和对改变的开放度在内的价值观与环保倾向的一致性，特别是利他主义价值观与环境意识之间的强相关得到了经验研究的充分验证。
另一个命题认为，社会的物质水平决定环境意识。
只有当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个体和社会才会汲取环境意识，即，在后物质主义社会中，社会成员更容易表现出保护环境的行为（Dietzetal.，2005）。
命题二包含着强结构的研究传统，而命题一虽然看到了环境意识主观建构的一面，但是对于这个建构过程的社会机制缺乏探讨。
在前面的分析中，本文借助多元回归分析技术探讨了影响环境意识的因素，以及这些影响因素在城市和农村的差异，即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环境意识不同的生成逻辑。
本文主要发现了结构性特征在环境意识生成中的重要作用，更有意义的是，环境事件这一“建构性变量”相对于社会成员的结构位置更能影响他们的环境意识。
（一）结构性特征是影响环境意识的重要因素
研究发现，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对环境意识有影响，而代表个体特征的性别和年龄的影响不显著。
环境意识的“后物质主义”理论认为，经济条件的改善增强了个体的环境意识。
而受教育的机会使得社会成员能够接触到与环境问题相关的信息与要素，这既包括直接的环保知识，也包括间接的与环保有关的信息，同时也由于教育会提高个体对环境问题的理解水平的缘故。
职业地位对环境意识的影响具有变动性特征。
职业地位的影响并没有呈现出职业地位越高，环境意识越高的趋势。
在我国社会尚没有出现一个具有特定社会结构特征的支持环保事业的稳定群体，这个研究发现与学者对西方社会的经验研究所得结果相似。
职业地位作为一个结构变量，并不能单独决定环境意识的强弱，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其他的影响变量。
（二）环境意识的生成在城乡样本中具有不同的逻辑
研究表明，环境意识的生成具有典型的情境性特征。
前文的分析发现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有差异。
在环境感知方面，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的影响在农村大于城市；而主观地位的影响则是在城市大于农村；模型的整体解释力是农村大于城市。
在环保意愿方面，职业地位对环保意愿的影响是城市大于农村；模型的整体解释力是城市大于农村。
环境意识在城乡不同的生成逻辑表明，城市和乡村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设置、公共环境事件、环境智力、具体的生活世界和日常实践为环境意识的生成路径提供了结构背景，而结构情境性特征塑造了环境意识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特征，即社会结构不同，环境意识也会表现出异质性。
（三）个体的经历比结构性位置更能影响环境意识
除了影响环境意识的结构性因素之外，个体日常的生活实践也会影响个体的环境意识。
在对西方社会的一个研究中发现，同一个职业群体里面，比如产业工人、工程师和化学工业领域的自然科学家内部，个体对生态保护的态度差异十分显著。
这表明，结构性位置并不能唯一决定个体的环境意识，相反，行动者意义上的社会成员的意识是由结构变量和建构性变量同时塑造的。
因为，个体所卷入的环境事件使得社会成员有机会接触环境议题，并体验环境事件的过程，进而将这种体验结构化为意识，这个卷入的“实践”就是环境意识被建构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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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woodPres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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