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础教育的公共投入政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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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础教育的公共投入政策
农村基础教育的公共投入政策
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是当代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其发展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农村教育既是农村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也是农村发展状况的重要表征。
近年来，农村地区教育问题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学者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国家把农村教育作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通过政策上的倾斜和资金上的投入对农村地区教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使得农村教育在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动下，获得了长足的进展。
从绝对意义上说，全国的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状况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有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以后，经过各级地方政府的不懈努力，近几年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无论在办学条件，还是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着成绩。
从我国的情况看，我国基础教育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大历史任务，这是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但从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财政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停滞，农村教育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存在着教育资源存量不足、教育经费财政投入不足和已经取得的“普九”和“两基”成果不能巩固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总量不足就是影响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经费问题是困扰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
不建立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体制和管理体制，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就没有保障。
一、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总量缺口分析
由于历史发展原因导致的农村基础教育资源存量不足形成的缺口
农村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发展，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拥有的基础设施和设备；二是基本的教师素质。
而恰恰是由于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广大农村地区在这两方面与城市地区的巨大差距，在基础教育资源存量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
据统计，1991年，全国中小学校设备配齐率，城市中学为%，小学为%，而农村中学只有%，小学为%；城市中学生均拥有图书册，小学生册，而农村中学生只有册，小学生册。
2001年底，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与专任教师比例为1：
19，其中，城市为1：
17，县镇为1：
19，农村为1：
20。
全国普通小学在校生与专任教师比例为1：
21，其中，城市为1：
19，县镇为1：
20，农村为1：
22。
这种教育资源存量方面差异大的局面需要一段时间连续的较多的投入才能逐渐扭转过来。
教育资源存量上的差异根源就在于国家的教育投资管理体制方面。
在20世纪末期，我国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基础教育的统一财政与分级管理。
在这一阶段，虽然农村中小学教育在规模上迅猛扩大，形式上花样翻新，但其目标、内容与方法已背离教育规律，总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的投入水平受到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体制的限制，仍处于相当低的水平；第二，基础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
在这个阶段，农村经济发展迅速，教育总投入逐年增加，但这些投入都是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和农民认识的转变而进行的自发投入，国家财政投入水平并不高，虽然颁布《义务教育法》，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法律规定，但由于当时财政管理体制尚处于变革之中，国家财政投入的重点也没有放在农村基础教育上，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速度虽然加快，但总体水平不高，且存在许多问题，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到1989年，全国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的比例为%，初中文化程度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总人口的70%，其中绝大部分都在农村；第三，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1992年，江泽民主席在党的十四大上指出，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文盲。
国家制定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文盲”的标准，规定了不同地区达标的时间表，并开展了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由各级政府实施的“双基”达标活动，在这一阶段，农村教育财政管理体制逐步走向制度化，财政投入水平显着增加。
可以说，每一阶段的教育投资体制都曾有过积极作用，都把解决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问题作为重点，但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问题。
农村教育经费短缺存在两个突出特征：
巨大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这种差距的扩大趋势。
这种情况的直接后果是，农民承担了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绝大部分成本，这些年高等教育体制的产业化改革又使农村的一大部分资金以教育投资的形式流向城市，加剧了农村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
财政部曾于1999年组织过一次对于我国“普九”工程资金投入缺口的调研，认为如果要全面达到“普九”标准，至少还需对国内1053个县投入资金总计约354亿元。
北大教育学院副教授王蓉表示，这一数据只是在一个较低物价标准上的保守估计，实际需要只可能是高于这一数字。
毫无疑问，这一具体情况的存在促使决策者对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体制进行改革，使今后的改革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农村基础教育在教育资源存量和人力资源存量方面的缺口。
由于近年经济政策原因导致的增量不足形成的缺口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定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世纪末达到4%，这一目标是根据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并参考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情况而确定的，应该说是合理的和可行的，可是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NP的比例并未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稳步地上升，而是呈现了持续下滑的趋势，1991年为%，1992年为%，1993年和1994年平均为%，1995年为%。
到1999年仅为%，2000年为%，仍比国家预定目标少投入个百分点。
注：
1.预计占GNP比例根据1993年的占比，到2000年达到4%计算的平均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此表可以看出，如果按照1993年提出的增长目标，1995年以来，每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量投入都存在较大的缺口，且逐年增加，从1995年的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亿元，累计达亿元，即使是按照1995年以来农村普通中小学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30%左右这个比较低的比例，2000年以前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缺口就在1000亿元以上。
在这种总量增长乏力和目前的教育财政投入管理体制和分配体制背景下，首先受到影响的必定是农村基础教育经费总量增长，无论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长，都相当有限，这种影响会直接体现在农民义务教育负担方面。
我国普通初中生均公用经费支出1999年比上年增5%，而农村初中则减少%；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支出1999年比上年增%，农村小学只增加%。
与此相对照的是，小学生均交纳杂费1999年比上年增加%，而农村小学的增幅则是%，超过了城乡平均水平。
结果，1999年农村普通中、小学杂费占公用经费支出的比例都高于城乡平均水平，如果再考虑到城乡学生人数的差异，则这一比例的城乡差距会更大。
所以说，农村在基础教育财政投入方面，仍然处于不利地位。
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需求的影响
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各地陆续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
2001年5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
“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地区，要把农村税费改革与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健康发展结合起来，对因税费改革而减少的教育经费，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在改革后的财政预算上和上级转移支付资金中优先安排，确保
当地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低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水平。
”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农村地区展开。
这次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规范农村税费制度，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巩固农村基层政权，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农村社会长期稳定。
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取消“三提五统”以及屠宰税等多个收费项目，农民只需交纳农业税及其附加。
在取消乡统筹费后，原来由乡统筹费开支的乡村两级九年制义务教育等支出，由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安排。
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是衡量农村税费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可以说，正在迅速扩大试点范围的农村税费改革，从分配上理顺了国家、集体、农民三者的利益关系，是国家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而实施的治本之策，但税费改革也势必给现有的农村教育投资格局带来重大的冲击。
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各种收费，改为只收一种农业税，这对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村经济和保证农村的社会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此引出的矛盾也显而易见：
农民减负，县和乡、村就要减收，按原有的经费收入渠道和格局，农村基层政府和基础教育就难以保持正常运转，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县乡财政可用于基础教育的收入在税费改革后主要依靠两个来源：
一是县乡中非国有或非公有制经济的税收。
由于县及县以下经济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没有多少国有经济，更少有国有大中型企业，因而非农产业中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成为农村基础教育是否能正常进行的关键。
如果县乡中的非农产业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充分和不成熟，那么主要依靠在GDP中比重不断降低的农业增加县乡财力，是全然支撑不了农村基层政府和基础教育的正常运行的。
另一方面，整个税费改革过程又受制于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力。
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大部分教育集资，大幅度减少了农村教育的经费：
全国农村教育费附加1996年240亿元，1997年269亿元，2000年亿元，地方教育费附加亿元，农村教育集资亿元，而在农村地区，教育费附加是补充教师工资不足部分的经费来源，农村集资则是改善校舍和办学条件的主要经费来源。
虽然国家在进行税费改革过程中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地区，要把农村税费改革与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健康发展结合起来，对因税费改革而减少的教育经费，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在改革后的财政预算和上级转移支付资金中优先安排，确保当地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低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水平。
但如果不进一步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体制，调整农村基层政府不平衡的事权和财权安排，仅仅靠地方财政是难以完全填补税费改革带来的日益扩大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
二、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体结构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体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
制度性原因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财政体制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的基础。
一方面，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发展及演变的过程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与地方财政在权力和责任分配上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与责任分担机制的改革决定了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体制，也决定了投入主体的权力与责任的分配。
根据传统的测算指标，如各级政府的政府支出比例，我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分权化的。
《预算法》授予地方高度的自治权—各级地方政府都有独立的、经由各级人大批准的预算。
自市场化改革以来，政府间的收入共享体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各级政府之间的层层相叠的分级体系依然存在着。
在中央政府决定收入共享体制的大致框架基础上，各级次之间是分别向下进行分享的。
即中央一级的政府只与省政府打交道，而省级政府则与市级政府确定收入分享机制，市级政府与县级政府确定收入共享机制。
同样，支出分配机制也采用相同的方式。
这一分享机制的确定使得各省之间的实际收入由于其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距，也使得我国财政体制的框架呈现出联邦制的特点。
近年来，我国先后进行了数次大的财政体制改革，80年代分权化改革、1994年的分税制和1998年开始的公共财政改革。
80年代初的分权化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财政包干、分灶吃饭，扩大地方政府的财力，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从80年代初的40：
60，变为90年代初的22：
78。
但随之而来的总体财政收入下降，国家中央财政对于经济调控能力减弱等问题。
在此基础上，1994年我国对财政体制进行了又一次大规模的改革。
这是一次综合性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其目的就是要解决三个领域的问题：
抑制财政收入下降和对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提供充足的收入；消除税收结构中的扭曲因素和增加税收透明度；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如果从增加财政收入，加强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来看，这次改革是十分成功的。
在当年，一次性将大额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上缴国库，使中央政府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由22%快速提高到%。
改革对于我们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体结构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意义。
1.从各级财政主体财力分配格局来看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调整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在收入分享机制上的比例关系，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收入与支出能力的同时，将大部分的公共支出责任，包括教育、卫生、医疗等支出留给了地方。
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定基础教育实行地方政府负责的体制时，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财政包干、分灶吃饭，扩大地方政府的财力，地方政府财力的增强为支持农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而9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改变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奠定了政府间财力分配关系的新框架，其基本特征是：
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显着提高，现在大约50%左右，标志着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有所增强。
如果再加上省本级的财政收入，那么，中央和省的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占有绝对支配地位，超过60%；而县乡基层政府财政收入比重现在一般为20%左右。
正由于县乡财力规模相对较小，现在我国县以下财政自给率不高，在1999年县级财政自给率总体水平仅为%，而大部分的县财政自给率不足50%。
尽管财政的收入分配格局有所改变，但与之相对应的教育投入的支出格局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变，依然强调了地方政府财政投入在整个基础教育教育中的重要性，即地方财政占大头，中央财政只占很小的比例。
1996年全国教育投入亿元，其中，中央只占%，地方占%。
到1998年，教育投入总额为亿元，中央的教育投入比重略有提高，当年为%，而地方仍高达%。
再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及预算内教育经费的结构看，1996年和1998年地方的教育投入比重仍高达87%～88%。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韩民曾发表看法：
“中国目前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在经费筹措上过于依赖基层乡村和农民，这是不合理的。
级次较低的政府，其财力规模小，难以有效承担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职责；而级次较高的政府，其财力相对雄厚，必须适当承担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职责。
”我国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基本摆脱了负担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却承担了绝大部分义务教育经费。
这种政府间财权与义务教育事权责任的不对称安排，是我国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经费短缺的重要制度原因。
2.从各级财政主体的转移支付情况来看
1994年财政体制改
革的另一个深远影响就是进一步加大地区财力之间存在的差距，进而进一步影响到了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情况。
1994年改革的初衷之一就是彻底改革政府间转移支付体制，通过公式化和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将收入分配和政府间转移支付放在客观的基础之上。
但是改革的结果没有改革现行的转移支付体制，只不过增加了两项新内容—税收返还和过渡期均等化转移支付。
由于这两项政策的实施使得原有的收入再分配改变成为了来源地原则，也就是将更多的收入返还给富裕地区而不是贫困地区。
这种返还制度进一步造成了财政转移支付与各省的财政收入相关，加剧了原有省际之间的不平等。
具体到农村基础教育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我国中央、省级政府在这几年中也投入了大量专项财政资金用于解决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问题。
但这些转移支付资金的数额与实际各县级财政投入在教育的资金仍有较大的差距，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教育补助专款还无法弥补现阶段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的巨大资金缺口。
1997年，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教育补助专款为亿元，约占当年全国财政预算内义务教育经费总支出的%。
但据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7省市26个县的抽样调查，1998年样本县义务教育经费总支出（含预算外经费）中各级财政的教育补助专款约占12%，县财政约占%，其余%为乡村负担。
3.从财政主体结构动态发展来看收入重心上移、支出重心下移
从财政主体结构动态发展来看，我国财政体制还存在着收入重心上移、支出重心下移的倾向。
一方面，收入上移，县乡财政成为层层集中财力的对象。
从县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关系看，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需要将75%的增值税和100%的消费税上缴中央财政；中央财政对县的补助主要有税收返还和机关事业单位增加工资补助。
这样县财政与中央财政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中央集中各地的增值税、消费税收入增量较多，而地方得到两税增量的比重却大幅度下降。
从县财政与省级和市级财政的关系看，1994年分税制以来，省级和市级政府在中央集中一部分财力的基础上，又对共享收入和地方固定收入进行了分成，即又对县乡财力再次进行了集中。
收入的上移使县乡基层财政财力薄弱，入不敷出现象严重。
另一方面，支出下移，使县乡财政支出不断加大。
在中央及省市财政与县级财政的关系上，在层层集中财政收入的同时，还存在着负担下放的倾向，即将部分应由上级财政负担的财政支出全部或部分下放给地方政府，这在基础教育上的表现特别突出。
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发展义务教育方面承担的责任明显不够，省级以上财政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支出很少，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基本上是由县乡财政和农民负担。
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现有2109个县级财政、万多个乡镇财政，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万亿元，其中中央占51%，省级10%，地市17%，县乡两级共计20%多。
据有关部门的数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县级财政赤字面一度高达40%以上，而且越往西部赤字面越大，有的省份赤字面甚至高达60%以上。
而目前农村义务教育存在困难，急需增加财政投入的地区，不仅集中在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县市，东部发达地区教育经费也有很大的缺口。
薄弱的县乡基层财政难以承担发展农村义务教育这一最繁重而艰巨的历史重任。
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体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
现实性原因
县级财政财力薄弱的基础性原因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缓慢，缺乏推动和支持农村教育持续发展的能力。
从现有县级财政情况来看，我们认为仅凭县级财政难以支撑中国庞大的义务教育工程。
从县级财政本身的收支状况看，收入上移和支出下移，使县级财政财力匮乏。
近年来中央出台的大幅度调资政策，给县乡财政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即使中央对落实此项政策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助，县乡财政承担其余部分仍然感到十分吃力。
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在80年代联产承包和90年代农产品提价的政策调整中，曾有两次明显的提高，1978—1990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加倍。
但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乡镇企业的调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农业劳动力过剩等原因，农村经济增长速度减缓，1991—2000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加倍，农民实际收入增长甚微，有的地区和有的年份甚至下降，个别的还有人不敷出、种地赔本的现象，这势必影响农村教育的经济基础。
从农民人均纯收入来看，在近几年一直处于迂回爬坡的阶段。
统计资料显示，1997～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刚刚过去的2002年，情况并没有大的改善，增长幅度仅略高于4%。
”另一方面，农村人均财产性、转移性收入无论在绝对量的增加上，还是在速度的增长上都远远落后于城镇，仅占城镇的13%左右。
违背了我国1993年《农业法》的规定，即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必须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
另外，教育成本由于教师工资和教材等材料价格的上升而提高，也进一步使得许多地区单靠县乡财政已经难以承担义务教育的全部经费。
贫困地区有的县乡全部财政收入还不够发放教师工资（例如甘肃省榆中县2000年全县财政收入7410万元，而财政支出13900万元）；在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权放到乡级政府后，由于乡财政中的大部分是教师工资，容易被挪用，这样就连续出现了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2000年曾达到180亿元，有的地区拖欠达半年以上，农村教育面临着经费短缺的严重困难。
三、完善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公共投入体制政策思路----构建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解决公共投入的不均衡
政策思路
随着我国“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建立，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开始试点并实施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公共投入的总量、投入公平性和贫困地区教育经费来源等问题变得更为突出。
在不少地方，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公共投入已出现难以为继的情况。
从总体上看，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公共投入方面主要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农村基础教育公共投入不足；2.教育投入主体结构分配不够合理；3.农村基础教育区域间财力状况存在着较大差异。
针对以上三个突出的矛盾，结合目前我国的国情，我们提出完善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公共投入体制的政策思路。
1.明确政府财政是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主体
农村基础教育是事关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问题，是关系到未来我国社会均衡持续发展的关键。
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应明确其经费主要由以基础的财政负担，国家有提供义务教育所必要的基本就学条件的义务，这也是保障公平就学机会的基本要求。
应进一步加强财政的公共职能在农村基础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
以政府的财政拨款保证普及义务教育资金投入和承担高等教育的大部分经费。
因此，在未来的财政公共体制改革中，明确财政的公共投入是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主体，由财政承担起农村基础的投入。
2.增加农村基础教育公共投入
农村基础教育在民教育体系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农村教育面广量大，中小学在校生多达亿人。
根据2002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显示，2001年我国预算内农村中小教育事业经费占总预算投入的比例分别为%和%。
这一比例远远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相应比例数据，同时，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也进一步说明我国对于农村基础教育公共投入还存在着巨大的资金远远没有达到满足需求的要求，需要我国财政部门在未来通过更多的渠道投入更多的资金。
3.明确各级政府在基础教育中应承担的责任
我国的基础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
从其历史发展和现实情况来，这样的体制设计并没有太多的制度障碍，产
生诸多问题的原因在于各级次政府对于在基础教育中应承担的责任没有明确的分工。
因此，在今后我国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体制的完善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分级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政府在基础教育经费筹措和管理方面的职责分工。
在中央、省、县和乡各级政府之间确定一个合理的基础教育分担比例。
4.加强转移支付力度
近几年，中央用于各省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在增进基础教育的公平与效率方面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由于补助的规模过小，制度本身设计不规范，补助使用过程中缺乏监督等原因，使得这项补助的作用极其有限，实证研究的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结论。
因此，建立规范的中央对省基础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制度迫在眉睫。
中央政府应正确认识基础教育专项补助的意义和重要性，采取各种措施通过加大补助规模来提高基础教育的财政责任．加快基础教育专项补助制度的公式化、法制化和规范化建设的进程，设计科学、可操作性的转移支付公式，同时简化分配程序，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将其纳入法制轨道，使中央基础教育专项拨款在决策、分配、使用和管理等各个环节都做到科学、透明，以达到增进义务教育公平与效率的效果。
构建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解决公共投入的不均衡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农村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
“教育是现代文明的基石。
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农村教育影响广泛，关系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
”“普及农村义务教育，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和实现社会公平。
”经济以及财政能力的地区间差异导致的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水平的差异是关系到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关于中国地区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关于我国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一是我国地区间财政能力差距十分明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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