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军长征过扎西理论学术研讨会纪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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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红军长征过扎西理论学术研讨会纪要
云南省红军长征过扎西理论学术研讨会纪要
一、会议概况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大喜日子里，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活动中，经中共云南省委批准，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社科联、昭通地委联合举办的“红军长征过扎西理论学术讨论会”，于1996年10月9日至12日在云南省昭通地区威信县扎西镇召开。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北京、昆明、昭通等地区党史部门的领导同志和专业工作者，以及社科界、大专院校、军事院校的专家、教授、学者共70多人，提交会议的论文共36篇，专著2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派专家出席了会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郑惠同志派代表出席会议并代表他发了言。
程中原同志受郑惠同志的委托，以《胡乔木传》编写组的名义，向扎西纪念馆赠送了珍贵的关于陈云同志《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手稿形成时间考定的历史文献（复印件）。
中共云南省委对这次会议极为重视，省委副书记令狐安就开好这次会作了重要指示，省委常委、秘书长张宝三同志还作了书面发言。
昭通地委、威信县委为会议的圆满召开做了大量工作，热情周到地接待了与会人员。
这次会议的主题词是：
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过扎西的光荣革命传统，胜利迈向21世纪。
会议向扎西红军烈士纪念碑敬献了花篮。
与会代表就红军长征过扎西的历史事实、历史地位和如何弘扬红军长征精神等问题，进行了理论研讨和学术交流;参观了扎西会议陈列馆，瞻仰了扎西会议旧址即扎西镇江西会馆和水田寨、花房子，实地考察了红军长征过扎西的天险两合岩；北京来的专家学者还考察了红军长征经过的大河滩并参观了彝良县的红军将领罗炳辉将军纪念馆。
与会代表应邀参加了昭通地区在威信举行的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观看了原川滇黔革命根据地10个县在威信举办的“赤水河之声音乐节”的开幕式和文艺表演。
这是一次高规格、高层次的专题理论学术讨论会。
会议就中央和省、地、县提供的史料和研究成果，集中地、有重点地对1935年2月5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扎西会议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与会的专家、教授、学者通过广泛的交流意见，把扎西会议纳入红军长征的全过程中来考察，放到遵义会议召开后中国革命正在实现历史性大转折的背景下来考察，对扎西会议的界定、扎西会议的内容、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和如何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等问题，基本上统一了看法，大体形成了共识。
会议认为，发掘历史资源，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弘扬长征精神，对促进老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
（一）扎西会议的界定。
1935年1月下旬，遵义会议决定的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土城战斗失利，红军一渡赤水后，于2月4日进入、并于2月14日离开云南威信。
当时由于敌军四面进逼、战斗频繁、军务紧迫，红军进入云南威信在向扎西集结的途中，中央政治局5日在水田寨花房子、6日至8日在大河滩、9日在扎西镇连续召开会议。
因为扎西是会议结束的地点，又是威信县城，所以当时中央首长的电文、后来众多老红军的回忆和专家学者的论文，都称这几次会议为“扎西会议”。
据此，出席本次会议的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把中央红军2月4日进入云南威信在向扎西集结的过程中，中央政治局于5日至9日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扎西镇等地连续召开的会议，界定为“扎西会议”，是适当的、正确的。
（二）扎西会议的主要内容。
经过广泛深人的讨论，与会的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扎西会议的内容，主要的有以下七个方面：
1、完成了“常委分工”，由洛甫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
陈云同志1935年初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形成的文献《（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说：
“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
根据中央档案馆的文献记载，1943年12月2日，周恩来同志在中央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遵义会议后到云南，中央书记由博古换给洛甫”。
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同志发表了题为《党的历史教训》的重要讲话，指出：
遵义会议后，“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
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
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
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
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
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
“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
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
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据中央档案馆的文献记载，1972年7月5日，周恩来同志又说：
“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了，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
朱德同志2月4日23时半签发的《关于我军五日的行动部署》的命令说：
“军委纵队应进到水田寨宿营”。
2月5日21时半，朱德同志给林彪的电报说：
“军委一梯队到滇境之水田寨，滇军一部守老堡与我对峙，明拟续向扎西前进”。
据查，川滇黔边区没有叫“鸡鸣三省”的庄子，只是习惯上把三省交界的三岔河及其附近三四十里的地域称为“鸡鸣三省”。
而威信县水田寨距三岔河三十里，历史上素有“鸡鸣三省”之称。
与会的专家学者根据1980年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云贵川三省的党史部门进行多次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根据毛主席的警卫员和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同志，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同志以及房东老太太提供的证据，结合历史文献进行核实推断，认定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在党中央负总责的时间是1935年2月5日，交接的地点是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
与会的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洛甫同志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张闻天同志在1943年12月16日的延安整风笔记中，满怀深情地写道：
“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
“遵义会议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教育”。
《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一文中又说：
遵义“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1943年11月27日，周恩来同志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曾精辟地指出：
“中央红军能不在李德的荒谬指挥下被消灭，而能渡过长征的困难，实因在遵义会议后得到毛主席的领导"。
博古同志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
“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
”“《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
”
2、重新开始实施对中央苏区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对当时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组织领导、白区工作等重大问题作了部署。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讨论了中央苏区问题，并给“项转中分局”发出了“万万火急”电，指出：
“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
“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
令中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局，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
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2月11日，中革军委又给“省委和二、六军团负责同志”发出电示：
“目前湘鄂敌人向你们进行的‘围剿’·…情形是严重的。
但在你们正确与灵活的领导下，是能够打破的”，“新的胜利正摆在你们与全国红军的面前”。
“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
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
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
“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
但须在斗争中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
”
2月13日，中共中央又向“中央分局各同志”发出指示：
“放在你们及中央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忍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
应该承认中区目前环境的严重性，但应该认识中区的斗争对于全国仍有极大的意义。
”“中区党内存在着对时局与当前环境的悲观认识是不对的，震骇于一时的困难是不应该的，对游击战争的坚持性认识不足是最大危险”。
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
“一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本队的普通方式，这种在中区及其附近，应有数百支。
”“游击队应紧密地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斗争。
”“在边境及敌后有计划地部署游击战争。
”“湘南游击区也应由你们去加强它”。
“要加强秘密工作，使之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
蛮打硬于，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
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
”应“极大的给以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独立领导权”，“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
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
”“确切地进行瓦解白军工作，把这一工作放在支部及游击队工作的头等地位。
”“选派许多适宜的工作到白区去，汕头、厦门、香港、上海及其它地方的工作，你们都应该设法去建立。
”
2月16日12时，中革军委给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电，指出：
“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和赤化四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地区继向西北前进时，川敌的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
曾于1月28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
因此，军委决定：
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我野战军在向金沙江前进中，已调动川敌十二旅向兴文、长宁、高珙、筠边、横江地域集中，滇敌主力亦向威信、镇雄防堵。
因在该处作战不利，现我野战军已折向赤水河东、乌江以北活动，并以黔北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
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应予配合，牵制金沙江沿岸川军和驻黔东地区湘军的行动”。
由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出了上述一系列的指示和部署，彻底改变了项英等中区来电批评的“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部署总方针”的被动局面，恢复了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
3、根据敌情变化确定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
陈云同志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中指出：
遵义会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这个决定“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估计的”。
2月5日3时，朱总司令根据中央的部署，开始调整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着手制定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
在给林彪、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他指出：
“我野战军目前方针在集中全力于长宁以南及西南地域争取休息，进行渡金沙江的侦察，在渡江不可能时即留川滇边的机动。
”
2月6日1时，朱总司令在给一、三军团的命令中指出：
“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
2月7日19时，根据敌情的变化，中革军委在给林彪、彭德怀等各军团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明确指出：
“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
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
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这一新的战略行动方针，我野战军要“迅速并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目前最中心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及蒋介石的部队”。
新的战略行动方针的确定和实施，避免了红军钻入敌军预设的口袋，扭转了红军的被动局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4、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拟定了“决议大纲”（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并在中央红军中传达贯彻。
遵义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洛甫同志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油印珍本，现存中央档案馆，上面印有“1935年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字样，而2月8日，正值党中央率红军进至威信县大河滩。
由此可以断定，“遵义会议决议”是在扎西会议上通过的。
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还拟定了“决议大纲”，下发部队，作宣传教育之用。
2月8日在扎西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和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批判了李德、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出：
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问题上，博古、李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未实行主动的战略退却，“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这样，就使决议得以在部队中迅速传达贯彻。
2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营科以上干部会议，张闻天同志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
随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又分别到中央红军各部传达贯彻，并将“决议大纲”电告中央苏区和红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认真传达贯彻。
“遵义会议决议”和“决议大纲”的传达贯彻，对于总结和吸取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验教训，明辨大是大非，统一全党思想，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巩固红军，振奋革命精神，战胜敌人，起了重大作用。
5、研究部署了红军的精简缩编问题。
2月10日2时，中革军委于扎西发出了《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
“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
缩编的具体办法是：
“一、三军团均取消现成师部的组织，各以新颁布团的编制表编足四个团”，“五军团将现有的三个团依新颁布的编制为两个团”；“九军团将现有人数（军团部在内）以五分之三的人数依新编制编为一个团并入五军团为其第三个团，其余五分之二的人数编入三军团”；“一、三军团军团部应依颁布的新编制改编，其多余人员应尽量补充到战斗连中去，其一部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五军团应依照师部的编制改编，多余的人员处理与上项相同”，“实行上项缩编，各军团应在干部与战士中进行必要解释的充分准备工作”，“各军团的新兵，一般的应利用此次缩编补入到各战斗连中去，唯大烟瘾尚未戒脱的新战士，则仍留新兵连训练”。
通过缩编，除一军团仍保留两个师的编制外，将原10个师30个团按新编制缩编为17个团。
中央纵队和国家机关也进行了大量精简，不少干部下到连队，充实连队和师以下的领导，加强基层，提高红军战斗力，改变过去“上重下轻”的组织形式。
与此同时，还彻底精简了不少笨重的辎重器材，使红军的编制适应了红军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斗争方式，藉此从根本上解决了那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同时，又扩红三千余，壮大了红军队伍。
6、作出了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的重大决策。
扎西会议期间，川滇之敌追来，对红军已成夹击之势；黔北敌军兵力空虚，战斗力较弱，中央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决定立即回兵黔北，重占遵义，出奇不意地杀敌军一个回马枪。
2月10日19时半，朱德同志发出“关于我军由扎西向雪山关进军的指示”，指出：
“目前川敌以其主力由长宁、珙县向西南攻击并固守金沙江两岸，另以其三个旅在大坝至两河口线向滇边布防并以一部入滇追击，滇敌三个旅将集中在大湾子至镇雄之线向我进逼，薛岳兵团主力及黔军仍在赤水河东地域”。
“军委认为我野战军目前在扎西地域伏击安旅一部是不可能亦不适宜，而应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决于明十一日起转移到雪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与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
在转移中应力求避免川滇敌之侧击，但在逼紧与阻我前进的条件下应击退之。
”
2月11日20时，朱德同志根据敌情的变化，进一步作出部署。
他在致一、三、五、九军团的命令中指出：
“四川追敌几全部西向，滇敌则堵我入滇，黔敌尚末参加‘追剿’，而薛敌追我行动亦不迅速。
”据此，“我野战军为准备与黔敌王家烈及周浑元部队作战，并争取向赤水河东发展，决改向古蔺及其以南地域前进，并争取渡河先机，在前进中应准备与薛敌‘追剿’支队遭遇，并相机占领古蔺城。
”
红军在正确军事路线的指引下，挥师东进，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川滇之敌合围之际，从敌军空隙间穿插出去，再渡赤水，出奇制胜，攻克天险娄山关。
在桐梓、遵义战役中，正如朱德同志指出的：
“击溃王家烈八个团，消灭吴奇伟部两个师，缴获枪两千以上，俘虏约三千人”，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震慑了敌军，打掉了敌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将士的士气。
尔后，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调出滇军，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困境，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7、作出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
2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规定“一、三军团团部应依颁布的新编制改编，多余的人员应尽量补充到战斗连中去，其一部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
据此，中央选派了一个干部连，一个基干连（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一个运输排、一个警卫班和几个修枪工人，与叙永特区汇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在川滇黔三省的昭通、毕节、宜宾、泸州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红色根据地。
中央决定：
由徐策（三军团六师政委）、余泽鸿（干部团上干队政委）、戴元怀（八军团民运部长）、夏才曦（曾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等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负责领导游击队及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包括泸州中心县委工作地区在内的广大区域的革命工作。
特委书记徐策，宣传部长余泽鸿，特委由中央直接领导。
这时纵队有400多人，六七百条枪，还装备四挺重机枪和一部电台。
纵队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
司令员王逸涛（后叛变），副司令员曾春鉴（红三军团六师参谋长），政委徐策，政治部主任余泽鸿，组织部长戴元怀，参谋长刘干臣（红军新编师师长），供给处长杨德胜（红军总部第四局供给处干部），特派员龙厚生（原国家政治保卫局通讯学校特派员），司令部指导员李桂洪（女，卫生担架连指导员），司令部秘书甘棠（女，中央妇女部秘书），纵队下设五个大队。
中央对这支部队非常重视，寄予很大的希望。
中革军委在扎西总部驻地，专门召集游击纵队100多名干部开会，周恩来同志亲自到会动员，指出：
我们目前有许多困难，蒋介石要消灭我们，我们一定要冲出去。
但我们机关庞大，包袱很重，不适合机动作战。
因此，中央决定，机关要精简，部队要轻装，伤病员要安置，所以抽调你们在这里成立一支游击队。
你们一要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二要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三要建立革命根据地。
大家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高兴地在这里战斗，坚持斗争，直到革命胜利。
1935年7月，在特委的领导下，川南游击纵队与红军黔北游击队会师，合编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
以后，南六游击队和红二、红六军团组建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并入纵队。
特委在云南组建了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
据后任特委书记、纵队司令员刘复初回忆，为牵制敌军，“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主动“引敌进攻游击纵队”，“有计划地摧毁敌人基层政权，打开川南重要城镇，这使蒋介石误认为红军主力在川南，电令刘湘加紧‘围剿’。
敌集结十多万兵力‘围剿’游击纵队，从而牵制了川军对中央红军的迫击”，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北上。
1937年春，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纵队主要领导人相继牺牲，主体停止活动。
贵州游击支队和镇雄母享游击队在镇雄、毕节一带坚持斗争到1941年。
云南游击支队在川南、威信一带坚持斗争达12年之久，最多时达三千余人，1947年因斗争失利，干部战士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三）扎西会议应有的历史地位。
与会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扎西会议是洛甫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后，实际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1、扎西会议是红军长征以来在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征程中首次研究部署全国革命的重要会议。
遵义会议前由于当时中央负责同志的错误领导，加上战争紧迫，长征以来，中央对全国各苏区和红军部队，一直“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部署总方针”。
扎西会议上，中央对中（央苏）区、湘鄂川黔省委、红二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和白区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及组织领导等问题，均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2、扎西会议完成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一步步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遵义会议揭露批判了博古等人错误的军事路线及其危害，但尚未形成一个正式的决议；常委重新分工的工作也还未进行，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仍然在中央负总的责任。
紧迫战争环境中的遵义会议来不及完成的这两件大事，都是在扎西会议期间圆满完成的。
扎西会议后，红军反“围剿”斗争由被动变为主动，按照新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回师黔北，重占遵义，佯攻贵阳，西出云南，北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央苏区的红军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迅速突围，分散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达三年之久，为革命锻炼和保存了一大批骨干力量；红二、红六军团在反“围剿”斗争中加强了领导，调整了战略方针，逐步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红四方面军配合中央红军新的战略方针，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打乱了川陕敌人的“会剿计划”。
3、扎西会议决定洛甫代替博古在全党中央负总责，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会议强调提出：
扎西会议期间所形成的《遵义会议决议》、《决议大纲》、《中央书记处致项转中央分局电》、《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指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军委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发憎爱分明的指导》、《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为创造云贵贯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等文献，以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给中央分局和给红二、红六军团的指示电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在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中，充分反映和证明了扎西会议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光辉篇章，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在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在党史和军史上应该有它的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发扬革命传统，加速老区建设
云南省昭通地区是红军长征途中建立的川滇黔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过贡献的革命老区。
1935年2月至5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昭通地区的威信、镇雄、巧家三县，继遵义会议之后在向扎西集结途中，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扎西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世界战争史上的杰作从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都是从此开始运作；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1936年3月，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经过了昭通的镇雄、彝良两县，在“乌蒙山回旋战”的艰苦岁月里，红军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两支主力红军长征经过昭通地区的4县24个乡196个村，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开辟了川滇黔游击根据地，其中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坚持武装斗争、与敌军浴血奋战长达12年之久，牵制和打击了敌军，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北上，为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后，红军长征过昭通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业绩，一直教育和鼓舞着老区人民开拓进取。
在省委、省政府和地委、行署的领导下，昭通地区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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