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对唐传奇创作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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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对唐传奇创作的影响
科举制度对唐传奇创作的影响
摘要：
科举制度与唐传奇小说的产生时期相差不远，并相伴发展了两百多年，关系的密切也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则就通过唐传奇小说的作品，从其产生、内容、主题、作者及存在环境等因素分析体现在唐传奇的创作中的科举制度下唐代文人的生活风气与士人心态以及科举制度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多方面、多角度的影响。
关键词：
科举制度；唐传奇创作；影响
Theinfluencefrom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
tothecreationoftheTangDynastyLegend
Abstract:
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andtheTangDynastyLegendstartedupatalmostthesameperiod,accompaniedeachotherandwentthroughmorethantwohundredyears,itgoeswithoutsayingthatthereisacloserelationshipbetweenthem.ThisarticleisbytheworksoftheTangDynastyLegend,fromthefactorsofitsgeneratedcontent,subject,author,andthesocietalenvironmenttoanalyzethevariousinfluenceoffrom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totheLiteratiandtheirlifestyleandsocietyofTangDynastyintheTangDynastyLegendcreation.
Keywords:
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theTangDynastyLegendcreation;Influence
目录
中文摘要………………………………………………………………………………………Ⅰ
英文摘要………………………………………………………………………………………Ⅰ
引 言………………………………………………………………………………………1
一、士人的宴游促成了唐传奇的产生…………………………………………………………3
二、科举元素在唐传奇中的作用………………………………………………………………4
（一）科举制度为背景……………………………………………………………………4
（二）科举科目……………………………………………………………………………4
（三）状元轶事……………………………………………………………………………5
（四）“行卷”之风…………………………………………………………………………5
三、科举士子的心态促生唐传奇………………………………………………………………7
（一）“狎妓”之风…………………………………………………………………………7
（二）重功名………………………………………………………………………………8
（三）婚恋观………………………………………………………………………………9
四、科举士子成为唐传奇的主要作者及读者群……………………………………………11
结语………………………………………………………………………………………13
参考文献………………………………………………………………………………………14
附录………………………………………………………………………………………16
后记………………………………………………………………………………………19
引言
“传奇”一词源于唐代裴铏的文言小说集《传奇》，南宋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中指出其与牛僧孺的《玄怪录》都是科举士子的行卷之作，并提出了唐代科举士子用文言小说行卷的观点。
近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等著作中继而提出唐代玄宗时起有科举士子用文言小说行卷，遂造成文言小说的兴盛。
随后汪辟疆、陈寅恪和刘开荣先生分别在《唐人小说》、《韩愈与唐代小说》、《唐代小说研究》等论著中均发表了支持这一观点的言论，另指出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为其行卷之作。
至今这一派的意见在学术界仍占据主流地位。
但是，也有学者反驳这一观点，最早提出驳论的是黄云眉先生，此后吴庚舜先生、袁维国先生、于天池先生等学者均在自己的文章中从不同的角度支持黄云眉先生，认为行卷之作只有诗歌并没有传奇，而且不能找到确凿的材料证明曾有唐代科举士子以文言小说行卷而中举，所以赵彦卫的记载乃是虚构的，其观点也难以令人信服。
但是这种说法至今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专题著作。
关于唐代传奇的作者与科举制度的关系的研究，冯沅君先生于1948年发表的《唐传奇作者身份的估计》一文中通过对六十种唐代文言小说作者身份的分析得出了唐传奇的作者多是唐科举制度所造就的人才的结论。
稍后，程千帆先生和傅璇琮先生分别在《唐代进士与行卷文学》与《唐代科举与文学》等著作中加以考证和进一步探讨了唐代科举与文言小说的关系。
至今有关探讨唐传奇小说与科举制度的论文主要有：
曹家琪《唐传奇与科举、古文运动及其他》、袁国纬《唐传奇行卷说质疑》、李润强《唐代举子是用传奇行卷的吗？
--兼论唐代科举与传奇的关系》。
另外一些探讨唐代文言小说或者唐代科举制度的论文中，也或多或少的涉及到过这一方面，但是除了讨论传奇“行卷”这一热门话题之外，更多的是从科举制度的角度出发探讨唐传奇小说的发展，侧重历史方面。
而本文则是从唐传奇的内容和主题看科举制度对其的影响，涉及学术界对二者讨论的热门话题更多的是借鉴并不深入论述。
本论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简略介绍唐代传奇的产生与科举制度的关系。
第二部分为科举制度对于唐传奇小说内容的影响，从小说作品中，探讨一些科举制度的元素如何渗透在唐代传奇小说创作当中，其中反映了科举的环节、改革、科目以及一些有关轶事。
第三部分主要从主题上研究科举制度与唐传奇创作的关系，唐代的科举制度给了读书人参与政治的平等机会，文人们重功名，渴望入朝为官，甚至影响了唐人的婚恋观，无论是科举士子还是封建家长，都做出了基于科举制度的存在的选择，生活上文人也形成独特的作风，在唐传奇小说中均有体现。
第四部分则围绕唐传奇的作者与读者群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展开论述，士大夫的“听话”之风的盛行导致了科举士子成为唐传奇的主要作者群，传奇小说的作者在字里行间不仅展现了自己深厚的文学功底、透出了自己对于功名的渴望，也表达了自己的深层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寄托。
一、士人的宴游促成了唐传奇的产生
集会宴游是文明社会必不可少的内容，唐朝作为自古以来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之一，也必然不会缺少宴游生活，古书中多记有这种集会宴游之风，《唐才子传·王勃传》载：
“时都督阎公新修滕王阁成，九月九日，大会宴客”;《王维传》：
“尝自写其景物奇胜，日与文士丘丹、裴迪、崔兴宗游览赋诗，琴樽自乐”;《李白传》：
“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中，日沉饮，号‘竹溪六逸’”。
隋朝灭亡之后，唐朝沿袭了其人才选拔制度，这就使得大量的科举士子从各地聚集到都城长安，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以便于在科举考试中受到青睐，科举士子们则会参加集会宴游来广交朋友，切磋文采，所以文士的这一生活是最具有文化文学意义的。
其规模多则数百人，少则二三好友，不同层次、不同目的的宴游都有着不同的风采，但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它是文士们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时机，在宴游中，文士们都会产生感情的碰撞，引起创作的激情，很多优秀的诗文即是产生在宴游时，同样的，文士们也会在一起讨论自己游学时听说的奇闻异事，有的人就会把这些奇闻异事编写成文，就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也就是文言短篇小说，后人称之为唐代传奇。
在很多的唐传奇中也提到了故事的来源，如：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
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
……歌既成，使鸿传焉。
（陈鸿《长恨歌传》）
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
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
（白行简《李娃传》）
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皆适居东南，自秦徂吴，水陆同道。
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
浮颖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
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
（沈既济《任氏传》）
余时在洛敦化里第，于宴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谠为余言之。
岂曰语怪，亦以摭实，故传之焉。
（皇甫枚《王知古》）
由此可见，很多传奇故事是在士人的集会宴游中产生的，并且唐传奇的繁荣与与科举士子有“话异”的风尚有直接的关系，这期间不仅有成就较高的单篇作品，也有唐传奇的作品集，如牛僧孺的《玄怪录》，沈亚之的《异梦录》，薛用弱的《集异记》，郑还古的《博异志》等等。
二、科举元素在唐传奇中的作用
（一）科举制度为背景
唐传奇小说的创作素材更多的是来自于科举制度与科举士子，这与唐代统治者重视文治天下以及用科举取士作为选拔人才的方法是有密切关系的。
士子无论寒门高第必须通过科举才能入仕使无数渴望走上仕途的士人努力读经，儒生成为国家政权的参与者直接导致了各类儒生形象在唐传奇中大量涌现。
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许尧佐的《柳氏传》、元稹的《莺莺传》、牛僧孺的《齐推女》、沈亚之的《异梦录》等名篇的主人公均是参加各种科举考试的士子。
内容上看这些士子每个人都在科举之路的前前后后发生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他们有的中举有的落第，有的步步高升有的一贬再贬（李复言《李俊》），有的郁郁而终（张读《闾丘子》），甚至有的弃仕成仙（裴铏《赵合》）。
所以无论是神怪类、爱情类、历史类还是侠义类题材的唐代传奇小说，里面都包含有科举的元素。
（二）科举科目
唐朝科举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
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
其中明经、进士两科经过时间的推移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前者易、后者难。
唐高宗以后进士科更为人所重视，而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所以唐传奇中的才华横溢、谋求仕途的主人公也大多都是应举进士科的士子，中明经科的人物屈指可数：
吴郡人（皇甫氏《车中女子》）、崔允明（蒋防《霍小玉传》）、郑又玄（张读《闾丘子》）、姜荆宝（范摅《韦皋》）、吴全素（张读《吴全素》）。
与其他朝代不同，唐朝的文人进士或者明经及第，也要经过一年一次的吏部“选人”考试，才能被授予官职，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
唐传奇中的有历史上有名的才子出现的故事也有提及其所中科目，比如《霍小玉传》中的李益就中了拔萃科。
除了常科之外，皇帝会下诏临选非常之才，这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进士、明经及第或者已经做了小官的都可以应制科考试，中选后名气更大、官职更高、仕途更广。
白行简的《李娃传》中即详细的描述了这一事实：
于是遂一上登甲科，声振礼闱。
……娃曰：
“未也。
今秀士，苟获擢一科第，则自谓可以取中朝之显职，擅天下之美名。
……当砻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连衡多士，争霸群英。
”生由是益自勤苦，声价弥甚。
其年，遇大比，诏征四方之隽，生应直言极谏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参军。
高彦休的《杜牧》也提到杜牧年少成名:
“弱冠擢进士第，复捷制科”。
另外，科举考试的改革也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对科举制度的逐渐重视，这一背景也同乡出现在唐传奇小说中：
则天革命，举人不试皆与官，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
（张鷟《张鷟》）
（三）状元轶事
唐传奇的主人公大多是科举士子，但也有“知贡举”，也就是主考官，王定保的《李回》讲述的就是李回在任京兆府参军主持考试时没传交魏暮送的礼，魏暮十分痛恨并一直公报私仇的故事。
《太平广记》中所选录的多篇小说中都有高锴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出现，其中最匪夷所思的就数《唐摭言》卷九中的流氓状元裴思谦“恶得及第”的故事，高锴第一次做主考官，裴思谦投靠宦官头子仇士良，依靠势力索要状元，态度狂妄至极，虽然高锴百般拒绝但是始终不敢得罪仇士良，于是裴思谦成了开成三年的状元。
提到状元一事我们会发现，很多唐传奇中或者唐史书中对于科举考试产生的状元并没有特别的头衔的记录，只是“中进士第”而已。
一方面是因为前面所提到的唐朝科举进士及第后并不马上步入仕途而是需要经过吏部的进一步考试才能授予官职，所以对于“进士第一”也就是状元并不是十分的看重，另一方面是因为唐朝的状元的产生不是像后世的殿试那样是由皇帝钦点出来的，也并不是完全凭借考场上的卷纸决定名次，而是通常由知贡举接受推荐随意产生，取谁为状元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并没有后世的状元有那么大的含金量，正由于此，唐代传奇所记载关于“状元及第”的趣事有很多，比如《唐摭言》卷八中的《自放状头》，知贡举杜黄裳不受荐举，又不知道考生的情况，居然做出了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接受了考生尹枢的自荐当场为其判卷出榜，最后将自己列为状元。
丁用晦的《芝田录》中所载，崔蠡取其族侄为状元后大方承认了自己是为了报答其出钱替自己葬母的恩德。
还有《唐摭言》卷八中的《误放》也是一场乌龙事件，侍郎郑薰做主考官时误以为一个叫做颜摽的举人是颜真卿的后代，为了激励忠烈之士，便取其为状元，到了关试谢恩的日子问其家世才知道是自己弄错了。
同样是在《唐摭言》的卷八的《已落重收》中，主人公李程被批落榜，碰到大官杨于陵，杨于陵看其手稿后智斗主考官力荐李程，于是主考官与其商量后改榜，李程便中了状元。
上述状元轶事里，贡生状元及第的理由千奇百怪，这也只能发生在唐朝的科举中而不会发生在其他的朝代，这也说明了唐代的状元不像后世那样的显贵。
（四）“行卷”之风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把自己的文学作品投献给当时的社会上比较有地位的人以博得青睐和赏识，取得他们的推荐。
因为前文已经提到，唐朝科举取士并不十分严谨，所以拥有声誉和名人的推荐更为重要，于是在科考之前，举子们纷纷行卷，形成了“行卷”的风气。
这一事实在唐传奇中也有所体现，我们再举几个“状元及第”的例子：
薛用弱的《集异记·王维》中写到王维由岐王推荐向太平公主行卷进而高中状元的故事：
岐王曰：
“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词学，无出其右。
”公主尤异之，则曰：
“子有所为文乎？
”维即出献怀中诗卷。
公主览读，惊骇曰：
“皆我素所诵习者，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
”……公主则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
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矣。
《玉泉子》中也记载了卢肇向李德裕行卷进而状元及第：
唯进士卢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尝左宦宜阳。
肇投以文卷，由此见知。
……会昌三年，王起知举，问德裕所欲，答曰：
“安用问所欲为，如卢肇、丁棱、姚鹄。
岂可不与及第邪？
”起于是依其次而放。
状元卢肇的《逸史》中又写了久试不第的牛锡庶错向年事已高、基本无望知贡举的萧昕行卷，歪打正着的赶上萧昕临时代替主考进而高中状元的故事。
孙光宪的《北梦琐言》载，李固言生性木讷被表亲柳家兄弟戏耍向不被尊重的兵部侍郎许孟容行卷，许孟容非常感动并记在心里，也是事有凑巧，许孟容意外的成为知贡举，于是李固言便中了元和七年的状元。
正是由于科举制度，使得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各级政府任职，使得文人志士的传奇色彩得到升华，促进了唐朝文学艺术的发展，有利于唐传奇的繁荣。
三、科举士子的心态促生唐传奇
“唐五代时人们理想中的人物大致要经过这样一个人生历程：
年少风流，眠花枕柳。
可以抬高身价；尔后科举及第，娶高门之女，出将入相。
”这一点在李复言的传奇小说《裴谌》中也有体现：
敬伯所乐，将下山乘肥衣轻，听歌玩色，游于京洛，意足然后求达，建功立事、以荣耀人寰。
（一）“狎妓”之风
唐朝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时代，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人们大多都不太顾忌伦理道德，个性外向、直接，追求风流，这种个性就加速了文士与妓女之间的交往，加之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唐代的娼妓业也就十分发达了，高彦休《杜牧》：
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耀罗列空中。
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
牧常出没驰其间，无虚夕。
作为京城，长安则是娼妓最集中的地方，而每年都有无数为了功名聚集在长安的科举士子，科举之路漫长而又艰辛，为了排解孤独郁闷，很自然的会选择狎妓，唐开元中，吴郡人入京应明经举。
至京，因闲步坊曲。
（皇甫氏《车中女子》），故事中的吴郡人刚到京城就到妓女居住的地方闲逛，足以说明了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了一种读书人的习惯而绝非个例，狎妓在唐朝已然成为了一种与科举联系在一起的社会风气，寻花问柳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文士以狎妓为荣，以互相讨论风流韵事为乐，而这些风流韵事就会成为唐传奇创作的素材，佳人配才子，再经过艺术加工，就成了一篇篇传奇佳作。
故事的开端无非都是应举的风流才子，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女主人公——一个才貌双绝的妓女，以《霍小玉传》为例，陇西才子李益进京候试，“每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经媒婆介绍霍王庶女小玉流落风尘，貌若天人，还很仰慕自己，便高兴的睡不着觉，沐浴更衣又反复的照镜子，急急忙忙的去相亲，而且对于自己的心思直言不讳：
“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
两好相映，才貌相兼。
”于是郎情妾意，水到渠成，只不过故事的结局却以悲剧收场，痴心的霍小玉等来的却是李益的负心薄幸。
这也反映了当时文人们喜欢与妓女交往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妓女的社会地位低，与其交往可以只顾享乐、不需要负责任，即使抛弃她们也不会受到谴责也不会感到愧疚，再如更加有名的《莺莺传》中的张生，不仅对情人背信弃义，还将自己与莺莺的书信和事情公诸于众拿来炫耀，甚至还扯出了一套听起来貌似有理的“红颜祸水”论来为自己辩驳。
还有张鷟的《游仙窟》，沈亚之的《秦梦记》，都是讲述了自己的风流之事，里里外外都充满一种炫耀、自豪的感情。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士子妓女的故事都是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白行简的《李娃传》中的荥阳公子被李娃的美貌所吸引，用了甚至有些厚脸皮的方法接近李娃，抛弃学业与科举整日玩乐，最终被骗导致穷困潦倒，做起了哭丧的工作，遇见父亲却被毒打抛弃，情况在重遇李娃之后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李娃为其自赎己身，不离不弃的照顾，最终荥阳公子金榜题名，父子相认，明媒正娶了李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二）重功名
科举制的产生改变了封建政府选拔人才的方式，也给了更多的有宏图大志的读书人可以参与国家治理的机会，所以十年寒窗，读书人孜孜不倦的努力的目的便是登科入仕，因为只有登科入仕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光耀门楣，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青史留名。
很多唐传奇小说中贯穿了这种文人心态，《枕中记》中的卢生对于自己尚未功成名就有如下牢骚：
“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
吾尝志于学，富于游艺自惟当年，青紫可拾。
今已适壮，犹勤畎亩，非困而何？
”于是吕道士就让卢生美梦成真，成就了“黄粱一梦”，同样主题的还有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虽然主角从书生变成了侠士，但也体现出了唐朝时期人们对于功名的渴望。
张读的《吴全素》中，主人公面对判官，就以未曾考中科举，没有食过俸禄作为不该死理由，也说明了科举在文人心中的地位之重。
前文已经提过，应举士子会向社会上有名望的人投递“行卷”期望得到赏识与推荐，但有时也会毛遂自荐，希望可以得到官职或者升官，吴保安给郭元振的自荐信就写到：
保安幼而嗜学，长而专经，才华兼人，官从一尉。
……况此官已满，后任难期。
以保安之不才，厄选曹之格限，更思微禄，岂有望焉。
……忽垂特达之眷，使保安得执鞭弭，以奉周旋。
录及细微，薄沾功效。
承兹凯入，得预末班。
（牛肃《吴保安》）
不过有些人为了功名也会使出非常手段，比如温庭筠的《陈义郎》中义郎的父亲彝爽考中科举做了官，而朋友周茂方却名落孙山，他居然在彝爽上任的途中将其杀死然后用了一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服义郎的母亲然后冒名顶替，一年之后还对“妻子”如此表衷心：
“吾志已成，誓无相背。
”李复言的《李俊》中岳州刺史李俊当年也曾通过旧友包佶疏通主试官以求功名，当知道自己依然没有考中时垂泣曰：
“苦心笔砚二十余年，偕计者亦十年。
今复无名，岂终无成乎？
”尔后冥府送榜的小吏告诉他可以贿赂冥吏将同姓人的名字改成自己的名字，即便同样知道自己十年之后便可考中科举得到高官厚禄，也依然选择了前者，他的志向只是“所求者名，名得足矣。
”
追求功名不仅是科举士子自身的荣耀，也同样包含着家族的期待，所以白行简《李娃传》笔下的常州刺史荥阳公，即使是“时望甚崇，家徒甚殷”，也依然希望儿子能够进士及第，为官得职。
正是因为对儿子抱有殷切的希望，在看到荥阳公子因女色而荒废前程还弄到穷困潦倒需要抛头露面唱哀曲的时候，大发雷霆，斥责儿子“侮辱吾门”，“以马鞭鞭之数百”，“弃之而去”。
直至荥阳公子发奋读书，进士及第，到成都为官时才重归于好，甚至允许他娶李娃为妻。
（三）婚恋观
虽然唐代以科举取士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但盛行于魏晋南北朝的门阀观念依然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社会上依然有重门第的风气，在婚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唐传奇中可谓处处充满了“五姓”。
所谓“五姓”就是唐人认可的崔、卢、李、郑四姓，加太原王氏，也就是高门大户，这些豪门大户通常是互相结亲，耻于与他姓为婚，例如温庭筠《华州参军》中的女主角崔氏，母王氏；李朝威《柳毅传》龙女化身卢氏，其母郑氏，元稹《莺莺传》提到崔母“崔氏妇，郑女也”，而《霍小玉传》中的李益作为陇西豪族的后代，面对太夫人指定的同样为“甲族”的表妹卢氏也是无法反抗，门当户对的观念也是导致李霍二人爱情悲剧的直接原因……所以这些豪门几经政府的打压，社会地位依然很高，然而科举提供了文人士子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机会，进士及第的官员既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也受到了高门大户的注意。
但是前文也提到科举取士并不是完全以才华的高低来决定及第与否，科举之路又漫长艰辛，“攀高枝”可谓一种可以功成名就的捷径，于是形成一种科举进士娶高门女以满足功利与现实的需要，而高门大户则通过拉拢进士群体以巩固自身地位的“双赢”局面。
皇甫枚《王知古》中，得到豪门郑氏的求婚时曾说：
“……倘获托彼强宗，眷以佳偶，则生平所志，毕在斯乎。
”牛肃的《李睍》中李逢年托李睍给自己介绍门亲事，李睍为他找到兵曹李札的妹妹，但是最后由于同姓不婚而作罢，虽说李睍粗心，但是李逢年得知李氏“甚名家也”也忘乎所以，欣然同意并让李睍去提亲。
“攀高枝”有时也不仅指娶“五姓”女，也包括高官之女，《邓厂》中的主人公屡试不第，当宰相牛僧孺之子向其提出嫁妹以助其登科的条件，邓厂权衡利弊，居然选择了抛妻弃女，隐瞒已婚的事实，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所以说，唐朝的文人士子以娶高门之女为毕生所愿，当婚姻对仕途于事无补时，即使爱情再甜蜜生活再美满，唐代的读书人也会无情的抛弃，比如《莺莺传》中的张生。
另外，既然文人都渴望娶到高门大户的女子做妻子，同样的，作为父母也自然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嫁入高门大户，军伶依其（殷氏）请，至府，以家状历抵士人门（《秀师言记》）。
或者嫁给政府官员和有前途的、考中科举的文人，卢瑰的《抒情集》中就记载过李翱之女相中进士卢储有状元之才并成就一份美好姻缘的故事：
李翱江淮典郡。
有进士卢储投卷，……长女及笄，闲步铃阁前，见文卷，寻绎数四。
谓小青衣曰：
“此人必为状头。
”迨公退，李闻之，深异其语。
乃令宾佐至邮舍，具白于卢，选以为婿，卢谦让久之，终不却其意。
越月随计，来年果状头及第。
才过关试，径赴嘉礼。
封建家长不会因为下一代之间情投意合而改变自己的心意，薛调的《无双传》中王仙客与表妹无双青梅竹马，可是无双的父亲（朝臣刘震）因为王仙客无财无势不同意这门亲事，即使是姐姐（王仙客的母亲）临终相求也没有答应。
李复言《续玄怪录·张老》中园叟张老想娶韦氏女为妻，媒媪就劝阻他说：
“叟何不自度，岂有衣冠子女肯嫁园叟耶？
此家诚贫，士大夫家之敌者不少。
顾叟非匹，吾安能为叟一杯酒，乃取辱于韦氏。
”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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