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八年级历史上册 第25课 淮海战役始末备课素材 北师大版 精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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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始末

　一、淮海战役前蒋军的幻想

１９４８年春，我向蒋介石贡献反人民作战计划的要旨是：

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团，吸引解放军攻击某一据点久攻不下，待其攻击顿挫时，出动机动兵团与之决战；如果蒋军已整补完成而对方尚未发动攻势时，即争取主动，发起攻势，寻求解放军的一部而击灭之，以挽回蒋军连年惨败之颓势。

１９４８年下半年，蒋介石即决定采用这一作战方针。

以徐州方面来说，决定仅守郑州、徐州、济南三大战略要点，加强工事，独立固守，徐州附近的其他城市均可以随时放弃，以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与解放军决战。

又将原郑州指挥所取消，改为“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指挥各机动兵团与解放军作战。

至１９４８年９月底，蒋军在徐州附近的部队虽已整补完毕，济南守军却已被解放军全部围歼，可以说蒋军的“重点防御”计划已被击破。

这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１９４６年的１２０万人上升到２８０万至３００万人；蒋军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４３０万人下降到３６０万人左右（实际上空额甚多，老兵不到半数）。

可是这时的我还认为“要打开蒋军到处挨打被消灭的危局，必须争取主动，先发制人”。

于是拟了一个“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幻想集中徐州部队的主力乘解放军二野、三野东西分离之际，妄图击灭三野的一部分，以振奋蒋军士气。

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情况判断甲、双方兵力１．解放军方面：

三野所属十六个纵队，二野所属七个纵队，加上华东、中原军区及冀鲁豫军区的地方武装共约６０余万人。

２．蒋军方面：

经过两年多的作战，总兵力已有极大的消耗，士气低落。

在徐州、蚌埠一带，有三个绥靖区的五个军（李延年第九绥靖区之四十四军，冯治安第三绥靖区之五十九军、七十七军，刘汝明第四绥靖区之五十五军、六十八军），还有四个兵团的十二个半军（第二兵团邱清泉部三个半军：

五军、七十军、七十四军、十二军之一师及米文和师；七兵团黄百韬之四个军：

二十五军、六十三军、六十四军、一百军；十三兵团李弥部两个军：

八军、九军；十六兵团孙元良部三个军：

四十一军、四十七军、九十九军），牵制二野之十二兵团黄维部有四个军（十军、十四军、十八军、八十五军），及直属部队有七十二军余锦源，一零七军孙良诚，一一五军司元恺（由安阳空运徐州后编十三兵团），以及交警总队、炮兵、工兵、通讯、辎重、战车等。

以上共计２４个军约７０余万人左右（蚌埠、安徽、苏北第一绥靖区等部队及华中其他部队未列入）。

由以上双方兵力，可以看出解放军数量上在徐州方面少于蒋军，装备也劣于蒋军，特别是炮火少，飞机、坦克没有。

但解放军手榴弹、迫击炮则与蒋军相等，局部使用上又极机动灵活，往往集中兵力火力消灭蒋军后即脱离战场，实行整补。

如蒋军争取主动，先发制人，在二野未东来以前，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击破三野之一部，即可以振奋士气。

乙、双方态势

１．解放军：

自１９４８年７月初，豫东攻势结束后，二野主力在豫西整补，三野主力在鲁中及鲁西南兖州、济宁以北地区整补，并于９月２４日攻陷济南，此时尚无发动攻势的行动，在解放区并无防御阵地及据点工事。

但据谍报称：

在解放区内已有“消灭黄百韬，再打邱清泉”等口号标语。

预料再过二十天或一月之后，解放军势将发动攻势。

２．蒋军：

自１９４８年７月初，区寿年兵团在豫东被吃掉后，蒋军主力已集中于徐州、商邱、新安镇、海州、台儿庄、枣庄、韩庄间地区，一部在郑州防守，华中之机动兵团集结于遂平、驻马店附近。

经过将近三个月的整补，虽然这时济南失陷，而徐州蒋军并未来得及参加战斗，仍然保有充沛的力量。

在徐州附近并设有坚固据点工事，不怕解放军少数部队扰乱攻击。

综合以上情况判断，蒋军如主动攻击，有可能抓住解放军一部而消灭之。

即或不能亦可收复若干城市，振奋舆论，激励士气。

万一态势不利，亦可以主动进退，较之消极困守有利得多。

（二）方针、任务及指导要领

甲、方针

在二、三两野战军东西分离之际，集结主力寻求三野之一部，一举击灭，进而击破其主力，达到收复泰安、济南之目的。

以华中蒋军之主力在豫西方面牵制二野，以徐州蒋军之主力向三野主动攻击。

乙、任务

１．华中蒋军，以主力多方牵制二野，阻止其东进，但不与其作真面目的作战。

２．徐州蒋军应以一个绥靖区守备徐州既设工事；以一个绥靖区担任徐、蚌间护路，并不断对铁路两侧进行扫荡，确保津浦路的安全；另以一个绥靖区为总预备队。

３．徐州前进指挥部指挥四个兵团，以迅速奇袭之战法包围三野之一部而歼灭之，进而击破其主力，一举收复泰安、济南。

置攻击重点于左侧方（约三个兵团）。

丙、指导要领

１．对华中方面：

如二野绕道东进，应适时选择捷径，迎头痛击，将其阻止于平汉路以西地区；如二野已越平汉路东进，威胁徐州，则应日夜尾追之，协同徐州蒋军，将二野包围于徐州以西地区而击破之。

２．对徐州方面：

如已在衮州、济宁、大汶口间捕捉三野之一部，应迅速包围歼灭，不可旷日持久，与之对峙，坐失良机。

如对方避免决战，第一步应将之压迫于东平、大汶口以北及泗水以东地区，不再深入。

第二步作战计划即实行“钓鱼”战法（即以一个最坚强的军选择一最适宜坚守的据点，留足粮弹，独立固守，主力骤然撤退，诱惑三野来攻受挫后，再由外线包围击破之）。

如在蒋军攻击期间二野已东进威胁徐州，即以有力之一部依据韩、枣既设阵地及东平湖、南阳湖间的运河沿岸占领狙击阵地，阻止三野南下及西进，以主力回师协同华中蒋军将二野包围于徐州以西地区击灭之。

如二野企图通过微山湖向济宁、兖州增援，威胁蒋方攻击军侧背（判断此公算较大，但也可能向别的方向），攻击军应依据东平湖、南阳湖间之运河沿岸阻击二野并迅速击破三野之一部，再回师击破二野。

如二、三野汇合东西夹攻徐州，攻击军右翼兵团以内线作战转运于徐州，加强徐州防务，右翼各兵团即协同华中蒋军击破二野后，再集中主力击破三野。

３．蒋方攻击军各兵团及各军间接连部应特别注意加强兵力，以免解放军乘隙钻入。

左右各兵团应特别注意远距离搜索警戒及侧背掩护。

我的这一计划拟定后，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及其参谋长李树正原则上同意对解放军采取主动攻击，但他们认为我使用的兵力过多，使总部控制部队太少，怕徐州出意外，对冯治安部守徐州不放心。

经过双方激烈的争论，最后刘峙勉强同意，并决定以十三兵团守备徐州，调出冯治安的三绥靖区部队参加攻击。

计划决定后，刘峙即令十三兵团的一部强迫接替冯治安部徐州的防务，立即引起冯部的怀疑和不满。

这个计划经过我亲自携往南京国防部及与北平蒋介石（这时蒋介石在北平亲自指挥东北的反人民作战）往返磋商，经一周以后（大约是１０月７日）始决定，并得到华中白崇禧的同意；同时又在徐州召集兵团司令以上各将领会商后，准备１０月１５日开始行动。

１５日清早，我正上车出发到前方指挥时，忽然蒋介石从南京来，要我不要执行这一计划，在飞机场等他一同到东北去。

于是这个作战计划由于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打乱了蒋军的阴谋而未实施。

徐州蒋军此后２１天（至１１月６日）一直停止于原来状态未动。

二、所谓“徐蚌会战计划”

１９４８年１０日下半月这一期间，蒋介石本人坐镇北平，指挥东北蒋军作垂死的挣扎。

这时，徐州附近蒋军已整补完毕，停止于柳河、商丘、徐州、海州、峄县、临城、贾汪及宿县间陇海路两侧地区。

明知解放军一旦发动攻势，即束手无策。

打乎？

守乎？

退乎？

议论纷纷，毫无决策。

而华中白崇禧在这期间曾为配合徐州蒋军对三野的攻击（如前说未实施）向豫西发动一次“扫荡”，又完全扑空。

及１０月３０日，蒋介石见东北廖耀湘兵团已完蛋，沈阳已甚混乱，危在旦夕，即慌忙飞返南京，拟了一个“徐蚌会战计划”。

我回忆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方针蒋军以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击破解放军攻势，完成“戡乱建国”之目的，着将徐州“剿总”所属各兵团及绥靖区各部队主力移至淮河南岸蚌埠东西地区（包括临淮关、怀远、风台间地区），占领阵地，以攻势防御击退对方之攻击，相机转为攻势，予以歼灭。

（二）任务及行动

１．以某兵团之一部守备徐州、贾汪，掩护主力转移。

２．各部队行动：

（１）新安镇附近之第七兵团经五河、临淮关附近转进。

（２）徐州附近之十三兵团、第三绥靖区经褚兰、固镇向蚌埠转进。

（３）徐州以西黄口、虞城附近之第二兵团经涡阳向怀远附近转进。

（４）柳河、商丘附近之十六兵团及第四绥靖区经蒙城向海河街、风台间地区转进。

（５）总部及直属部队经津浦路向蚌埠转进。

３．各部队到达目的地后，应迅速占领阵地构筑工事。

（三）指导要领

１．各部队在行动期间自派警戒搜索，掩护主力安全撤退。

如遇小部队袭击，应迅速击破，继续向目的地转进。

２．如遇解放军大部队来犯，则以一部牵制其主力，迅速向目的地转进。

３．徐州、贾汪守备部队在主力转进期间，如遇攻击，应利用既设工事，努力抵抗，争取时间，待主力脱离威胁后再行撤退。

如蒋军主力撤退后对方尚无攻击行动，仍应继续守备并确保徐蚌间铁路交通。

以上计划，蒋介石在南京指示国防部拟定后，于１１月３日上午派其第三厅（作战厅）副厅长许朗轩乘专机飞葫芦岛征求我的意见，并携有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说：

“如果吾弟同意这一案，请即到蚌埠指挥……”蒋介石在用谁的时候，就是这样“客气”。

我看了这一计划后，基本上同意将主力集中于蚌埠附近与解放军决战；但感到计划过于笼统，对于各兵团的行动部署不明确，即与许朗轩商榷各兵团任务行动必须明确规定，分路同时撤退，行动必须迅速，否则有被解放军发现、各个击破的危险。

许也同意我的意见。

我当时即给蒋介石复了一封信说：

“我同意将主力集结于蚌埠附近与共匪决战的计划，但须待葫芦岛部队撤退完毕后再去蚌埠。

徐蚌会战部署，请刘总司令指挥，迅速按计划实施，否则有被共匪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以当时的情况来说，也是徐蚌会战的准备工作重于葫芦岛的撤退，我应该马上到蚌埠去。

可是我怕背放弃徐州之名，受国民党所谓舆论的指责，对于个人不利。

所以就想借指挥葫芦岛部队的撤退来推卸放弃徐州之责。

预计在葫芦岛蒋军撤退完毕时，徐州附近的蒋军亦可以撤到淮河附近，然后我再到蚌埠去指挥。

许朗轩于１１月３日午后飞回南京后如何向蒋介石回报，我不了解，可以从以后淮海战役发展的经过来看，蒋当时并未毅然决然地实行这一案，据事后了解，蒋介石的国防部在淮海战役之前，曾由何应钦召集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方针。

但对于守淮有两种不同的方案：

第一案，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据点外，将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放弃，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间津浦路两侧地区，作攻势防御，与解放军决战；第二案，是退守淮河南岸，凭河川防御，待解放军攻击顿挫时，机动转移攻势，击破解放军。

研究结果，决定采纳第一案。

但是我对第一案内容全无印象，而对第二案则有较深刻的印象。

是否许朗轩将两案一并携来交我参加意见，也回忆不起来了。

假如照国防部第一案决定的话，则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二个军，几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到处挨打的态势。

就是这个出奇的方案，蒋介石亦未照它的计划及时实施。

除１１月３日令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欠九十九军）向涡阳、蒙城集结，令九十九军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向蚌埠、固镇集结外，对于其他各主力兵团则仍摆于陇海路沿线未动。

听说顾祝同曾于１１月４日亲到徐州指示，是根据第一案的原则，但也未能当机立断，及时实施。

这说明蒋介石集团对于徐蚌会战计划，并未作全盘考虑，对于“军之生死之道存亡之地”（古兵法语）亦未加慎重考虑，而只在人事上疑神疑鬼、勾心斗角，怕刘汝明、冯治安等将领有异心、不稳妥，急电召刘、冯二人到南京加以笼络，指使其发表反共拥蒋的通电（以后冯的通电我未看到，刘的通电我看到过）。

到１１月６日，发现解放军已发动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时，刘峙在徐州坐卧不安，连电告急，蒋介石始照第一案下达正式命令，令各部队开始行动。

但又错误地判断解放军将先消灭海州李延年绥靖区：

先令第一百军星夜开海州，增加海州、连云港防务；后又令中途返回，改令李延年向徐州龟缩，并令黄百韬兵团及李弥兵团的一部在运河以东、陇海路以北掩护李延年绥靖区的撤退。

另一说顾祝同顾虑到李延年部从海上撤退困难，所以临时改令黄兵团掩护撤退。

据说，黄百韬６日晚接到命令后，为了掩护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的撤退，在新安镇等了两天，并未考虑到运河上仅有一座桥，这样大的兵团（五个军加上各直属部队）如何能够在敌前安全撤退，也未在运河上另外架桥。

解放军察觉李延年及黄百韬的行动后，及时捕捉战机，以雷霆万钧之势将黄的掩护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同时将运河大桥截断。

黄的部队边打边退，损失惨重。

同时，解放军于８日争取得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何基沣、张克侠等起义，迅速由枣庄、贾汪南下，楔入徐州以东至碾庄间的曹八集附近，将十三兵团之一部消灭，占领了纵深广大的阻击阵地。

而黄百韬渡过运河的残部，惊魂未定，即被解放军四面八方重重包围于碾庄圩附近；至于该兵团之六十三军到达窑湾镇后亦被北进之解放军包围。

这样，在淮海战役序战一开始，由于蒋介石集团的基础腐朽透顶，未能实施预定计划（哪怕是最不好的计划），及时集中兵力应战，在解放军变化莫测、运用极妙的战略战术下，就形成了打被动战的局面，使蒋军内部慌乱一团、手足无措。

加以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

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每日仅凭所谓“官邸汇报”一次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本人“灵机”一动，乱下手谕。

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

前方部队长不遵从，即有违命之罪；遵从则自投罗网。

最后则是蒋介石集团中封建派别关系互相掣肘，也是决定蒋军命运原因之一。

任何一个情况出现，都是只顾小集团不顾整体；只想救自己，不顾全局。

结果每一战役都是因小失大，决策一再变更。

这种矛盾斗争贯穿着蒋军作战全部过程，加速了蒋军的灭亡，同时也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过程。

三、以赴刑场之心情上战场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８日，我从葫芦岛指挥蒋军撤退完毕，回到北平。

９日正午，傅作义约我到华北“剿总”司令部吃饭，席间傅说，８日冯治安部何基沣、张克侠等率部“叛变”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思想上非常混乱，马上问傅：

“徐州各部队的情况如何？

”傅说：

“大概都还在徐州附近，详细情形我也不太清楚。

”

我听了既诧异又恐慌，心想蒋介石为什么决定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而到今天仍未实行，这样说“徐蚌会战计划”已失败了。

这时我的恐惧心理一直上涌，觉得徐州战场好像一个“刑潮，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思想上萦绕着去不去徐州的问题：

去则大势已去，处处被动挨打，毫无办法；想称病到医院去治病，既怕对蒋介石失信（１１月３日复信给蒋介石，同意到蚌埠去指挥），又怕已准备好即将起飞，忽然不去，别人也会笑我胆怯避战。

同时又料定：

东北解放军马上入关，共产党将在一年内统一中国，我的事业生命也将随着蒋介石的完蛋而完蛋，活下去也没有什么希望。

于是决心还是“从一而终”，愿意牺牲自己为蒋介石“效忠到底”，先到南京再说。

９日晚，我到了南京。

为了想了解徐州全面情况，立刻到顾祝同家中。

这时顾祝同正同徐州刘峙（或者是刘的参谋长李树正，我未十分弄清楚）通话，我听到顾说：

“叫黄百韬在碾庄圩待命，等明天午后官邸汇报决定后再通知你。

”又说：

“光亭在这里，你同他讲话吗？

”顾把电话交给我，等了一下，刘峙在电话中说：

“光亭！

你快点来吧，我们等着你！

”我说：

“等见老头子后再说。

”我又问：

“黄百韬的情况如何？

”刘说：

“现在主力已退到碾庄，敌人已到运河以东，黄兵团过运河桥损失很大，现在稳定一点……”（其实这一天晚上，解放军已渡过运河及不老河，将黄百韬重重包围，而刘峙和顾祝同尚在梦中）。

我把电话放下后，顾祝同对我谈了何、张“叛变”、徐州险被“共匪”乘虚而入，他今天一天就忙于将临、韩等地李弥兵团的部队调回徐州巩固防务，并令邱兵团且战且退，向徐州集中等情况。

顾说完后，我以惊奇的口气问顾：

“为什么徐州附近我军主力不照徐蚌会战计划及早撤退到蚌埠呢？

”顾似乎觉得我在质问他，很生气地说：

“你讲得好！

时间来不及啊！

李延年未撤退回来，共匪就发动攻势了。

”我看到不好再向顾追问下去了，把话转到葫芦岛撤退的方面。

顾一再委婉地劝我明天参加会报后，就到徐州去指挥，我答“明天再说”，就回到中山北路我的办事处。

我在汽车上想：

今天到南京，看到听到的都是不祥之兆；南京大街小巷都在抢米、抢面，警察看着不敢过问。

徐州的军事部署又未照原计划执行，形成未战而先溃乱丧师的局面。

我想不去徐州，又不敢擅自离开南京，怕触怒了蒋介石。

希望我的老婆今晚由上海赶到南京，明天我睡到床上，由她出来说我腰腿疼的不能起床，不能去徐州。

一到办事处，就问我的弟弟杜子丰：

“秀清（我老婆的名字）什么时候可以到？

”

子丰说：

“三嫂说她不来。

”我觉得又失望又难过，坐着胡思乱想，不知如何摆脱这一厄运。

我弟弟见我坐着发呆，一言不发，就同我谈了一些东北蒋军完蛋后各方面的看法，认为蒋氏王朝已朝不保夕，劝我也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

我觉得他的意见有道理，但是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出脱身之计，怕对蒋介石“不忠不孝”，只好还是一言不发。

子丰又说：

“听说张长官（治中）来南京，同邵力子先生主张和谈，你明天见文白先生探探情况。

”我说：

“好！

你打电话约好时间后我去。

”

１０日，张文白约我下午３点钟谈话，“总统府”武官处通知我４点钟参加官邸汇报。

我上午见了何应钦，谈了东北蒋军复没完全是蒋介石一意孤行的结果（详见我写的“辽沈战役概述”）。

何应钦慨叹不已，力劝我到徐州指挥，并支持我的一切作战主张。

我觉得碍于何的私人情面，无法推卸，就请何拨我一辆新吉普车，供战场上指挥之用（其实是想在逃走时用，免得抛锚被俘）。

何也马上应允，后来将他自己的包车给了我。

午后３时，我见了张治中，陈述了东北蒋军惨败的概略经过和徐州也搞得十分混乱的情况。

我说蒋军不能再战。

张也认为不应该再战。

然后我问张：

“听说长官和邵先生主张和谈，不知谈得结果如何？

”张大意说：

邵先生同我对蒋谈过这个问题，分析了全国民意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认为到了和谈的时候了。

谈了几个钟头，最后蒋说：

‘那么就是要我下野了。

’我们见这种情形，似乎再无法谈下去了。

我说：

“既不能战，又不欲和，怎么办呢？

”张动气地说：

“他要的呀！

”

我觉得我的希望又落空了。

一看表，官邸汇报的时间已到了，就急急忙忙告别而走。

四、蒋介石改变决心，黄百韬被歼

１１月１０日午后４时，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集军事汇报。

我到时，郭汝瑰、侯腾等数人均已先后到会。

大家知道黄百韬兵团及李弥兵团一部在策应李延年部撤退时，即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伤亡惨重，被围于碾庄圩，感到十分恐慌，异口同声地说：

“未料共军行动这样迅速！

”４点钟过一点，顾祝同、蒋介石先后来到，正式汇报开始。

首先，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报告战况。

侯腾说：

“三野主力已占领贾汪，迫近运河以东地区，一部渡过不老河插进曹八集、薛家湖附近截碾庄圩后路。

二野主力（其实是一部）及三野一部在徐州以西、黄口附近与邱兵团接触中。

我军黄百韬兵团主力及四十四军已退过运河西岸碾庄圩附近被围，在抢过运河桥时受三野火力封锁阻击，伤亡甚重。

李延年本人已到徐州取得联系。

第六十三军到达窑湾镇后，尚未渡过运河。

西路邱兵团与共军接触后，且战且退，正由黄口向徐州转进中。

孙元良兵团昨日已到宿县附近。

刘汝明绥靖军已到固镇以南，今日向蚌埠前进。

判断：

敌人将以有力之一部（实际是半数以上）牵制我军，主力（实际不到一半）有包围歼灭黄兵团之企图。

”

侯腾接着说：

“目前徐州情况吃紧，南京后方秩序也极混乱。

昨今两日满街到处抢粮，警察袖手旁观，粮店大部关门不敢营业……”侯的报告未完，蒋介石即怒气大发，手指着侯腾说：

“你造谣！

胡说！

胡说！

哪里有这回事？

”其实我一到南京也发现类似的情况，本来也想提出这个问题，见蒋介石这样的发怒，眼里露出一股杀气，我也不敢说了。

接着，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报告蒋军作战计划，大意说：

（一）以目前情况判断，共军有包围攻击黄兵团的企图。

我军空军炮火绝对优势，以内线作战原则，陆、空协同，步、炮、战车协同，先将运河西岸徐州以东之共军击灭，以解黄兵团之围。

（二）以黄兵团死守碾庄圩，六十三军守窑湾镇待援。

（三）以李弥兵团附七十二军守备徐州。

（四）以邱兵团、孙兵团（现已到达宿县附近，令即返回徐州）迅速东调，击破徐州、碾庄间之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

蒋介石听了郭汝瑰的报告后说：

“一定要解黄百韬的围。

”又问：

“墨三有什么意见？

”这时我见徐州搞得这样糟，蒋介石没有指责任何人不照他的命令，就料到有关蒋军生死存亡的“徐蚌会战计划”的决策是蒋本人改变的。

我昨天到南京，他一直未召见我，也是怕我因为他改变了决策而不去徐州指挥，就先叫顾祝同、何应钦劝我到徐州去，等到我应承去的时候，他就在会议上将这个任务硬套到我的头上。

这时，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

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的这一案，觉得争亦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正在这时，蒋介石转身问我：

“光亭还有什么意见？

”我思考了一下说：

“敌情和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我都不了解，到徐州后，向刘总司令请示，看如何可以抽调部队解黄百韬之围。

”蒋介石说：

“好！

好！

你到徐州，一定要解黄百韬之围。

我已经把飞机替你准备好了，你今晚就去。

”

蒋介石走了之后，顾祝同拉住我说：

“你们两个人都在徐州指挥，有些不大方便。

叫刘经扶到蚌埠去指挥，好罢？

”我说：

“指挥这样大兵团作战，情报补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业务。

总部一离徐州，我的机构不健全，势必形成瘫痪，影响作战。

请总长放心，我同刘老师不会发生摩擦的。

”又对顾说：

“请总长允许我一个要求：

就是解黄百韬之围的战略战术、兵力部署，我不一定照今天会议决定的去做。

”顾了解我的意思，连称：

“可以，可以，你怎么决定，就怎么办好了。

”

当晚我带了必要的幕僚人员邓锡洸、冯石如、张干樵等飞向徐州。

说也奇怪，南京到徐州的飞机是经常飞的，可是这一次却迷失了方向，沿途找不到徐州。

一直飞到黄河边，驾驶员才发现飞过了，急忙回头，一直弄到１２时前后还未找到徐州。

驾驶员发出警报说：

“再过一小时找不到的话，油就完了。

”正在紧急关头，左侧方发现灯光，飞机转身而去，就是徐州。

降落后已经近１点多钟了。

我当时这样想：

“真是天要灭蒋”，情况这样吃紧，飞机又误了几个钟头。

到徐州后，得知情况如下：

蒋介石的命令头一天（１０日）晚上已到，但徐州“剿总”并未实施，理由是：

（一）邱兵团被二野牵制，无法东调；

（二）十六兵团１１日晚始可到达徐州市以南之三堡附近；（三）黄百韬兵团渡运河桥时损失甚重，碾庄粮弹两缺，攻既不可能，守亦成问题；（四）李弥兵团荣誉师之一部掩护第七兵团后退到曹八集，９日晚被解放军消灭，现解放军已在不老河以南曹八集、薛家湖一带占领阵地；（五）不老河北岸解放军有大部队集中，对徐州压力极大；（六）黄维之十二兵团现到达阜阳附近，因之无法抽调兵力解黄兵团之围。

昨晚黄百韬电话尚通，今日（１１日）起电话不通，仅有无线电可联络。

这时徐州总部非常混乱，刘峙、李树正对解放军的作战企图并无全面分析判断，只是被各方面的情况所迷惑，束手无策。

我这时对于情况也极模糊，一时无法作具体判断和决心处置。

看到“剿总”的一份“敌我态势图”，除徐州东南褚兰、八义集间尚无情况发现外，其他外围解放军已重重包围牵制，要抽调某一方的兵力解黄百韬之围，诚属不易；加以“剿总”的情报机构腐朽，除直接收集第一线部队的情报外，并未收集直接的战略情报。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线部队长总是夸大他当面的敌情，而使高级指挥官无从正确判断。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蒋军这时恰恰相反，既不知己，又不知彼。

而蒋军之所以全军覆没，固然是由于它本身腐朽，指挥机构无能，可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蒋军丧尽民心。

在淮海战役之始，徐州附近人民对于蒋军实行了严密封锁，蒋军的特务只能派出，无法返回。

徐州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