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解读三农问题.docx
《资本论解读三农问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资本论解读三农问题.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资本论解读三农问题
试用《资本论》解读三农问题（赵学增）
时间:
2005-12-2512:
09来源:
未知作者:
赵学增点击:
54次
试用《资本论》解读三农问题
赵学增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博导； 510631；
随着资本开始占领农业和农村，农民身份终结已经局部开始了它的历史，近年来我国每天平均消失村庄约为53个。
恩格斯的农民政策取向是：
不要违背农民意志而用强力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更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去剥夺农民；要慷慨地对待农民；要坚决站在农民一边，千方百计地来维护农民的利益。
采取一切措施促使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尽量少用不公正的手段剥夺农民，阻挠他们的直接掠夺和欺诈行为；通过示范和帮助的方法，让农民走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
我国目前土地制度应该如何深化改革呢？
我们可以借鉴和土地所有权分离的农业资本制度的历史经验，淡化所有制的概念，为了省略历史的多余程序，节省制度变迁的成本，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根据现实经济条件的约束，在目前建立与完善在土地国家所有基础上的私人经营制度，坚持合作化、企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在土地国家所有基础上通过合作化的渠道逐步实行工厂制度，开创了企业化的社会化的农业新时代，作为向完全的土地公有制度的历史过渡形式，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制度选择。
关键词：
小块土地 贫困根源 农民政策 农业资本制度
土地国家所有基础上的私人经营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就三农问题分别在1982、1983、1984、1985、1986、2003、2004和2005年陆续发了7个一号文件。
这足以看出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显现出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一个重中之重的难题。
对于三农问题，近年来理论界同仁们积极地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纵观所有研究三农问题的文献，我们会惊奇的发现一个普遍现象：
那就是似乎研究中国三农问题与马克思《资本论》没有什么关联度，马克思的《资本论》果然真的被当作历史的垃圾被人们遗忘了吗？
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三农问题有大量精辟的论述，这些似乎已被人们搁浅和尘封的理论对于我们解读当前三农问题应该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
本文试图有针对性的正面阐述马克思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也许能为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理论空间。
一、农村和农民
如何看待和评价农民？
我们的制度体系能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什么帮助？
农民贫困的制度根源在哪儿里？
如何让农民变得不再贫穷，如何改变农民的社会边缘地位，让农民真正能够享受不再倍受歧视的久违的国民待遇？
经济学如何为作为穷人大多数的农民提供基本的理论帮助和政策支持？
（一）农村
马克思认为农村有三个经济特征：
第一、农村运行逻辑：
结构牢固、恪守传统、力求稳定、按照社会威望确定等级、按照世代交替节奏缓慢进化。
马克思这样描述农村经济要素结构的牢固及其超强的再生产能力，“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
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
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的风暴所触动。
”（《资本论》第1卷第396－397页）在这个结构非常牢固的农村中，所有农村成员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是为了这个整体的稳定，变化只能曲折迂回的通过否定自身缓慢导入。
人们从不怀疑传统，恪守传统，关心传统，维护传统，按照这个传统的秩序日复一日的生产和生活，不愿意也不可能对这个社会的运行结构和形式进行任何改变，在他们看来任何有可能改变这个社会传统的举动都是不可饶恕的离经叛道的冒险行为，而且一旦尝试去做这种危险的举动就马上会招引来家人和周围群体的公愤、嘲笑、排斥和敌意，村落的各种社会约束的武器也会马上令其遵守传统的规范。
第二、农村是一个同质化了的互识的自治整体。
以血缘、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农村是一个同质化了的互识的自治整体。
农民在土壤肥力、气候条件、生产工具和技术等方面具有同质性的生产条件下，使用同样的生产工具，用同样的技术按着常规和传统，生产出差异性不是很大的农业产品。
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产品之间的差异性很小，这样就造成整个农村人们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同质化，进而造成农村社会关系的人格化、非功能性化和可分割化。
（见《资本论》第3卷第1017页）第三、农村日益被孤立化和边缘化。
马克思认为由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工商业和农业以及资本和土地的分离导致人们接受社会分工的强制安排，成为城市的或乡村的局部动物，而且伴随着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向城市的集中，而农村就被相对地孤立起来。
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开始的，它贯穿于全部的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全部的经济史都可概括为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运动，这二者之间的利益对立构成一个国家内部的两种力量、势力和人群。
当城市成为发达的生产中心和国家权力运行基础的时候，乡村的孤立、分散及边缘化就逐渐变得日益突出，这时，城市凌驾于农村之上并以一种不可逆的方向来剥削农村的趋势就越来越明显。
城市剥削农村的开始形式是：
垄断价格、赋税制度、行会、商业欺诈以及高利贷。
由于资源配置高度向城市转移和集中，使得城市以及它的不依赖于土地的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其变化日新月异但农村变化却极为缓慢，它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相反农村的滞后而缓慢的发展却给城市以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印象。
所有的人都似乎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应具备的正常的经济秩序，那些必须遵守社会秩序、道德和信仰的听话的农民应当毫无怨言的以他们的劳动贡献和成果无代价地来养活城市，并象供给兵营那样供给城市和工业所需的一切原料和资料。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
孤立和分散。
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
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
――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6－57页）“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25页）“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
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
”（《资本论》第1卷第390页）“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分离，由于大的生产中心的形成，而农村反而相对孤立化。
”（《资本论》第3卷第733页）“分工已经比较发达。
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国家之间的对立也相继出现。
这些国家当中有一些代表城市利益，另一些则代表乡村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页）面对这个历史已经形成的城市和农村的长期对立以及农村日益变得孤立化和边缘化，马克思的态度很坚决，那就是要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对立。
但是要消灭这种对立不是靠单个人的意志就能做到的，城乡的对立最终要靠许多物质条件来解决。
这个物质条件主要是能支持共同劳动得以生成的工业大生产和大地产的规模和力量的历史积累。
“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实现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6－57页）“在过去任何时代，消灭个体经济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还没有具备这样做的物质条件。
组织共同家庭经济的前提是发展机器，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例如自来水、煤气照明、暖气装置等，以及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
没有这些条件，共同经济本身是不会成为新生产力的，它将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它将建立在纯粹的理论上面，就是说，将纯粹是一种怪想，只能导致寺院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页注1）这就是说，消灭城乡的割据以及他们之间利益的对立需要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积累，当客观的物质条件不具备而只凭主观意向那是堂吉坷德式的愚蠢行为，如果客观物质条件已经初步具备而失于主观决策的错位，相反还变本加厉的去贪婪的人为的扩大城市和农村的对立甚至对抗，比如建立在牺牲和盘剥农村而孤立而优先发展工业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工农业剪刀差为切口的强制让农业为工业输血的产业政策，以及对农村进行强制隔离的系列歧视制度安排等都严重违背了马克思设计的制度目标。
（二）农民
1、农民的社会人格特征：
象是麻袋中的一个个的马铃薯。
马克思把农民比喻马铃薯，比较形象地刻画出农民社会人格的主要特征：
封闭、孤立、独立、松散、同质、社会交往缺乏，没有集合力。
也就是说，他们都处在与主流社会隔离而封闭的生活环境，人的生产能力在狭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和丰富的社会关系以及多种多样的发展机会。
他们之间无差异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得他们的生存之道只有单纯靠与自然的交往，而不是社会交往。
谋求和维持生存的压力及活动足以占据他们的全部精力，需求简单而满足需求的手段也贫乏。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
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
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
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
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
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
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了一个省。
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目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
2、小块土地既是农民生产繁荣的条件，也是造成农民经济贫困和政治上被压迫的制度根源。
（1）小块土地是农民生产繁荣的条件。
农民酷爱自己的土地，并把它赋予崇高的价值，在农民心里土地已经与自己及其家人、职业视为一体，这就使土地染上了个人情感的浓厚色彩。
农民之所以这样把土地视为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的价值，是因为他们把所有生存的希望都全都寄托在这小块土地上。
而“这块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8页）就是说，小块土地恰恰满足了农民谋生对生产条件的物质需要，换句话说，选择为生存而生产，是农民根据他所拥有的全部资源的最合理的资源配置方法。
对于这一小块土地来说，农民选择超过生存之外的其他经济目标似乎都是浪费的，无效率的。
“小农维持生计的农业（在后一场合，土地的占有是直接生产者的生产条件之一，而他对土地的所有权是他的生产方式的最有利的条件，即他的生产方式得以繁荣的条件）”（《资本论》第3卷第694页）
（2）小块土地是造成农民经济贫困的制度根源。
农民拥有的生产资源有限，当这块有限的土地使拒绝使用社会化的技术、科学和劳动资料成为必要的时候，就使得这个生产方式难以摆脱劳动生产率很低的艰难处境，整个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都被束缚在这些小块土地的农业劳动中，它不能为社会游离出更多的劳动力和提供更多的剩余产品，结果以工业为标志的其他产业也就得不到长足的发展，继而导致包括农民自身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经济贫穷。
对于农民及其家庭来讲，当人口、自然风险的压力以及其他各种不确定因素一旦干扰了生产过程，农民生产就缺乏应对的有效的弹性，很快陷入难以自拔的贫困状态。
“可是法国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地产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
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主，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
只经过两代就足以产生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
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9－220页）（3）小块土地使农民只有生产组织而没有保护自己的政治组织。
由于农民的生产组织都有着各自的分布过于分散的像是一盘散沙的小块土地的约束，使得他们虽然处于同一地域但彼此来往甚少，基本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
由于农民的生产组织缺乏能够联合起来的物质条件即大地产，这样就难以形成任何共同的联系与关系，更不可能形成可以代表自己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地域性和全国性的有力量的政治组织。
“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
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4）小块土地是造成农民在政治上被压迫的制度条件。
导致农民贫穷的主要原因在于小块土地所带来的那些政治和社会因素对农民的压迫和盘剥。
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一方面是历史的经济条件使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集权制度的政治需要。
只有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小块土地上，整体农民才会成为一盘散沙状态，农民的社会存在就不会也不可能对政权造成任何威胁，这样集权统治就可以无约束的任意对农民进行各种剥夺和剥削。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
它造成全国范国内一切关系和个人的齐一的水平。
所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同等的作用。
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
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到处入侵。
最后，它造成没有职业的过剩的人口，使他们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21页）农民“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个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給他们雨水和阳光。
所以，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218页）表现为集权的行政权力对农民的残酷剥夺和剥削主要是通过繁重的赋税、各种不公平的摊派以及垄断价格等形式贪得无厌的盘吸着农民的血脂，加剧了农民的贫困状况。
历史上统治阶级为了有效地巩固自己的集权统治都会极力使农民的小块土地作为一种制度模式固定下来，为的是让他们专制的大麻袋里的马铃薯永远成为他们政治统治和经济上盘剥的源泉而不至于在历史长河中断流。
“俄国的农民愈勤劳，国家对他们的剥削就愈重。
”（《资本论书信集》第286页）可见，小块土地的制度安排对农民而言，在历史上起着双重作用，曾支撑过小农经济的繁荣，但也不断再生产出农民的经济贫困。
对农民而言，要想摆脱经济贫穷就一定要摆脱小块土地的制度约束。
因此，我们不能侥幸地对小块土地的制度设计抱有任何幻想。
3、农民的私有制只是名义上的。
如果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可以获得法律上的所有权证书，在行政权力的范围内当这个证书已经变得多余或成为威胁因素时，国家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寻找各种理由轻易地把这个证书废除。
“小农――仅仅是名义上的私有者，然而也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直到现在还以为自己是实际上的私有者。
在英国，凭议会的一道法令，在两个星期里就可能使土地变为公共财产。
在法国，这却要通过土地所有者负债累累和担负重税才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49页）如果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什么所谓集体所有制，这个所有制可能是一个十足的冒牌货。
因为这个所谓的集体所有制是虚幻出来的概念，农民仅仅拥有的是土地的单纯占有权，集体所有只是一个空壳，国家始终掌握着任意动用土地变更和土地买卖的垄断权力，这样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在国家手里而不是在那个所谓的什么被愚弄的集体那里。
“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
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页）
4、农民工：
资本的轻步兵和流动的传染病纵队。
“现在我们谈谈一个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层。
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
当不行军的时候，他们就‘露营’。
这种流动的劳动就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面。
这是一支流动的传染病纵队，他们把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等疾病带到他们的扎营的附近地区。
在象铁路建设等需要大量投资的企业中，通常由企业主本人为自己的军队提供一些木棚之类的住所，这种临时性的村落，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不受地方当局监督，对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图，他把工人既当产业士兵又当作房客进行着双重剥削。
”（《资本论》第1卷第728－729页）我们这里不涉及农民工在城市里就业过程所遭遇的歧视性的制度陷阱，包括户籍、税收、工资标准、医疗保障、子女上学负担、劳动安全保护、工作强度、工资保证（2003年拖欠农民工资为1000亿元左右）等，只是简单说一下农民工作为流动的传染病纵队的情况。
我国目前13亿人口，有64％以上的人口在农村，2003年为9亿多。
全国劳动力7亿，农业劳动力大约占5亿弱。
农业耕地130039.3千公顷，农村剩余劳动力3.5亿，出外打工劳动力1.2亿。
2003年全国艾滋病确诊感染者为45025例，估计感染者为84万人，农民所占比例约为80％。
肺结核病人459万人，80％也在农村。
（资料来源：
李小云主编《中国农村情况调查》第14页、《中国农业统计资料》第2页）
5、农民身份历史终结的趋势与时间。
为了创建资本工业，也为了资本进驻农业而做历史准备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无情地把大量农民赶出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工业和农业的无产者。
资本全面占领农业，将农业按照新的产业规则与资本的意志加以再造，进而完成资本对产业的全面控制是个不可阻扰和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
从15世纪70年代、16世纪初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清扫领地，在英国大致用了300多年时间。
在整个西欧到了20世纪末，农民才最后全部消失，就是说整个西欧大致用了约近500年的时间。
马克思说：
小农生产方式“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
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
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
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
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
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婪的驱使下完成的。
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资本论》第1卷第830－831页）伴随着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退出历史舞台，村落在行政版图上不断消失，农民的农业耕作史也就断裂了，农民这一特定范畴也就自然地终结其历史使命。
农民“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3页）“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不可抑止地走向灭亡和衰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6页）“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2页）“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了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9页）可见，从自给自足社会到市场风险社会，从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标志的市场经济体制，从世世代代守望着土地并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到自由的一无所有的产业工人的转化是一个历史剧变，也是一个时代的进步，这个过程充满着利益撞击、文化摩擦、身份裂变、人格兼容、心理失落、差异的辛酸。
就是说农民身份的历史终结是不可避免的，它将成为人们历史上难以忘怀的充满复杂感情的个人和集体的回忆。
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建立的历史时期，资本已经开始进驻农业领域，由于不断扩张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学城的圈地、房地产业的膨胀再加上征地撤村、村庄合并、村落并入城市等原因，使得我国目前每天几乎有50个左右的村落消失。
2001年每天消失76个村庄，2002年为40个村庄，2003年为43个村庄，以上三年每天平均消失村庄约为53个。
（根据《中国农业统计资料》第2页资料测算）。
令人担忧的是不象英国和西欧圈地那样主要用于畜牧业和农业开发，我国近期出现的圈地运动真正用于农业开发目的的并不占主体。
农民在这种圈地运动中不仅失地而且失业，目前全国失地农民约为8000万人。
（见《中国经济大论战》第9辑第248页）就是说，农民身份终结在我国已经局部展开并开始了它的历史，农民身份终结本来是一个历史进步过程，但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并没有感到这种进步的力量所在。
等待他们的可能只不过是贫困的形式的转换，甚至是更加贫困命运的到来。
我们的制度设计应该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同步，过去的那种僵硬的缺乏弹性的过时制度应该尽快废除，尤其是带有歧视农民的制度设计早就应该进入历史的垃圾堆，我们应该有这个勇气来破除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为了整个社会的和谐，为了让近9亿的农民真正能够享受到并不是奢侈要求的国民待遇，为了让这9亿农民在未来的身份终结时不再受贫困枷锁的束缚而获得经济的解放，就是说让农民不再贫困，我们应该在制度设计上为农民留下足够的自由和发展空间。
6、对待农民的政策取向。
如何对待农民，尤其是在资本开始要吞并农业和农村，农民身份终结已经开始初见端倪的历史时期。
是让农民任凭资本的残酷的制度安排，还是伸出一只温暖的手来解救他们，帮助他们避免历史的厄运，以减少最大的损害，还是面对农民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安排而无动于衷、麻木不仁？
或者对农民的遭遇只是停留在道义上的同情而束手无策？
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对待农民的政策取向，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从中一定会发现到我们以往对待农民政策的巨大差距与错位，同时也会领悟到我们对待农民正确的政策途径。
（1）不要违背农民意志而用强力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
（2）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去剥夺农民。
（3）要慷慨地对待农民。
为了农民的利益不能袖手旁观，必须拿出一些社会资金来帮助农民渡过这个历史难关，让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
（4）坚决站在农民一边，千方百计地来维护农民的利益。
采取一切措施促使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尽量少用不公正的手段剥夺农民，尽可能阻挠他们对农民的常常发生的直接掠夺和欺诈行为。
（5）通过示范和帮助的方法让农民走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
这里包括对待失地农民和暂时还拥有土地的农民两个方面的政策要求，首先是对待失地农民的政策要求：
第一，由地方政府和工会规定工资最低限额。
第二，建立由失地农民半数以上组成的农村工商业仲裁法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