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唐代婚姻制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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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唐代婚姻制度

前言

中国古代最早表示“婚姻”概念的是“昏”，本义指黄昏日落之时。

由于历史上的某一时代曾广泛存在掠夺婚制，而掠夺妇女多以黄昏时，方才不易为人发现，故引申为指婚姻。

再后来，在“昏”旁加“女”而成“婚”。

至东汉郑玄注《礼记•昏义》，才首先使用“昏姻”一词。

按郑玄说：

“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

”又说：

“婿曰昏，妻曰姻。

”据此，婚姻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

一指嫁娶之礼，也即采用一定的仪式或者形式而结婚，或者说是指结婚行为与仪式；二是指夫妻之间的特定关系。

唐代上承胡汉文化融合的北朝，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若干胡风而成为其立国的特点，因此唐代社会常予人以活泼、豪放的印象，激发了笔者欲一探其社会礼教的动机。

目录

摘要1

1.婚姻成立的禁止条件1

1．1同姓与非同姓1

1．1.1同姓不婚1

1.1.2外姻尊卑之禁婚3

1．2士庶、贵贱4

1．2．1士庶不婚4

1．2．2良贱不婚5

1．3监临官与民不婚8

2.唐朝的婚姻法律制度的特征9

2.1.道德与法律的有机结合9

2.2.社会利益与家族利益的有效平衡9

2.3.国家干预范围与程度的适度控制9

结语10

注释11

参考文献12

致谢14

论我国唐代婚姻制度

摘要：

婚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本文由婚姻的研究入手，从制度的层面探讨在唐代婚姻制度中的婚姻的禁止条件，主要有同姓不婚、外姻尊卑、良贱、士庶、官吏与部民等，总结了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特点。

唐代上承胡汉文化融合的北朝，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若干胡风而成为其立国的特点，因此唐代社会常予人以活泼、豪放的印象。

文章采用了对比的论证方式，大量搜集了文献中关于礼制对婚姻制度的规定，对比唐代的律例规定以及文献所记载的实例，以证明唐代的婚姻制度与礼制是一脉相承的，其实质是对古代礼法的一种制度化。

关键词：

唐律禁止条件礼制

1.婚姻成立的禁止条件

婚姻成立的禁止条件,也称婚姻成立的法定障碍,就是法律所规定的足以阻止婚姻成立的事由。

按照唐朝法律的规定,婚姻成立的禁止条件主要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同姓、外姻尊卑、良贱、士庶、官吏与部民等。

关于这些禁止条件,有的学界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比如异类不婚,有的则尚需作进一步探讨。

本部分旨就配偶的选择，了解唐代社会身份制之严谨度。

同时透过法律的规定与实例，探讨社会不同身份者的婚姻禁忌，并讨论法律落实于当时社会的程度。

1．1同姓与非同姓

现从同姓不婚、外姻尊卑不婚两方面加以讨论。

1．1.1同姓不婚

同姓不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据说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如此,其后各朝也往往有同姓不婚的禁令。

礼经中有明载，如“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四世而缌，服之穷也。

五世袒免，杀同姓也。

六世亲属竭矣。

其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昏姻可以通乎？

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据礼经所言，凡是同宗共姓，不论正姓（嫡支）、庶姓（非嫡支），虽隔百代，仍然不可通婚。

唐朝承此,唐《户婚律》“同姓为婚”条曰：

“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

”至于同姓不婚的范围，本条疏议有云：

“同宗共姓，皆不得为婚，违者各徒二年。

然古者受姓命氏，因彰德功，邑居官爵，事非一绪。

其有祖宗迁易，年代寝远，流源析本，罕能推详。

至如鲁、卫，文王之昭；凡、蒋，周公之胤。

初虽同族，后各分封，并传国姓，以为宗本，若与姬姓为婚者，不在禁例。

其有声同字别，音声不殊，男女辨姓，岂宜仇匹，若阳与杨之类。

又如近代以来，特蒙赐姓，谱牒仍在，昭穆可知，今姓之与本枝，并不合并为婚媾。

其有复姓之类。

一字或同，受氏既殊，元非禁限。

若同姓缌麻以上为婚者，各依《杂律》奸条科罪。

”归纳上文所述，可将同姓不婚范围分为三种情形：

首先是同宗异姓者，若不能推其源，然可能同宗而异姓，不予禁止；若蒙赐姓，虽与本宗姓异，但知是宗，则予禁止。

其次是声同字异之姓，不得为婚，而列于同姓范围，据此，可推知非亲属关系的同姓，也在禁限；复姓一字相同者，不列于同姓范围，可以为婚。

第三是缌麻以上同宗，不得为婚。

缌麻为服亲中最低等，依据唐律的解释是指内外有服亲，但在此条文中仅指同宗之缌麻亲。

如上所述，同姓范围已超过同宗范围之外了。

疏议所谓“同宗共姓”，显然也包括了非同宗之共姓。

再者，《户婚律》同条疏议曰：

“问曰：

……未知同姓为妾，合得何罪？

答曰：

‘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

’取决蓍龟，本防同姓。

同姓之人，即尝同祖。

为妻为妾，乱法不殊。

《户令》云：

‘娶妾仍立婚契。

’即验妻、妾，俱名为婚。

依准《礼》、《令》，得罪无别。

”可见娶妾亦须遵守同姓不婚规定。

文中所谓“同姓之人，即尝同祖”，显示同姓不婚是根据同宗不婚的意念而扩大的。

若违反此等规定，刑律对缌麻以上同宗为婚之罪，量刑最重，论以奸罪。

唐律规定奸罪，即使在议减的情况下，亦不得减赎，并不入犯罪未发自首，得以原罪之列，可见属于重罚。

由此可推论同姓不婚仍有亲疏之别。

此外，唐《户婚律》“尝为袒免妻而嫁娶”条曰：

“诸尝为袒免亲之妻而嫁娶者；缌麻及舅、甥、妻，徒一年；小功以上，以奸论。

妾，各减二等。

并离之。

”此条规定男子不得娶尝为袒免以上亲之妻妾，换言之，女子亦不得再嫁尝为袒免以上亲之男子。

所谓“尝为”，据本条疏议的解释，包括寡在夫家、被放出或改适他人者。

而条文中之“袒免亲”，疏议云：

“高祖亲兄弟，曾祖堂兄弟，祖再从兄弟，父三从兄弟，身四从兄弟、三从侄、再从侄孙，并缌麻绝服之外，即是‘袒免’。

即同五代之祖，服制尚异他人，故尝为袒免亲之妻，不合复相嫁娶。

”可知袒免亲是指同宗共姓但在五服外之亲。

疏议又云：

“‘缌麻及舅甥妻’，谓同姓缌麻之妻及为舅妻，若外甥妻，而更祖嫁妻者，其夫尊卑有服，嫁娶各徒一年。

‘小功以上，以奸论’，小功之亲，多是本族，其外姻小功者，唯有外祖父母。

”因此，除舅甥、外祖父母是触及外姻尊卑为婚之禁外，其他均基于同姓不婚而禁娶。

可见同姓不婚范围还包括曾嫁入本族之女子。

至于同姓不婚的理由，如“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不娶同姓者，重人伦，防淫佚，耻与禽兽同也”。

所谓不繁、不殖，有无后之意。

据此可知，预防无后和维持人伦之序，是同姓不婚的主要理由之一。

这种同姓不婚的理念，首先见诸于律令的，是在北魏孝文帝时期。

因此唐律的同姓不婚并非首创，但其理论基础，由前述“同姓不婚”条疏议“依准律令，得罪无别”之言，可知是沿自诸礼经。

不过唐律规定异姓，但是有可能是同宗者，若不能推其源，可以通婚。

同姓为婚之例，文献记载不多，如太宗纳弟元吉之妻、高宗纳父后宫武氏、安乐公主先嫁武崇训，再嫁崇训从父弟，此等事例，均违反了前述唐律禁娶曾为袒免以上亲之妻妾的规定，其中多半是皇室与外戚触犯，并未受到任何的制裁。

虽然如此，同姓不婚仍为社会圭臬，可由以下事例证明：

殿中侍御史李逢年去妻欲再娶，许婚兵曹李札寡妹（曾适元氏），李逢年初以李氏名家女，年幼且美，家又富贵而沾沾自喜，后惊为同姓而罢婚。

综合上述，或以遭天下非议而谏帝止纳其同宗共姓妇；或因同姓而罢婚；或原受赐姓，因娶同姓女而改赐姓，恢复原来姓氏，显示同姓不婚仍为朝野所宜遵守。

1.1.2外姻尊卑之禁婚

外姻指由婚姻关系所建立的亲属关系，包括母族及女系血族、妻族等。

关于这方面的禁婚情形，唐《户婚律》“同姓为婚”条曰：

“若外姻有服属而尊卑共为婚姻，及娶同母异父姊妹，若妻前夫之女者，亦各以奸论。

”疏议云：

“外姻有服属者，谓外祖父母、舅、姨、妻之父母。

此等若作婚姻者，是名‘尊卑共为婚姻’，……若妻前夫之女者，注云：

‘谓妻所生者’，谓前夫之女，后夫娶之，是妻所生者。

如其非妻所生，自从本法。

……其外姻虽有服，非尊卑者为婚，不禁。

”“其父母之姑、舅、两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并不得为婚姻，违者各杖一百。

并离之。

”疏议云：

“‘父母、姑、舅、两姨姊妹’，于身无服，乃是父母缌麻，据身是尊，故不合娶。

‘及姨’，又是父母小功尊；‘若堂姨’，虽于父母无服，亦是尊属；‘母之姑、堂姑’，并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亦谓堂姊妹所生者，‘女婿姊妹’，于身虽并无服，据理不可为婚：

并谓尊卑混乱，人伦失序。

”归纳以上所述，其禁婚范围可分为两方面：

第一，谓外姻尊卑失序之婚姻。

又可分为下列三项：

（一）有服者。

其中外姻尊卑有服者有四种情形：

外祖父母与外孙外孙女、岳母与女婿、母舅与外甥女、姨与外甥。

前述同姓不婚一节中已言及舅甥、外祖父母外孙妻妾不可娶，仍基于外姻有服尊卑不得为婚这项规定。

疏议谓“外姻虽有服，非尊卑者为婚不禁”，据此，表兄弟姊妹婚是被许可的。

（二），无服者。

有三种情形：

父母之姑、舅、从母姊妹、姨或堂姨；母之姑或堂姑；己之堂姨、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之姊妹。

（三）娶妻与前夫所生之女。

第二，指娶同母异父姊妹。

从这两方面看来，凡是因婚姻而建立的亲属尊卑关系，不论有服无服，一律禁婚。

非尊卑关系的同母异父姊妹，似是基于血缘因素而禁婚。

至于定律的理念，如前述“同姓不婚”条疏议有谓“尊卑混乱，人伦失序”，其实汉儒班固已明言“外属小功以上，亦不得娶也。

而魏世袁准亦曰：

“今之人内外相婚，礼与？

曰：

中外之亲，近于同姓，同姓且犹不可，而况中外之亲乎！

古人以为无疑，故不制也。

今以古之不言，因谓之可婚，此不知礼者也。

”魏儒主张内外之亲，不可为婚，包括同辈在内，较之汉儒班固仅言外属小功以上为严。

而首先将它著于禁令的是西魏文帝，规定中外及从母兄弟姊妹不得为婚。

降至北周，先禁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妻妾，后又放宽，允许母族绝服外者媾婚。

因此，唐律允许外姻同辈为婚，实较魏儒的主张及西魏、北周的禁令为宽。

但其强调外姻尊卑为婚之禁，不论有服无服，又较汉儒允许小功以下、北周允许母族绝服外者通婚为严。

可见唐律之禁制，乃特重尊卑长幼之序。

1．2士庶、贵贱

中国历史上的社会阶层，有贵贱、良贱、士庶等之区分。

其中士庶之分，为魏晋至隋唐间门第兴盛下的产物，这时期一过，士庶之分随之打破。

但贵贱、良贱之分，则始终存在至清末。

贵贱指官吏与平民的不同社会地位，良贱则指良民和贱民的不同社会地位。

因此本部分分士庶、良贱、官民等不婚来探讨。

1．2．1士庶不婚

魏晋南北朝是士族（贵族）的隆盛时代，此朝士庶（贵族平民）的区分较其他时代明显，极力避免士庶间的混淆，以保障士族在政治、社会上的特权，因此盛行士庶不婚身份内婚制。

这种现象一直残存到唐代，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有不少是籍“国婚”，即联姻皇室，以维持其门弟。

演进到唐代，依据唐人柳芳的分法将士族分为过江的侨姓，东南的吴姓，山东的郡姓，代北的卢姓。

其中山东士族在社会上最受重视，所以如此，是因为其秉持汉时的旧阀观，并非迁洛以后的新阀观。

又根据贞观、显庆年间屡修士族谱牒，更可窥知在统治者眼里的士族和社会上所认同的士族是不同的。

《贞观政要》卷七《论礼乐》云：

“贞观六年（六三二年）……诏吏部尚书高士廉……等，刊正姓氏，普则天下谱牒……撰为《氏族志》。

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为第一等。

太宗谓曰：

‘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

不论数代已则，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为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

’遂以崔干为第三等。

”因此，在唐代统治阶层眼里，是以冠冕定士族，这和魏晋南北朝以来所认可的传统意义上的士族，不尽相同。

虽然有此不同，但表现在山东士族里的婚姻，仍有浓厚的门弟观念。

或相矜尚，自为婚姻，如唐高祖所云：

“比见关东人与崔、卢为婚，犹自矜伐”；或恃族望而与卑族进行魏晋时候的财婚习俗，此由太宗的话可得到印证。

“贞观六年，（六三二年），太宗谓……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犀，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

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

’”贞观十六年（六四二年）太宗又诏曰：

“氏族之盛，实纪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

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粱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于穷赀，结缡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朽名教……惟此敝风，未能尽变，自今已后，明加告示……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

”太宗不但屡屡批评财婚恶习，且加以禁止，可见这种事实的存在。

据此可知山东士族并不尽局限于自相为婚，但向外通婚时则多高挂门弟，以求陪门财，而三品以上的朝廷大臣，仍争与山东士族通婚，显示出山东士族社会地位之高。

一直到文宗时，社会上仍以山东士族通婚为荣。

此亦可由下列诸例窥知。

如唐初太宗禁王妃主婿议山东之族，但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等仍盛与为婚。

至玄宗朝，李彭年慕山东著姓婚姻，引就清列，以大其门。

从此等例子看来，虽大半未见通婚实例，但仍可确知至唐代后期宣宗时，山东士族的门弟观念仍在，人们仍然肯定他们的社会地位。

1．2．2良贱不婚

唐代有良民、贱民之分。

而贱民层又可分为官贱和私贱。

属于官贱者有官奴婢、官户、杂户、工乐户、太常音声人等。

属于私贱者有私奴婢、部曲、部曲妻、客女、随身等。

这些贱民在唐律中的地位有高低之分，其顺序谓：

太常音声人－杂户－随身、部曲妻－工乐户－官户－部曲－官奴婢－私奴婢。

此外，妓女在当时亦属于贱人；在良贱身份的区分下，婚姻对象也被限制。

贞德元年（六二七年）曾颁下鼓励庶人无家室者嫁娶的诏书，明言任其“同类相求”，便含有良贱不婚之意。

此后，律令上有更详细的规定。

首先，唐律有禁止良人与奴婢通婚的规定。

《户婚律》“奴娶良人为妻”条曰：

“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

离之。

其奴自娶者，亦如之。

主知情者，杖一百；因而上籍为婢者，流三千里。

”疏议曰：

“……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谓主得徒坐，奴不合科。

其奴自娶者，亦得徒一年半。

主不知情者，无罪；主若知情，杖一百。

”又有“即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徒二年（奴婢自妄者，亦同。

）各还正之。

”由条文内容看来，显然禁止私奴婢与良人通婚，无论是主人帮奴娶良人或奴自娶、抑或主人妄冒奴婢为良人或奴婢自妄，而与良人为婚等，一律禁止，违犯者判刑。

其中又以将嫁与奴之良人女上籍为婢或冒充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通婚之罪较重，犹以将良人女上籍为婢，判流刑三千里为最重。

说明良贱身份不可随意造假混乱。

开元二五年令也规定奴婢诈称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之婚姻无效。

此外又禁止奴婢私嫁女与良人为妻妾，犯此者准盗论。

因此良人若以婢为妻，以婢为妾，分别判以二年、一年半徒刑，即良人之妾，亦须是良人。

唐《户婚律》“放部曲为良”条曰：

“妾者，娶良人为之。

”所以婢只能在有子及经放为良的情形下，为良人妾，但仍不得为良人妻。

唐《户婚律》“以妻为妾”条曰：

“若婢有子，及经流放为良者，听为妾。

”疏议曰：

“问曰：

婢经放为良，听为妾。

若用为妻，复有何罪？

答曰：

……婢虽经放为良，岂堪承嫡之重。

律既止听为妾，既是不许为妻。

”除私奴婢不得与良人通婚外，唐律尚明定杂户、官户、客女等，不得与良人为婚。

如唐《户婚律》“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条曰：

“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

官户娶良人女者，亦如之。

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

”疏议曰：

“……官户私嫁女与良人，律无正条，并须依首、从例。

”《户婚律》“以妻为妾”条又云：

“以……客女为妻……徒一年半。

各还正之。

”客女虽不能为良人妻，但同婢一样，经放良后，得为妾。

《户婚律》“放部曲为良”条疏议曰：

“问曰：

放客女及婢为良，却留为妾者，合得何罪？

答曰：

妾者，娶良人为之……况放客女及婢，本主留为妾者，依律无罪，……”被放客女虽可为妾，但仍与前述婢相同，不可为主人妻。

唯是否能为主人外之良人妻妾，并无进一步说明。

除以上所述之贱民外，还有官奴婢、工乐户、太常音声人、部曲、随身等。

唐律令中并无随身的婚姻规定，至于官奴婢、工乐户，唐《户婚律》“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条云：

“其工、乐、杂户、官户，依《令》‘当色为婚’。

”《大唐六典》亦云：

“凡官户奴婢，男女成人，先以本色媲偶。

”此即规定当色为婚，不可与良人婚。

就此而言，玄宗朝当色为婚的规定，较先前严格。

此外，唐律规定禁娶逃亡妇女为妻妾。

《户婚律》“娶逃亡妇女”条曰：

“诸娶逃亡妇女为妻妾，知情者与同罪，至死者减一等。

离之。

即无夫，会恩免罪者，不离。

”疏议曰：

“其不知情而娶，准律无罪，若无夫，即听不离。

”此条规定，或基于防止藏匿犯人，但犯罪者，身份已不同于良人，此仍含有良贱不婚之意。

良贱不婚的身份内婚制，周代或已如此。

礼经上也有相关的理论。

如《礼记•内则》云：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孙甚爱之，虽父母没，没身敬之不衰”；《大戴礼记》卷十三《本命》亦曰：

“女有五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刑人者，为其弃于人也。

”因此，唐律令禁止良贱为婚，尝沿诸礼经。

惟首先著于禁令的，并非唐律令，而是北魏文帝、孝文帝，当时并不详备，至唐始详加规定。

实例方面，作为皇室婚姻对象者，公主多嫁与功勋大臣及其子弟侄甥或皇室姻亲、士族；而后妃虽多亦多选王公大臣之女，惟仍有以贱民为后宫者。

可由贞观十三年（六三九年）一篇奏议，窥得梗概，其曰：

“近代以降，情溺私宠，掖庭之选，有乖故实。

或微贱之族，礼训蔑闻；或刑戮之家，怨愤充积而滥吹名级，入侍宫闱，即事而言，穷未为得。

臣等伏请，今日以后，后宫及东宫内职员有阙者，皆选有才行充之，若内无其人，则旁求于外，采择良家，以礼聘纳。

”其言掖庭之选，或微贱之族，或刑戮之家，显示皇室有良贱为婚情形。

此事可由下列诸例得到印证：

中宗上官昭容婉儿，襁褓时即因祖父及父亲被诛而随母配入掖庭。

中宗即位，拜为昭容；肃宗章敬皇后吴氏，坐父事没入掖庭，后被玄宗选入侍忠王（后之肃宗）。

由上诸例，可知与皇帝通婚之贱民，多属因坐罪而纳入掖庭者，或因此辈本多为官员或士族的家属，但也显示若基于个人喜爱，即使是贱民，仍不排斥。

不过，皇室与贱民的通婚究属少数，并不得即认为皇室容许良贱通婚的存在。

皇室以外，仍有良贱通婚之例。

如中宗韦后微时乳母王氏，本蛮婢，特封莒国夫人，嫁为怀贞妻；杨国忠娶蜀倡裴柔为妻；富民柳睦州设锦帐三十重，娶得京师名倡娇陈为妾。

在这些例子中，王氏虽本为贱民，但通婚之际，已为良人，所以真正良贱为婚者，只有杨国忠、柳睦州等人。

依此而言，社会中良贱通婚者似属少数，可见社会观念仍排斥良贱为婚。

1．3监临官与民不婚

除前述良民与贱民不可通婚外，良民之间也有限制，此即官吏与平民间得禁婚。

唐《户婚律》“监临娶所监临女”条曰：

“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若为亲属娶者，亦如之。

其在官非监临者，减一等。

女家不坐。

”疏议曰：

“‘监临之官’，谓职当临统案验者，娶所部任女为妾者，杖一百。

……亲属，谓本服缌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

既是监临之官为娶，亲属不坐。

若亲属与监临之官同情强娶，或恐吓娶者，即以本律者从科之，皆以本律首从科之，皆以监临为首，娶者为从。

‘其在官非监临者’，谓在所部任官而职非统摄案验，而娶所部之女及亲属娶之，各减监临官一等……其职非统摄，临时监主而娶者，亦同，仍各离之。

”所谓监临官，是指州、县、镇、戌、折冲府等判官以上；在官非监临者，指非州、县、镇、戌、折冲府判官以上，诸州参军事及小录事，与所部不得常为监临者。

又所谓部人，是指士庶。

所以，此处不仅规定任官者不得与百姓女为婚，且禁止与部属女通婚。

同时，任官者也不能将部民女嫁与自己的亲属。

条文中的官吏，似乎只限于州府地方官，此事由开元二五年令的规定可以证明。

《唐令拾遗》户令三四（开二五）条曰：

“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

其州上佐以上及县令，于所统属官亦同。

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

”可知令文禁止地方官与当地部民为婚。

关于上述事情，汉儒班固有类似的理论，如“诸侯所以不得自娶国中何？

诸侯不得专封，义不可臣其父母”；或“王者之娶，必先选于大国之女……知虽小国者，必封以大国，明其尊所以不臣也”等。

唐朝的禁制或取义于此。

至于唐制为何只规定地方官不可与部民婚，对于中央官则不禁，其因在中央或基于攀附门弟，在地方则有意防止地方官强娶之故。

据此，唐法令所规定的贵贱不婚，并不全以官位有无而定。

前述开元二五年令明言授官之前，已先与部民女定婚者，授官之后仍可为婚（《唐令拾遗》户令三四（开二五）条），可由白居易一则判文得到验证。

其曰：

“得甲为郡守，部下渔色。

御史将责之。

辞云：

未授官以前纳采。

对曰：

娶于本部之内，虽处谦疑；定婚于授官之前，未为纵欲。

况礼先纳采，足明嬿婉之求；聘则为妻，殊非强暴之政。

……难料渔色之辜。

”由“渔色”一词，可看出官民不婚，似基于防止官吏强娶部民女而设。

与部民通婚的实例不多。

如来俊臣坐赃，出为同州参军，逼夺同例参军妻；卢从史任昭义军节度使，夺部将妻妾等例，都是以逼夺部属妻妾方式，并非以礼聘娶部民女。

由此案例，可知唐代确实禁止官民为婚，但法律是否生效执法者休戚相关。

2.唐朝的婚姻法律制度的特征

从上述唐朝调整婚姻关系的法律规定的内容来看，唐朝的婚姻法制度有以下特征：

2.1.道德与法律的有机结合

唐朝的法律思想以儒家正统的礼教思想为核心，唐律以礼为出入一切都围绕宗法伦理展开，婚姻制度是封建礼教的中心，“三纲”是唐婚姻法律制度的精髓，道德与法律的有机结合是唐朝婚姻法律制度的要特征，唐之婚姻法律是一部典型的亲属伦理法，封建礼教渗透于婚关系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

结婚对象的选择以封建礼教标准来衡量，不仅同宗同姓不结婚，有服制关系的外姻，尊卑不得为婚，而且即使是没有限制服制系的外姻，尊卑也不得为婚，严禁尊卑为婚，目的在于维护“尊尊”，免尊卑混乱，人伦丧序。

2.2.社会利益与家族利益的有效平衡

唐朝的婚姻法律领域，秉持着封建婚姻的两大古老目的，宗族的续和祖先的祭祀。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齐而后国治”，是古人的共识，唐以此作为婚姻立法的指导思想。

2.3.国家干预范围与程度的适度控制

我国封建社会法律体例上的一大特征是以刑为主，诸法合体，违的后果不分刑民，一律以刑罚处之，唐律当然也不例外。

婚姻家庭中至生养死葬，婚姻离合，分家析产，大致亲属之间的殴伤残杀，无一不在唐律的管辖之下，但与此同时，唐律的强制规定又有相的灵活性，国家干预的范围与程度得到了适度的控制。

唐律规定同姓不婚，但如果是赐姓，虽与本宗姓异，只要是同宗则予禁止，此规定不违同姓不婚立法的本意，体现了国家干预的适度则。

唐律规定监临官与民不婚，即监临官娶所临女及为亲属娶者，均法律的禁限，但同时规定在授官之前，已先与部民女定婚者，授官之仍可为婚。

法律的限制与允许充分体现了国家干预的适度可行。

结语

唐婚姻法律以“欲治国必先齐家”为立法指导思想，为维护封建伦理纲常而加强对婚姻关系的干预和调整。

笔者大量搜集了文献中关于礼制对婚姻制度的规定，对比唐代的律例规定以及文献所记载的实例，证明唐代的婚姻制度与礼制是一脉相承的，其实质是对古代礼法的一种制度化。

以同姓不婚而言，法制上规定以父姓或夫姓作为判断同姓与否的标准。

其范围除同宗共姓外，也包括了曾嫁入本族之女及声同字异之姓，已超过同宗之范围了。

其精神也是沿自礼经同姓不婚的理念。

就外姻尊卑不婚而言，法制上的设限，包括三种：

其一为有服者。

具体是指：

外祖父母与外孙外孙女、岳母与女婿、母舅与外甥女、母姨与外甥。

其二为无服者。

具体是指：

父母之姑、舅、从母姊妹、姨或堂姨；母之姑或堂姑；己之官姨、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之姊妹。

其三是指娶妻与前夫所生之女。

因此，不论外姻有服无服，凡是触及尊卑者，一律禁婚，即属于族系外婚制。

但又允许外姻中表兄妹为婚，就这一点而言，又有族系内婚制。

可见特重尊卑，而以血缘为次。

这种律文规定，显然受儒家尊卑有序理论的影响，但特重尊卑，而将外姻限制范围扩大，则又较汉儒班固所主张的外属小功以上不得通婚的看法为严。

就士庶不婚而言，唐代的士族性质，已与魏晋南北朝有异。

统治者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