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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植酸医药上的应用

第十二章医药应用

12.1引言

在HA的所有应用中,医药应用是生命攸关的一个领域,因此也是化学家、医学家和生命科学家最感兴趣的领域之一。

可以不夸张地说,HA的医药应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HA研究的最大难点和最高生长点。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漫长的研究和试验中取得了可喜进展,有的发现还非常令人振奋,但要想真正在人体内大规模临床应用,目前仍不敢“轻举妄动”。

毕竟HA是一类非常复杂的大分子天然有机物,无论怎样精细分离,仍然无法改变它们“复杂混合物”的基本特征,永远不可能与化学合成纯药物相提并论,这也是当今药物规范化审批难以通过的主要原因。

但是,HS的不少疾病防治效果早已得到国内外医学界的认可,许多药理研究成果也是不容置疑的,因而也“诱惑”更多的研究者乐此不疲,继续在这条艰难的道路探索。

本章在简单回顾历史的基础上分别叙述国内外有关药理研究和临床试验进展,同样也不回避存在的问题,以便承前启后,奋力夺取这个HA研究的制高点。

12.2历史追溯

国外HA类物质用于医疗领域,最先是从自发利用腐泥或泥炭开始的。

早在古巴比仑时代(公元前19~16世纪)和罗马帝国时代(公元前476~27年),欧洲就有利用沼泽腐泥治疗皮肤疾病的记载[1]。

居住在罗马泰基尔奥湖畔的人早有洗“黑泥浴”的习惯,就是把湖中的黑泥挖出来涂遍全身,躺在阳光下曝晒,以治疗某些病症。

后来才知道,这种黑泥的治疗作用主要来自高度降解的贫氧酸(实际是低分子HA和萜烯酸类物质)以及I、K、Na、Ca等元素。

19世纪欧洲就出现了泥炭浴,北欧、东欧、德国、白俄罗斯等至今一直有泥炭浴疗养的传统。

匈牙利的HEVIZ泥炭地是国际性矿泉疗养地,至今已有270多年的历史,每年有110万人次洗澡浴疗,另有100多万人次在当地医药研究所就医或疗养。

泥炭治疗方式从起初的一般洗澡发展到使用泥炭糊、泥炭药液。

治疗的疾病包括慢性皮肤病、风湿性和类风湿性关节炎、妇科疾病等。

上世纪50年代欧洲一些国家开始进行泥炭药理研究,发现泥炭中的关键药理活性组分是腐植酸,并发现它们在抗炎、抗菌、抗病毒、解毒、抑制肿瘤、提高免疫能力等方面都有效果,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泥炭及HA的医药应用。

为提高HA浓度和药效,各种浓缩和精制的外用药膏、口服液、眼药、胶凝剂、甚至针剂都应运而生。

60年代德国对当时的康复疗养所的泥炭浴疗临床试验情况作了全面报道[2],包括:

口服HA治疗肠、胃、肝病,外用药剂治疗肌肉和骨骼疾病(关节退化变形、痛风、脊椎病、关节炎、肌风湿等)、妇科病(慢性炎症、荷尔蒙失调、腰痛、粘连、不孕、更年期综合征)和皮肤病(湿症、神经性皮炎、牛皮癣、疱疹)以及神经痛、腰痛、静脉炎、眼病、外伤、重金属解毒等。

国际泥炭学会(IPS)1972年在芬兰召开的第四次国际会议上,波兰医学家Tolpa[3]和Górnick等[4]发表的论文通报了波兰在泥炭医药研究方面的进展,认为泥炭及其HA中含有某种生物刺激素和抑制剂,故具有一定的抗菌功能,但对生物无任何毒副作用,预言HA类制剂有可能控制人类和动物某些迄今还无法对付的危险病症(包括癌症)。

波兰的研究成果引起医学界的极大反响和关注,推动了不少发达国家(如德国[5]、前苏联[6]、日本[7]等)的HA药理研究和临床应用。

可以说70年代是世界HA医药应用研究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近20多年来,每届国际泥炭会议几乎都有HA医药应用方面的研究论文;IPC还多次举行医药专业学术会议,专门讨论泥炭及HA的医药研究和应用问题,而且有许多重要进展。

如1989年在美国召开的第三届国际泥炭会议上,前苏联和波兰分别介绍了从泥炭HA中提取抗氧化剂和抗癌药物的情况[8]。

以Klöcking为代表的德国医学家,近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HA医药应用研究和临床试验,不仅对以前发现的某些疾病临床效果作了进一步验证,而且在利用雌激素活性、调节脂质代谢、抗DNA病毒、骨质疏松、抗流感病毒、抗电离辐射、抑制癌症等方面有新的发现,药理、病理和毒性研究也更加深入[1,9~12]。

我国早在北宋末年(公元1127年)就有使用“乌金石”治病的记载,元、明两代使用日渐增多。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详细记叙了“石炭”、“乌金散”、“井底泥”、“城东腐木”治疗“妇女气血痛”、“月经积聚”、“小儿癫痫”、“止泻便”、“鼻洪吐血”、“心腹痛”等的方法和疗效。

实际上“乌金石”、“井底泥”、“腐木”之类的天然物质就是含HA的风化煤或腐殖化了的有机沉积物。

这说明我国人民早在800多年前已自发使用HS治病,引入中药经典也至少有500年的历史了。

我国某些地方民间也有泥疗的习惯,辽宁兴城在上世纪50年代建立了第一个泥炭浴疗养所。

HA在医药上的大规模应用也经历了民间自发—医院临床试验—药理病理研究3个阶段。

1975年广东信宜县[13]在群众使用HA-Na治疗某些疾病的基础上,县人民医院首先在HA-Na治疗烧伤、创伤感染、溃疡以及癣、湿症、玫瑰糠症等皮肤病上进行临床应用,取得较明显疗效。

这一成绩极大地激发了国内HA医药应用的热情和信心,全国十几个省市的医学院校、医疗和科研单位纷纷投入力量进行研究和试验,在生理、药理活性和毒性等基础研究及临床试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和发表了大量文献资料,总结出HA在消炎、抗菌、抗溃疡、凝血止血、提高免疫力、促进微循环等方面的药理作用。

不少医院还开发了试验性HA药剂,在内部临床使用;有的外用和口服药剂还经过国家药检部门批准进入市场,仅上市的口服药剂有有12种[14]。

我国HA医药应用在国际舞台上也有较大影响。

上世纪70~80年代有十多篇论文在国际会议上进行了交流。

北京同仁医院袁申元教授的关于HA调节血液微循环的学术论文引起国外学者的极大兴趣。

新加坡出版的《中药研究近代进展》和德国的有关HA专著中都引入了我国HA医药应用的成果[15]。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HA的医药研究与应用进入低潮,过去已获准上市的HA药物都面临重新审批的考验,但仍有些医院、院校和研究单位在“坚守阵地”,进行零散的研究和试验,还有一些对皮肤病有一定疗效的HA类保健化妆品占领了市场,成为当前HA医药应用仅有的亮点。

这种局面固然与医药卫生制度的规范化和审批门槛的提高有关,也反映出我国(国外也同样)在HA医疗领域的应用方面还没有建立起严格的科学基础,有些临床验证数据也缺乏规范和力度,这就为今后的研究提出了明确的课题,也为HA产业继续进军医药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2.3HA药剂分类及举例

HA类类药剂大部分是医院和医学科研单位内部进行临床试验配制的试样,也有少数曾经通过药检部门审批。

现将国内外公布的部分HA药剂归纳如下:

1、泥炭浴疗剂。

这类药剂是欧洲最早的通用型HA类制剂,可分为3种剂型:

1)浴疗液:

为一定浓度的泥炭浸出液,用于洗浴;2)膏糊剂:

在皮肤局部或患处涂抹;3)热敷剂:

将泥炭装在布袋中,加热后在患处热敷。

2、黄腐酸和腐植酸一价盐[3,4,16]。

HA-Na(K、NH4)溶液或与其他药剂的复合制剂,包括浴液和片剂,如东欧的牌号为“Salhumin”就是HA-Na与水杨酸的复合物,广泛用于治疗皮肤、妇科、内科等疾病。

我国一度广泛使用或销售的有:

巩义制药厂生产的治疗肠胃病的FA口服液,河南新亚洲制药厂的“乌金口服液”、“腹泻宁”、“风湿宁”、“肝康胶囊”等,山西大同利群制药厂产的专治妇科病的“富新钠”,山东薛城的“妇治灵”,昆明制药厂专治痔疮的“化痔灵”,北京延庆的FA浴疗和皮膏、北京海淀医院[17]和海军总医院[18]临床试用的制剂。

3、特种药剂和复方药剂[3,4,19]。

这类药剂是更高层次的HA药物。

如德国的腐植酸铋(HA-Bi,专治肠胃病)、Solhumin(风湿性关节炎镇痛药),日本的Gratronuma(HA-Ca复合制剂);白俄罗斯的Fibs、Torfot(专治眼科病的泥炭制剂)、Torfenal(专治皮肤病)和Humisol(专治关节炎和类风湿性关节炎)。

波兰的Gastrohuma与Huminit(胃药)、TK2(治疗支气管哮喘和抑制肿瘤)、Gynasan(专治妇科病)、Moorpuste(泥炭糊膏)。

我国佛山产的“雅尔康”也属于防治某些皮肤病的HA类保健品。

用于抑菌药剂的HA-Zn和[20]HA-Ce[21]以及泥炭HA系列药剂[16]也在研制中。

4、泥炭生物激素[22~24]。

用特殊手段从泥炭中提取的类脂醇(Steroid)、B-谷甾醇、豆甾醇、胆汁酸、维生素D、菲、抗皮炎素(Pyridoxinen)、儿茶酸等。

12.4临床应用及其效果

12.4.1临床试验结果

上世纪70年代中期~90年代末的20多年时间,全国数十家医院、大专院校和医学科研单位投入了HA类药物的临床试验,多数资料已在《腐植酸》杂志中有所反映,在秦万德[19]、郑平[25]和何立千[26]等主编的著作中也作过总结,恐怕还有大量没有公开发表的资料。

为节省篇幅,本节主要从以上文献中选取部分临床试验结果列于表12-1。

列入该表的原则是:

1)选择县级以上医疗单位的试验数据;2)选择30例以上(最高2984例)受试病例者;3)试验效果用各单位公布的百分率的区间表示;4)不选择复合药剂的试验结果;5)未考虑不同来源和不同种类HA之间的差异及可比性。

表12-1部分HA类药物临床试验结统计[19,25,26]

科别

疾病种类

治疗效果,%

试验者(备注)

有效(好转)

显效

治愈

皮肤科

皮疹、银屑病、鱼鳞癣

45~100

19

12

湛江医学院、北京海淀医院[17]、中山医大附属三院、佛山第一人民医院[27]等(沐浴)

麻风性溃疡

48.8

26.7

24.5

遂川康复医院(浸泡,外敷)

疱疹

16.2

74.8

德国Weibkopf[28]

外科

风湿、类风湿、关节痛

10~56

33~8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9]、海淀医院、中国煤矿工人临潼疗养院[30]等

痔疮

20

80

贵阳中医学院附属二院

烧伤

100

泰安人民医院[31]、瑞昌人民医院(同比感染率减少50%)

消化科

胃肠溃疡

14~90

10~73

24~69

海淀医院、萍乡市人民医院、广东信宜县人民医院、海军总医院[32]等

慢性结肠炎

50~92

34.5

北京同仁医院、山西省人民医院[33]等

乙肝(HBSAg携带者)

25

解放军316医院[34](对照:

人工干扰素有效率5%)

腹泻,幼儿腹泻

13~18

12

71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35]、云南一平浪煤矿医院等(与泻痢宁相近,优于复方新诺明)

呼吸科

肺炎

20.3

65.6

全南县人民医院

急支

73.2

22

北京中关村医院(FA-Na雾化吸入肺部)

内分泌科

甲状腺亢进

90.9

同仁医院[15]

地方神经

性克汀病

33

同仁医院、北京昌平防疫站

心血管科

高血压

57.6

24.2

同仁医院(对照:

中药降压补肾片总有效率67.6%)

肿瘤科

甲状腺瘤

10

80

瑞昌县人民医院

食管癌前病变

37(好转)

16(稳定)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36](对照好转26.6%)

宫颈癌前病变

64(好转)

29(稳定)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安阳地区医院等(对照好转17.2%)

肝癌S180、U14

35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所

各种癌227例

71.6

海军总医院[37](观察15年)

五官科

角膜炎(溃疡)

77~94.2

16.9

浙江医科大学绍兴医院

口腔炎(溃疡)

13.3

37.1

44.8

海军总医院、解放军316医院[38](FAMn<700)

口腔粘膜病

24

70

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妇科

各种阴道炎

17.2~33.3

66~79

山西省中医研究所、江西吉安地区医院

宫颈炎

41.4

51.4

山西省中医研究所(2984例)

外阴营养不良

96(总)

同仁医院(1800例)

止血

上消化道出血

95.6(总)

同仁医院

粘膜出血

26.7

73.3

浙江医科大学分校

流行性出血热

99

巩义市人民医院(对照:

与环膦酰胺效果相近)

运动康复

运动员疲劳

50

44

北京海淀医院、天津体育科学研究院[17](沐浴)

12.4.2总体评价

翻开20多年来大量HA医药应用的历史资料,确实使人们大开眼界。

仅列入表12-1中的试验单位就有29个,受试患者9128人,试验各种疾病30多个,还有一些病例(如糖尿病、褥疮、脉管炎、结核病等)未列入。

尽管各试验者评语“有效”、“显效”等标准不完全一致,但从总的规律来看,HA类制剂在治疗皮肤病、妇科病、五官、消化道等疾病的效果是较明显的。

许多医疗单位为得到可靠的临床试验结果,都一丝不苟地坚持观察多年。

如北京海淀医院1978~1987年接待的浴疗患者达24万余人次,海军总医院对各种癌症227例的疗效观察了整整15年,山西省中医研究所用十年时间坚持用大同风化煤FA-Na治疗观察了2984例宫颈炎患者,获得明确的治疗结论,这种科学态度和奉献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不少试验都设置了对照组,使HA类药剂的疗效有参照指数。

如在验证HA的抗炎作用时一般与常用抗菌素对比,在HA用于治疗烧伤时与云南白药对比,对出血热治疗时与环膦酰胺对比,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病症用常规药物长期治疗无效的情况下,单用HA或HA与其他药物协同治疗却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山西省人民医院[33]有58例慢性非特异性肠炎患者,在用抗生素和中药屡治无效的情况下,口服、灌注和肌注FA制剂后,显效20例,有效29例。

又如薛宏基等[36]在2年时间内用FA治疗食管癌前病变27例,无一例发生癌变,同比情况下99例中有18例(占18.2%)自然恶变转为癌瘤。

在治疗外伤方面,用HA能明显减少渗液,控制创面感染,促进肉芽组织生长,其疗效优于抗生素和磺胺药物[25]。

某些妇科病(如外阴白斑、老年性阴道炎)属于疑难病症,一直无特效药物,用HA类药剂有明显止痒、消肿、抑制粘连和溃疡、促进创面愈合的作用,与乙烯雌酚等传统外用药的效果无显著差异,证明HA可以代替某些抗菌药物,而且无任何毒副作用[39]。

海军总医院对比了0.25%FA-Na与雷尼替丁对胃、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疗效,治愈率分别为66.1%和72%。

虽然FA-Na组痊愈率低于后者,但无不良反应,且返回医院治疗的复发率却明显低于后者,因此认定FA-Na是一种治疗消化道疾病的良药[32]。

正如Tolpa等[3]所作的结论:

HA类药物能控制许多疾病,改善人和动物健康状况,其性能可与抗菌素相比拟,但无副作用。

同时也不可否认,迄今某些临床试验还处于初级阶段,有的HA试验样品选择和处理不够严格,观察病例数量和周期显得不足,有的对照设置不合理或者没有对照组,或数据统计方法缺乏科学性和规范化,这些都有待于今后弥补和完善。

12.5药理作用研究

12.5.1抗炎作用

HA具有明显的抗炎药理作用,是国内外学者的共识。

一般是通过抑制大鼠甲醛性足蹠肿胀、二甲苯对小鼠耳致炎和移植棉球引起的肉芽组织增生来证明HA的抗炎作用。

德国Klöcking[40]研究表明,HA-NH4的抗炎作用比HA-Na还强,分别是乙酰水杨酸和氨基安替比林作用的2倍。

我国医学界的大量研究发现不同原料来源的HA抗炎作用有明显差异。

林志彬等[41]的实验显示,抗炎作用大小的顺序是:

北京风化煤HA和褐煤昭通HA>巩义风化煤FA、吐鲁番风化煤FA和泉州泥炭HA>萍乡风化煤HA,而敦化泥炭HA和昆明泥炭HA无抗炎作用。

而郭澄泓等[42]的结论是:

北京HA和吐鲁番FA>昭通HA>廉江泥炭HA,而罕台川褐煤NHA、萍乡HA、湛江泥炭FA,泉州HA无抗炎活性,可见不同研究者的测定结果略有差别,但一致发现北京风化煤HA抗炎作用最强的,而且最持久,一次给药,抗炎作用可维持24h以上。

大多数HA对炎症的渗出期和增殖期都有抑制作用,但北京HA只对炎症渗出有效,而对棉球肉芽肿无抑制性[42]。

进一步对北京HA分离后发现,无论FA还是棕腐酸和黑腐酸,都有抗炎作用,其中FA的作用与水杨酸相近[43]。

更有趣的是,上述廉江泥炭HA抗炎作用很小,但经化学精制得到的“02组分”的抗炎性甚好,渗出抑制率达63.26%,与氢化可的松(70.24%)相近,比安乃近(20~30%)高得多[44]。

BFA同样有较强的抗炎作用,可与消炎痛和速克痛600相比拟[26]。

由此看来,抗炎作用的强弱,关键不在于原料的种类(同样是风化煤的北京HA和萍乡HA,前者作用最强,后者几乎无作用),而应从分子结构的差异和特定生理活性基团中寻求答案,这又给今后有关的基础研究提出了一道很有意义的难题。

关于抗炎作用原理,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

1、与抑制透明质酸酶(Hyaluronidanse)有关。

透明质酸是动物细胞间质的主要成分,起“粘合剂”的作用,而透明质酸酶能水解透明质酸,引起细胞质温度降低,通透性提高,使细菌和病毒容易在体内扩散。

Taugner[45]首先通过染料皮丘法对大鼠进行渗出试验发现,HA-Na对外源性和内源性透明质酸酶以及粘蛋白酶都有抑制作用,说明抗炎症渗出与抑制透明质酸酶活性有关。

吴宗夏等[46]用廉江HA的试验也证明了这一机理。

2、与肾上腺皮质活性的关系。

这方面的试验结论不完全一致。

孙曼琴等[47]发现北京FA和延庆HA醇不溶部分对切除肾上腺大鼠的抗甲醛性足蹠肿胀作用并无改变,提示抗炎作用不依赖肾上腺皮质功能的活化。

但延庆HA醇溶部分[47]以及北京总HA[48]对切除肾上腺的大鼠几乎无抗足蹠肿胀作用,从而推断HA的抗炎作用是通过活化垂体肾上腺系统、促进皮质素和ACTH释放所致。

王宗悦等[49]同样的实验发现廉江HA的抗炎作用较弱,且降低了肾上腺Vit.C的含量,故认为HA的抗炎作用与刺激肾上腺皮质兴奋有关,但不是惟一的因素,可能还有其他抗炎机制。

孙超等[50]给未切除肾上腺的家兔腹腔注射HA-Na后,发现肾上腺重量增加,组织学形态改变,肾上腺皮质功能增强,这也是HA通过促进肾上腺皮质活性而提高抗炎作用的佐证。

3、与抑制炎症介质的关系。

各种炎症,特别是变态反应引起的炎症与组胺的释放有密切关系,这是医学界公认的观点。

HA的作用是否与抑制组织胺有关?

结论也不太一致。

孟昭光等[48]的研究认为北京HA和FA在炎症后期才有抑制作用。

王宗悦等[49,51]的试验表明,薛城风化煤HA对大鼠炎症介质组胺和5-羟基色胺(5-HT)引起微血管通透性增加有抑制作用,但廉江HA不能对抗组胺及5-HT引起的豚鼠离体肠肌的兴奋,故认为抗炎不完全是通过阻断介质的效应来发挥降低微血管通透性的。

孙曼琴等对延庆泥炭HA的试验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发现北京FA对组织胺引起的微血管通透性增加有明显抑制作用[52]。

陈祥银等[53]也发现FA对炎症渗出液中的中性粒细胞、炎症介质-g、溶菌酶、花生四烯酸的代谢产物6-keto-PGF1和TXB2有抑制作用,故认为HA可能是影响中性粒细胞激活、抑制某些炎症介质释放起到抗炎作用的。

4、与保护细胞膜、促进嗜中性白细胞增多有关。

早在上世纪60年代Sarembe[54]就发现HA能促使手术后病人白蛋白增加,这就可能与提高抗炎抗菌能力有密切关系。

Dunkelberg、Klöcking等[55,56]研究发现,HA-Na可抑制人前单核细胞的U937细胞热诱导的AA释放,并保护细胞膜免受损坏。

因此推断HA具有“膜保护活性”。

他们特别指出,分子量低于1500的HA有活化人体嗜中性白细胞的作用。

姚发业等[57]给家兔注射吐鲁番FA-Na后,发现具有吞噬微生物和异物功能的嗜中性白细胞增多,而淋巴细胞减少,提示FA的抗炎作用可能是通过促进嗜中性白细胞吞噬功能来实现的。

5、与清除过氧化离子自由基有关。

病理学认为,炎症的化学过程是自由基产生、利用和消除的过程。

Liang等[58]认为兔关节软骨细胞生长是由于产生了O2•-自由基,并使其转化为H2O2,从而引发脂质的过氧化反应,导致细胞坏疽。

他们发现HA的乙酸乙酯萃取组分对兔关节软骨细胞的生存有抑制作用,认为与清除O2•-自由基有关。

这些过氧化离子自由基可被特定的酶—过氧化歧化酶消除,而Cu2+和Zn2+等能使过氧化歧化酶活性加强。

据此,王发[59]认为HA的抗炎活性与HA络合的Cu2+和Zn2+有关。

我国有些灰分很低的HA抗炎性能反而很差,可能与缺乏微量元素有关。

这一观点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6、与抑制前列腺素E等的合成有关。

王宗悦等[49]认为,非甾体抗炎药物(NSAID)抑制前列腺素E的合成,是其抗炎作用的主要机制。

NSAID一般是芳香族有机弱酸(如水杨酸),HA实际上是大分子的NSAID,故医学界推断HA有可能也是此类作用机制。

试管试验表明,HA抑制兔肾皮质匀浆中前列腺素E合成的作用超过阿司匹林。

德国Breng的研究证实[60],HA-Fe或FA-Fe络合物确实能抑制前列腺素E的合成,其抑制能力比乙酰水杨酸还强。

但Klöcking[1]报道了不同观点:

Schewe曾通过实验证明,HA只抑制花生四烯酸(PFS)调控的脂氧化酶途径,而HA对PFS的另一条代谢途径—前列腺素E的合成没有影响。

7、与电子给-受体的缓冲作用有关。

Jurcsik[61]认为,作为电子给-受体的HA,对人体的氧化-还原系统起着缓冲作用,这对于键合和活化氧物质、调节体系对伤口愈合、杀死病菌甚至癌细胞等的能力都有重要作用。

12.5.2抗消化道溃疡作用

北京医大、同仁医院、湛江医学院、海淀医院等单位都通过动物实验一致肯定HA具有明显抗溃疡形成和促进溃疡愈合的作用,其药理大致有以下几点:

1、直接抑制胃粘膜β细胞,减少胃液、胃酸分泌,促进溃疡愈合。

胃液、胃酸分泌过多是消化道溃疡最直接的发病原因之一。

不同来源的HA和FA似乎都有明显的抑制胃酸分泌的作用。

王德民等[62]认为HA的作用比FA更强,而朱新生却认为分子量小的FA抑制效果更好[18]。

王德民等[62]发现HA对组织胺、五肽胃泌素、毛果芸香碱引起的胃酸分泌都有抑制作用,但不减少胃泌素的释放。

他们认为HA对胃液胃酸分泌抑制作用是直接发生在壁细胞的,也可能通过交感神经的某些受体来抑制胃酸分泌。

叶松柏等[63]却发现四川泥炭HA对上述3种刺激素的作用无明显影响。

高桂英等[64]的试验也出现不同的结果:

内蒙武川FA对迷走神经和乙酰胆碱都没有拮抗作用,但加入酚妥拉明却使FA作用减弱,提示FA的抑酸作用可能与其他因素有关。

尽管在引起胃液胃酸分泌减少的机理上存在分歧意见,但HA的作用部位可能在壁细胞上,却是一致的看法。

2、保护胃肠粘膜,拮抗药物损伤。

许多研究者都从HA的酸碱缓冲性能、胶体化学和表面化学角度解释其对胃肠的保护作用。

苏秉文等[17,66]认为,使用消炎痛等化学合成药物对胃粘膜会造成损伤,而HA的吸附和络合作用促使肠道细菌、毒素和腐败气体得到清除,从而保护粘膜。

她们在用HA或FA治疗结肠炎和溃疡病过程中,用光纤镜观察到创面上确实形成了一层胶状保护膜,使分泌物渗出减少。

王德民等的试验表明[65],HA和FA具有拮抗化学药物对胃粘膜PGE合成的作用,遏制其对胃粘膜的伤害。

镜下观察发现,HA附着在凹陷的溃疡处,可能对溃疡局部有缓冲和保护作用。

HA还有刺激结肠膜内IgA的合成,起到保护肠粘膜的作用。

按医学常识,前列腺素也有保护胃粘膜的功能。

有人还发现HA刺激胃粘膜前列腺素E的合成,间接起着对胃的保护作用[63,66]。

3、促进粘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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