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七大潜力亟待改革释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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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七大潜力亟待改革释放
经济增长的七大潜力亟待改革释放
推进经济改革进而释放发展潜力，即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释放城市化潜力、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农业现代化潜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释放资本潜力、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释放民间投资潜力、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释放消费需求潜力、推进税收体制改革释放就业需求潜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释放自主创新潜力。
前言
国家统计局于2014年10月21日公布的前三季度经济数据表明，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3%，1～3季度同比增长7.4%。
这说明已持续三年多的经济增速下降趋势依旧存在。
2014年9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6%，1～9月同比上涨2.1%，价格涨幅持续下降。
经济增速与物价涨幅均处于合理区间的下限，特别就其走势看，通货紧缩和需求不足已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持续发展下去，若部分城市房地产泡沫破裂，进而引发金融动荡，良好的发展势头就有可能发生逆转。
从世界经验看，很多国家人均GDP达6000美元左右时，经济增长停滞，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2013年我国人均GDP达6750美元，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艰难爬坡阶段，出现经济增长失速的风险是存在的，切不可掉以轻心，盲目乐观。
当前，经济持续下行的原因既有来自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短期因素，更有来自国内经济周期的长期因素。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
这一时期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靠“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实现的。
虽然2007年党的十七大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措施，致使此后的五年，在投资与消费等重大结构上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甚至渐有恶化的趋势。
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就是消费需求不足、产能严重过剩、产业升级缓慢、资源环境难以承受、城乡差距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矛盾的集中表现。
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要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为通过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释放新的发展动力提供了契机。
当前要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必须从改革入手，力求在阻碍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弊端上取得突破，以新体制释放发展新动力，这样才能赢得新一轮的持续健康发展。
必须清醒地看到，通过自主创新来实现产业结构由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为主向以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为主转变，需要一个过程，绝不是几年之内可达到的。
近期，应通过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支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同时，应将即期宏观调控政策与长期结构转换政策有机结合起来，使近期宏观调控的方向与长期结构转换的方向相一致，才能达到预期目标。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也是由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决定的。
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短缺，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过剩。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与广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间的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在之后的长时期中，发达国家通过改善宏观调控，逐步摆脱了危机的困扰。
我国市场经济实践才仅仅20年时间，对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尚缺乏深刻认识，特别是如何解决生产过剩的矛盾尚缺乏经验。
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破解这一难题的思路无非是两条：
一是加强经济预测和宏观调控；二是扩大公共福利和缩小收入差距。
当前，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加大研究力度，将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治标与治本有机结合起来，努力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释放城市化潜力
城市化是未来十几年我国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动力源泉。
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需要增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达10万元以上，每年增加1000万城市人口，拉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可达1万亿元以上。
应按“小城镇、中小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不同情况，实行不同户籍管理政策，引导新增城市人口向小城镇和中小城市集中，适当限制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规模。
为此，应鼓励生产力布局向小城镇和中小城市扩散，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国务院提出重点抓好“三个一个亿”：
东部地区抓紧解决一亿农民工的市民化；中西部地区再吸纳一亿农民工进城；城市抓好一亿人口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紧紧抓住这三件事，对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人群来说，是雪中送炭，并能加快城市化进程，对稳增长将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未来我国的城市化将在三个层面同步展开：
一是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都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都市群和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都市群。
再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这三大都市群的经济总量均将居于世界前列，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
二是以省会城市为中心，以周边地级市为节点，形成一批次区域城市群，在拉动省域经济发展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三是以县城、小城镇、新型居民社区为依托，形成就地城市化格局。
在县域经济发达地区，这类城市化模式已出现。
这三种类型的城市化均需用高铁、高速公路等现代大容量运输方式将大大小小的城市连接起来，形成“半小时生活圈”和“一小时商务圈”。
国外有一个缩略词叫“TOD”，即交通引导城市布局和生产力发展。
加快建设现代高铁网、高速公路网、航空网、水运网和移动互联网，是推进城市化的前提条件，也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
二、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农业现代化潜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总结农村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做出了三大突破。
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次重大调整。
按《决定》的部署，慎重稳妥地推进相关改革，必将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潜力和土地潜力，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既能增加耕地、满足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又能使农民通过耕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转让获得财产性收入，从而加快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不折不扣地落实《决定》精神，加快建设现代化、集约化、社会化大农业，可使农村生产力获得再一次大解放，为2030年前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至20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人均GDP可达1.2万美元以上，进而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当前，重新聚焦农村改革，重点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
第一，允许农户对土地的承包权抵押、担保、转让。
应按2013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对农村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等实行三权分离改革，即所有权归村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放开。
稳定所有权，落实承包权，搞活经营权。
抓紧土地确权颁证工作。
鼓励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推行土地经营权有偿转让。
农户凭借土地承包权转让获得财产性收入，转让收入甚至超过自己耕种的纯收入，转让的积极性就会增加，这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进一步向非农产业转移。
种粮大户、合作社、农业公司已发挥出规模效益。
经验证明，田埂取消可增加耕地面积5%，统一采用良种，统一深耕、灌溉、施肥、灭虫，单产可提高30%以上，投资回报率可达30%。
如北方单季农业地区一个农业劳动力种100～120亩地，中南部双季农业地区一个农业劳动力种50～60亩地，其劳动生产率就能达到或超过第二、三产业的水平，农民即可成为体面的职业。
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将成为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推动农业由弱质产业转变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并拉动农用工业的发展。
第二，允许农户宅基地抵押、担保、转让。
这将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重要支持。
目前，我国有农民工2.6亿人，留守儿童6000万人，留守妇女4600万人，留守老人4000万人，共有4亿人口处于全家分离状态。
这4亿人朝思暮想的事情就是全家团聚。
允许他们将农村的宅基地和房产卖掉，就有能力在城市买房或租房，全家团聚就有了希望。
可能有人担心，万一农民工在城市失业，农村又回不去，怎么办？
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农民工市民化后，享受城市失业保险，况且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是不会逆转的。
目前，农村宅基地的浪费惊人，根源在于其商品属性没有实现。
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在城市化过程中，耕地都是增加的。
目前，我国城乡建设共占地22万平方公里，其中城镇为5万平方公里，农村为17万平方公里。
改革30多年来，农村人口减少2亿多人，宅基地不减反增。
进城农民工退出宅基地，除可满足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需求外，还可将一半以上土地用于新增耕地。
17万平方公里宅基地合2.55亿亩，在完成城市化的过程中，将新增耕地1.3亿亩以上。
重庆市的经验就是充分证明。
第三，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
应改革征地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土地出让金应更多地让农民分享。
允许农村集体组织依法并经过批准，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行经营性项目建设。
上述三项改革的重大意义，集中到一点，就在于使农民能像城里人一样，分享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
国际经验表明，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发展中国家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在符合用途管制和城乡规划的前提下，制定周密方案，慎重稳妥进行。
推进这些改革，将深刻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有效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释放推动经济发展的新的巨大潜力。
三、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释放资本潜力
目前，我国资本存量很大，银行M2已达116万亿元，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
但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资本流动性差，资金配置不合理，企业融资成本高。
仅从资金价格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要高出2～3倍以上。
2013年我国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15%，美国为2.25%左右，日本为1%左右，德国为3.5%左右。
另外，我国金融业净资产利润率比实体经济也高出一倍以上。
金融业的高利率、高利润主要来自于垄断，来自于行业壁垒，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间的自由流动，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金融体制改革要放宽准入，“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只有通过放宽准入和充分竞争，才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为解决监管难度增加的问题，《决定》特别提出要“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
”也就是说，将地方性小型金融机构的监管责任交给地方政府，并建立化解风险的市场机制。
美国有8000多家银行，我国目前只有几百家。
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增加竞争主体，打破垄断经营，是改革金融体制的首要任务。
由于企业补充资本金的渠道不畅，企业债务率已由十几年前的70%左右上升到80%以上，部分企业的债务率已超过风险警戒线。
合理的债务率应保持在40%～60%。
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提高企业资本金在融资总额中的比重，既有利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又有利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应是当前金融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
应通过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强化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重振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筹集资金、企业评价和财富分配等方面的功能。
同时，鼓励企业面向居民和各类基金，发展私募股权融资，通过多种渠道扩大企业股权融资。
在现行资本市场结构中，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相比更为滞后。
应积极发展企业债券市场，为企业提供方便多样的融资工具。
另外，应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提高外汇储备使用效益。
通过扩大海外投资，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打破发展瓶颈，增强创新能力，创造出口需求，转移过剩产能。
通过有效利用外汇储备，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积极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结算中的使用规模，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为防范资本项目放开后国外短期流动资金对国内的冲击，可研究开征托宾税。
四、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释放民间投资潜力
解决当前需求不足矛盾，从长远看，主要靠消费的增长；从近期看，主要靠增加投资。
为避免重回高投资、高消耗支撑高增长的老路，必须精准选择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特别是鼓励民间投资增长，这就需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围绕转变发展方式调整投资结构，引导社会资金主要投向以下领域：
一是能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建设项目，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电动汽车、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生物技术、先进制造、海洋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二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金融、物流、信息、咨询、会计、审计、法律、文化、创意等产业。
三是紧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业，包括城际高铁、地铁、停车场、养老、医疗、健康、职业教育、学前教育等。
四是环保产业，包括工业烟囱脱硫、脱硝、除尘和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及推广低排放汽车发动机和高标号燃油、环境绿化等产业。
五是顶替进口的大宗物资。
我国每年进口化工产品和芯片各2000多亿美元，其中许多产品可在国内组织研发和生产。
如，PX进口量已占国内市场的64%，外商趁机抬价，导致利润流失。
我国应选择远离居民的荒岛，集中建设大型先进石化项目，结束进口局面。
又如，我国每年进口大豆6000多万吨，应大力扶持国内木本油料种植，既能绿化荒山，又能增加农民收入。
六是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包括“长江经济带”、“淮河经济带”、“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等。
特别是淮河经济带，自然条件优越，但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全流域整体发展规划，投入不足，至今仍是豫、皖、苏三省的经济洼地。
应制定综合规划，协调各方，统一治理，将洪水资源化，形成上千公里河川式水库，并重构我国第三条出海黄金通道、新增上千万亩良田，打造我国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后的第四增长极。
当前改革投融资体制的重点应放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在公共产品项目建设中推广特许经营权制度或称为政府与企业合作模式，即3P模式。
目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原因在于公共产品类项目建设主要依靠财政投资，但由于财力不足，造成公共事业发展滞后。
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应是通过实行特许经营权制度，给予企业一定的政策，吸引社会资金投入。
公共服务类建设项目一般投资回收能力较差，可通过财政补贴等办法来解决。
如，城际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等资金需求量大的项目，为增强投资回收能力，避免项目运营长期亏损，背上财政包袱，可允许建设企业在沿线站点周围进行商业房地产开发，用商业收益弥补地铁运营亏损。
又如，养老院、幼儿园、停车场等公共产品项目，只要给予企业一定政策，使投资获得合理回报，就能吸引大批社会资金进入，供给不足的局面很快就可转变。
二是建立吸引社会资金投资环保产业的市场机制。
要想较短时间内在治理大气污染、水污染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关键在于落实“谁污染、谁付费”原则，推行第三方治理制度。
政府制定统一的排放标准和环境标准，并严格监督执行。
污染排放企业按其排放量缴费。
政府或社会中介机构组织招标，选择有资质的企业进行治理。
如此，不仅投资环保产业的企业获得合理回报，污染治理也可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三是发挥财政政策对投资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
我国政府负债率仅为39.4%，属于世界最低水平。
因此，发挥财政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空间较大。
同时，当前物价走低，通货紧缩已成为主要危险。
应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减税、贴息、资本金补助等形式，引导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投向鼓励类建设项目。
银行应以扩大内需为方向，实行定向宽松政策，必要时对重点建设项目实行点贷。
通过有效引导投资，使资金投向更加符合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释放消费需求潜力
当前，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重点是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主要途径是扩大就业，特别是加快劳动力由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向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使各部门均能获得大体平均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各部门的从业人员能获得大体均等的收入。
2013年，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31.4%，而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仅占GDP的10%，相当于每4个农业劳动力与一个非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价值量大体相等，由此决定了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3%。
所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键在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通过发展土地规模化经营，将高素质的劳动力留在农村，将农村富余劳动力和留守的妇女、老人、儿童逐步转移到城市。
通过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这是调整分配结构、扩大消费潜力面临的最艰巨的根本任务。
六、推进税收体制改革释放就业需求潜力
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2013年为38.5%，比2012年提高2.4个百分点。
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分别比2012年降低2.2和0.2个百分点。
就业结构出现这一变化是可喜的。
如果今后5～10年，继续保持该态势，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即可分别下降10个和20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提高10个和20个百分点。
至2023年，农业劳动力占比将降至10%左右，第三产业从业比重将提高至50%左右，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即可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即可达到全社会的平均水平，实现较为合理的就业结构。
当前，应在第三产业的各领域和全国各地全面推行由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对第三产业发展的用地、用水、用电价格也要同第二产业一视同仁，使之获得公平竞争的环境。
因第三产业大部分是小微企业，所以要继续实施扶持小微企业的政策，改善创办小微企业登记注册制度，以注册资金认缴制代替实缴制，对小微企业实行税费减免政策。
重点扶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大力培养生产性服务业所需要的各类专业人才。
如，会计师、审计师、律师、咨询师及研发、物流、信息、设计、文化、教育、医疗、养老、金融、保险、动漫等行业所需的专业人才，鼓励更多新成长的劳动力进入生产性服务业。
如能用五年时间将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10个百分点，将可实现新增就业岗位7000多万个，这对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和增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具有决定性意义。
七、推进科技体制改革释放自主创新潜力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十七大后的7年，是我国历史上科研费用增长最快、科技成果增加最多的时期。
2013年，全国科技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9%，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达14.4万件，国际专利申请量达21516件。
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球申请量的10.5%，与美国的距离在迅速缩小。
2010～2013年，美国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分别为我国的6倍、3.6倍、2.8倍、2.5倍。
如此发展，再用3～5年时间，我国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将赶上或超过美国。
但应当注意到，我国专利的申请很不平衡：
一是在地域上，专利申请多集中于沿海城市，中西部申请量较少。
二是在产业上，专利申请多集中于信息通讯、石油化工、电动汽车等领域，生物工程、机械制造、农畜水产等领域较少。
三是在申请主体上，民营企业申请量较多，国有企业、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较少。
特别是深圳市去年申请国际专利数量达10049件，同比增长25.3%，占国内企业和个人申请国际专利总量的48.1%，是北京的3.4倍、上海的11.3倍。
在全球企业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中，我国共有四家公司进入前50位。
其中，中兴公司和华为公司分别以2309件和2094件居第二位和第三位，华星光电公司和腾讯公司分别以916件和365件排名第17位和48位，四家公司均位于深圳市。
那么我们应向深圳市学习些什么？
一是崇尚创新的文化氛围。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深圳市不断引进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新思路、新模式、新技术较易得到采纳和应用。
华为公司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达18881项，是国内企业中拥有发明专利最多的企业。
华为的企业文化为“垫子文化”。
新来的员工发一个床垫子，放在办公室。
领到任务后，不分白天晚上，困了就在垫子上睡，醒了继续干。
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仅有27岁。
就是靠这种拼博精神，仅用25年时间，华为公司从零起步，最终在全球通信设备制造行业中列位第一名。
中兴、腾讯、海洋王照明、鸿富锦、比亚迪等一大批公司也都是在创新中发展起来的。
创新是深圳市的灵魂。
创新文化是深圳市与其他城市相比的最鲜明特色。
二是激励创新的竞争机制。
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法则。
市场竞争法则激发了企业发展的活力和员工的创造力。
几乎在每个行业，深圳市都有两个以上的企业在竞争。
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都从事通信设备制造，相互竞争、互不服输。
2010年，华为公司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居全球企业第一名，2012后，中兴公司又跃居全球企业第一名。
在相互竞争中，两者均成为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和国际化经营的领跑者。
三是容忍失败的社会环境。
技术创新是高风险的事业，一个新产品、新技术的创造，往往要经过多次失败。
建立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社会环境，对一个企业、一个城市、一个国家非常重要。
对创新失败的人，要给予安慰、鼓励，领导应主动承担责任，切不能推诿、责备，更不能处罚。
应推行“首台套”政策，鼓励使用创新设备和产品。
若使用首台套设备出现了事故，要帮助查找原因，改进技术装备，完善保险制度，建立经济补偿机制，切莫一棍子打死。
在全社会建立容忍失败的社会环境，才能形成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
四是不拘一格的人才战略。
人才是自主创新之本。
具有创造技术专利的人才非常难得，必须广揽全球人才。
深圳市在自主创新方面的成功，主要在于引进了全国的人才，包括海外归国的人才。
深圳市的一大批企业，都是全国各地的人才带着技术成果来这里进行工程化、产业化之后兴办起来的；有些企业是海外学者带着技术成果回来创业成功的。
华大基因公司在基因的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方面均居世界前列，该公司就是由一批海外归来的学者组建的。
美国之所以在科技创新上领先于世界，重要原因是吸引了全球人才。
美国硅谷每年新创办的企业中，有半数是由亚裔主要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创办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我们要努力打造能够吸引全球人才的环境。
五是善于运用风险投资的支持。
技术创新及技术成果的工程化、产业化，必须有风险投资机制的支持。
早年，深圳市政府出资成立风险投资公司、贷款担保公司，专门支持技术成果的工程化、产业化。
如今，深圳市成长起来的高技术企业，绝大部分在成立初期或发展的关键阶段，获得过风险投资公司和贷款担保公司的支持。
在风险投资公司的带领下，20世纪90年代曾有200多家民营风险投资公司集中在深圳市，一度汇集了全国2/3的风险投资企业。
目前，深圳市的风险投资公司资金规模巨大，触角已伸向其他科技资源密集的城市，不断发挥溢出效应。
六是面向全球的开放意识。
深圳市在建立之初就以对外开放作为立足点。
在扩大对外贸易中熟悉国外市场，了解全球技术进步趋势，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新，逐步拥有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从“两头在外”即高技术的零部件在国外加工、产品销售在国外市场，设计在国内的方式，逐步发展为在国外设立研究机构，利用国外智力资源的外向型经济和技术发展模式。
七是一视同仁的扶持政策。
政府的扶持政策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十分必要，对处在赶超阶段的国家来说更重要。
政府要运用减税、贴息、资本金补助等手段，鼓励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和技术成果的工程化、产业化。
银行贷款和企业上市、发行债券等均应向创新型企业倾斜。
政府还应办好高新技术园区、办好创新型大学，根据本地主导产业发展要求，建立技术研发中心、技术成果孵化中心等。
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各项政策上要一视同仁。
重视发挥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对小微企业给予扶持。
政府财政在其他方面应少花钱，但在鼓励技术创新上应舍得投入。
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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