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电子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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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香港大公报2月20日发表文章】

香港大公报2月20日发表文章：

朝敢对中国下注，中国制裁不能跟西方跑摘录如下：

朝鲜2月12日悍然进行第三次核试，震惊世界。

美、日、韩发出严厉制裁朝鲜的信号，欧盟率先在十八日公布对朝制裁的追加措施，联合国安理会也已开始审议对朝新一轮的制裁措施。

中国在制裁朝鲜问题上不应该跟西方跑，力度要加强，但措施应该审慎。

西方媒体和以往一样，要求朝鲜的“最大援助国”中国对朝施加强大压力，要求中国切断提供给朝鲜的原油和粮食，认为这样“效果立竿见影”。

这种说法很不妥当。

朝鲜一旦断粮断油，受苦最大的还是平民百姓，军队有储备粮油，短期不会受到冲击（另据韩媒报道，朝鲜今年粮食会增产，不怕制裁），一九九五年开始的数年中，朝鲜曾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不得不“苦难行军”，结果老百姓并没有起来造反，朝鲜更乘时提出“先军政治”、“建设强盛大国”等政治口号。

朝鲜核试之时，肯定已把机会成本算进去了，它也肯定估计了最大的制裁的结果，它不顾核试可能对中国造成核污染，把核试地点设在了距离中国边境约一百公里试验场进行，而二六年和二九年的核试分别距中国一百三十七公里和一百三十公里。

光从它核试地点离中国越来越近这一点看，朝鲜就不惧中国，它敢于在中国身上下注，赌中国不会对它有大行动。

中国当然应该制裁朝鲜，力度要加强，但措施应该审慎。

推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防止核扩散、维护东北亚的和平稳定，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朝鲜既然一意孤行要发展核武，违反了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可能纵容它肆意妄为。

不久前，中国就曾在安理会罕有地投票支持对朝鲜“射星”采取制裁，尽管通过中国的努力，决议中的“牙齿”基本都给拔掉了，但朝鲜不理会中国良苦用心，仍进行了核试，之后又扬言今年还要再进行一至两次核试，中国为了加强警告力度，制裁措施应该会有所增加，但不会比西方的措施激烈。

朝鲜要通过“拥核”对外加强其对敌对国家的“威慑”，对内则巩固“先军政治”的合法性，所以其“拥核”决心不会变，但应该看到朝鲜内部也发生积极的变化，一些经济改革措施正推出，中朝边境自由贸易区日趋开放。

中国应引导朝鲜通过正常渠道增强国际地位。

同时，朝核有关各国应把对朝政策纳入战略协调，从宏观角度审视朝核问题，冷静应对，不采取恶化局势的行动。

【篇二：

百年《大公报》】

百年《大公报》

１选题缘起

在中国报业史上，名噪一时的报纸犹如过江之鲫，但能历经百年而不衰，见证中国近现代复杂多变的历史，始终保持其宗旨、风格如一者，唯《大公报》是也，堪称中国报业史上的奇迹。

《大公报》自1902年6月17日创刊，至2012年已整整走过110年的风华。

在历史上，这份报纸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培养了一大批报业人才，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

“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古代的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拥有百岁高龄的报纸”①。

其历史价值怎样，功过是非如何，早已成为新闻史学者深入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２《大公报》的历史及现状

从清末的保皇派党派报纸、北洋政府时期的“安福喉舌”、新记公司“四不主义”的资产阶级商业大报以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直至延续在香港出版，《大公报》110年的发展历史可谓中国报业的缩影。

《大公报》以“忘我之为大”的“大”字，“无私之为公”的“公”字作为报名，自出版起，即负敢言之名，指摘权贵，激评地方时弊为己任。

1926年确定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力图办成“文人论政”的报纸。

《大公报》的百年历史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２.１英敛之时期

1902年，由英敛之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张报纸《大公报》诞生了。

在创刊号上，英敛之发表了《大公报序》，宣布“大公”之含义，寄希望于“扩大公无我之怀”。

确立办报宗旨为：

“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由此，《大公报》确立了自己的言论立场：

以公正之心来启迪百姓，评击时弊。

英敛之主持《大公报》达十年之久，注意积极宣传改良新思想，新潮流，着力探讨救国救民之道，注重报纸本身的改革和创新。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著文说：

“天津《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报纸进步之一级。

”②

２.２王郅隆时期

1916年，王郅隆买下《大公报》，重组人手续办《大公报》，聘请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

在这一时期，胡政之对《大公报》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如加强国际新闻报道，普及世界知识，更新版面等。

这些举措让《大公报》逐渐摆脱以“论”为主的格调，拓展了《大公报》作为传媒的社会功能，热心传播新思潮，号召知识分子献言献策。

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不幸沦为“安福系的机关报”，背离了大多数民众的意愿，令读者对其产生反感。

王郅隆时期也成为“是最缺乏民主独立精神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经营管理的低谷，创下发行最低的记录”③。

２.３新记《大公报》时期

1926年至1945年为新记《大公报》时期。

④1926年夏，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成立了“大公报社新记公司”，《大公报》进入了它生命中最为辉煌的年代。

此时，《大公报》明确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四

不方针”是《大公报》的自律，也是新记《大公报》最具特色之处。

与此同时，《大公报》接续了英敛之时期的言论主张，但是更强化了文人办报的民间立场，即为“文人论政”。

1936年，《大公报》创办了上海版，津沪两版同时发行，发售区域延展到了全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沦陷，津版《大公报》停刊，《大公报》辗转多地，分别创办了汉口版、重庆版、桂林版、香港版。

1945年底，抗战胜利，沪版得以复刊，接着，津版、港版也先后复刊。

于是，津、沪、渝、港四版每日同时在全国各地刊行，盛况空前。

就历史阶段而言，有关新记时期《大公报》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如《新记〈大公报〉史稿》，《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述评》，《〈大公报〉新论》等都是对这一时期的《大公报》进行专门研究。

他们的研究成果要么从《大公报》的社评出发，要么从《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入手，抑或以新闻通讯为切入点，以再现新记《大公报》的历史原貌，评价其历史地位与影响。

２.４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完成了对旧中国新闻事业的清理，仅允许少量民间、党外的报纸继续出版。

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大公报》在大陆的各版基本都遭停刊，进行了各种合并及改组。

目前得以维持《大公报》原有风貌的只有香港版，在香港发行至今，港版《大公报》成为《大公报》这份百年老报唯一幸存下来的硕果，与《香港商报》、《文汇报》一道，构成香港左派报纸的阵地。

３学术史回顾

《大公报》作为中国百年历史的见证者，作为中国报业的领头军，受到了学界的充分关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丰富的文献作品⑤。

2002年《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之际，《大公报》香港馆编撰出版了《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作为百年献礼。

同时，方汉奇先生组织10位著名新闻史学者及专家分工编撰，编著《大公报百年史》，是一部研究《大公报》历史的集大成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详尽地评述了1949年之后《大公报》的发展、演变，填补了重大的学术空白，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此外，周雨所著的《大公报史》介绍了《大公报》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包括《大公报》和新记公司《大公报》的创建、具有特色的新闻报道、大公报人物谱等。

吴廷俊所著的《新记〈大公报〉史稿》，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新闻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贾晓慧所著的《〈大公报〉新论》选取的时间是《大公报》天津版时期，探讨《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王芸生之子王芝琛所著的《百年沧桑：

王芸生与〈大公报〉》对王芸生与《大公报》作了详细的描述和客观的评价，更加人性化和客观地的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大公报》。

王芝琛等主笔的《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汇集了表现昔日《大公报》风貌的大量照片，同时较多地选载了社评及专栏文章，展现了中国现代历史上报业传媒生存和发展状况。

任桐所著的《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考察了这一时段间《大公报》的言论导向和发展史貌。

侯杰所著的《〈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探讨和发掘了《大公报》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联系，展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嬗变，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

除了研究《大公报》的专书，近年来，还有百余篇学术论文相继问世。

这些

研究成果对于《大公报》百年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于其的爱国主义、国家主义立场，对于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等，作出了全面、客观、公允而深入的评价。

４《大公报》领域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大公报》的研究几乎涵盖各个领域，选取不同的方向和角度对《大公报》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深入探讨。

４.１广告

由贾海洋等人所写的《〈大公报〉广告及其特征——以1926—1937年为例》一文，以这一时期《大公报》广告作为研究对象，从其规模的发展，类型及其变化，编排与表现手法等方面入手，揭示期间《大公报》广告经营的某些特征，呈现了近代中国报业广告发展的基本图景。

孙会的《〈大公报〉中的另类社会广告与近代中国社会》、《传播中的折射——从晚清〈大公报〉广告透视天津社会生活》以及《〈大公报〉的征婚广告与近代社会变迁》主要是通过对《大公报》广告内容的分析与解读来揭示近代社会生活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生活风尚等多方面的特点。

其《〈大公报〉广告与近代社会（1902—1936）》对《大公报》的广告经营特色、演进过程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是对《大公报》广告研究很好的总结。

４.２评论

《大公报》历来以评论见长，擅写言论者众多。

《〈大公报〉一百年社评选》对《大公报》的评论进行了研究，展示了几代报人对不同时代的所感、所悟与所为。

由方蒙主编的《〈大公报〉与现代中国：

1926—1949年大事记实录》中，重点对《大公报》的社评进行了深入分析，将《大公报》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工农的态度如实地记载下来，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任桐所著的《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聚焦于1927-1937年《大公报》的言论导向和发展史貌，剖析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特质。

王印焕所写的《从天津〈大公报〉的时评看民初政局》，通过分析《大公报》刊发的大量有关国家政事的时评，为我们对民初政局的重新审视提供了便利。

陈思彦所写的《官与民：

对〈中央日报〉〈大公报〉七七社论的文本分析》一文中，对《中央日报》和《大公报》1938年至1939年的七七社论文本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阐述了对政府、领袖、军事、抗战建国等概念的不同提法和态度。

邓备、庄廷江所写的《浅论〈大公报〉的民族主义宣传——以张季鸾社评为例》，阐述了由爱国社评所构建起来的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辱的社会舆论氛围。

４.３副刊及专刊

自晚清以来，中国报纸的“文学副刊”是世界新闻史上一个独特的角色，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中国整个文学甚至文化的推动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

学界的专家学者也纷纷对《大公报》文学副刊和专刊进行了研究。

刘淑玲所写的《〈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孟滢的《十年磨一剑——〈大公报〉副刊对现代文学的传承》，均聚焦于1926年至1937年鼎盛时期的新记《大公报》推出的文学副刊，它们建构了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阐释了这些副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承。

江南所著的《从三十年代〈大公报〉“文艺”副刊看京派文学》，对于说明《大公报》是三十年代京派文学的重要阵地这一说法做了一些补缺工作，并由“人性论”与“距离说”所涵盖的艺术特征，揭示其自

由主义文学标本的历史地位。

以上三篇文章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副刊的文学价值和意义。

关于《大公报》专刊研究的成果有李秀云所著的《〈大公报〉专刊研究》，此书全面且细致梳理了《大公报》专刊的一手资料，阐释了《大公报》专刊对现代天津及中国的社会转型、思维方式转型与学术文化转型所起的推动作用。

４.４报人

关于《大公报》报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王芸生、张季鸾、胡政之等人。

《百年沧桑：

王芸生与〈大公报〉》与《一代报人王芸生》，记述了《大公报》百年发展历程以及王芸生波澜壮阔的一生。

《报人时代：

张季鸾与〈大公报〉》和《报人张季鸾先生传》，肯定了张季鸾作为中国早期报人的良知与操守。

《一代报人胡政之》以及《胡政之与1916—1920年的〈大公报〉》，系统概述评价了胡政之的一生，肯定了他对《大公报》所做出的贡献。

此外，还有多篇著文对于《大公报》的人才精英战略做了细致的分析和评判，相关文献包括：

《报人报业社会——浅析〈大公报〉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贡献》、《论〈大公报〉的历史贡献和局限》、《浅析〈大公报〉的办报艺术》、《试论新记〈大公报〉的人才经营战略》等等。

除了上述领域之外，对于《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办报艺术、“四不方针”以及“文人论证”等方面学界也进行了深入且细致的研究。

５《大公报》后续研究空间

综观多年来《大公报》学术研究概况，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论述《大公报》的发展演进史，或者是偏向于研究代表性人物或影响力人物身上，比如《大公报百年史》、《大公报史：

1902—1949》，抑或是《百年沧桑：

王芸生与〈大公报〉》、《报人张季鸾先生传》、等人物传记篇。

此外，有一类回忆录性质的著作也占有很大比重，比如《大公报人记忆》、《我与大公报》等等。

相对而言，侧重于研究某一个特殊年代的相关内容的文章比较少，比如对于《大公报》在抗战期间的专门研究性著作和文章，国共内战时期的专门研究性著作和文章等等。

今后学者专家可以对上述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以弥补这一缺憾。

【篇三：

大公报】

大公报

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

1902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

1902年6月17日满族正红旗人英华在天津法租界创刊保皇派报纸，创办人英敛之，富商王祝三（郅隆）为主要经济资助人。

该报有代派处65个，除国内大中城市外，在南洋、美洲、日本等地也有代销点。

日印四、五千份，是当时华北地区一份最引人注意的大型报纸。

主要股东有资本家柴天庞、王郅隆、朱志尧、北京天主教堂主教樊国梁、法国公使鲍渥、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严复等。

该报除在政治上持保皇立宪立场外，并带有封建买办色彩。

自言敢于揭露和攻击清政府的一些弊政，“替穷苦大众说话”，注意反映下层社会的疾苦。

英华主张变法维新，《大公报》遂在北方言论界初露头角。

《大公报》突出新闻特性，编排醒目美观，注重培养人才。

尤其是社评，力求言之有物，见解独特，对时政有所批评，很快名闻国内，《大公报》也一跃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和舆论界的代表之一。

1927年以后，《大公报》总体上对国民党持支持态度。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大公报》主张抗日，并发表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情况。

为了应变，《大公报》开始筹备南方各版，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

大公报桂林馆合照二排左4胡政之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天津版于7月底停刊，上海版12月13日停刊。

《大公报》同人分赴各地办报，先后有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重要的重庆版自1938年12月1日起出版，销售额最高近十万份。

它坚持抗日立场，鼓舞民心士气，对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1年4月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获荣誉奖章。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王芸生接任总编辑，曹谷冰﹑金诚夫﹑徐铸成等领导《大公报》。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上海版于1945年11月1日复刊，天津版12月1日复刊，香港版1948年3月15日复刊，重庆版继续出版。

《大公报》一度支持过国民党的内战政策，1948年后因立场有所改变受到当局迫害，重庆版一度被强行接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公报》重庆版﹑上海版先后停刊。

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旋又恢复原名，迁至北京出版，主要报导财政经济和国际问题，1966年9月10日停刊。

香港版出版至今。

报刊历史

早期

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下图所示）。

民国之后，英敛之无心主持报馆局面。

1916年9月，由原股东之一的王郅隆购买《大公报》。

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

二十八岁的胡政之在和英敛之“面洽以后，入馆任事”。

胡政之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

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

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

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

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后辞去经理职务。

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

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

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

大公报创刊号

创刊号报刊编排：

《大公报》报纸的编排没有什么规定，视乎当日报纸出版页数。

报纸通常分为a,aa,b,c,d版。

a版分为要闻、香港新闻。

b版为财经。

c版为娱乐、大公园、小公园、教育和评论。

d版/aa为波经。

逢星期日的大公报只有a,b,c版，财经会在a版里面。

新记大公报

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

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

三人拟定五项原则：

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

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

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

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

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

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

在9月1日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

“不党、不私、不卖、不盲”。

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

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纸和舆论中心。

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

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辞去社长一职。

鉴于京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

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抗战时期

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

《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1937.9.18--1938.10.17）和重庆版（1938.12.1--1952.8.4），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1938.8.13--1941.12.13）和桂林版（1941.3.15--1944.9.12）。

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

”“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

”“《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

”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

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

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

张季鸾逝世后，内部机构变化：

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员，统一领导各馆；成立社评委员会，王芸生为主任委员，负责社评的选题、立论和撰写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

》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

此文激怒当局，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社祭会上，宣布董事会新近制定的《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

大公报前主笔张季鸾

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

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

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

总管理处由总经理胡政之主持，总揽各馆。

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

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

对中共，发表《质中共》等社评，受到《新华日报》抨击，称其“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对国民党，不满和抗议其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党《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

在国共争夺权力的白热化时期，大公报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文人论政”的大公报处境尴尬。

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离开上海，转道台湾飞抵香港，亲自主持港版工作。

11月10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开始左转。

1949年上海大公报美术宣言

1949年后

大公报位于香港湾仔轩尼诗道的办事处，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

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中资背景）报纸的阵地。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津版改组为为《进步日报》。

4月14日，总经理胡政之病逝于上海，5月29日，在国统区进步美术运动的中心与最前沿的上海，刘开渠、杨可扬、野夫、朱宣咸、张乐平、庞薰琹、赵延年等国统区进步美术的先驱们代表以上海为中心的国统区进步美术力量在《大公报》发表迎接解放的“美术工作者宣言”，提出国统区美术工作者决心“为人民服务，依照新民主主义所指示的目标，创造人民的新美术”，该宣言的发表也标志着国统区进步美术史和上海近代美术史从此翻开崭新一页。

6月17日，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

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渝版继续出版，1952年8月4日终刊。

后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刊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但是只办了103天，也停刊了。

编辑本段毛泽东和《大公报》

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

1919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一文，文章指出:

这件事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

是环境逼着她求死的。

14日，长沙妇女赵五贞在花轿中自刎，在各界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

21日，毛泽东又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社会万恶与赵女士》一文，明确说明，罪恶的来源，仍在社会，我们就不能不大声疾呼，警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