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_精品文档.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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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中国ＣＦＯ生存状况调查

自《首席财务官》杂志2005年5月创刊以来，我们遇到了无数个令人郁闷的场景。

这些郁闷无一例外地都指向了CFO阶层本身。

拿最近的两个例子来说吧。

三个月前，一档在财经读者领域影响力巨大的电视栏目，制作了一期有关CFO的节目。

在长达近1个小时的节目中，“账房先生”、“瓜皮帽”等词语作为笑点不断出现，几名会计领域的专家也不失时机地加以点评，结果曾操盘吉利整体业务流程再造、赴港上市以及一系列海外收购的吉利集团CFO尹大庆被“定义”为司库，在全球化业务流程掌控上表现极为出色的中兴通讯CFO韦在胜被“定义”为CIO（首席信息官），在讨论了几句成本管理问题之后，一直力主财务管理引领企业价值创造的中国神华CFO张克慧被“定义”为财务总监。

当看到电视画面中频频摇头的这些CFO们，就知道这档自以为要拔高中国CFO形象和地位的节目恰恰起到了史无前例的反作用。

另外一次也是几个月前，我在一家国内顶级的商学院上EMBA的“管理会计”模块，班上很多身为老板的同学都溜出去抽烟或打电话。

课间休息的时候我问几个同学，“这个模块很不错，你们为什么不听呢？

”同学的答案很简单：

“怎么去管会计不是我这个老板该操的心，下面有财务部长管呢。

”我又问：

“那你们对财务分析的课程感兴趣吗？

”回答是：

“这个课程好啊，什么时候讲？

”

我相信这两个场景将成为中国CFO阶层崛起之路上颇有意思的两个注解。

在对财务管理充满误解、对会计一词充满轻视的中国企业管理体系和语境中，厘清中国CFO的职责将是本刊无比艰巨而又责无旁贷的义务与责任。

为此，《首席财务官》杂志在创刊之际进行了“2005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之后，时隔五年再度推出“2010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将五年来这一阶层发生的变化呈现给广大读者，希望这一路前行的数字航标，能清晰标定出中国CFO阶层全面崛起的航道。

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公司高管的职能都要面临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制约。

从中国CFO阶层所处的外部环境来看，国内现行的财务制度（指含有法律法规意义的硬约束的制度体系）、国内的资本市场变迁等两大因素，构成了中国CFO阶层生存的外部环境。

从中国CFO阶层所处的内部环境来看，国内企业当前的公司治理水平、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下组织结构的进化等两大因素，构成了中国CFO生存的内部环境。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运营的任何结果都将在财务环节得到反映。

“2010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的目的，恰恰就在于从实务操作的一端出发，通过问卷调查和一对一专访的形式，具体研究和分析本土CFO职能和角色在近五年来的变迁。

并通过阶段性的结论和标志性的案例解读，给国内1800万财会工作者和100万左右的企业财务负责人梳理出非学术性的本土CFO的实战能力框架结构，以推动本土企业财务体系的完善和运营效率的不断提升，以及更多符合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需求的优秀的本土CFO的涌现。

从全球范围来看，CFO角色与定位的相关研究，也大多处在调查与分析的阶段，尚难以形成全面统一的认识。

时常见诸报端的一些相对模糊且模棱两可的论述对CFO管理角色的理论依据及其具体作用机制，仍未能形成全面、深入和清晰的论述，尤其是对CFO角色的本质缺乏正确的理解。

因此，对于整个CFO阶层的指导意义不强。

显然，这对于习惯了参照欧美成熟市场标准进行企业现代化改造的本土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新财务运动背景下中国CFO阶层的兴起

虽然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的历史，但本土企业走向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财务战略管理的进程却实质上要短得多。

这从本土企业财务管理中最基础的会计核算制度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伴生性演变过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本刊在过去五年来已经做出过多次相关的报道和综述，特别是将这场影响深远且错综复杂的财务制度变革称之为“新财务运动”，以《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出台的“1992年11月30日”作为“新财务运动”的起点，以新会计准则所生效的“2007年1月1日”为“新财务运动”的阶段性终点来看的话，期间信息化技术在本土企业中的广泛引用、资本市场的形成与壮大等两大诱因，历史性地改变了本土企业财务体系运作的结构与流程。

同时，另外一个资本轴向上的制度变迁，赋予了这场“新财务运动”更广泛和深远的意义。

首先是2005年开始的国内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由于史无前例地赋予了流通股小股东以否决权，因此当时国内1300余家上市公司不得不与以机构投资者为代表的流通股股东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讨论。

在这一过程中，多数上市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被赋予了主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设计、论证与投资者沟通等环节，进而成为上市公司面对公众投资者路演的设计师和核心成员。

可以说，在这场第一次触动国内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股权分置改革中，CFO第一次登上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舞台。

同时，被称为中国版“萨班斯”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内部控制规范在2008年5月由五部委高调推出之后连续遭遇“刹车”，经过无数次的台下博弈，终于在今年4月26日，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国资委、银监会、保监会等部门发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之后，《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将自2011年1月1日起首先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施行，自2012年1月1日起扩大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施行；在此基础上，择机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施行；同时鼓励非上市大型企业提前执行。

事实上，在新财务运动兴起之前，由于国内企业的财务部门被框死在会计核算领域，毫无价值创造的业务空间。

甚至连现在普通的中小企业财务经理所负责的资金管理和税收筹划等工作，也无从谈起。

因为当时的国有企业资金属于财政拨款制，税收则按照利税上缴方式实现，不需要任何税收筹划。

抛开早已陈旧不堪的《总会计师条例》，国内部分有先见之明的权力部门正在努力营造市场化的CFO标准。

在这方面，保监会于2008年初出台的《保险公司首席财务官任职资格规定（意见稿）》（以下称《规定》）可谓是官方文件中对首席财务官角色定义最具突破的一次：

“本规定把首席财务官界定为保险公司负责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等企业价值管理活动的高级管理人员，即与企业价值管理有关的事宜都是首席财务官的职责范围。

”而且《规定》明确，首席财务官应当由董事会任命，保险公司应当要求首席财务官出席或列席董事会会议，同时也规定了首席财务官的报告路线。

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首先应当保证公司有畅通的信息披露渠道，保证投资者能够及时全面掌握公司的财务状况。

本规定明确了首席财务官应向董事会和总经理报告工作，同时每半年至少一次直接向董事会报告公司的财务状况。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规定》还明确首席财务官有获取履行职责所需信息的权力，对职责范围内所负责的决策事项有一票否决权。

同时，《规定》主要从职业操守、专业水平和管理能力三个方面对首席财务官的任职资格条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值得肯定的尝试。

事实上，就早期国内总会计师制度从苏联引入国内而言，也是从部分行业开始作为行业内部标准出现，而后规范统一至全国的。

与国内大型国企和上市公司CFO角色的缓慢形成所不同的是，2000年3月主营业务在大陆本土而公司架构为海外的亚信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资本市场，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赴海外上市的潮流。

在筹备赴海外上市的过程中，首席财务官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亚信集团高层的面前。

为此，亚信创始人田溯宁挖来了惠普中国区的首席财务官韩颖，担任这一职务。

后来韩颖在这一职位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并被冠以“亚洲第一CFO”的美称。

随后赴海外上市的新浪、搜狐、网易、携程等逐一聘任了具备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CFO意义的首席财务官。

随着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浪潮的风气云涌，如今海外上市公司CFO已经成为国内思维最领先、角色感最强的一批CFO。

此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500强随着本土化改造的日益深入，其原本由外籍人士担任的中国区CFO角色也逐渐由成长起来的本土人士接任。

尽管绝大多数不被允许从事资本运作的工作，但由于跨国公司的治理结构，这批中国区CFO在职责范围内具有极大的话语权，比如预算、绩效管理、内部控制、信息化等，其与中国区CEO也多为真正意义上的业务伙伴关系。

正是这些多元的CFO角色的出现，使得本土CFO阶层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并正在全面进入公司的决策核心，进而带动本土企业向高绩效的精细化管理的商业组织演进。

中国CFO阶层正在全面进入决策核心

早在五年前，本人所在的《首席财务官》杂志所进行的“2005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中，有57%的受访CFO认为自己属于公司的决策层。

而在最新的调查中，对于同样的问题，有83%的受访CFO认为自己属于公司的决策层。

换句话说，五年的时间，进入公司决策层的比例整整提高了26%。

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巨大的进步。

两次调查的数据差异详见图1。

图1

事实上，如此巨大的变化，最核心的原因在于日益强烈的分权需求促使本土CFO全面进入决策核心。

与中国企业的发展阶段对职业经理阶层的需要是分不开的。

让我们不妨把关注的目光放大到整个职业经理人阶层出现的必然性。

谈及职业经理人的起源，有两个人是无论如何无法绕开的——阿尔弗雷德·P·斯隆和彼得·F·德鲁克。

作为现代工商业历史上的第一个首席执行官，斯隆全面掌管通用汽车公司的时候，幼稚的汽车市场仍然完全处于福特汽车的巨大统治力之下。

在1920年，亨利·福特率先采用的大规模生产技术，以每分钟生产一辆黑色T型汽车的效率使福特公司占有60%的美国市场份额，通用汽车公司使出浑身解数，才勉强保住了12%的市场份额。

此时的现代工商业仍然还停留在创业者的神话时代中，白手起家的JP·摩根、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身为美国梦的代表，浑身上下散发着太阳般耀眼的光芒，就像今天丁磊、陈天桥头上的光环。

仅仅五年后，斯隆就带领通用汽车公司全面超越了福特公司，他所凭借的是全新的组织和每年不断推出的新车型，而福特公司依然在福特的光芒下麻木地生产着历久不变的T型车，最终永久性地丧失了汽车业霸主的地位。

《经济学家》杂志后来的评价一语中的，“阿尔弗雷德·P·斯隆对高层管理者所做的和亨利·福特对最低层所做的完全一致：

将其行为变成一种可靠、高效、飞快运转的流程。

”

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今天大多数中国公司的创始人依然在公司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职业经理人的崛起也注定是一个无法阻止的趋势，其内在驱动力在于经营环境的变化，正在迫使越来越多的公司采取更广泛的分权策略。

而管理学和经济学都一致认为，在迅速变化的市场中，分权的净收益（与它产生的代理成本、协调成本和失误损失、对集中信息的低效运用等各种分权成本相抵消之后）会相对较高。

美国学者Christie、M.Joye、R.Watts等人选取了121个公司的样本，研究其总裁和高级经理之间的分权问题，最终发现：

公司越大，拥有的局部知识越多，业务越分散，政府干预越少，就越有可能采用更高程度的分权化决策。

就本土企业来看，无论是宗庆后白手起家的娃哈哈这样的家族企业，还是倪润峰、张瑞敏同样以创始人身份做大做强的国有企业，其目下的市场环境的变动速率和创业之初都已经无法同日而语，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切分创始人过宽的管理幅度的高层职能经理的出现，已成必然之势。

同时，由于国内近30多年的经济改革，使得本土企业先后经历了生产为王（短缺经济时代，1978～1990年代初）、营销为王阶段（过剩经济早期，1990年代中期～2000年代中期），而近年来由于民企登陆海外资本市场以及国内资本市场的勃兴，中国企业正在进入一个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特征的“资本为王”的新阶段。

在这一全新的发展阶段，CFO作为公司创始人在资本环节的操盘手，必然全面介入公司的战略级决策。

而且，由于国内企业的创始人和CEO们普遍缺乏财务知识（大多是技术、营销出身），在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之际，CFO的专业经验就成为他们在新的发展阶段中不可或缺的“拐杖”。

公司治理结构转变促使中国CFO地位上升

本次调查中34%的受访CFO表示，其主要的工作汇报对象是董事会。

与五年前的调查相比，这一数字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