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脉当下中国经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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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当下中国经济
把脉当下中国经济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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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始，中国经济已放慢前进的脚步，出口的下滑、产能的过剩，再加之消费的疲软让原本动力十足的“三驾马车”开始举步维艰。
从年初的通货膨胀压力，到年中所谓的“CPI下行”，货币政策的每一次调动都刺激着市场的神经。
再加之房地产市场调控、证劵市场制度改革、国际板上市等争论，在此宏观背景下，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
面对中国经济的增速下滑，什么才是最适宜的宏观政策？
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
货币流动性、楼市、股市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
复旦大学教授韦森近期为东方财富网做了一个关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访谈；经韦森教授授权，FT中文网发表由他自己审定的这一长篇访谈的部分原稿，以飨读者。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个必然趋势
纵观中国今年上半年宏观数据，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27，0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8％，其中二季度增长7.6％，增速3年来首次跌破8%。
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18398.4亿美元，同比增长8%。
其中出口9543.8亿美元，增长9.2%；进口8854.6亿美元，增长6.7%；贸易顺差689.2亿美元，扩大56.4%。
记者：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已开始显现，投资、消费、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在此宏观经济的格局下，您认为今后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
经济是否存在“硬着陆”的风险？
韦森：
我素来不怎么用“硬着陆”、“软着陆”这种带有情感的隐喻性词汇，总觉得这种说法的背后的潜台词是假定一国的宏观经济像架大飞机，总有一个航班“驾驶员”和“机长”似的政府操控和调控在其中。
今年5月初，《东方早报》记者曾给我做了一个访谈，在那篇《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的访谈中，我就指出，中国经济逐渐下行，将是一种自然趋势，甚至可以认为一个必然趋势。
这个观点随后也影响到了较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包括国外的一些经济观察家。
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年的黄金增长时期。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开始逐渐下行，应该认为是自然和必然的。
近期，有一些财经媒体乐观地表示，中国经济将在7月份“见底回升”。
我觉得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了经济的表面现象。
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长期趋势看，我们需要对经济增速的逐渐下行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之所以说中国经济下行将是一个必然和自然趋势，可以从三个层面讲。
其一是表层的，即人们所常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均举步维艰；其二才是根本的，即各类企业的资本边际回报率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三则是从历史的观察看，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看来已过巅峰期，慢慢进入了长期增速下行的趋势中。
记者：
投资、消费、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如今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中国企业制造业竞争力已不及孟加拉、菲律宾、印尼、巴西、越南等国家，而较多外资企业也纷纷外迁他国。
加之西方国家经济低迷以及欧债危机的影响，您具体怎样解读投资、消费、出口三方面的形势？
韦森：
整体而言，大规模的投资和出口快速增长的确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拉动着中国经济增长。
现在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基本格局是，大规模投资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外贸出口也已差不多达到顶峰。
在国民收入三部分中，政府财政收入在过去近20年里高速增长、企业利润开始增长也比较快（但最近几年开始有些下降），但劳动收入部分占GDP的份额过去十多年一直在下滑。
这种情况下，消费也很难启动。
这是当下中国经济的整体格局。
具体说来，在过去近10年中，投资占中国GDP比重连续超过40%，世界上其他国家尚无此先例。
但是，要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在前几年时间由各级和各地政府所启动和推动的一轮大规模的基建投资的高峰期即将过去，而民间投资也在逐渐减少。
如今的“铁、公、基”等兴建投资项目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巨大的地方政府负债和企业负债。
在外贸出口方面，2011年中国外贸出口总量同比增长20.3%，应该说仍然是相当高的速率，但全年对GDP的贡献却为-5.8%。
目前看来，欧美、日本经济要从目前的萧条中走出来，可能复苏需5～10年甚至更长时间。
由此判断，我们的外贸出口基本上已臻顶峰，即不会再怎么增长了，至少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快速增长了。
在此情况下，外贸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将会是负的，且今年中国外贸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值为负的成分可能更大。
依靠内需消费保增长目前看来也较为困难。
多年来，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呈下滑趋势，特别是在2002年之后，下降非常明显。
税收的增加、企业利润的下滑，尤其是民营和中小企业的关停，将会导致中国普通百姓收入的继续下滑。
近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本来就增长不多，而这些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或到国外去消费去了。
在这样的格局中，又如何期望通过增加消费、启动内需而推动未来的经济增长？
在目前的经济社会格局中，即使我们政府的基本国策有一个大转变，即政府推出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政策（这首先和必定要减少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舍其似无他法），似乎也改变不了中国经济增速缓步下行的趋势。
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正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
中国大规模投资的热潮正在过去，尤其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在下降，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降，中国经济和社会正在转型。
目前，中国家庭消费只占GDP比重的34%左右，最终消费也仅为GDP比重的47%。
中国经济正处在投资拉动型与消费驱动型的转折点上。
从主要靠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本身正说明了中国经济的下行将是一种自然和必然趋势。
换句话说，靠消费拉动经济，本身就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期正在过去。
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经济发展的自然法则，在人为启动一轮大规模的投资，就会像一个老长跑运动员靠服大量兴奋剂来维持自己过去的速度一样，那会大伤身体的，甚至会导致没跑到终点就突然倒下，那就是大的经济衰退。
一会我还会从理论上再回头细谈这一点。
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意味经济增速进入下行轨道
凯恩斯在其《货币论》中曾指出，“经济周期最好应被当作系由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周期性变动所造成；随着这种变动而到来的经济制度中的其他重要短期变量，会使经济周期的情况而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
凯恩斯本人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兴衰，与企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紧密相关。
倘若企业都能够盈利，国家就进入繁荣期；而当全部企业利润下降，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为负时，这个国家的经济也已沦入衰退期。
记者：
您在最近的重读哈耶克与凯恩斯的文章中指出，凯恩斯曾提出“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是经济进入衰退期的征兆”这一重要发现，您这样看待这个观点？
韦森：
在1931年出版的《货币论》第二卷第30章，凯恩斯强调说：
“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
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
之前，他还深刻地指出：
“国家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凯恩斯的一个伟大发现。
在今天当今中国的格局中，重读思凯恩斯的这一提醒，更感有现实意义。
在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时期，几乎中国所有经济部门，包括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利润率都有一个快速上升时期，大家都在赚钱，还有很多人赚了大钱，这正是发生在中国经济的黄金增长时期。
现在，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数据都表明，中国各类企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用凯恩斯经济学话来说，当今中国经济“资本的边际效率”正在下滑。
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动力不足最根本的风向标。
吴敬琏教授今年早些时候曾提出一个观点：
“各行各业赚大钱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记者：
中国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而您曾表示中国经济下行将是历史观察中的必然结果，那么您认为我们会复制日本经济当年的走势吗？
韦森：
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每一个国家都能保持高速增长的时期都不是很久，最多也就是二三十年，切恰好都是赶上一波大的科技革命。
纵观历史，英国真正崛起是在19世纪30～40年代发生工业革命时期，有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直到1873年，就来了一个大衰退。
德国在1871统一后，也经历一个20多年的高速增长，然后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从1955年开始，到1973年出现石油危机后就结束了。
随后，日本经济从1975年开始恢复，在1975～1985年的十年时间中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经济稳定增长期”，其GDP增速也是由原来的20世纪50～60年代的8%～10%下滑到5%～6%。
到1985年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陷入了“日本病”怪圈，二十多年了，到现在都没有走出来。
中国经济可以说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才真正开始腾飞，至今也正好经历了20年了。
2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10%上下。
把中国经济放在当代历史的长河中来审视，也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现今所面临的状况，很像日本在1973年时面临的情景。
对比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我们会发现很多相似之处：
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实体部分的投资所推动的增长，尤其是在制造业与重化工业的投资，也主要依靠外贸出口来快速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现在正处于实体部门、重化工部门、制造业部门尤其是与外贸出口有关的制造业高速增长的末期，这与日本经济当年的情形非常相似。
但是，中国经济与当年的日本，也有许多差别。
最大的差别在于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上变动上。
在过去的差不多20年，中国的GDP与政府财政收入飞速增长，企业利润和资本的回报率也很高，一大批富人的财富迅速崛起，但老百姓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例却一直在下降，导致了“国富民穷”的现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占有上差别均迅速拉大。
这就与当年的日本截然不同。
按照台湾清华大学经济史学家赖建成教授的研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率几户与GDP增长速率同步，在“国强”时，“民富”了，并且社会收入分配差别一直不是太大。
我们现在则完全不同，国富了，却民不怎么富，且只是富了很少一部分人，也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
现在看来，目前中国的经济成长阶段非常像1973年日本的情形。
当时，日本的经济经过近2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人均GDP才3000美元。
之后经过之后有十七八年“稳定增长时期”，到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而进入萧条期时，人均收入已快到2.5万美元了，比当时美国人均GDP还高1658美元。
目前，我们人均收入目前仅为5000美元，如果中国经济还能保持在5～8％增速再增长一段时间，那对未来中国而言，可能是很不错甚至最好的选择了。
但是，如果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行时，如果政府决策层再逆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期望靠高投资率而强行维持8％以上的增长，可能在中国的人均GDP还没有大致10，000元就出现大的经济衰退了，那可就陷入了人们所常说和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了。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这种状况。
基于上述判断，我最近在那篇“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和这篇访谈中，呼吁要对中国经济渐进下行要有“思想准备”和“合理预期”。
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决策层和企业家乃至普通投资者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经济运行自然法则和这一大趋势的决策和对策。
否则，如果再逆经济运行的内在法则而靠大规模地释放银行贷款来强行维持短期高速增长，再来一波大规模的投资，很可能在未来会把经济推向突然崩溃和大萧条，这也是我最近读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经济周期发生原因的早期的经济学著作所悟出来的一点。
当然，我们不能尽信纯经济学理论。
然而，正是依照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反观当今中国经济的现实格局，我才有这样一个判断。
当然，经济学人任何预期未来都是危险的。
但是，没有危机意识，盲目扩张，盲目投资，可能危险更大。
因为，反观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以及2007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的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之前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有思想准备和预警，各国经济才会摔得如此惨烈。
有预警，有思想准备，可能更有益于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
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银行负债到了危险边缘
据证券机构对中国上市银行2011年年报与今年一季报统计分析显示，2011年中国上市银行表现出不良贷款余额的双降，且从环比统计数据看，2011年末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比三季度末有了明显的上升。
中国银监会最近的数据也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较去年底有所上升，至4382亿元人民币，连续两季度出现反弹，不良贷款率达0.9%。
近期，央行两次降低基准利率，同时扩大利率浮动区间。
银行业竞争加剧、利差收窄，进而影响到今年银行业的利润。
有观点认为，倘若经济下半年不能见底，明年银行业坏账将大幅增加、净资产将严重缩水。
记者：
目前中国的投资主要依靠“铁、公、基”等投资项目，而其背后是大量的银行贷款，您怎样看银行的负债与坏账问题？
韦森：
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术语来说，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过度投资”问题，而是大量“错误投资”和“不当投资”问题。
多年来，中国的投资更多体现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扩张，以及一些民营企业在发改委的产业政策的鼓励、引导和支持下，在一些尚不能盈利的产业和产品上的盲目扩张。
这就与其他国家在经济繁荣时期投资大都是自由企业根据自己的利润预期而自行决策的扩张有着本质的区别。
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经济若出问题，可能比西方国家几次衰退时期所出的问题更大，“摔”得更严重。
不久前，我曾在“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及其对今天的启示”的专栏文章中指出，当经济处于扩张时期，如果央行人为压低利率，将导致资本向投资资本品生产部门的扩张。
扩张之后，将与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人们的实际储蓄和消费偏好不匹配，反而证明了人为压低利率下的大量投资是错误投资或不当投资。
倘若错误的投资不能及时收回，待银行贷款还款期限来临时，经济大萧条就来了。
这正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要告诉世人的。
是否在21世纪这一理论仍然适用？
至少我观察可能非常适用目前中国的经济格局。
这几年，为了应付这次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的投资尤其是铁、公、基建设投资是多么巨大呀！
而大部分投资，都是靠银行贷款来支持、来启动的。
当然，这其中有中国外贸出口高速增长所导致的外汇储备增加以及资本账户外资流入所导致的央行基础货币巨增的因素，也有中国人储蓄率高的因素。
另外，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应该还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黄金时代的末期。
但是，过去数年，中国所启动的基建规模实在是太大了，中国的银行贷款增量实在是大的惊人。
我初步计算了一下，近2009，2010和2011这三年，中国的贷款总量就超过了30万亿元，与2010年近40万亿GDP相比，比率为0.75，即这三年间每块GDP多增加了0.75元的贷款在背后。
目前中国的银行坏账率从账面上看还不高，仅为1%。
但更为重要的是，截止去年年底，中国贷款余额超过了58万亿，而去年的GDP为47.9万亿。
由此推算，1元GDP中，背后积累有1.28元的贷款。
如果一些政府投资项目和企业投资项目不盈利或亏损，而银行贷款到期了，不能偿还，巨量的坏账最后会拥积到银行，后果将不堪设想。
大量错误投资或将经济推向大萧条
前段时间，中国大量项目屡屡获批，使得发改委备受关注，加之其对“新四万亿”以及“四万亿2.0版本”等说法的否定，更成为社会的焦点。
虽然来自国家发改委和地方发改部门的官方消息均表示，国家不会重复2008年时大规模的投资计划。
正值此时，总投资超过1300亿元的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与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却逆市上马，也因此备受业界关注。
不可否认，2011年中国钢铁行业的利润率仅为2.4%，今年1～4月，其利润率进一步下滑至0.1%，一季度甚至出现了全行业的亏损。
据中钢协方面表示，目前中国钢铁业已超过年产9亿吨的产量和不足7亿吨的消费出口过剩巨大，2012年起中国钢铁行业将进入全面的过剩阶段。
记者：
前段时间发改委审批通过了广东湛江钢铁基地等项目，对于这些项目的投资，您怎样看？
韦森：
这几年，中国大规模地投资兴建了“铁、公、基”项目，是中国经济能维持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
但是要看到，基建投资高峰在未来几年时间里即将过去，之后将留给地方政府巨大的债务。
近期的一系列逆市投资也必须在靠银行贷款来启动和完成。
最近全国人大预算法修订时关掉了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可能渠道，这无疑又将会把地方政府逼向通过银行贷款来维持本地经济增长的窄门。
地方政府靠银行贷款来建基础设施、开发区和发展经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犹如一个“抽鸦片的瘾君子”，越抽越上瘾，长期难以为继。
各地大规模的投资必将带来沉重的债务，而这些负债主要依靠地方融资平台和银行贷款来承载。
随着土地出让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将借新债还旧债，再发新债来谋发展。
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担心十几万亿的地方政府负债，但是要看到，地方政府负债只是银行负债的一部分，企业的银行贷款负债更是一个大问题。
到2011年末，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已经高达58.2万亿，其中全国房贷只占2.2万亿，而汽车和消费信贷应该在中国银行贷款中还只占很小一部分。
这样算下来，可能超过55万亿元都是政府和企业贷款，其中光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就高达21.8万亿元。
目前，各行各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资本的回报率在下降，有大量企业不赚钱，甚至开始亏损。
最近暴露出来的江西最大民企赛维LDK公司负债300多亿，以及无锡的尚德集团巨额负债，都是典型的例子。
在当下中国，有多少这样负债累累、资不抵债的企业？
倘若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不再盈利了，甚至亏损了，大家纷纷摈弃实业了，此时仅依靠政府投资来强行来保8和维系高增长率，我们的经济还能走多远？
过几年后还不会不出大问题？
由此来看，地方政府、企业以及一些开发商的不当投资和错误投资——如鄂尔多斯的“鬼城项目”，正在给中国经济买下巨大隐患。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决策层认识不到这种错误的投资的潜在风险和危险，仍然想靠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的投资来维持短期的高经济增长速度，这种逆着经济运行自然法则而行的宏观刺激政策，必将在未来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记者：
错误的投资将导致过剩产能的进一步过剩，您怎么看中国目前产能过剩的问题？
韦森：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我们上面所讲的从拉动GDP增长的三架马车皆存隐患、利润率下降以及从历史维度三个方面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缓慢下行的通道，只是从表层上来分析，而深层次的问题，或者说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各行各业目前均存在产能过剩问题。
从当代世界经济史的视角来看，20世纪末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是在一个极其难得和独特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进行的历史机遇中发生的。
中国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迅速加入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正赶上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航空航天技术、核能技术，乃至计算机网络技术所构成的当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一波大的经济增长的末班车。
要注意到，我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最近所热销的所说杰里米•里夫金（（JeremyRifkin）在他的热销书《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中所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有所区别，是指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发生的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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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来，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且中国劳动力教育水平和技能能胜任现代制造业的生产和装配，且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
虽然确保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还有很大问题，但有开放态度的政府来保持外资在中国的运营和合约实施，加上各地政府所提供的招商引资优惠条件和基础设施的支持，使西方较多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中国，导致中国制造业在过去20多年中得到空前的发展。
在过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中国的制造业迅速崛起了，中国汽车产量已经世界第一，钢铁产量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四个国家总和，水泥、煤炭产量也几乎达到全球产量的一半。
还有家电产品等等，都是世界第一了。
但是经过这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目前中国的所有产业中，几乎没有一个产业不产能过剩。
另一个在近几年正在发生的事实却往往被我们的决策层和人们所忽略掉了，在中国所有产业都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正在下降。
政府税收在猛增，人民币已大幅升值，加上劳动力成本也上升，结果导致许多之前中国出口产品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正在失去。
如今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你会发现一个悄然的但确是很重要的变化：
在西方发达国家商场和超市中，中国制造的产品正在开始减少，而来自越南、孟加拉、印度、菲律宾、印尼、泰国、墨西哥、秘鲁等拉美国家的产品正在悄悄地增多。
这意味着什么？
人民币不断升值、国内企业税负较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经物流运输成本较高等因素，已导致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已不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了。
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往往是好心办坏事
“十二五”期间，中国工信部把实施工业信息业转型作为总体目标，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电子服务、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进行了重点扶持，并将鼓励三网融合、物联网等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同时继续支持对家电回收等节能减排项目推广。
可以说对于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空前。
记者：
对于国家对新兴产业的投资与扶持，您持怎样的观点？
韦森：
近几年发改委为振兴新兴产业做了很多工作，推出了许多新的政策举措，甚至给予一些资金支持，其主导思想和愿望无疑是好的，也在某些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要看到，这些政策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帮助了企业，有些反而是害了企业。
假设发改委和地方政府扶持一家企业发展太阳能产业，启动资金给了500万元，并给予企业补贴、免税等政策。
这种做法表面看似在帮助企业，但有可能是害了企业。
因为，企业要为新型产业的产品形成规模生产，可能会从银行贷款几亿元，或通过IPO从资本市场募集几十亿原来盲目建新厂，增加生产能力。
但是，当产品出来了，发现“不经济”，价格和应用不能为国内外市场所接受，或一些新产品不能与现有能源行业的产品竞争，结果是生产出的产品卖不出去，而却背上了巨额银行负债，凭临倒闭和被清算的命运。
上面我们所提到的江西最大民企赛维LDK公司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无锡尚德集团也是例子。
现在全国有多少这样在国家扶植新产业政策下错误投资而陷入困境的企业？
像这样的企业，像这样的投资，你说发改委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是帮助了企业，还是害了企业？
这不是通过堂而皇之的鼓励新产业发展的政策把企业推向了火坑？
最后是害了一些企业家？
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来，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且中国劳动力教育水平和技能能胜任现代制造业的生产和装配，且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
虽然确保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还有很大问题，但有开放态度的政府来保持外资在中国的运营和合约实施，加上各地政府所提供的招商引资优惠条件和基础设施的支持，使西方较多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中国，导致中国制造业在过去20多年中得到空前的发展。
在过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中国的制造业迅速崛起了，中国汽车产量已经世界第一，钢铁产量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四个国家总和，水泥、煤炭产量也几乎达到全球产量的一半。
还有家电产品等等，都是世界第一了。
但是经过这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目前中国的所有产业中，几乎没有一个产业不产能过剩。
另一个在近几年正在发生的事实却往往被我们的决策层和人们所忽略掉了，在中国所有产业都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正在下降。
政府税收在猛增，人民币已大幅升值，加上劳动力成本也上升，结果导致许多之前中国出口产品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正在失去。
如今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你会发现一个悄然的但确是很重要的变化：
在西方发达国家商场和超市中，中国制造的产品正在开始减少，而来自越南、孟加拉、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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