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苏联学的起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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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苏联学的起源
美国苏联学的起源
郭金月
【内容提要】 本文力图描画出苏联学在美国产生的历史脉络，时间跨度是从19世纪末期到1950年代初期。
一战以前，除了大学里极少量有关俄国的课程之外，俄国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十分缓慢。
两次大战之间，通过出版物和研讨班等形式，美国人对俄国有了初步了解。
当时苏联国内开展的大规模“社会实验”，令一些美国学者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兴趣。
二战期间的战争需要催生了以苏联学为代表的地区研究。
战后美国政府一改往日的冷漠态度，开始支持对苏联的研究。
在大型基金会资助下，1940年代后期，以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为代表的专业研究机构应运而生，有关学术团体和学术期刊也相继建立。
从此，苏联学在美国逐步兴起。
【关键词】 美国 苏联学 俄国研究
【作者简介】 郭金月，1983年生，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访问学者。
（上海 20006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对苏联的系统研究在美国开始兴起。
对于二战前还奉行孤立主义，对外界“漠不关心”的美国来说，如此大规模地研究某一地区或一个国家，这在其历史上还没有先例。
然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研究实力堪称世界第一的美国苏联研究界，对于1991年发生的苏联解体，事先却没能做出较为准确的预见。
此后随着研究对象的消失，苏联学研究力量分化瓦解，这门学科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美国苏联学近半个世纪的兴衰沉浮引人深思。
一 一战前美国的俄国研究
自立国之日起，美国人就深受孤立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影响，避免介入外界事务。
另外，孤悬两大洋之间的地理位置，也使他们在相当长时期里忙于国内开发，对除了西欧之外的其他地区“不闻不问”。
直到1898年美西战争，美国才开始逐步介入外部世界。
其中，远东和拉美最先进入美国人的视线。
20世纪初美国提出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对拉美提出“金元政策”等，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但这时俄国还并不受美国人关注。
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1917年前的俄国只不过是个“领土延伸到亚洲的东欧国家”，“即使它的实力最强，也不过是一支保守力量”[1]。
尽管俄国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曾引起美国新闻界的注意，但美国人对俄国真正发生兴趣始于1880年代。
这一时期，俄国作家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列斯科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作品的英译本出版，美国甚至出现了“俄国热”。
除此之外，移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1870年美国只有4500名俄国人，但到1890年，平均每年移民美国的俄国人就达到18万之多。
20世纪的前20年时间里，更有多达250万俄国人来到美国[2]。
这进一步提升了美国人对俄国的兴趣。
1885年，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OberlinCol-lege）开设了捷克语课程，对象是具有斯拉夫背景的学生，目的是让他们在这些俄国移民之间展开基督教教会工作。
1894年，哈佛大学教授阿奇柏德·柯立芝（ArchibaldCaryCoolidge）开设了美国高校里的第一门俄国历史课，标志着俄国问题的教学在大学层次正式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将俄国历史置于欧洲和整个世界框架之内进行讲授。
另外，柯立芝还自掏腰包，支持研究生到俄国进行实地访问研究。
此后，也有一些俄国学者到美国访学，增加了美国人对于俄国的了解。
例如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MaximKovalevsky）1901年曾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俄国制度；1903年米留科夫（PaulMiliukov）在芝加哥讲授俄国文明，并在波士顿开设罗威尔系列讲座（Lowelllectures）。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研究在美国发展十分缓慢。
直到1914年，除了哈佛之外，只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了俄国历史课程。
美国第一个俄国史博士学位也是在1909年才授予的[3]。
实际上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历史学科三个研究领域依次为：
古希腊与古罗马史、欧洲史和美国史，对于其他地区历史根本没有涉及。
一战前设立俄国语言和文学教授职位的大学也只有区区三所。
相比之下，对俄国的研究欧洲人远远走在了美国人的前列。
早在19世纪40年代，欧洲的法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政府就先后设立了斯拉夫研究教席。
1872年，为寻求俄国支持以抗衡德国，法国教育部派遣了两位学者前往俄国进行实地研究。
英国也没有落后，1912年英国学者纳德·佩雷斯在利物浦创办了《俄国评论》杂志，而美国第一本专门研究俄国的杂志是二战以后才出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俄国研究的发轫并没有发挥作用。
当时美国政府对俄国没什么兴趣。
美国国会图书馆在1901年藏有的俄文书籍只有区区596册。
而1907年该馆购买的8万册俄国书籍，直到50年后才开始编目。
实际上，以个人身份出现的学者和记者推动了美国的俄国研究。
这些人都曾在俄国居住或游历了较长时间，都在实地考察中广泛接触到俄国各阶层的人们。
例如，柯立芝是一位教育家和历史学教授，一战前曾担任美国驻俄公使馆秘书。
十月革命发生后，他受国务院派遣赴俄考察当地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4]。
第一个向美国人介绍俄国的乔治·凯南（GeorgeKennan），是探险家和美联社记者。
他曾先后两次用近四年时间穿越俄国西伯利亚，并深入当时刚被俄国吞并的北高加索地区[5]。
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后来著名的外交官、历史学家和苏联学家凯南（GeorgeFrostKennan）的堂祖父。
1917年，当时一战还在进行之中，美国总统威尔逊指令成立一个调查小组（TheInquiry），任务是搜集整理世界主要地区的资料，为战后和平谈判做准备。
然而，这个由全国知识精英组成的150人小组，却很少有精通欧美以外地区事务的专家。
他们的身份大多是地理学家、历史学家、记者和律师，而负责人是一位哲学家。
美国学界对包括俄国在内的其他地区的态度可见一斑[6]。
实际上，一战以前大部分美国人怀着“居高临下甚至是轻视的态度”谈论俄国。
俄语在美国大学课程表中是可有可无的科目，俄国研究在美国几乎不存在，对美国人来说，俄国是一片处在西方文明东面边缘地带的“无人区”[7]。
二 两次大战期间美国对苏俄的研究
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美国立即宣布承认克伦斯基临时政府。
十月革命以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却指令全体驻俄国外交官，不得与布尔什维克政府建立直接联系。
两年后美国驻俄使馆关闭。
美俄两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外交关系就此中止。
20世纪20年代美国国务院开始派出年轻人前往德国学习俄语和俄国文化。
例如，乔治·凯南就是在1929年被派往柏林大学东方研究所（OrientalInstitute）的。
当时这些人研究的重点是基本的语言、文学和历史，而不是后来具有政治意义的苏联学[8]。
但这一举措为后来的苏联学培养了一批人才。
（一）苏俄知识的普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许多美国人参加了和平谈判委员会[9]和救济署[10]，这使他们同斯拉夫世界有了直接的接触。
战后很多学者对俄国这片土地继续保持关注。
另外，进入20世纪以来移民美国的约200万俄国人，并没有被美国大熔炉所同化。
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也让许多美国人对他们的祖国发生了兴趣[11]。
以出版物为例，在美国出版的以俄国为主题的书籍，1921~1925年平均每年只有3.4本，1926年有6本，1927年增加到10本，1928年为14本，受1929年经济危机影响，1930年只有8本。
然而，1931年这个数字猛增到24本[12]。
美苏1933年建交以后，美国对于俄国的关注进一步提升。
例如，当时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还是以欧洲特别是西欧为重心，但根据一项统计，自1934年10月至1935年7月，《外交》杂志刊发的文章中，西欧方面的有32篇，东亚为11篇，俄国和东欧也是11篇[13]。
这说明俄国在美国学者的研究日程上已经占有一定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美国的基金会对俄语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人史蒂文斯（DavidH.Stevens）提议，对于现代外国语言应予以关注。
他认为，不能仅仅只有几个学者才懂得世界上主要的语言。
当时欧洲许多国家已经有面向外交官、商人和学者的国家外国语学校[14]。
在这个背景下，这个基金会出资2500美元在哈佛大学举办了俄语研讨班，旨在使成年人具备查阅当代俄国文献、运用俄语讲话和快速阅读的能力。
之后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在该基金会资助下举办了研讨班。
除了语言培训之外，1933年首届俄国问题研讨班开班。
这个研讨班的目的是为参与者提供关于俄国过去、现在和未来情况的知识和见解。
成员们还有机会同资深的俄国问题权威就俄国历史、经济、艺术、建筑、宗教和政治进行探讨。
二战爆发前夕，作为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ies，ACLS）的下设机构之一，斯拉夫研究委员会（CommitteeonSlavicStudies）成立。
这个委员会的关注点是斯拉夫文学和历史，与苏联的现实没什么关系。
该委员会提出，推广俄语教学，培养研究人才和建立图书资料是搞好苏联研究的当务之急。
该委员会还准备出版专门的苏联研究刊物。
就在这时，英国《斯拉夫和东欧评论》主编佩雷斯致电委员会，要求美国方面接手这个刊物。
原因是二战中的伦敦遭到德国轰炸，使得该刊物无法正常出版。
直到战争结束，美国一直负责这个刊物的出版[15]。
这个团体为日后苏联学的兴起奠定了知识基础。
（二）四个夭折的研究项目
十月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对美国人也产生了震动。
美国学界有些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苏俄对于西方的挑战，尽管与国家安全无关，但布尔什维克推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对西方传统思想造成了冲击。
他们试图理解俄国土地上发生的大规模“社会试验”。
尽管对于苏联的政治态度不尽相同，有的亲苏，有的反苏，但这一时期的学者都强调，只有通过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方法才有可能准确理解苏联[16]。
大卫·英格曼（DavidC.Engerman）的研究表明，自1920年代中期到1930年代初，美国学者曾发起过四个研究项目对俄国问题展开研究。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这些项目最终都胎死腹中。
第一个倡议多学科研究俄国的项目是在1924年提出的。
当时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提议，在布拉格建立一个美国斯拉夫研究所。
当时这座城市聚集着几百个俄国政治流亡者，在这里建立研究机构的条件得天独厚。
前文提到的哈佛大学的柯立芝成为所长人选。
然而，美国国务院否决了这个申请，理由是研究所不能占用美国公使团驻地。
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专心资助社会科学，对国际研究项目缺乏兴趣，也拒绝为该倡议提供资金。
两年后该项目流产。
美国学者的第二次尝试是在1925年。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柯立芝的学生弗兰克·戈尔德（FrankGolder）倡议建立了一个美俄联合研究所，致力于研究俄国革命。
戈尔德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对文明的一个贡献，它在经济、社会、教育和政治领域的试验应该得到客观地研究。
对于俄国发生的这场大规模变革，多学科研究是唯一适当的学术方法。
这个项目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
然而，苏联政府对此怀有疑虑和戒心，始终没有对这个项目提供实质性支持，最终拒绝与美国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该研究所存在四年之后无果而终。
1928年，从苏联访问归来之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PaulDouglas）提议建立一个“苏联经济与政治试验学术研究项目”。
他认为，其他国家应该学习苏联生活中发生的巨大变迁，包括生产、交通、产业、工会、政治结构和司法行政等领域。
苏联试验的巨大规模以及对公共生活的彻底介入都是史无前例的，对这项试验进行研究对世界其他地区是有益的。
考虑到苏联政府的戒备心理，道格拉斯只希望它为美国学者发放签证，并提供在苏联自由旅行的机会。
然而，苏联政府对这些都没有同意。
同年，苏联宣布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随着苏联经济和社会变革速度的日益加快，美国学界对于苏联的研究热情也高涨起来。
1931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麦克穆雷（J.V.A.Macmurray）又提议，建立研究项目对苏联展开多高校（multiuniversity）和多学科研究。
作为一名前外交官，麦克穆雷的目标是将研究成果直接运用于外交决策，所以他希望与国务院展开紧密合作。
然而他的团队成员只希望与政府保持最低限度的联系。
这项动议最终被洛克菲勒基金会否决，原因也是它过于明显的政治和外交取向[17]。
尽管这些研究项目都夭折了，但1938年又有人提出建立俄国以及其他地区研究项目。
然而反对的声音也很多。
除历史之外，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都对“地区研究”这个概念很冷淡。
在它们看来，一个学科应该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在这一点上地区研究的价值值得怀疑[18]。
实际上，包括苏联学在内的地区研究真正兴起，是二战结束以后的事情了。
三 1941~1950年代初：
苏联学兴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据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国内可以阅读日语的人屈指可数。
美军缴获了日军地图，但因为没人能够看懂，使许多美军士兵白白丢了性命，而且这种情况不止发生一次[19]。
战争的需要使得美国政府和学界不得不关注欧美以外的其他地区。
战争也暴露了美国长期忽略对苏联研究而造成的严重弊端。
当时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只有12名苏联问题“专家”，但战争进展所需要回答的问题又非常多。
比如，苏联坚持战争的后备力量问题；美国对苏联援助的数量和力度；苏联港口的转运能力问题等等。
这些都要求美国一方面利用现有资源迅速展开对苏联的研究，另一方面加紧培养俄语人才和苏联问题专家。
（一）战时机构和举措
基于战争对情报的需要，1942年美国成了战略情报局（OfficeofStrategicServices）。
内设研究与分析部门（ResearchandAnalysisBranch），其中的苏联处（USSRDivision）成为二战期间美国官方苏联研究的主要机构。
由于战前对苏联疏于研究，战争中能够找到的材料十分有限，来自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甚至石油、粮食、工程等各领域的60名专家，只好把各自的材料集中起来，运用多种研究手段获取有价值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很大程度上出于无奈的多学科研究方法，战后成为了苏联学的“标准范式”。
培养人才方面，为应对战争急需，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几天之后，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就在康奈尔大学举办了外语突击培训班，开设的第一门课就是俄语[20]。
随后的1943年和1944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这个大学又举办了“当代俄国文明特别研究项目”，将多学科方法运用到了具体研究之中。
该项目由文学教授厄内斯特·西蒙斯（ErnestSimmons）领衔，成员既包括学者又包括了一些非学者，有几个甚至还对苏联保持同情。
他们的研究成果从多个角度对苏联进行了分析。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美国苏联学诞生的标志，这是不无道理的。
此外，美国军方也建立了俄国语言和文化项目，对军事人员进行突击培训，当时这些项目的侧重点放在大学本科水平。
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学界开始采用多学科方法对某一外国地区或文化进行理解和分析，这就是地区研究。
战后美国大学建立了许多地区研究系、研究中心或者研究所，致力于对拉丁美洲、中东、亚洲和非洲等地区的研究。
当然，对苏联及东欧地区的研究可以说是规模最为庞大也是最为重要的。
从国际格局来看，战后美苏取代欧洲列强成为世界两大主要强国。
特别是随着冷战的展开，对苏联的研究已经超越纯粹学术探索范围，而上升到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
美国政府急于了解这个还很陌生的超级大国，美国学术界对国际舞台上这个后起之秀的关注，也不再仅仅停留于其社会实验方面。
（二）战后初期的研究机构
1946年，葛若德·罗宾逊（GeroidT.Rob-inson）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俄国研究所（Rus-sianInstituteatColumbiaUniversity）。
这是美国高校建立的第一个专门的俄苏问题研究机构，开创了美国苏联学的一代风气之先。
两年以后，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拉夫研究所相继成立。
这些机构旨在培养研究生，为教学、学术研究和政府部门训练专家，也为新闻、商业、法律和行政部门培训人才[21]。
从研究方法上看，这些研究机构都主张对俄国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
以哈佛大学为例，其俄国研究中心主任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Kluckhohn）1949年写的一份机构介绍中指出，中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俄国制度和行为的研究，探索苏联国际行动和政策的主要动机”。
该中心注重多种学术路径的综合，例如，对苏联共产党的研究，“不仅要有政治学家的视角，而且要有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视角”。
中心的原则是跨学科方法，即“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在项目中共同进行研究，每个学者为项目贡献他自己领域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些在以往俄国研究中被忽略的领域，要得到加强”[22]。
实际上，这些机构的创立者们本身都是不同学科的专家：
罗宾逊和伯克利斯拉夫研究所所长罗伯特·柯纳（RobertJ.Kerner）是历史学家；克拉克洪是人类学家；哈佛俄中心执委会成员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和艾利克斯·英克尔斯（AlexInkeles）是社会学家；哈佛难民访问项目（HarvardRefugeeInterviewProject）负责人雷蒙德·鲍尔（RaymondBauer）则是社会心理学教授[23]。
在他们的领导下，1940年代和1950年代这些机构研究生培养的要求是，每个研究生除了要在历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外交政策等五个基础学科内学习之外，还必须参加一个跨学科的研讨班或学术会议[24]。
这与后来政治学家占据苏联研究领域的中心位置的情形有很大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美国高校和慈善基金会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了苏联研究的发展。
基金会一直以来是俄国研究的主要支持者。
例如卡内基基金会曾将哈佛、哥伦比亚和斯坦福三个大学作为备选地点，以建立一个俄国研究中心，最终哈佛大学被选中。
而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俄国研究机构都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福特基金会也不甘落后，1952年它发起了一个国外地区奖学金培训项目（ForeignAreaFellowshipTrainingProgram），以资助研究生在苏联等非西方地区进行培训、研究和旅行[25]。
除了研究机构之外，有两个主要的苏联研究学术团体也在这时成立。
1946年成立的斯拉夫研究联席委员会（JointCommitteeonSlavicStudies），成员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SSRC）共同指定，职责是为苏联研究提供总的指导方针和奖学金，同时也推动与苏联建立学术交流关系。
另外，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SlavicStudies，AAASS）于次年成立，当时它负责出版学术期刊《斯拉夫评论》[26]。
这些都是苏联学日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三）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支持
美国政府则在支持和鼓励苏联研究方面发挥了作用。
自1946年到1951年，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邀请了20名国务院官员参加研究所的工作，以增加他们对苏联的知识和理解。
另外，由于当时关于苏联的信息十分缺乏，学者们除了关注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之外，要想取得有关资料，就必须与情报机构展开密切合作[27]。
实际上，战后初期许多苏联问题专家都有在政府机构供职的经历。
例如，罗宾逊曾任战略情报局苏联处的负责人；1964年担任过俄国所所长的亚伯拉罕·伯格森（AbramBergson）和哈佛俄中心的巴林顿·莫尔（BarringtonMoore，Jr.）同样都曾供职于战略情报局；斯坦福大学俄国和东欧研究中心的亚历山大·达林（AlexanderDal-lin）在陆军情报机构工作；拉克洪曾在美国战略轰炸评估部门服役；普林斯顿大学俄国研究项目的开创者罗伯特·塔科尔（RobertTucker），曾在美国驻苏使馆工作长达9年[28]；乔治·凯南也曾在此工作多年，并担任过美国驻苏联大使。
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学初创期间比较重要的研究项目是哈佛难民访问项目，又称哈佛苏联社会制度项目（HarvardProjectonSovietSocialSystem）。
作为研究部门与军方合作的代表，这个项目由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和美国空军共同发起，后者为此出资10万美元。
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建构一个苏联社会的运行模式（workmodel），描绘苏联公民的社会——心理形态。
采访对象是经过筛选后的约330位流亡在西德、奥地利和美国的苏联难民。
项目雇佣的70余名工作人员，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美国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
项目期限自1948年到1954年，分为前期采访和后期数据处理两个阶段。
为了验证项目的可行性，组织者首先在德国慕尼黑进行了预采访。
之后的正式采访分为两块，A计划（A-schedule）是个人生活史采访，主要是被访者在劳资关系、家庭关系、商业和工业等生活领域的个人经历以及对某些问题的态度；B计划（B-schedule）是特定主题采访，对符合资格的几十位难民进行经济、家庭、政府、社会阶层、民族、二战期间德国入侵、政党运动和职业等八个主题的采访，此外还有临床面谈和心理测试。
这个项目的最终成果是4本著作和35篇文章。
这个项目的意义十分重要。
在冷战开始并趋向高潮的年代，美国人深入苏联进行实地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苏联难民的访问使美国学者获得了关于苏联的第一手材料。
实际上直到1958年，美苏两国才签订了一个学术交流协议。
而且，这个项目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取向，美国人更加关注苏联的社会层面及其公民的心理情况，相对于纯粹政治制度和领导人研究，这有助于更全面准确地理解苏联。
从1894年到1954年，60年时间里美国的俄国（苏联）研究从无到有，经过许多挫折之后终于成型。
到1950年代末，美国已有13所大学建立了专门苏联研究部门，培养了500多位苏联问题硕士和80多位苏联问题博士，这时的苏联研究已经初具规模。
到60年代，“苏联学”这个术语开始被广泛接受，标志着这门研究最终成为一门学科。
（责任编辑 向祖文）
注释：
[1]MartinMalia，RussiaunderWesternEyes，Cambridge&London：
Th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pp.292~293.
[2]StephenMarshallArum，EarlyStagesofForeignLanguageandAreaStudiesintheU.S.：
1915~1941，ColumbiaUniversityTeachersCollegeDoctorateDissertation，1975，p.193.
[3]徐葵：
《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发展概况——访美考察记之一》，载《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1期。
[4]HarvardUniversityLibrary，Coolidge，ArchibaldCary，1866~1928.PapersofArchibaldCaryCoolidge：
aninventory，http：
//oasis.lib.harvard.edu/oasis/deliver/deepLink?
_collection=oasis&uniqueId=hua09004，July1，2010.
[5]FrithMa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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