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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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
第一，失业。
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是一种新的失业，正如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贫困是一种新的贫困一样。
这种新的失业是由新市场、新技术和新的全球竞争所带来的，它是一种事先“计算好了的失调”。
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介于“工作与无工作”、“就业与失业”之间，这在电信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
德里达说道：
“社会的非在职、无工作或就业不足的功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纪元。
”他还指出，这种新的失业给人造成的痛苦一点不亚于传统的失业。
他说：
“这种规律性的失调在被控制、被计算、被‘社会化’的同时，一旦它在失业的旧字眼中、在这个词长期被指定的场景中不再承认自己，它就会经受更大的并且更难受的因失去其习惯的模式的语言而带来的痛苦。
”
第二，对无家可归的公民参与国家民主生活的权利的大量剥夺，对如此众多的流亡者、无国籍者和来自某个所谓国家疆界的移民的驱逐或放逐。
德里达认为，这“已经预示了一种国界和身份的新经验。
”
第三，在欧共体诸国之间，在欧共体国家与东欧各国之间，在欧洲和美国之间，以及在欧洲、美国和日本之间发生的无情的经济战争。
他指出：
“这场战争开始于其他的战争，现在已经主宰了一切，因为它控制了国际法的实际阐释权和前后不一致的以及不平等的应用。
”
第四，在自由市场的概念、规范和现实方面控制矛盾的无能。
资本主义国家正为保护它们的国民免于成为廉价劳动力，而建立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和进行干预主义的拍卖战。
德里达问道：
“在声称要保护国民的‘社会权益’等等的时候，人们应该如何在全球市场上保全他们自己的利益呢？
”
第五，外债和其他相关机制的恶化使人类的大多数处于饥饿或绝望的境地。
这些机制由此而自动地排斥大多数的人进入市场，而这种逻辑却又力图扩大市场。
德里达指出：
“这种矛盾对许多地缘政治学的变动都有影响，甚至在这些变动看起来是民主化或人权的话语所决定的时候亦是如此。
”
第六，军火工业和贸易（无论是“常规的”武器还是处于电子尖端技术前沿的精密武器）被列入西方国家科学研究、经济和劳动社会化的常规调整范围。
德里达认为：
“如果不进行一场不可想象的革命，不冒极大的风险，而这些风险首先是从上面所说的失业的加剧开始的，人们就不能中止这些工业和贸易，甚至连削减也不可能。
至于武器的非法交易，在人们还能够将其与‘正常的’贸易区分开来的（有限的）范围内，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交易，比总是和它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毒品交易还要大。
”
第七，核扩散的扩展，甚至连国家机构再也无法控制了。
德里达指出，目前正在疯狂地进行核扩展的正是那些“声称需要保护自己不受它的伤害的国家”，“这种扩散不仅超出了国家控制的范围，而且也超出了一切公开市场的范围。
”
第八，由一种古老的幻觉观念，一种共同体、民族－国家、主权、边界、本土和血缘的原始概念的幻觉所驱使和种族间的战争在加剧。
德里达说道：
“仿古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无疑保存了某些不可复原的资源。
但是人们怎么能够否认这种概念幻觉可以说恰恰是在它所假设的本体论拓扑学的意义上被电子技术的错误定位弄得比以往更为陈旧过时呢？
”
第九，黑手党和贩毒集团日益漫延。
它们已构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势力。
德里达指出，它们“已渗透到各个角落，并将自己彻底普遍化了，以至于人们再也不可能严格地辨别它们了。
有时甚至无法明确地把它们从民主化的进程中分离出来”，它们“不仅侵入了社会经济组织和资金的一般流通领域，而且也侵入了政府和政府间的机构”。
第十，国际机构受到种种限制。
至少受到两种限制：
第一种也是最关键的一种限制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国际机构的规范，它们的宪章，它们的使命的界定取决于某种历史文化；另一种限制是与第一种限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设想的所谓全球国际法在其具体的实施仍主要受特定的民族——国家的操纵。
德里达说：
“有无数的例子，最近的或更近一些的，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不论那是联合国审议和解决的问题，还是这些决定具体实施或‘强化’的问题：
不一致，非连续性，在法律面前国家的不平等，某些国家在国际法事务中控制军事力量的霸权等等，这就是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
德里达在直接列举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十大弊端的基础上，反反复复地说道，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确确实实并非像福山所描述的那么美好，而是“病得非常厉害，一天不如一天了”，“衰败正在扩展，正在自行生长”，而且这种衰败不是“成长中的衰败”，不是“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因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成长本身就是“病态的”。
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专门揭露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三章所用的标题就是“耗损殆尽”。
他认为，福山所描绘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那幅“乐观主义图画”“染有犬儒主义的味道”。
他强调指出：
经济战争、民族战争、少数民族间的战争、种族主义和排外现象的泛滥、种族冲突、文化和宗教冲突，正在撕裂号称民主的欧洲和今天的世界。
德里达知道，福山对西方世界的称颂，在一定意义上说主要是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称颂。
于是，德里达就集中剖析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
他说道：
“还有必要指出议会的自由民主制在世界上处于如此少数孤立的状态吗？
还有必要指出我们称之为西方民主制的东西从来没有处于如此功能不良的状态吗？
选举的代表制或议会生活并不是唯一—正如通常的情况那样——被为数众多的社会—经济机制所扭曲，但是它在一个极度混乱的公共空间中的动作已越来越艰难，这种混乱不仅是由电视技术的传媒工具、信息与通讯的新节奏以及各种设备和后者所代表的各种势力的速度造成的，而且也是由它们所挪用的各种新模式、它们所产生的事变和事变的幽灵性的新结构造成的。
”德里达在这里不仅指出了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正处于“孤立”和“功能不良”状态，而且认为这种状态不是由外在原因造成的而是起因于内在原因，即是其自身产生的新结构所致。
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实行干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推及整个世界的主要方式。
德里达为了揭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遍化”的实质，也对西方国家的人权话语进行了分析。
他指出，人权话语具有不可压迫的影响，这是十分虚伪的。
他们这样做，“不是在历史终结的狂欢中欢呼自由民主制的来临，不是庆祝‘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宏大的解放话语的终结，而是让我们永远也不要无视这一明显的、肉眼可见的事实的存在，它已经构成了不可胜数的特殊现场：
任何一点儿的进步都不允许我们无视在地球上有如此之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受奴役、挨饿和被灭绝在绝对数上，这是前所未有的。
”德里达还提出，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债务问题之存在，还有“债权国家”和“债务国家”之分，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人权。
他说：
“……所有关于民主的问题，所有论及人权、人类的将来等等普遍性话语的问题都只会引起一些形式上的、具有正统思想的和虚伪的托词，只要‘外债’还没有以尽可能负责任的、内在一致的和系统的方式正面地看待。
借助于这个名字（指‘外债’——引者注），借助于这一象征性的形象，我们正在指明一般的利益，并且首先是资本的利益，在今天的世界秩序中，亦即在全球市场中，这种利益将大多数人置于它的桎梏之下，以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制约着他们。
”德里达说得十分清楚，“外债”不除，资本的利益必然将大多数人的利益置于它的桎梏之下，实现人权只能是缘木求鱼，一句空话。
在福山眼里，当然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是当下人类的乐园，是人类向往已久的理想社会模式。
德里达则针锋相对地指出，“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都没有达到普遍国家或自由民主国家的完美状态，甚至还没有接近这一状态”，因此福山用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作为样板，来说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间的天堂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他这样说道：
“人们怎么能够忽视今天在这两个集团之间以及在欧共体内部所进行的经济大战呢？
人们怎么能够对关贸协定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保护主义的综合策略每天都在引起的冲突忽略不计呢？
更不用提与日本的经济大战、富国与其余国家之间发生的种种贸易纠纷、贫困化现象、‘外债’的穷凶极恶、《共产党宣言》里也谈过的‘生产过剩的单瘟疫’和在文明社会里发生的‘货币野蛮状态’等等之类了。
”德里达认为，只要借助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提问”方式，就不难看清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究竟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之中。
德里达指出，现实的自由民主制度之陷于失败，与福山称道的大相径庭，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必然性，因而这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本质特性。
他说：
“现实中自由民主制度的失败，表明了事实与理想本质之间的断裂，但说这种断裂只存在于这些所谓政权的原始形式、神权统治和军事独裁之中，是太轻率了……。
这种失败与断裂也先天地由于其定义而成为所有民主、包括最为古老和最为稳定的所谓西方民主的特征。
”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能认识到这一点，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德里达强调，福山的宗旨就是要掩盖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客观存在的危机的事实，所以福山的这本书受到了同样企图掩盖这一事实的一些人的大力欢迎。
他说道：
“人们最好扪心自问：
为什么这本书以及它宣称所要带来的‘福音’成了这样一个大众传媒的圈套？
为什么能够在动荡不已的西方意识形态超市中炙手可热，犹如当战争的爆发的谣传初来时，家庭主妇抢购当时货架上所有的食糖与黄油一样？
为什么大众传媒要如此大肆喧哗？
这样一种话语对于那些庆祝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和它与自由民主的先天注定的联盟的人们来说是多么的称心快意，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掩盖、首先是对自己掩盖这一事实：
即这种胜利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危急、脆弱、危机四伏，甚至在某些方面处于灾难之中，总之正面临死亡的威胁。
它的灭亡不仅是因为马克思的幽灵在今天仍然存在，而且是因为实际上它本身就已经灭亡了，通过掩盖所有这些失败、所有这些威胁，人们试图掩盖我们所说的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潜在能力——力量和现实性。
”德里达在这里不仅描述了西方社会“危急、脆弱、危机四伏，甚至在某些方面处于灾难之中”这一客观事实，而且揭示了福山及其追随者真实意图就是为了掩盖这一事实。
德里达对福山这种全然不顾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做法十分不满。
他指出，就在福山对“人类之连续的和有目的的历史”是否将最终导致“人类中的大部分”走向“自由民主制度”这一问题做出确定无疑的回答之时，他也允许人们依据客观存在的事实对这一结论持怀疑态度。
他也列举了一连串的与其结论正相抵触的事实，而且人们相信他会将这一事实的名单“进一步扩充”。
“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
是否这种驻足不前是偶然的或无关紧要的？
但是，根据这一奇怪辩护状的整个论证模式，所有这些灾难（恐怖、压迫、镇压、种族屠杀等等），这些‘事件’或这些‘事实’都属于经验，属于‘本世纪的后半部分的事件的经验之流’，它们不过是由‘经验性的证据’所认可的‘经验性的’现象而已。
”德里达认为，福山本人实际上不可能否认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只是根据其“奇怪辩护状的整个论证模式”，以这些事实属于“经验性的现象”为由，而将其一笔抹杀。
于是，在福山的整个论证中，“这些经验的事件或事实的累积决不会改变人类中的大部分走向自由民主制度这一理想的方向。
于是，作为进步的目的，这个方向具有一个终极理想的形式，任何与之相矛盾的东西都属于历史的经验，而无论它们数目众多、结局悲惨、遍及世界、复杂多样而且是反复出现”。
德里达最后总结说：
“即使我们认可存在于经验性的现实与理想性的终极目标之间的这种一般性的差别是简单明了的，我们仍旧还是不知道，这个绝对的方向，这个历史中的非历史的终极目的，是怎样恰恰就在我们生活的年代里，在这些日子里，在我们这个时代，导致了一个被福山称之为‘福山’的事件，而且他还根据‘20世纪最后25年最显著的进化’非常准确地确定了这个事件来临的日期。
”
德里达接着指出，福山的这种通过“频道干扰”来“否定资本主义的死亡威胁”的伎俩，对某些人来说是巧妙的，对其他的人来说则是笨拙的，那是因为“它在施诡计，耍花招”。
其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每当所谓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失败已成定局这一证明出了问题的时候，它需要的是相信一种经验事件的逻辑；然而另一方面，以超历史的和自然的理想的名义，它又对所谓经验事实的这同—个逻辑表示怀疑，于是，它不得不把它悬置起来，以便避免使这个纯洁的理想和它的概念沾染上与之矛盾的残酷无情的东西：
总之一句话，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于自由主义之中，存在于一个由其他一些势力——这些势力的霸权与这个想像中的超历史的或自然的（毋宁说是被自然化了的）理想是有关联的——所支配的世界之中的，所有的恶，所有不是变得越来越好的东西。
”
第一，对当代资本主义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评。
他说：
“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局限和内在矛盾，它已经被迫从国内政治中撤退。
但是，它仍然在全球层次上称王称霸，尽管它在更加地方化的背景中存在的问题在全球背景下也仍然存在。
”他认为，信奉市场万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有着固有的局限和矛盾的，这些局限和矛盾原来只是在“地方化的背景下”存在，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这些局限和矛盾也就在“全球层次上”展开。
他强调：
“危机，反复无常的波动，资本突然注入或者撤出特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都是桀骜不驯市场的核心特征而不是它的边缘特征。
”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和紧接着发生的东南亚危机是信奉市场万能所导致的最明显的结果。
他特别批评由于全球范畴内放开资本市场而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投机活动。
在全世界每天上万亿美元的货币交易中，只有5％属于贸易和其他实质性的经济交易，其余95％是由投机活动和套利交易构成的。
在这些活动中，掌握着巨额资金的交易商瞄准汇率波动和利率差异，以谋取迅速增殖的利润。
这些活动扭曲了市场为长期性因素和贸易给出的信号。
账面资本具有很可观的流动性：
上千亿美元的“游资”可以在一天之内撤离一个市场或国家。
各国央行没有足够的储备来抵挡在弱市贬值上孤注一掷的众多投机者的集体压力。
亚洲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工业化成功的典范陷入了痛苦挣扎的经济。
第二，对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管理混乱的批评。
吉登斯指出：
“全球生态管理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社会严重的经济差距问题是重合的。
”在国家和区域内的排斥和全球范围内的排斥之间存在一种平行的关系。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繁荣使得其他国家日益显得贫困和不受重视。
全世界最富有的20个国家从1980年开始进入了经济稳步增长时期。
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这些国家。
经济停滞甚至是绝对的经济衰退则出现在一些穷国。
全世界有3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上，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只相当于l美元（每天）。
除南部非洲部分地区以外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几乎整个就是一片被排斥的大陆。
即使是在贫穷的国家，也存在社会上层排斥社会下层的现象。
少数精英——他们不论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都是非常富有的——生活在与社会上大多数人相隔绝的物质和文化环境中。
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收入来自公然的洗黑钱、武器交易或贩毒。
在吉登斯看来，解决落后国家和下层人士被排斥的问题，就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行一种较公平的分配制度。
问题在于，如果出现了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将如何使它们得到控制？
他说，“缩少全球不平等的努力所牵涉到的问题往往会使人畏缩不前”，“就目前的理解而言，生态现代化没有提供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家转变的策略。
”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以破坏生态为前提的，现在它们发展起来了，自然可以提倡生态现代化。
那些发展中国家怎么办？
吉登斯清醒地认识到，“全球生态管理（从最低限度上讲）将是非常不易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环境破坏型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压力，还因为生态风险以及与技术变迁有关的范围更宽的本身，都是充满争议的”，“由于肯定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计算出风险，而且未来的技术变迁也不可能预测，所以任何人都无法勾勒出一幅令人信服的图景”。
第三，对当代资本主义削弱民族统一国家的批评。
他说：
“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市场’来维系自身的存在。
市场在整合为一体的同时也分化为碎片：
这是一个有着一千个城市－国家的世界，人们预言，其中的一些是不稳定而危险的。
作为一种稳定性的力量，作为对不断碎片化的过程的抗衡，重申民族—国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吉登斯认为全球化造就的无数的城市—国家是一种不稳定而危险的模式，而应当重新恢复被全球化削弱了的民族—国家。
他指出，民族—国家的形成始于它们发展出明确的“边界”，以取代更传统的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模糊的“边疆”。
边界是地图上画出的精确界线，而且任何侵犯边界的行为都被看成是对国家主权完整性的一种损害。
现在，国家再一次拥有边疆而不是边界，但其中的原因却与过去不同。
早期的国家拥有边疆乃是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政治机器；它们无法使国家的权威直抵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区。
当代国家的边界之所以逐渐又演变为边疆，乃是因为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跨国集团的交往之中。
边界的弱化也就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弱化。
吉登斯对随着民族—国家的削弱所出现的世界的“碎片化”深感忧虑。
他说：
“……碎片化难道不是当前的现实吗？
这种碎片化一方面伴随着民族认同在族群部落文化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区域性的国家分裂。
在欧洲，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分裂。
谁知道比利时能否保持统一，意大利北部是否会同南部分离，或者巴斯克人是否单独组成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背景及特点有以下几点:
1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有了全球性
a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随着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而变得更加尖锐
b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表现得更为复杂
c随着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阶级矛盾走向国际化
2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使经济增长与人类生存的矛盾激发
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度发达导致人的极度异化
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那就是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关系和地位没有变,资产阶级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事实没有变
所谓当代资本主义在时代背景的新变化，就是指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尤其是指20世纪80—90年代以后的新发展、新变化。
这些新变化及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新科技革命的发生及其影响。
新科技革命不仅是新变化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导致其它新变化的主要原因，其影响极其深远。
这次科技革命萌发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中的军备与军事技术的竞争，到50—60年代开花结果；它源于美国，后来扩展到西欧与日本。
这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了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富裕社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政治矛盾与社会矛盾也有所缓和，社会呈现出相对稳定与繁荣的景象。
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因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生产力发展普遍较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社会矛盾有所激化，最终发生了苏东剧变并导致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
可以讲，由于新科技革命推动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在“两制”力量的对比中，资本主义赢得了暂时的优势，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面临严峻的考验。
（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形成，而且对经济与社会生活宏观调控的作用越来越大。
二战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危机感、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需要，也由于受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影响，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机制十市场机制的垄断资本主义。
在这种机制的运作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国家对经济和生产的干预和调节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规模与程度越来越高，并且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
国家可以把部分生产资料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主要指的是国有企业），也可以利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对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干预、管理和调节。
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于克服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政治与经济危机，缓和社会矛盾，缩小收入差距，克服资本主义经济无序发展的状况，保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战后，在经济发展速度与综合国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远远走在社会主义国家前面，这样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体现）形成了严重的挑战。
（三）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科技革命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这种发展和增长过程不仅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增长，而且也表现为包括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
就产业结构来说，第一产业即农业比重不断缩小；第二产业即工业由20世纪50—60年代的上升到逐渐下降，总的方向是缩减传统工业，发展新兴的尖端工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迅猛发展。
到了20世纪末期，从第二产业中崛起了新兴的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群，并逐步成为主导性产业。
与产业结构的变化相适应，就业结构也依次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倾斜。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表明，它们的经济结构开始向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倾斜与过渡。
这种从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对于当代资本主义从发达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对于增强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模糊阶级矛盾与缩小社会差别以及对于迟缓资本主义变革，都具有很难估量的作用。
（四）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
20世纪下半叶，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力水平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
具体地说：
资产阶级表现为复杂化和多层次化。
战后又形成了几个新的阶层，即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被称之为“行动的资本家”的高级经理阶层与高级专家官员阶层以及以巨额股息、利息为生的食利者阶层，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统治大大加强，中等资产阶级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表现为扩大化与多层次化。
无论在物质生产部门或非物质生产部门都出现了新阶层与新集团，如以熟练工人与技工为主体的新型工人阶层，以工程技术人员为主体的工程技术人员阶层，以“白领工人”为主体的职员阶层，以“蓝领工人”为主体的体力劳动者阶层等；新中间阶层的地位与作用在扩大。
伴随以小业主、小商贩、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为代表的传统的中间阶层的萎缩，以科研人员、教师、医生、社会福利人员、文艺工作者为代表的新中间阶层崛起。
另外，其它的阶层与集团如知识分子社会集团迅速扩大，边缘阶层、流动阶层等的作用也日益显现。
在阶级关系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施“人民资本主义”、“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等措施和手段，使阶级矛盾得到缓和、阶级利益得到调整，在阶级利益与阶级意识方面的所谓“一体化”和“趋同化”在加强。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对作为传统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性形成挑战；在阶级关系方面的“一体化”与“趋同化”对于“两个必然”的实现也会带来消极与不利的影响。
（五）国家的职能与上层建筑的变化。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职能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随着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逐步转变到非强制性的政治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上。
国家主要不是依靠强力，而是通过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宣扬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优越性来维持与巩固他们的阶级统治。
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职能也大大加强，国家不仅掌握经济命脉和大量的国有企业，而且还通过经济、行政、立法、金融等手段来调节经济，通过社会福利措施缩小社会差距，保持社会的稳定，以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长治久安”。
其次，从上层建筑与法制方面来看，资方阶级通过多党的议会民主制度来保持政权的民主性与稳定性。
在社会管理领域，国家法制比较完备，管理机制比较成熟。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职能和上层建筑的这些变化，无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与“长治久安”起着重要的保护与推动作用，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行社会变革更加困难。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探析
二战以后的50多年来，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也没有像列宁所说走向“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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