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管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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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管理
中国社会管理指标居G20国家之末
2010年04月26日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社科院报告评估，2008年，中国的社会管理指数为0。
这意味着，中国在公共退休金支出、公民权利保障、信息的公共获取三个方面的社会管理体系极不完善
【财新网】（记者兰方26日发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4月26日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国家竞争力与发达国家差距有所缩小，在G20国家中排名第九。
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代表公民与政府关系的社会管理指标却排名倒数第一。
上述报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倪鹏飞博士牵头编写的，全称为《2010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下称《报告》），选取G20国家为研究样本，从主体素质、国内供给、国内需求、国内联系、全球联系和公共制度六个方面构建评价国家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报告》显示，就国家竞争力而言，传统发达国家依然稳居前列，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中国和韩国。
和总体竞争力不同的是，《报告》指出，社会管理反映的是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集中体现在国民纳税和政府为国民提供公共服务上，在税负合理的条件下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公共服务，也是一个国家富有竞争力的重要表现之一。
根据《报告》评估，2008年，中国的社会管理指数为0。
这意味着，中国在公共退休金支出、公民权利保障、信息的公共获取三个方面的表现均不理想，社会管理体系极不完善。
《报告》指出：
“中国长期以来主要偏重经济建设，而相对忽略了社会发展，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国家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
”
同时，在社会制度的指标中，中国在G20国家中排名第13位。
社会制度指标，主要反映国民之间的关系，财富分配的公平性、机会获取的公平性等。
《报告》显示，在“金砖四国”中，中国财富分配不公程度仅次于巴西，印度与俄罗斯的财富分配公平度都优于中国。
2008年，最贫困20%人口的国民收入所占百分比最高的国家是日本，达到10.6%，而中国仅为4.3%，在G20中排名倒数第四。
《报告》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公平公正的财富分配机制已经成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外，报告还指出，2008年，中国公共制度竞争力排在第1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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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接访为起点，推进城市公共治理变革
2010年10月19日金羊网社论
昨天上午8时50分，广州流花展览中心，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坐在了接访席前，听取来自四面八方的市民投诉。
记者在现场看到，最“热”的摊位是书记张广宁、市长万庆良接访台，甚至出现有市民为见上市长一面，排队三天，有市民则干脆带上铺盖通宵排队。
对于大接访活动，省委书记汪洋同志曾有“一些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你们一出马就能解决？
”的发人深省追问。
在汪洋书记看来，建立和健全解决群众反映问题的制度机制，让领导干部将来可以不接访才是大接访活动的根本目的所在。
否则，可以想见，当书记、市长才是市民解决困境的希望所在时，我们何曾能体味到，他们内心那孤苦无助的悲怆？
这样的表述，并非是说，大接访就无太大意义或者是在“作秀”。
客观来说，广州市委市政府从2008年6月26日首次试行大接访，它所彰显的，是政府倾听民声、体察民意的诚意和努力。
而且，毫无疑问，通过大接访活动，让书记、市长们与市民零距离接触，感受市民的疾苦，必定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民怨，化解矛盾。
然而，正如观察家早就注意到的，行政领导在大接访中的“现场拍板”，在彰显行政效率的同时，它反映出来的，是那些声称有效的日常制度安排的失灵；它所反衬的，是行政系统运作的紊乱和低效。
这必将进一步刺激市民上访的信念，并在事实上不断强化个人权威，这与大接访的初衷相去甚远。
因此，我们认为，提醒这种风险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大接访成为一种路径依赖、成为纾解民怨的常规性途径时，它必须正视其自身无可回避的困境——当市民所反映的问题都需要经由书记、市长亲自拍板时，大接访如何去解决其自身的不确定性和稀缺性？
众所周知，广州市于2008年6月26日首次试行市长、区长、局长公开接访日制度。
当时的数据显示，市民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国土房管和劳动保障方面，分别占总量的22.8％和21.2％。
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从本次大接访的情况来看，国土房管和劳动保障的问题依然是市民反映的热点。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场景。
它再次指向了一个残酷而真切的事实：
依靠书记、市长魄力解决的个案，从来就不具有公共性，它充其量只是一种个人遭遇罢了，而这种个人遭遇很容易把正义变成为一种馈赠，对于社会长远的利益协调毫无建树。
这样，我们始终远未触摸到问题发生、扩展的根源，政府也就只有在这些相似、却又层出不穷的问题中疲于奔命。
2008年6月30日，时任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在谈到大接访的启示时说，“大接访逼着我们了解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逼着我们政府认认真真地处理一些问题。
要通过信访吸纳民智，作为政府决策和部署工作重点的依据。
”诚哉斯言，我们必须将问题发生的有关政治或社会体制作为整体来进行归纳，以及考虑市民反映问题发生前后的具体情境，以大接访作为起点，检讨整个制度安排存在的缺失，并在这个基础上推进城市公共治理制度变革，惟其如此，方能达到汪洋书记“领导干部将来可以不接访”的愿景。
执政创新社会管理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10-09-13）
随着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发生的新变化，社会管理已到转型阶段，需从宏观层面上整体推进创新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创新社会管理”近来再次受到中央强调。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反映到高层信息显示，社会建设中存在多个“短板”，易成为激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根源。
有关权威人士解析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新变化，人员流动性大大增强，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各种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不断增多，这既促进了经济发展，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也必然带来一些矛盾和问题。
同时，随着我国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各种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
在高层看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明显提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强烈。
针对社会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中央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管理与服务并举，将流动人口管理、社会组织管理、网络虚拟社会建设防控、特殊人群帮教管理、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等作为重点。
《瞭望》新闻周刊在多地调研采访了解到，当前，不少地区在多个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效。
而按照中央部署，下一阶段，各级党委政府需将社会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力求尽快弥补一些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
“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是适应我们党所处历史方位深刻变化的客观要求，也是衡量和检验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受访权威人士指出，只有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才能更加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重点突破五大薄弱环节
根据中央要求，当前的工作重心应针对一些薄弱环节重点突破，力求取得实效，解决根本问题。
采访中，有关权威专家解读说，首先，应解决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
对于流动人口管理，其原则是“公平对待、服务至上、合理引导、完善管理”。
具体来看，应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着力解决流动人口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困难，探索“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服务管理新模式，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
本刊记者在深圳了解到，该市已探索对流动人口全面实施居住证“一证通”制度，将办证、就业、租房三种管理手段合一，在服务的同时也及时掌握流动人口大量基础信息；苏州市公安局依托市政府信息中心数据交换平台，推动与信访、民政、社保、电信、计生、房管等部门社会信息的交换共享，解决了流动人员信息不全的难题。
其次，解决好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问题。
下一阶段，应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技术手段并用，明确电信运营企业、用户的法律责任，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地遏制网络消极影响。
目前，上海市已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尝试，例如，在本地网站布设网上报警岗亭453个，开展网上接处警、网络安全防范宣传、受理联网单位备案等业务，提高网上“见警率”和“管事率”；培育互联网社会自治组织，引导注册成立了“上海市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协会”，已发展单位会员54家，并在这些企业组建了一支近700人的网上信息安全员队伍等。
再有，以城中村、城乡接合部为重点，解决好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问题，努力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环境改善、安全和谐的地方。
针对特殊人群帮教管理问题，中央的要求也很明确：
对于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应落实安置政策，加强日常管理，帮助刑释解教人员更好地融入社会；对社会闲散青少年，应千方百计解决就学、就业问题；对吸毒人员等高危人群，要有针对性地完善政策措施，加强治疗、教育、管理，绝不能漏管失控。
同时，健全社会组织培育、监管机制，解决社会组织管控难题，也是着力的重点。
面对日益多样化的“民有所呼”，单靠政府这一个“供应商”，越来越应接不暇、力不从心，让“第三方力量”——社会组织参与进来是大势所趋。
这样可以实现服务与需求的“多对多”，并且由此可在政府与社会之间设置“缓冲地带”。
根据中央部署和当前形势，北京、上海不约而同选择了培育、发展“枢纽型”社会组织这一新模式：
把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的社会组织联系起来，并建立工作协调和业务对接关系，在政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业务上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在管理上按照政府授权承担业务主管职能。
本刊记者了解到，北京市已经先期确认市总工会、团市委、市科协、市社科联等10家人民团体为首批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今后还将确认10个左右。
而整合各方资源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已成为各地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共同特点。
北京市高标准组建了综治维稳工作中心，由街道乡镇主要领导担任中心主任，把矛盾化解、维护稳定、平安建设和城市秩序管理工作纳入中心进行统筹，把治安志愿者队伍、保安队伍、管理员队伍全部纳入综治维稳中心统一指挥。
慎防新“盲点”掣肘
从多位受访专家的反映看，社会建设指标滞后于经济建设指标的现象十分普遍，社会建设中仍存多个“短板”。
当前我国出现诸多危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问题，根源在于社会管理模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基层基础工作不牢、司法权威不足等。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仇立平、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善峰等专家分析，目前的突出问题包括：
社会保障力度不足，社会边缘人群数量巨大。
近年来虽然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教育、医疗、物价、住房等民生领域的高支出严重“稀释”了人们的收入增长，导致心理压力和不满情绪增加，安全感下降。
社区建设进展缓慢，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滞后。
由于多年来社区建设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一方面基层组织功能弱化，村委会、社区居委会整天忙于政府安排的事务，社区自治和矛盾化解能力薄弱；另一方面，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素质不高、队伍不稳，一些大学生难以充实到社会工作队伍中去。
社会管理“盲点”不少，新生社会组织发育不全。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衔接不畅，出现了不少管理上的盲点。
比如一些单位的集体宿舍和新出现的商务楼宇，都是社会管理的新课题。
对于这些盲点，政府必须搭建新的平台，用新的方式进行管理。
而随着各类社会组织的增多，如何培育、监管并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是各地社会管理中遇到的新课题。
利益诉求渠道狭窄，心理干预体系不健全。
当前老百姓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狭窄，心理健康干预、精神病人管理也是各地遇到的普遍难题；特别是重症精神病人如果得不到及时干预和治疗，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
变“堵”为疏的思路创新
接受采访的基层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任务十分紧迫，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社会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
上海市静安区委书记龚德庆认为，当前社会管理已到转型阶段，再要往前走，不搞体制机制创新不行。
党委政府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在原有体制上很难有效解决，办法太少、思路太窄，面对许多社会矛盾只能消极被动地应付。
只有更新管理观念、创新管理体制，才能主动有效地解决新的社会矛盾。
静安区目前进行的培育“枢纽型”社会组织，可谓机制创新的一个探索。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卢汉龙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当前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核心任务。
政府的服务是刚性的，保基本的。
多元化的需求要靠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来解决。
政府就应该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拾遗补阙”者，这样在社会管理中既不会缺位，也不会越位。
多位研究者也表示，社会管理创新需要从宏观层面上整体推进，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贠杰认为，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除了要加大财政投入解决民生问题外，还要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入手，规范政府管理行为，强化服务型法制型政府建设，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指标，形成一个统一协调、分类管理的体制机制。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分析认为，“目前，在社会管理方面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一些地方社会管理的思路仍然比较落后，仍然沿袭计划经济下的思路，造成了很多问题；二是对于一些社会问题，政府是被动的。
民众不闹政府不管，大闹大管，小闹小管，采取的还是‘堵’的办法。
变‘堵’为疏，也是思路上必须的一个转变。
”
林喆认为，除了具体的社会管理举措的创新，改变社会管理现状的另一个渠道，是让民众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来，这可大大减轻社会管理的成本。
对此，林喆提出了包括首长接待日、听证、发言人、协商对话、特别领域信息公开、党务政务公开、谈话、举报人保护、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公开述职等9项制度建议。
就协商对话制度而言，“我们应该在党内上下级之间、党群之间、干群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物业与业主之间、居民委员会与居民之间、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之间，等等，广泛地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对话。
这种对话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于化解矛盾，成为疏通民众意见的渠道。
这是现代法制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就可以消除各种矛盾、隔阂和误解，使有关方面的决策及时得到民众的支持，以及随时掌握民意”，林喆说。
□
郑永年：
中国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改革
（2011-09-06）●郑永年
随着社会抗议和暴力事件的不断增加，中国社会呈现出越来越不稳定的态势。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政府提出了“社会管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等新政策目标。
现实问题出现了，就需要有办法来解决，这是现实主义的表现。
但也同样不可忽视的是：
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不稳定的问题？
就是说，在探索社会管理创新时，人们需要回答一些相关的问题，例如社会管理的内容是什么？
用什么方法来进行社会管理？
所使用的方法是否可以解决问题而不是恶化问题？
光是管理方法的创新是否达到稳定目标？
等等。
社会管理的议程被提出来了，但这方面的政策争论似乎还很少。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理性的政策讨论，有效的政策从何而来？
尽管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想着办法来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概括地说，他们所使用的主要方法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硬的，即维稳，尤其是使用暴力手段的维稳，另一种是比较软性的，即经济手段。
其它很多方法处于这两者之间，或者是两者不同因素的组合。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迄今为止的实践来看，这两者都存在很多问题。
使用暴力维稳不可持续，因为它没有解决几个重要问题。
首先是这个维稳体系本身的问题。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设置了这么庞大的一个维稳体系，日子一长，这个体系本身必然成为庞大的既得利益。
这个体系的目标尽管是维持社会稳定，控制社会不稳定因素遽然出现，但荒唐的是，一旦社会稳定了，这个体系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因此，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反而有利于这个体系的存在和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的不稳定局面是有利于这个体系的。
也就是说，搞不好，这个体系的利益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来源。
尤其在基层，这个体系往往能够脱离上级权威的领导，体系内的一些基层成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制造出很多不稳定因素来。
实际上，这是既得利益的内在逻辑，中外都一样。
以暴制暴激发更多暴力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以暴制暴也会激发更多的暴力。
这方面无需很多论证，大家的共识是有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
近年来，中国社会暴力事件，无论是暴力性群体事件还是个体暴力行为制造的暴力事件，遽然增多。
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的是一些官员对社会群体或者个体过度使用暴力行为。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指引下，一些官员一旦遇到社会抗议或者类抗议行为，就如临大敌，不加以理性分析，就随意使用各种暴力行为。
这必然导致社会成员也同样诉诸于暴力手段。
在正常社会，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一旦遇到矛盾或者冲突，大家都去诉诸于法律手段。
但在中国，法律似乎已经演变成最无价值的手段。
没有人会首先想到法律手段，因为有权有势者可以超越法律，逃避法律的制裁，而无钱无势者则不相信法律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正义和公平。
因此，双方都倾向于诉诸于法律之外的途径，包括暴力。
一句话，以暴制暴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
要达到社会稳定的局面，任何社会不管花多大的成本都必须竭力逃避这种局面。
那么，经济手段又怎样呢？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的方法。
这种方法有没有用就要看情形。
在一些地方，例如珠江三角洲，这些年来因为受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工厂突然倒闭，一些老板跑得无影无踪，工人领不到工资，就起来闹事，地方政府动用一些经济资源来补偿，平息事件。
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方法不失为有效的方法。
但是，经济方法在更多的情形下，反而会鼓励更多的群体性事件或者个体性事件。
因为经济方法表现为软性，不太会出现问题，只要有财力，地方政府一般都会采用这一做法，用钱来息事宁人。
当然，这也是地方官员担负政治责任的一种理性选择，至少这种选择要比使用暴力安全得多。
但是因为经济主义的盛行，中国各地现在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不闹，无利益；小闹，小利益；大闹，大利益。
这样的情况尤其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鼓励着一些族群的抗议甚至是暴力行为（这需要另文论述）。
和暴力手段一样，经济方法也不可持续。
首先，经济手段实际上也在破坏法治。
出现了问题，政府不去诉诸于法律，一切用钱来处理，法律变得不相关了。
因为暴力手段和经济手段的频繁使用，这些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越来越脱离法制的轨道。
其次，经济手段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政府必须有钱。
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快，政府有钱，可以用钱来处理问题。
但问题是，政府总有一天会面临没有钱的情况，到时候又怎么办呢？
所以，如同单纯的暴力行为，经济主义也会使得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
暴力与经济维稳都是治标
显然，无论是暴力维稳还是经济主义，都是“救火式”的被动做法。
用这两个方法或者两者的结合，不管使用者的技术多么高超，都是治标不治本，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更严重的是，如同上面所讨论的，这两种方法实际上在鼓励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和发展。
如果法律继续缺位，无论是暴力和经济方法，社会管理没有可持续性。
任何离开法制体系的社会管理都最终将走向反面。
社会管理或者管理创新必须要有新思路。
把社会管理创新狭义地理解为方法论上的创新会误入歧途。
新思路就是要把社会管理放在整个社会政策和社会改革的构架里面来思考。
社会“不稳定”是结果，既是社会经济发展本身的产物，也是社会和政府互动的产物。
尽管社会抗议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要寻找到社会管理的有效的方法或者进行社会管理的创新，就必须回答是什么样的特殊社会经济环境导致中国社会的不稳定。
跳出社会管理的方法手段面，人们就可以进行很多层面的反思。
就政府政策面来说，有很多因素提供了社会不稳定的大环境。
首先是这些年来盛行不止的GDP主义，有效地破坏了社会本身赖以生存的基础。
各级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分，把新经济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引入社会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等。
结果，这些领域高度商业化和货币化，造成了对社会的极大的破坏。
当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进行社会政策改革的时候，这些领域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谋取暴利的领域，方方面面的改革遇到了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改革因此没有长足的进展，更不用说是重大的突破了。
没有有效的社会改革举措，社会保护机制建立不起来，社会处处显得异常的脆弱。
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更使得中产阶级的发育不良，成长缓慢。
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为出口与内需之间的失衡、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失衡等方面。
这些结构的严重失衡，使得中国的一次分配完全失灵。
这些失衡结构使得少部分既得利益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而绝大部分人所得甚微。
劳动工资的增加是中产阶级的经济来源，中国长期低廉的劳动力根本就不可能造就一个庞大中产阶级。
在亚洲，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通过市场和政府的作为，差不多在20来年的时间里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并且经济增长还比这些经济体快，但中产阶级还是小得可怜。
这些年来，当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要调整这些方面的经济结构的时候，就遇到了生长在这些结构因素里面的既得利益的阻力，结构调整遥遥无期。
当一次分配出现严重问题，二次分配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了。
尽管政府在二次分配上努力不少，但很少有人会认为是成功的。
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异已经到了极其严重和危险的程度，不过仍然在继续扩大。
实际上，很多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作为还在继续恶化这种情形。
例如地方政府往往和资本走在一起，拼命压低劳动者工资。
年轻人失去希望
与此相关，这些失衡的结构也决定了社会空间的缺少和萎缩。
社会要稳定，社会力量、资本和政府三者之间要保持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
但这些失衡结构的存在表明，政府总是和资本与既得利益站在一起的。
在中国，社会力量本来就很弱小。
当政府和资本利益一体化的时候，社会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社会空间狭小，社会力量弱小，就导致了社会不可能有自我管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情况，社会需要政府来保护，但政府是不保护社会的。
这就直接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
无论是抗议还是暴力，都是社会自我保护需求的表现。
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对年轻人的影响更为严重。
在GDP主义指导下，一切以货币来衡量人生价值，这不仅扼杀了年轻人的梦想，使得年轻人应当拥有的各种理想显得无比“愚蠢”，更使得很多年轻人的现实生活陷入困境，例如高涨的教育费用和房地产价格导致了年轻人受教育难、结婚难等现象。
年轻人变得越来越现实，但现实则越来越满足不了他们并不那么理想甚至是极其平常的需要。
同时，生存在上述结构之内的既得利益，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封闭化，社会流动大大减少，社会阶层固化。
就是说，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无论怎样通过个人的努力，都难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倾向于通过社会抗议甚至暴力表示对社会的不满。
如果了解了年轻人是社会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就不难理解他们所从事的抗争的有效性了。
当然，年轻人抗争不仅发生在中国，而且也发生在世界上其它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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