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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最新反思

《南方周末》获授权,独家刊发国际著名投资人索罗斯最新反思的中文版。

个人阅读感觉,翻译略显生硬,但对理解本文妨害不大。

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1930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

1947年他移居到英国,并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

1956年去美国,在美国通过他建立和管理的国际投资资金积累了大量财产。

1979年乔治·索罗斯在纽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

1984年他在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又于1987年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

现在他为基金会网络提供资金,这个网络在31个国家中运作,遍及中欧和东欧,前苏联和中部欧亚大陆,以及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

这些基金会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

索罗斯也建立了其它较重要的机构,如中部欧州大学和国际科学基金会。

索罗斯曾获得社会研究新学院、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1995年波伦亚大学(意大利)将最高荣誉──LaureaHonorisCausa授予索罗斯先生,以表彰他为促进世界各地的开放社会所做的努力。

索罗斯是LCC索罗斯基金董事会的主席,民间投资管理处确认它作为量子基金集团的顾问。

量子基金在量子集团内是最老和最大的基金,普遍认为在其28年历史中在全世界的任何投资基金中具有最好的业绩。

2008年的崩溃风潮(上)——反思2008的崩溃风潮﹙一﹚

自2007年8月以来,金融体系就已经步入危机,但是大众几乎没有注意到,并且商业运转如常,只有一些例外。

所有这一切在2008年9月15日以后的几周中改变了保尔森要负责任,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相信把市场卷入麻烦的同样方法和工具也能用于使市场摆脱麻烦,市场出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备用计划;伯南克来自学术界,在超级泡沫发生时毫无准备,不幸的是,他的学习过程开始太晚,又总落在事情的进展之后。

局势就是这样失控的。

自从1930年代开始,每当世界来到金融崩溃边缘之时,政府就会出马拯救。

2008年我期待着同样的一幕,但是它却并未发生。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被允许破产。

在接下来的这些天里,整个金融系统遭受的打击等于心脏停搏,不得不依赖人工生命保障系统来维持。

它对于全球经济的效果等同于大萧条时代银行系统发生的崩溃,尽管它的全面影响目前还没有被人们感觉到。

虽然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超过了我的预期,我早就明白我们正在处理比次贷危机或是房产泡沫更严重的问题:

我们已经到达了信用扩张过程中的顶点或是转折点,这次扩张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在1980年代就已经变成了超级泡沫。

要懂得我们目前身处何地,又该遵循什么样的政策,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雷曼倒下的影响

雷曼兄弟的破产是转变局势的事件。

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暴涨,而此类合约的大空头美国国际集团(AIG)面临着违约逼近。

第二天,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不得不彻底改变自己的看法,赶去拯救美国国际集团。

但是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雷曼是商业票据的主要庄家和大券商。

如果一家独立的货币市场基金持有雷曼的票据,而且没有巨富投资商可以求助,它将不得不“跌破基金净资产”——停止按照票面价格赎回自己的份额。

这在储户中引起了恐慌,到9月18日为止,货币市场基金的挤兑风潮已经如火如荼。

这轮恐慌扩展到了股票市场。

联邦储备委员会被迫将担保对象扩展到所有的货币市场基金,中止金融股票的空方抛售,财政部则宣布为银行系统提供7000亿美元的救助方案。

这让股票市场暂时松了一口气。

但是保尔森的7000亿救助计划构想错误,或者更恰当地说,他根本就全无构想。

奇怪的是,财政部长完全没有为自己决定允许雷曼兄弟破产将带来什么后果做好准备。

在金融系统崩溃的时候,他冲到国会,并没有想清楚将怎么使用自己要求得到的资金。

他只不过有一个不成熟的观点:

制定一个类似于1980年代的《清款信托计划》,这一计划获得通过并且最终处理了来自破产的储蓄和贷款机构的资产。

因此保尔森要求全权处理,包括不受法律掣肘。

不出意外,国会拒绝赋予他这种权力。

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人论证说钱该花在给银行注入股本而不是剥离有害资产上。

最后,保尔森同意了这种观点,但是他并没有恰当地去执行它。

金融系统的状况继续恶化。

商业票据市场几近停滞,伦敦银行间拆放款利率(LIBOR)上涨、互换利率扩大、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一泻千里,投资银行和其他无法直通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机构不能获得隔夜或短期信用。

联邦储备银行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延伸生命线。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盛顿举行了年度会议,会议从10月11日开始。

欧洲的领导者们早早离开后在第二天聚集巴黎,决定从实质上保证不允许欧洲的主要金融机构破产。

但他们无法就在全欧基础上采取行动达成一致,所以每个国家将自行其事。

美国很快就照做了。

这些安排具有意料之外的恶性副作用:

他们给那些不能为自身金融机构提供同样可靠抵押品的国家带来了额外的压力。

冰岛已经处于崩溃之中、匈牙利最大的银行现在经受着卖空浪潮、匈牙利和其他东欧国家的货币和政府债券市场急促下挫;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巴西、墨西哥、亚洲四小虎国家和地区;土耳其、南非、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经历了程度较轻的相同一幕;欧元贬值日元飙升,美元在贸易加权的基础上坚挺,边缘国家的商业信用备受损失。

反复无常的货币变动导致了其他一些牺牲品——巴西的主要出口商们已经养成了对自身增值货币卖出期权的习惯,现在他们没有清偿能力,这加速了当地的小型危机。

所有这些混乱加在一起对全球消费者、商业界、金融机构的行为和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自2007年8月以来,金融体系就已经步入危机,但是大众几乎没有注意到,并且商业运转如常,只有一些例外。

所有这一切在2008年9月15日以后的几周中改变了。

全球经济沉重下挫。

当10月和11月的统计数据出台之后,这一点明显起来。

财富效应极为巨大。

退休金、大学受赠资金和慈善机构几个月内损失了他们资产的20%—40%,而这还是在麦道夫500亿美元的丑闻暴露之前。

我们正在面临一次深度长期的衰退,也许会累积成一次萧条——这种认识自身正日益加强,并且广为传播。

谁应被归咎?

联邦储备委员会已经就这一危机作出了有力回应,12月把自身的主要利率几乎下调为零,开始定量宽松政策。

奥巴马政府准备在两年内提供8000亿美元规模的财政刺激,并采取其他激进措施。

国际上的回应要更静默一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批准了新的措施,允许金融状况良好的边缘国家不需条件就可以借到五倍于自己份额的款项。

但是数量微不足道,而污点却可能继续徘徊不去。

结果是,措施依然未被使用。

联邦储备委员会为墨西哥、巴西、韩国和新加坡开放了货币掉期工具。

但是欧洲中央银行总裁让-克劳德·特里谢猛烈抨击经济上的不负责任,德国依然强硬反对发行过多货币,因为它可能会为将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奠定基础。

这些态度分歧使得极其难以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还有可能会损坏欧元的统一,引发汇率的强烈波动。

回顾往昔,雷曼兄弟的破产可以和发生在1930年代的银行破产相提并论。

它是如何被允许发生的呢?

责任显然该由监管机构承担,特别是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他们声称缺少法律权力进行干预。

但那是站不住脚的借口。

在紧急情况下他们能够并且应该做必须做的一切来预防系统发生崩溃,就像他们在其他情况下所做的一样。

而事实是,他们允许崩溃发生了。

为什么?

我会把保尔森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区别开来。

保尔森要负责任,因为作为投资银行的雷曼兄弟不在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范围之内。

我的观点是,保尔森不愿意借助纳税人的钱,因为他知道那会招致政府更多的控制。

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

他相信把市场卷入麻烦的同样方法和工具也能用于使市场摆脱麻烦。

这导致他制定了一个流产的计划——设立一个超级结构性投资机构(SIV)来接管破产的结构性投资机构。

他赞同这样的学说:

市场具备比任何个体参与者都更强大的调节能力。

在贝尔斯登危机六个月之后,他必然认为市场已经加以警觉,为雷曼兄弟的破产做好了准备。

这就是为什么市场出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备用计划。

伯南克算不上一个理论家。

他来自学术界,这导致他在超级泡沫发生时毫无准备。

他断言房产泡沫是孤立现象,可能会导致1000亿美元的损失,而这能够被轻易消化。

伯南克没有意识到均衡理论认识上有问题,所以他不能预料到建立在错误假设上的多种措施和工具会在短期内接二连三地失败。

这个错误假设是:

价格将会随机背离理论上的均衡。

但他学得很快。

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他通过先在2008年1月后在12月大幅度调低利率来做出反应。

不幸的是,他的学习过程开始太晚,又总落在事情的进展之后。

局势就是这样失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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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崩溃风潮(下)——反思2008年的崩溃风潮﹙二﹚奥巴马政府面对的问题甚至要比当年困扰罗斯福总统的还要严重。

1929年,未偿付信贷的总额是GDP的160%,由于债务累加和GDP下滑,到1932年上升到GDP的260%。

我们深陷2008年股灾时未偿付信贷的总额是GDP的365%,而且必定会上升到500%。

这项运算还没有考虑衍生工具的广泛使用。

有害的衍生工具

从更深的层面上来看,信用违约掉期(CDS)在雷曼兄弟的崩溃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我的解释富于争议,而且论证中的三个步骤将会把读者带入陌生的领域。

首先,存在着风险不对称,即在股市中多方和空方回报比率不同(多方意味着持有一只股票,空方指卖出一只自己不持有的股票)。

多方在股价上扬时期具有无限的潜力,而在股价下降时期面临着有限的风险。

空方则相反。

不对称通过下面这种方式体现出来:

丧失多方位置削减了面临的风险,而丧失空方位置增加了这种风险。

结果就是,个人可能在身为多方犯错的时候比身为空方犯错的时候更有耐心。

因此,这种不对称性不鼓励卖空股票。

第二,借助用相反方式工作的风险/回报比率之间的不对称性,信用违约掉期(CDS)市场为卖空债券提供了一个便捷之道:

购买信用违约掉期合约来卖空债券带来了有限的风险和无限的获利潜力,而卖出信用违约掉期合约则提供了有限的利润但是实际上无限制的风险。

这种不对称鼓励对空方进行投机,从而对优先债券实施下行压力。

当预计会出现恶性发展时,负面效果将会变得势不可挡,因为信用违约掉期(CDS)倾向于作为认股权证而不是作为期权来定价——人们购买它们不是因为他们期待最后会出现违约,而是因为他们指望信用违约掉期会在合约的有效期内增值。

没有套利可以修正错误定价。

我们可以在美国和英国的政府债券案例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债券的实际价格要比信用违约掉期指示的价格高得多。

使用有效市场理论是难以调和这些不对称性的。

第三,自反性在发挥作用,这意味着金融工具的错误定价能影响我们假定由市场价格反应的根本规律。

这一现象在这样一些金融机构里反映最为明显,他们开展业务的能力极其依赖于自信心和信托。

这意味着金融机构的卖空浪潮是能够自我证实的,这和市场有效理论截然相反。

把这三重考虑综合起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雷曼兄弟、美国国际集团和其他金融机构是被卖空浪潮摧毁的,在这些浪潮中卖空股票和购买信用违约掉期(CDS)互相放大,彼此加强。

通过取消涨点交易规则(它可以通过只允许在价格上升的时候卖空来阻挡空头猛跌),股票的无限卖空成为可能,而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促成了毫无限制地卖出债券。

结果是产生了一个让全世界最成功的保险公司之一的美国国际集团无法理解的致命综合体。

美国国际集团的业务是出售保险。

当它看到严重的错误定价风险的时候,它进场了,相信使危险多元化就削减了风险,以此向自己保证。

美国国际集团期待着经过一段时间后可以发财,但是短期内它就被带到了崩溃的边缘。

发人深省的问题

我就2008年崩溃风潮给出的解释引发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如果无担保卖空和投机信用违约掉期已经被取缔,将会发生什么呢?

雷曼兄弟的破产也许已经被避免了,但是超级泡沫又将如何?

我们只能推测而已。

我的猜测是,超级泡沫将会破灭得更慢,灾难性的结果会更少,但是后果也许会持续得更久。

比起现在发生的事情,它更像日本的经历。

什么是卖空的正当角色?

毫无疑问,卖空交易赋予了市场更大的深度和持续性,使市场更具弹性。

但是卖空交易不是毫无危险的。

卖空浪潮能够自我证实,应该处于控制之下。

如果有效市场理论是正确的,那就该有一个先验性原因决定来拒绝强加限制。

实际上,涨点交易规则和只有借入股票能涵盖卖空的时候才允许卖空都是有用的务实措施。

在没有清晰的理论证实下,它们看起来运转良好。

信用违约掉期能够服务于一个有用的目的吗?

对此,我的观点比大部分人都要激进。

盛行的理论是信用违约掉期应该通过调节汇率来进行交易。

我相信他们是有害的,只应该在有处方的情况下使用。

可以允许使用他们来为实际债券保险,但是根据他们的不对称性,不应该针对国家或公司进行投机。

在现在这一时刻,交易信用违约掉期是给欧元制造麻烦。

一些欧元区国家正开始过度负债,面临着评级下降。

购买信用掉期合约给他们的借入成本施加了额外的压力,降低了欧元成员的利益,而这会让人怀疑共同货币的持久性。

欧元具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根本弱点,信用违约掉期市场通过自我强化的方式加重了这一弱点。

信用违约掉期不是惟一一个被证明有害的合成金融工具。

同样有害的还有抵押债务证券(CDO)的分割,以及引发1987年股灾的投资组合保险合约——如果只提两起造成大量顺势的工具的话。

股票的保险有证券交易委员会来严加管理,为什么衍生产品和其他合成工具的保险就没有呢?

我所指出的自反性和不对称性所扮演的角色应该导致对有效市场理论的否定,并且促进对监管机制的彻底反思。

既然雷曼兄弟破产对消费者和商业界行为造成的影响等同于1930年代的银行破产,接任的奥巴马政府面对的问题甚至要比当年困扰罗斯福总统的还要严重。

1929年,未偿付信贷的总额是GDP的160%,由于债务累加和GDP下滑,到1932年上升到GDP的260%。

我们深陷2008年股灾时未偿付信贷的总额是GDP的365%,而且必定会上升到500%。

这项运算还没有考虑衍生工具的广泛使用。

这些工具缺席了1930年代,但却使现在的局势变得极为复杂,尤其是在房产领域。

从乐观的方面看,我们已经有了1930年代的经验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开出的良方可以加以利用。

根据这一方针,下面我将概述我认为奥巴马政府应该实施的政策,然后评估未来可能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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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苏计划(上)——反思2008的崩溃风潮﹙三﹚除了先人为引发通胀而后再进行治理,没有其他办法能防止出现全球通缩和经济衰退这种远离平衡的经济状况。

随着金融泡沫的破裂,随之而来的信贷紧缩、强制资产变现、通缩和财富蒸发有可能达到灾难性的程度。

在通缩环境下,累计债务的重负可以压垮银行系统,从而致使经济陷入衰退。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方法之一是依靠货币创造来抵消信贷收缩、向银行重新注资并有计划有步骤地注销或减记累积的债务。

为了取得最佳效果,这三种办法应该同时使用,而这离不开极端、非正统的政策措施。

如果措施见效后信贷开始膨胀,那么通胀的幽灵将会取代通缩的压力,而政府则需要和以流动性注入时同样快的速度将多余的货币供应从经济体系中抽出。

这两项操作中,后一项在技术和政治上的难度可能比前一项更大,但不这样做所付出的代价——全球衰退和世界动荡——让人无法接受。

除了先人为引发通胀而后再进行治理,没有其他办法能防止出现全球通缩和经济衰退这种远离平衡的经济状况。

问题的波及范围甚至超过1930年代,而布什政府随心所欲、反复无常的对策导致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雷曼破产的后果震惊了商界和民众,经济增长已经跌落悬崖。

而美国发生的一切会继续影响到全球经济。

因此,为避免最坏的结果出现,奥巴马总统的内阁将被迫实施由下列五个核心方面的全面激进的一揽子计划:

财政刺激、检查抵押贷款体系、银行重新注资、创新能源政策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财政刺激计划已经比较成熟,但落实到位尚需时日,且对经济下行仅能起到缓冲作用。

在我看来,检查抵押贷款体系和为银行重新注资是扭转经济局势的必不可少的措施。

房价见底

抵押贷款改革的目的,是要通过尽可能减少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行为,刺激购买力,防止房价过度下跌。

这是减轻通缩压力、稳定银行资产负债表并鼓励他们恢复放贷必不可少的措施。

达到目的的最好方式是调整抵押贷款,确保贷款本金不超过房屋价值。

争议的焦点集中在这种调整应该本着零星自愿的原则,只针对有拖欠行为的借款人,还是要强制不愿进行调整的放贷人接受来系统实施。

我赞成系统实施,因为零星调整无法使足够多的家庭见到成效,达到大幅降低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操作。

而且,低端债务抵押债券(CDO)的持有者没有理由同意自愿调整——调整的损失必须要由他们自己承担。

这种方法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借机彻底检查美国的抵押信贷体系——这套体系已经被证明是漏洞百出的。

我推荐采用经过适当修改的丹麦体系,该体系在1793年哥本哈根被洗劫一空后开始实行,业已证明了自身的价值。

与美国依赖政府支持企业(GSE)即房利美和房地美相反,丹麦采用的是全体抵押贷款发起人以平等地位共同参与且无需政府担保的开放的体系。

丹麦抵押债券的显著特点是与抵押品相互对应,并可以实施互换操作。

房主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在市场上购买等量的抵押贷款债券,并与抵押品进行交换来赎回自己的抵押房屋。

由于利率和房价通常呈同方向波动,这样的特点——我们称之为平衡原则——降低了负资产的可能性。

抵押贷款发起者要受到严格的监督,是信贷风险的承担者,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尽管没有官方介入担保,但这种债券在传统上估值很高,投资收益甚至比政府债券还低。

系统的抵押贷款调整方案,将以符合新平衡原则的新型抵押贷款取代那些被自动估值模型视为失败的抵押贷款。

贷款本金将降至由自动估值模型确定的当前的市场价,此时放贷人(次级抵押贷款会更严重)将承受一定的损失。

符合新平衡原则的抵押贷款将得到政府机构担保,并以此提振其价值,同时政府机构也将收取必要的保险费。

为了公平起见,减记抵押贷款的房屋在资本收益兑现时将按照高税率纳税。

为防止欺诈,将以房屋留置权的形式保留这项义务。

这种做法应该可以安抚谨慎的房主,使其借助房屋价格的回稳从方案中获取间接收益。

抵押贷款调整后,持有者将蒙受损失,但他们的损失很可能远远低于不执行调整方案的损失额度。

同时,政府支持企业(GSE)合并形成的机构将不会买卖抵押贷款,而是将其名下的组合资产转让给具备专业技能的小组,这些小组将从调整还款金额以适应房主的支付能力,而不是取消抵押房屋赎回权中获得报酬。

同样适用于主要居所的新破产法将大大加快重组的进度。

这样做可以加速执行破产程序,按照房主的偿还能力制定相应的还款额度,同时还可以解决二次抵押难题,舍此之外别无他法。

在欠款家庭的偿还能力之内,消除抵押贷款负资产和调整还款额这两项措施相互叠加,可以显著减轻但不会消除取消抵押房屋赎回权所带来的房价下行压力,因为这项救济措施仅限于主要居所。

开始时可以通过发售长期政府债券并将所得款项提供给抵押债券发行人的方式来补贴新的房贷利率,但抵押债券发行人最初10个百分点的信贷风险可能会与政府机构挂钩。

发行方将按市场竞争决定的费率为承担信贷风险收取一定的费用。

即便如此,新购房者享受到的利率也不能高于5%。

发行方可以在保本情况下向美联储出售抵押债券以清偿债务。

最终这种形式的补贴将逐步停止,同时利率水平将交由市场来决定。

政府机构将承担执行破产程序所带来的损失,这比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损失要小得多。

要对厄运缠身的政府支持企业的资产组合逐步实施清算,相应的累计损失可以通过国债加以吸收。

最终在房地产市场恢复稳定、依据平衡原则的抵押贷款站稳脚跟之后,就连抵押贷款担保都成为多余的职能,彼时即是时候关闭这类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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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复苏计划(下)——反思2008年的崩溃风潮﹙四﹚不仅美国愿意长期维持对外赤字,其他国家同样愿意长期保持顺差。

当前的金融危机不仅结束了这种发展模式,而且向人们显示了这样一种体系是多么不公——美国是危机的发源地,外围国家受到的损害却更严重。

银行资金

应当在全系统内部强制执行银行重新注资方案,就像亨利·保尔森所做的那样。

注资完毕后,最低资本要求应降至如6%,这样会鼓励银行的放贷欲望。

他们会迫不及待地抓住目前丰厚的差额。

经济将重新启动。

每个人手中都有充足的流动性,同时迫不及待地要加以利用。

到那时,随着通胀脚步的迫近,最低资本要求将提升至8%,而后更高,并以此来降低银行系统的杠杆率,长期来看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目标。

如果当初以这种方式执行美国的救市计划,也许可以用原先拨付的7000亿美元甚至还用不了那么多即可完成银行系统的重新注资。

不幸的是,那7000亿美元已经花掉了一半,而情况较之以前却恶化了许多。

两个月前完全可能的方案今天已经不再现实。

这就是金融危机的显著特点:

某项措施在某个时点上看似恰当,但在很短的时间内机会可能稍纵即逝。

银行体系现有的市场资本总额不会超过1万亿美元很多,但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窟窿可能不止这个数。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能指望公众会心甘情愿地接手注定要落入政府控制的银行股票,政府将不得不利用区分好/坏银行的方法:

受损资产、现有股权和次级债将留在坏银行里,而好银行则将获得新的资产注入。

股东和次债债主除享有增持好银行的权利以外,将损失他们的大部分或者全部投资。

他们可能会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样好银行或许就不会落入政府之手。

纳税人不得不消化坏银行的额外损失。

即便如此,为挽救经济也必须向银行系统重新注资。

注资的成本现在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但那也比听任累计债务把经济拖垮要好。

聪明燃料

在抵消衰退和通缩的过程中,能源政策可以发挥更大的创新作用。

美国消费者无法继续扮演全球经济引擎的角色,世界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引擎。

替代能源和节能减排可以发挥引擎的作用,但前提是保持传统燃料的高价,为投资新能源创造理由,这样的投资也可以缓解通缩。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位美国政客敢于说服公众我们有必要维持传统燃料的高价格。

奥巴马总统需要拿出更多的勇气和技巧来采取正确的对策。

他必须确定化石燃料的底价,强制收取碳排放税或拍卖排污权。

前一项措施更加高效,而后一项措施政治可行性更高。

此外还要对石油征收进口关税,将国内油价维持在每桶70美元以上。

关键是要说服公众能源成本将永远维持在高位,以此来鼓励对替代能源和节能设备的投资。

最终,能源成本可能会随着新技术的普及而下降。

但价格机制本身并不足以保证新能源的开发。

税收优惠、补贴、汽车排放标准和建筑法规必不可少。

即便如此,如果碳排放无需付出代价,那么能源安全和减缓全球变暖也都实现不了。

美国自己做不了这件事,但没有美国的领导这个任务也完成不了。

重新平衡核心和外围利益

1980年代后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一直被美国和所谓“华盛顿共识”所主导。

他们不仅未能提供一块平坦的舞台,反而以损害处在世界经济外围的国家为代价,一再照顾国际金融机构(IFIs)控制国、特别是美国的利益。

外围国家必须遵守“华盛顿共识”中规定的市场纪律,这让他们在面对金融危机时无处可逃,而美国却可以一直不受影响,吸干全球的储蓄来保持不断增长的经常账户赤字。

这种状况本来或许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因为不仅美国愿意长期维持对外赤字,其他国家同样愿意长期保持顺差。

当前的金融危机不仅结束了这种发展模式,而且向人们显示了这样一种体系是多么不公——美国是危机的发源地,外围国家受到的损害却更严重。

伤害外围国家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这种现象出现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它的深远影响远未被人们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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