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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手册
目录
一中国式家庭教育价值观之痛
二常见的家庭教育误区及处理办法
三刘华良教授家庭教育50条
传统的“棍棒”教育会培养出“狼性”孩子？
据半月谈网记者潘旭、仇逸、周润健、王莹报道，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并称为教育的三大支柱。
家庭教育曾经是中国文化的优势资源，孝文化、君子文化都是中国式家庭教育的正面结果。
然而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成年人的价值观发生巨变，家庭教育的支柱正在崩塌，其中过去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观遭到破坏，重智轻德成为家庭教育的普遍趋向，造成的严重问题亟待引起重视。
（《半月谈内部版》2010年第6期）
痛之一：
学校应试教育成了家庭教育主要内容
今年5月15日，全国妇联在京发布《中国和谐家庭建设状况问卷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当问到“您的家庭最需要哪些方面的帮助”时，受访者选择集中度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子女家庭教育咨询”，无论受访者来自城市还是农村，概莫能外。
此前，当《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时，专家们在全国妇联组织的座谈中也不约而同地指出，纲要缺少家庭教育的科学系统规划设计，仅将家庭教育纳入“学前教育”，显然远远不够。
家庭教育是当前困扰家长们最大的问题，同时又没有得到国家应有的重视。
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家庭教育普遍重智轻德，价值观已经出现扭曲。
对于许多家长来说，每天帮孩子完成功课成了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上海市民沈女士总结了家庭教育的五字诀：
“我们做，她记”；或是“我们说，她写”。
当记者问到亲子相处时一般干什么时，沈女士毫不犹豫地回答：
想方设法让孩子学会学校要求的东西。
随着教育部门的三令五申，从幼儿园到小学低年级，虽然表面上的书面作业取消了，但摇身一变成了仍然与应试有关的“任务”，家庭成了孩子的第二课堂。
应付学校之后，家长也无暇再考虑应该如何进行属于自己的亲子教育，更何况，不少父母因为繁重的工作也没有多少属于自己和孩子的“课余时间”。
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社区与家庭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金琰指出，应试教育剥夺了孩子快乐的时光，而本应该是既轻松又有效的家庭教育又严重缺失，致使孩子在儿童时期无法快乐。
不少父母忙于为孩子创造所谓良好的教育条件，如何能让孩子进名幼儿园、名校成为家长们的烦恼。
在他们看来，父母为孩子教育所要做的就是“领进门”，而进门后自己就可放手了。
上海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桑标告诉记者，家庭教育不能简单地用名幼儿园代替，不少孩子在幼儿园里是学生，回家变宠儿。
痛之二：
道德价值观教育从“只说不做”到“只字不提”
家庭教育需要言传身教，对孩子的道德教育应放在首位，这是一个常识，更是中国数千年传承的家教传统，孝文化、君子文化便是这一传统结出的硕果。
但今天似乎并非如此。
天津市曾进行一项7～14岁儿童家庭教育调查，当列出健康、安全、学习成绩、品德、自理能力、兴趣爱好、交友、吃、穿等9项指标要求家长回答“您平时最关心孩子什么”（选其中三项）时，有87.2%的父母选择“学习成绩”，为第一位；而最关心孩子“品德”的比此低25.4个百分点。
当进一步要求家长对所选三项内容按重要程度排序时，将品德摆在第一位的仅占全部调查对象的18.1%。
上海宝山区一小学曾设计课外活动，名为“教爸爸妈妈做环保”，如制作纸篓取代塑料垃圾袋等。
但最终发现，许多父母并不支持孩子的环保建议。
班主任王琴说，父母希望的是孩子一心读好书，家里的事都是家长管的。
许多家长嘴上教授孩子大道理，但能以身作则的很少，“大人的事小孩别管”成了默认的理由。
“会说不会做”成为家庭教育的一大特征。
上海市民信箱网上调查平台曾对2300位市民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被问及“你是否会主动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时，32%的市民给予肯定的答复，63%的市民选择“看情况而定”，5%的市民明确表示“不会”帮助。
如果大部分市民都是“看情况”来对待陌生人的话，又怎样教育孩子助人为乐？
不知何时起，诸如“助人为乐”等传统礼教已经难以转化为实际行动，这些传统价值观念在家庭教育中越来越不被重视，甚至只字不提。
半月谈记者从不少中小学教师那里了解到，像“拾金不昧”“助人为乐”“团结友爱”等传统价值观在家庭教育里越发罕见，有些家长甚至主动告诉班主任，只要孩子读书好，别的什么都可以不管。
更有学生私下说，父母叮嘱孩子遇见倒在地上的人别去搀扶，不然会惹麻烦。
王琴告诉记者，一次上课讲到成语“精忠报国”，便引发出了岳母刺字的故事，于是王琴便问，爸爸妈妈有没有和大家讲过长大了要报效祖国啊，讲过的请举手，结果令她惊讶是，有近一半的孩子没有举手。
在价值取向上，有的父母把捞取实惠作为个人的道德准则。
有人曾对一所小学的学生进行了一次特殊“考试”，要求学生填写父母在家庭日常谈话最多、关心最多的问题。
结果在部分学生的答案中，最受父母“宠爱”的一是关系，二是送礼，三是金钱。
难怪这些家庭中的孩子在回答“你最喜欢什么，羡慕什么，追求什么”的问题时，毫不隐讳地说“最喜欢的是钱，最羡慕的是吃好穿好、能走后门，追求的是有钱有权”。
痛之三：
“狼性教育”让孩子缺乏爱心
在社会主义市场和社会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从小培养孩子的能力，让其今后在社会上有竞争力，成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重点。
但不少家长片面地把爱心和竞争力对立起来，在两者之间选择了后者。
一些家长、学校和教育者赞同甚至实施“狼性教育”，即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里，要对孩子们进行“狼”的教育，而不应是“羊”的教育。
上海儿童健康基金会儿童心理工作室主任吴亦君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她曾接触一个在打骂中长大的高二学生，孩子最大的愿望竟然就是希望自己快点长高长壮，可以对一直责打自己的父亲还以颜色，考试故意考砸、家里故意捣乱，看着父母焦急生气就会产生快感。
吴亦君分析，实施“狼性教育”有两种情况，一是父母本身难以控制住情绪，加之“棒下出孝子”等观念，因而对孩子万般严苛，教育方法也过于激进。
二是受社会竞争压力的影响，一味培养孩子的竞争观念，最终造成孩子缺乏爱心，甚至导致性格的扭曲。
北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忠心表示，狼的本性是凶残的，是通过掠夺占有的，“狼性教育”如果是为了适应竞争，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肤浅认识。
狼性教育的实质是以自我为中心。
一些少年儿童的父母对社会上非正常的人际关系和不良社会状态存有不满情绪，以至于对个人和家庭之外的一切都失去信心和责任心。
加之社会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存在，更使一些人个体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感淡化，表现为凡事以我为中心，对自己、对家庭有利的事就做，无利的事不做。
一些家长对孩子在学校参加劳动，在社会上参加公益活动抱不支持态度，教孩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公共秩序、公共规则置之不顾，我行我素等等。
这种不负责任的社会观助长了少年儿童的自我中心倾向。
吴亦君认为，社会因素是导致孩子缺乏爱心的原因之一，但家长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判断，让孩子明白今后具有竞争力和富有爱心绝不相悖。
第一讲 孩子为什么不适应学校生活
一、“科尔曼报告”：
影响孩子成绩的主要因素不是学校，而是家庭
将近一百年以前（1914年），美国的斯特娜夫人对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她说：
“中国是最早开设学校的国家，尽管如此，他们的文明落后了。
这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妇女教育的必要。
过去，中国人认为妇女不应受教育，因此，中国大多数妇女是文盲，也不进行家庭教育。
受不到母亲教育的国民决不能成为伟大的国民。
”[ii]
现在看来，这个美国人的猜想并不周全，因为中国妇女受教育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
不过，这个猜想有一点是有符合事实的：
中国家长普遍愿意把孩子成长的责任推卸给学校。
如果孩子的成长出现了问题，家长愿意批评学校的教师，一般不愿意承认那是家长自己的失误。
事实上，也并非只有中国家长才犯这样的错误。
1966年，美国人科尔曼博士发表一份教育调查报告，这个研究的主题原本是学校教育问题，但它促使美国政府和美国家长开始关注家庭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1966年，美国人科尔曼向国会递交了“机会均等调查研究”报告。
这就是教育史上著名的“科尔曼报告”。
这个调查研究的结果令美国人大吃一惊：
在此以前，人们只知道，黑人学生的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而且越往后差距越大。
科尔曼和大多数人一样，都以为这种差距主要是学校的办学条件而造成的。
调查结果却发现，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在校舍设施、教师工资等有形条件上的差距，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大。
而造成黑人学生学习水平低的原因，主要不是学校的条件，而是学生的家庭背景。
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学习成绩有很强的相关性。
“科尔曼报告”发表后，人们开始从两个方面调整自己对教育的看法：
一是重视学校教育质量评估；二是重视孩子在学校教育背后的家庭教育。
与“科尔曼报告”的结果类似，2007年，日本人三浦展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
《阶层是会遗传的：
不要让你的孩子跌入“下流社会”。
三浦展的调查报告显示了“家长与孩子成绩”的一些微妙关系：
孩子的成绩与父亲的阅读量成正比。
[iv]
成绩好的孩子，母亲比较有条理又有趣。
……有条理却也有趣的母亲，比较能养育出成绩好的孩子来。
[v]
成绩好的孩子，妈妈通常是有计划且动作利落的人。
……父亲越认真、越有条理、越有礼貌，孩子成绩就越好。
[vi]
成绩不理想的孩子，饮食状况也比较混乱。
……成绩越差的孩子，越依赖便利店的食物。
[vii]
三浦展的建议是：
“父母能做的就是改善孩子的生活习惯。
……要父母突然之间大量增加收入或许不太可能，更不用说突然提高自己的学历。
既然如此，身为父母唯一能努力的，就是设法改善孩子的生活习惯。
”[viii]孩子的生活习惯将影响孩子的成绩：
“成绩越好的孩子，个性越主动，同时比较会运动，朋友也比较多，但成绩越差的孩子，不仅个性较被动，也很不擅长运动，同时朋友也比较少，基本上很爱打电玩。
”[ix]
孩子的学习习惯其实是孩子的生活习惯的一个部分。
孩子如果形成了好的生活习惯，他就比较容易建立好的学习习惯。
孩子如果形成了坏的生活习惯，这个坏的生活习惯将影响孩子的学习习惯，影响孩子的学业成绩。
谁能够培养孩子的生活习惯？
校长能够培养孩子的生活习惯吗？
如果校长很难培养所有孩子的生活习惯，教室里的老师能够培养孩子的生活习惯吗？
是的，校长和老师的教育方式都会影响孩子的习惯。
可是，生活习惯只能在日常生活的生活中才能建立起来。
能够对孩子的生活习惯发生深刻的影响的，不是校长，而是家长。
如果家长还没有让孩子形成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就把孩子的成长完全交给学校，就会把孩子推向跌跌撞撞的“成长的危险”之中。
学校教育多少会影响孩子的性格、智力和身体，但是，对孩子的性格、智力和身体状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学校，而是孩子从父母那里所接受的遗传因子和家庭教育。
孩子所接受的遗传因子和家庭教育一直在幕后操纵孩子的学校生活，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永远的背景和永远的底色。
表面看来，自从孩子进入幼儿园、小学以后，孩子的大部分“学习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
[x]其实，相对于学校教育而言，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根部，家庭教育是“培根教育”，成功的家庭教育是成功的学校教育的基本前提。
[xi]
如果家长愿意承认家庭教育的重要，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
在家庭教育中，谁来负责孩子的教育？
如果父母太忙，能否把教育孩子的责任托付给孩子的祖父母或保姆？
二、成长之痛：
把孩子托付给祖父母或保姆的后果
2006年，湖南卫视制作了一系列有关孩子成长问题的节目：
《变形计》。
家长从中可以体察孩子的“成长之痛”以及父母把孩子的教育责任转交给孩子的祖父母或保姆的后果：
他就是“变形”的另一位主角，胡耿。
这是我们第一次到胡耿家时看到的一幕。
看似粗犷的爸爸，在这一刻选择了沉默。
他明白，自己这几年来为教育儿子花费的心血都白费了。
但他始终想不通，自己把所有的爱给了儿子，可儿子却跟他越走越远。
胡耿已经两个月没去学校了。
在王老师的眼里，胡耿似乎有着难以说清楚的复杂性格。
他经常在上课时大吵大闹，让人忍无可忍。
老师只能把他安排在离讲台最近的地方就座。
他故意捣乱纪律，引起同学和老师的关注。
他也可以带领全班同学赢得全校的广播操和艺术节的一等奖。
他可以在上英语课时突然起身就走，也可以在他喜欢的美术课上追着老师问个不停。
他的学习成绩并不是最差的，尽管每年他都要在学校失踪一段时间。
去年年初，尊重胡耿的意愿，老胡给他办了休学手续，送他去了衡山一家武术学校。
结果，一个月后，儿子受不了学校的苦，逃回来了。
他在学校学到的几手三脚猫功夫成了对抗父亲的砝码。
胡耿说：
“反正，你打我，我会还手。
你不要讲别的，怕你这么多年了我还怕啊？
”
老胡一再退让，一再宽容，一再尊重，胡耿却倍加反感，毫不领情。
他开始了和老胡的“冷战”。
不正眼看老胡，不和老胡说话，不和老胡一个桌子吃饭。
老胡在客厅，他就进卧室。
最后发展到不愿意回家。
胡耿说：
“我对我爸特别恨。
我就是恨他。
我就是恨我爸爸。
”
胡耿妈妈说：
“我现在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是，他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是什么原因。
我现在这里也正在寻找。
”[xii]
这个录像的片断提出了两个问题：
孩子为什么拒绝学校？
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和父母在一起？
让我们接着察看这份录像后面的信息：
远离长沙45公里的乡下外婆家是胡耿逃离父母快乐嬉戏的天堂。
在山后的老屋，胡耿和外公外婆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五年。
老屋墙角的蚂蚁和后院的桔子是他最好的玩伴。
他的另一个乐趣，就是折腾那台可怜的电视机。
对外孙的不务正业，耿直的外公经常火冒三丈：
“他说要到社会上去当混混。
当混混就要受法律制裁。
别人一脚能把你踢一丈远。
”
外公的苦心劝告根本无济于事。
利用从小外婆对自己的有求必应，胡耿常会从外婆那里蹭来两块钱，在小镇上唯一的网吧里，疯狂地执迷于卡丁车游戏和QQ聊天。
[xiii]
这样看来，孩子不适应学校生活并逃离学校的主要原因，可能与孩子的外公外婆的教育方式有关。
孩子的父母太忙，他们把孩子移交给孩子的祖父母。
他们的设想是：
孩子太小，只要长身体就行，还没有到学习的年龄。
等孩子长大一些，长到了要上学的年龄，再把孩子接回来。
他们不知道，孩子从0岁开始，就已经进入“非正式学习”的年龄。
孩子在入学之前，家长必须为他们提供相关的训练，让他们为入学做足够的准备。
如果孩子在入学之前没有建立相关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那么，从孩子进入学校的那一天开始，他就随时处于成长的危险之中。
遗憾的是，孩子的父母太忙。
父母们似乎并不认为需要为孩子提供入学之前的训练和准备。
他们不承认在孩子入学之前需要为孩子的成长付出艰难的家庭教育，他们以为把孩子移交给孩子的祖父母就可以“万事大吉”。
中国的父母太忙，这是一个事实。
从目前的情形来看，中国的绝大部分父母都处于各种形式的奔波之中。
父母们要么在为谋生而奔波，要么在为更多的金钱或更高的权力、更宏大的事业而奔波。
还有少数父母在为婚外恋或离婚而奔波。
这些父母很少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
也有一些父母愿意为了孩子的成长回到家庭，但全职妈妈或全职爸爸只是一些特例，没有普遍意义。
目前看来，主要有三类父母：
第一类是“谋生型父母”，特指那些为了谋生而外出打工的“候鸟族”。
他们外出打工或求学、经商，只在特大的节日如春节期间回家。
这是中国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
中国农村绝大部分父母都外出打工，按照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的比例来看，中国一半以上的父母常年不在孩子的身边（只有少数父母外出打工时把孩子一同带到了城市）。
第二类是“工作型父母”。
“工作型父母”像“谋生型父母”一样，也处于谋生状态，但这里的“工作型父母”特指那些“早出晚归”的“上班族”。
他们白天上班，晚上（或周末、节假日）与孩子在一起。
这类父母的生活方式还算是正常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普遍的意义。
第三类是“事业型父母”。
他们属于追求更高的名誉，更大的权力，更宽阔的利益的“高大宽族”。
他们已经脱离了谋生状态，但他们为了自己的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谋划”、“应酬”或“外交”。
他们的作息时间是不确定的，他们不得不见机行事，随时“应酬”。
他们可能随时出门，也可能随时回家。
他们出门时，孩子可能还没有起床。
他们回家时，孩子可能刚刚上床。
这些“事业型父母”即使经常回家，他们与“谋生型父母”一样，也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
“事业型父母”父母往往是商人或行政管理人员，也可能是文艺工作者，还有一种特别的“事业型父母”：
他们曾经为谋生而心酸地打工，后来脱离谋生状态，成为“高级打工仔”。
“工作型父母”尚可以在晚上陪伴自己的孩子并对孩子的成长问题做出及时的回应和调整。
“谋生型父母”和“事业型父母”则完全没有时间陪伴孩子的成长，他们往往将教育孩子的责任转交给孩子的祖父母或保姆。
“谋生型父母”或“事业型父母”把孩子交给祖父母或保姆是一个可取的办法，但交给祖父母或保姆之后，必须有配套的教育支持。
对于“谋生型父母”来说，他们在外出打工之前，最好巧妙地安排一次或几次非正式的“告别仪式”。
通过非正式的“告别仪式”，让孩子感受到做父母的心酸和痛苦，让孩子一起分担家庭的责任，让孩子在心里暗自发誓：
为了不让自己的父母遭受更多的痛苦，自己必须尽早“当家”，拯救家庭。
对于“谋生型父母”来说，教育孩子并不复杂，父母所要做的只是让孩子体验并分担父母的生活负担，贫穷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它会让孩子较早地建立“责任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不过，孩子的理性并不成熟，他们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视野，一旦没有了父母的严格的监控，他们容易受同伴的影响而染上种种坏习惯。
这需要“谋生型父母”在远方对孩子有基本的“遥控”，一旦发现孩子破了规则，孩子必须接受惩戒。
孩子的成长需要赏识，也需要有严格的惩戒。
相对而言，“事业型父母”比“谋生型父母”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显得更加艰难、更加复杂。
比较普遍的现象是：
贫穷的孩子往往容易可以适应学校生活，而富裕家庭的孩子反倒容易成为厌学者、逃学者或辍学者。
富裕家庭的孩子很容易被中国的古训不幸而言中：
“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找伟男。
”
“事业型父母”面对的新问题是：
虽然贫穷本身就一种教育资源，但富裕家庭不可能为了教育孩子而故意过贫穷的生活，也少有人为了教育孩子而在孩子面前故意“装穷”。
[xiv]
从来没有单一的家庭教育模式，不同的家庭需要为孩子提供不同类型的家庭教育。
对于“谋生型父母”来说，谋生是第一位的。
他们有足够的理由离开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暂时托付给祖父母或相关的亲戚。
没有必要因为孩子的家庭教育而完全放弃谋生的努力。
同样，对于“事业型父母”来说，事业也是第一位的。
他们迷恋自己的事业，他们看重名誉，珍视金钱，追逐权力，他们是一群积极的“入世”者。
一般人无法理解他们的追求。
他们会拒绝一切有关“知足常乐”的说辞，他们是一群有欲望、有野心，暗流涌动、激情澎湃的人。
他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放弃亲自教育孩子的责任，他们更愿意把教育孩子的责任移交给他人。
对于“事业型父母”来说，他们已经无法模仿“谋生型父母”或“工作者父母”去教育他们的孩子。
他们已经拥有比较优越的家庭条件，他们已经不需要为生活奔波，他们面临的问题只是：
如何利用家庭条件的优越而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而不是相反：
孩子因为家庭条件的优越而胡闹、任性、有攻击性，以至于厌学、逃学、辍学？
他们必须寻找新的家庭教育模式。
新的家庭教育模式可以考虑两个策略：
第一，珍惜和孩子在一起的一切机会，以自己对事业的理解和迷恋，培育孩子的“事业意识”和“领袖意识”。
“事业型父母”可以坦率地告诉自己的孩子：
“我喜欢自己的工作”。
给孩子讲述自己在工作中的乐趣，让孩子一起分享自己的快乐，而不是在孩子面前“哭穷”或装出痛苦的样式。
第二，不再简单地把孩子移交给孩子的祖父母或保姆，而是为孩子寻找合适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家庭教师”。
这样看来，“工作型父母”可以亲自教育自己的孩子，“谋生型父母”可以把孩子委托给孩子的祖父母，“事业型父母”可以把孩子移交给“家庭教师”。
无论如何，不可把教育孩子的责任推给“保姆”。
如果没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环境，父母也不可轻易将教育孩子的责任推给孩子的祖父母。
原因在于：
父母本人教育孩子会遇到大量的困难，当父母把孩子转交给祖父母或保姆之后，这个困难会加倍扩展。
孩子的祖父母可能只有一些有限的教育经验，而这些有限的教育经验又因为祖父母的溺爱和纵容而派不上用场。
并非所有的祖父母都会溺爱孩子。
一般而言，如果祖父母没有自己的交往圈子、没有自己的业余爱好，他们会感到孤独。
如果祖父母因为害怕孤独而愿意接受对孩子的照看，这样的祖父母会因为担心孩子离开自己而放松对孩子的严格、严厉要求，他们甚至会有意无意地纵容孩子的胡闹。
至于保姆，问题就更加严重：
保姆可以为孩子提供生活照顾，但几乎不能严格要求孩子做正确的事情。
孩子在两岁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就能察觉身边人的社会地位。
孩子会根据身边人的社会地位来评估他的教育威信。
孩子一旦认定保姆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人，他会拒绝保姆的任何说辞，他至会不尊重保姆的人格。
这样看来，如果父母是忙，尚可把教育孩子的责任委托给孩子的祖父母，却不可把教育孩子的责任推卸给保姆。
若祖父母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则必须保证一个前提：
淡化祖父母的角色，强化家庭教师的责任。
孩子的父母或者接管孩子的教育问题的祖父母、家庭教师必须时常提醒自己：
在孩子面前必须保持基本的教育威信。
一切成功的教育，从威信开始。
一切失败的教育，从威信的陷落开始。
三、一切教育从威信开始：
不仅“正确”，且“严格”
家庭教育的失败，常常因为家长在孩子面前失去了基本教育威信。
威信一旦消失，家长在孩子面前便失去了“话语权”，家长对孩子的苦口婆心的叮嘱或头头是道的劝说便失去了力量。
“威信”是教育的大秘密，如果没有威信作为教育的前提条件，家长对孩子劝说越多，孩子对家长越厌恶、反感甚至反抗。
家长的教育威信究竟从哪里来？
家长的教育威信主要有两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正确”，家长给孩子所提供的方向和方法必须是“正确”。
即使不能保证完全正确，至少做到比较正确。
如果家长的教育方向或方法不当，孩子迟早会抵制家长甚至会嘲笑、鄙视家长。
第二个来源是“严格”，家长的“严格”显示为家长对孩子的监护和惩戒。
孩子需要有基本的自由，但也需要有基本的规则。
家长必须和孩子一起制定某些基本的生活规则和学习规则。
这些生活规则和学习规则可以口头约定，也可以写在纸上，挂在孩子房间的显眼的位置。
孩子一旦破坏了约定的规则，就必须接受严格的惩罚。
家长的“正确”让孩子对家长保持必要的“信任”感，家长的“严格”让家长在孩子面前保持必要的“威严”感。
“威严”感和“信任”感一起构成教育的“威信”。
一切教育，从“威信”开始。
如果家长只有“威严”而不能让孩子“信任”，家长的教育就会退化为教训。
有些家长“教育”智慧不发达，“教训”智慧却很发达。
如果只有教训而没有教育，孩子会成为唯唯诺诺的“家奴”，失去堂堂正正地做人的尊严和激情。
如果家长只有“正确”的方向和方法而没有基本的“严格”要求呢？
这会更糟糕。
教育一旦取消了“严格”，家长就退化为“求长”（或“酋长”）。
求孩子学习的家长，简称“求长”。
为孩子提供“正确”的方向和方法是重要的，可是，比“教育正确”更重要的是“教育威严”。
“严格”要求原本是中国家庭教育的一个传统，遗憾的是，这个传统逐渐在减弱、消逝。
严格、严厉的教育传统之所以逐渐减弱，可能有多种原因：
比如，父母太“爱”自己的孩子，父母简单地追求所谓的“民主”。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部分父母因自己太忙而把孩子移交给祖父母或保姆，这样的父母总觉得对孩子有亏欠，于是，当他们回到孩子身边时，他们会比孩子的祖父母或保姆更加放松对孩子的要求，他们甚至会对孩子的种种无理要求有求必应。
对孩子的要求有求必应的结果是：
孩子欲望膨胀、自我中心、为所欲为。
可怜的父母，为了让孩子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不得不外出奔波。
他们不忍离开自己的孩子，但他们又不得不背井离乡。
他们的努力和心酸原本应该得到孩子的理解、支持和感激，但他们只得到孩子的误解或反叛。
孩子之所以误解与反叛，因为这父母回到孩子的身边时，他们竟然因为对孩子的歉疚而放弃了对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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