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的市场化之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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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的市场化之伤
学前教育的“市场化之伤”
——以浙江省部分区域为例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步社民
摘 要：
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老板幼儿园”、“重点班”“小学化”等现象，在这些现象反映出学前教育发展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教育公平受到挑战、教育被异化等问题。
对此，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学前教育与市场的关系，明确只有政府规控学前教育事业才能避免市场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而保障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学前教育；市场；浙江省
学前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模式大体有两种：
一种是“政府主导、县乡统筹、均衡发展”的模式；一种是“政府主推、市场化运作”的模式。
一段时间以来，有相当多的人对第二种模式推崇备至，认为这种模式能够有效促进学前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满足人群众多方面需求。
但是，这种模式在推动学前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负面问题，为学前教育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我们需要对这种模式保持清醒的认识，警惕市场化本身的固有弊端，及时进行纠正。
一、现象
“学前教育市场化”的基本理念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配置学前教育资源，以实现学前教育的优化发展。
但是，市场的驱动机制是私利，如果缺少必要的监控，缺少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则对于私利的追逐就会演变成一种无序状态，学前教育市场化造成的负面后果正在日益显现。
1.老板幼儿园
宁波C市百姓把当地的民办幼儿园称作“老板幼儿园”。
老板幼儿园的特征是以家族方式管理，其典型表现是：
由家族出资举办，由亲属参与学校的各项管理、服务甚至教学工作。
老板幼儿园的另一个特征是贵族化倾向，一般有较大规模的占地面积，园内设施豪华，学生每年需要的保育费动辄万元以上，同时家长为使孩子能够入园要依循缴纳万元以上“赞助费”的潜规则。
在乡镇或里弄的老板幼儿园一般规模不大，但存在严重的无序竞争。
有的幼儿园向员工摊派招生任务，以招生数量的多少对员工进行奖励。
为了吸引生源，有的幼儿园还会在招生时期到邻近幼儿园门口做过度宣传。
2.篱笆幼儿园
篱笆幼儿园多分布在城乡结合部和乡村，其特征是规模小，大多办在居民自住房或租用闲置公寓和城乡结合部的民房里，以家庭方式办园，低收费、低成本、低质量，设施简陋，没有安全的户外活动场地，有时甚至简陋到只用篱笆圈住孩子们活动的场地。
这类幼儿园大多未经审批注册，其数量相当惊人。
据某负责人介绍，在其负责的区内这样的幼儿园不下50所。
未经审批注册就意味着不符合政府规定的办园的起码条件，但这些幼儿园为何能够得以大量存在。
被访某教育局领导表示，此乃无奈之举，因为农家子女、民工子女、城市低收入群体子女对这样的幼儿园有需求。
换句话说，除了这样的幼儿园，弱势群体孩子没有其他选择。
3.豪华的公办幼儿园
在一些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创办和管理的幼儿园改制过程中，有一些公办幼儿园被留下，当前这些幼儿园变得越来越豪华，甚至与少数老板幼儿园一样越来倾向越贵族化。
如宁波C市教育局所属的公办园在改制后只保留了一所，而这所公办园在老城区有一个价值2000多万元的园区，现在又在新区建造了一个价值不下3000万元的豪华新园区，构成了当地一景。
4.幼儿园里的“重点班”
在走访温州市某改制后的机关幼儿园时，笔者发现个别班的教学设施特别“豪华”——教室面积有100多平方米，有干净、整洁、崭新的课桌和教具，还有钢琴、电视、饮水机以及几十种儿童早期智能开发玩具。
经过询问才了解到，这个班级是本园的“重点班”。
而在同一个幼儿园，旁边的普通班却与它存在很大不同，30多个小孩挤在一个只有“重点班”一半大的教室里，教学设施简陋，玩具很少，没有益智教具。
据一位知情人士介绍，这所令家长们趋之若鹜的幼儿园这几年每年招收8个小班，其中3个实验班，每个孩子需缴纳1.8万元集资费，还得通过考试方可入园。
另外5个为普通班，集资费每人1.4万元。
实验班学生人数比普通班少，配备两个老师和一个保育员，并采用“蒙特梭利”教学法。
5.课程内容的小学化倾向
调查发现，许多幼儿园的课程设置中有大量新课程方案中没有的内容，如语言领域出现了专门的拼音、识字、写字、古诗和英语教学活动，而计算的教学程度深至100以内的加减，大大超过了审定课程中出现的内容，部分幼儿园还教授一些连加连减的小学一年级数学内容。
这些内容注重向孩子传授知识，有明显的小学化倾向。
二、现象折射出的问题
1.学前教育公平受到挑战
2007年暑期笔者就幼儿教育公平性问题进行调查（基本遍及浙江省各地区）发现，幼儿家长就“您认为幼儿教育不公平现象明显吗？
”问题作答时，32%认为“明显”，59%认为“非常明显”，没有人回答“完全没有”。
就“最近十年来，您所在的地区幼儿教育在公平方面的主要发展趋势是什么？
”问题作答时，高达74%的家长和幼儿园教师认为“越来越不公平”。
公平是处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所应遵循的合理原则。
在经济学范畴内，公平问题的核心是资源配置问题。
教育公平的核心：
一是教育机会均等；二是教育选择的自由，即“资源分配的公平”。
幼儿教育公平主要表现为社会成员（包括幼儿及其家长）平等地享有幼儿教育资源（包括其质量和数量）。
当前，市场化推动下的幼儿教育公平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幼儿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使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幼儿享受不到相当的学前教育。
“择园”和“高教费”所带来的学生入学机会的不平等是这一问题的集中表现。
我国当代中小学的择校问题起源于政府的重点学校政策，当前在实现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后，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它违背了教育的公正性、平等性，也成为诱发教育腐败的温床。
幼儿园的择园问题与此制度直接有关，同时因学前教育市场化而加剧。
因为市场化迅速催生了一批位于城镇的贵族幼儿园。
而位于城市的极少数公办幼儿园之所以在市场化的背景也变得豪华起来，源于“政绩动因”和“利益动因”。
一方面，政府把办幼儿园的责任推向市场，就可以将有限的资金集中在一两个幼儿园上，而且一定要办“好”。
有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明确提出要办得比当地最好的私立幼儿园还要好，以示政府对幼儿教育的“重视”，并且在对外交流时也有个好的窗口，这是“政绩动因”。
另一方面，幼儿园变得“豪华”，就可以通过个人承包或“名园办民园”等方式提高收费，这是“利益动因”。
幼儿园既然有了公办和民办之分，贵族和平民之分，豪华和篱笆之分，城里的和乡下的之分，出现择园现象并且越演越烈也就不难理解了。
择园问题的背后是教育公平的被破坏。
大家都想去好的幼儿园，但“好的”总是有限的，结果是有限的资源会被少数有权的和有钱的人所占有。
每年的四五月份，家长们要为入园而竞争，而通过“权”和“钱”来保证孩子进入“好的”幼儿园，似乎已经成了“潜规则”。
尤其是在对公办幼儿园的择园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更为严重。
因为，公办幼儿园是用纳税人的线举办和运行，应该以平价向平民开放，而当前的现实是，如果既无权也无钱，即使与这样的幼儿园相邻，恐怕也难以进入。
近些年，已经发生了多起家长因此与幼儿园发生纠纷的事件。
这一问题显示，纯粹的市场化是无法推动优质幼教资源扩大的。
幼儿园的高收费问题这几年也成了很多家庭“难以承受之重”。
一位家长反映，她送3岁儿子入当地一所双语幼儿园时收到了这样一份入园收费清单：
保育费每月650元、用品150元、各种保险40元，生活费每月200元……这位家长说，儿子上幼儿园后，家里的开支压力明显增大，这对于一个月入3000多元的家庭来说实在有些吃力。
她特别想知道清单上哪些收费是合理的，哪些收费不合理。
她曾带着儿子的入园收费清单，到当地物价局收费管理科询问。
得到的答复是：
“对于幼儿园的收费，国家目前没有统一定价，各地幼儿园的收费标准根据各地办学成本来进行定价。
”可以看到，民办幼儿园的收费标准目前政府没有统一规定，是由各幼儿园根据办学成本确定收费标准的，并报主管部门备案，基本上是报多少就收取多少。
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办学成本定价实际上意味着将幼儿教育的成本完全推给社会。
许多关于公办幼儿园改制的实施意见中提到，市场化改制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
这个理由无论从逻辑层面还是事实层面都站不住脚。
因为促进学前教育公平最需要解决的是弱势群体子女的入园问题，市场或者说民间资本是难以满足他们的需要的。
因为，资本运作的原则是等价交换，要享受好的教育，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弱势群体付不出这个代价，如果没有政府或慈善机构的关照，那他们只能让孩子入“篱笆幼儿园”。
因此，简单地将学前教育推向市场会对教育公平带来损害。
2.学前教育被异化
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质问：
学前教育还是“教育”吗？
这绝不是没有依据的[1]。
市场化运作下的学前教育正在走向“非教育”甚至“反教育”。
如前文提到的“老板幼儿园”，人们在“幼儿园”的前面冠以“老板”二字，形象地表明这类幼儿园不只是教育性机构，而更像是生产性机构、营利机构。
本来，学前教育的“教育”身份是明确的。
我国1993年颁布的《教育法》明确规定：
国家实行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制度。
2001年国家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也明确规定：
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
2003年出台的《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更是强调：
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幼儿教育对于促进儿童身心全面健康发展，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某些地方政府在履行管理学前教育的职责时出台的政策却把幼儿园当成企业来对待。
如江苏宿迁、深圳以及近期的昆明等地方政府明确把幼儿园改制称作“转企”，浙江的某些县市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
在这些地方政府管理人员的认识中，学前教育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是某种意义上的产业，对学前教育进行改革不是为了满足幼儿发展的需要，而是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
所以有人称这场幼儿园改制运动是政府主导的学前教育与市场的一桩“强制婚姻”。
这桩婚姻的结果是，学前教育的身份模糊了，幼儿园的某些功能得到强化（营利），而某些功能则退化了（教育）。
在营利的驱动下，学前教育的“反教育”现象频现。
“重点班”现象、“小学化倾向”等等，都是学前教育为了迎合市场、迎合家长的选择。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绝大部分“购买”学前教育服务的家长为非专业人士，他们并不懂科学的学前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但却望子成龙心切，极易被一些宣传所诱惑，使一些所谓的“神童方案”、“超强记忆培训”等反教育的思想和活动流行。
3.教师面临尴尬
当前，学前教师的发展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其一是专业发展困难。
首先是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幼儿园发展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开始追求办园效益最大化。
一些幼儿园管理人员和教师的行为出现了转变。
管理者的关注点从教育角度转向经济的角度，往往以预算、市场和效率为导向，教师也往往因为幼儿园的经营效益与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开始接受这种以经济为导向的经营观念，放弃原有的教育价值观。
教师的专业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迷失了方向。
其次是成本核算促使很多幼儿园特别是乙类的民办幼儿园排斥高学历和有经验的优秀教师。
宁波、温州有不少民办幼儿园甚至去江西、安徽等地招收职高幼师生充当幼儿园教师以节省成本。
在职教师培训和提高在这样的幼儿园更是能省则省。
一些幼儿园教师也为了追求较高的工资待遇而频繁跳槽或改行。
而频繁流动对职业人员的专业成长是有害的。
其二是职业倦怠加重。
责任重，工作劳累，待遇低，成就感低，社会认同度低……任何一种职业的从业者身处于这样的状况都会产生厌倦。
当下的幼儿园教师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
一项“改制前后幼儿园教师生存状态的调查”表明，近70%的幼儿园教师认为改制使她们的生存状态变差了。
其主要原因，一是改制后幼儿园承办者为了减少成本，班额普遍超过《幼儿园工作规程》的上限，有的甚至超过50多人，并且不设或少设保育员岗位，教师工作强度过度增大。
二是改制后幼儿园普遍实行绩效管理，实行考核奖惩制，幼儿园教师的工作经常要面临被园长查、被家长查的境地。
有的幼儿园还装上了监控设备，对教师的工作实行全程跟踪，甚至家长也可以在网上实时查询。
教师普遍感到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工作的自主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则越来越少。
三是有些幼儿园承办者不懂教育，不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缺乏人性化管理，唯经验利益为上，无法对幼儿园教师的工作作出科学评价。
四是改制后一些教师希望从非正规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想法彻底破灭，因为原来的公办教师在改制后都变成企业员工。
其三是从业身份模糊。
如今幼儿园教师连回答自己是不是“教师”这样的问题都不那么自信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是包括幼儿园教师的。
而幼儿园改制运动则把所有幼儿园教师的身份变成了职工，有些地区将幼儿园教师交给发改委管理（如深圳）。
[2]幼儿园教师从事的是教育事业，但却从国家编制当中被剔除出去。
浙江省虽然没有这么激进，但嘉兴、湖州有不少县市采用的是“软刀子割肉”的办法——编制只退不进，退休一个减少一个。
这几年来，浙江省普遍的情况是：
公办幼儿园一般只进少量正式的公办教师，而大量招聘临时的合同制教师，原公办教师如果是在实行教师聘任制以前进来的，则保留公办教师的资格。
民办幼儿园则全是合同制教师。
这样，幼儿园教师就分成两类，即公办和非公办教师。
这两类幼儿园教师即使在同一所幼儿园工作，其待遇也不能相提并论。
非公办教师的工资一般只是公办教师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转档落户、分房、职称评定、进修学习、评奖等机会也与公办教师不同。
由于同工不同酬，非公办教师一般心理不平衡，敬业爱岗意识淡薄，稳定性差。
由是在“非公办”学校，合同制幼儿园教师队伍只能用《劳动法》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没有获得“教师”身份和权利的依据。
三、问题背后的思考
学前教育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折射出的问题促使我们思考：
学前教育与市场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市场理念与学前教育理念是对立的。
市场理念的逻辑起点是利润，要求用尽可能低的投入和消耗取得最大化的效益，其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
学前教育理念的逻辑起点是幼儿，谋求的是幼儿身心健康和谐发展，为幼儿一生的发展奠基。
在学前教育过程中，教育的投入和消耗（财力、物力、人力等）与幼儿发展之间无法进行简单的“等价交换”。
其原因：
一是幼儿的发展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学前教育只是幼儿发展的外因之一，其效果需要通过内因——幼儿的接受性、幼儿的主动发展来体现；二是学前教育的基本特性是成果的后显、缓显，是启蒙教育、奠基教育。
就整体来说，学前教育的效果测定需要跟踪研究20-30年，如美国的佩里学前教育研究计划（PerryPreschoolProgramStudy）是最早启动也是最有名的幼儿教育长期效果研究项目，迄今为止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跟踪研究。
因为学前教育的效果不能也无法用一时的状况来评价的。
就这点来说，在各类各层次教育中，职业教育尤其是职业培训是离“等价交换”最近的，而学前教育是离“等价交换”最远的，或者说，它与等价交换原则从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有学者认为，民办幼儿教育是市场产物，但不能就此认定其动机就是“追求利润”。
[3]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如果认定其是市场的产物，对其的投入和运作就是资本形态，区别只在于它是运作玩具还是幼儿园。
不要以为生产玩具的资本是逐利的而办幼儿园的资本却会自觉追求公益。
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公理。
马克思就曾引用邓宁格的话形容资本的逐利本性：
“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
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4]这几年民办幼教机构快迅发展，有利可图是其发展重要动力。
逐利本没有什么错，错在“失控”。
民间资本只在三种情况下会把“办好教育”放在重要位置：
一是意识到“办好教育”可以带来更多的利润；二是有一只市场外的强有力的手（行政的或法律的）在监控，使其不得不“办好教育”；三是“良心”、“责任”在资本运作中起着作用。
这种情形其实与“造好玩具”同理。
当然，捐资办学确实是出于“办好教育”的动机，但那是慈善的事业而非市场的产物，其捐资的“资”也不是资本的“资”，所以它完全应该而且可以公益化运作。
这样的分析不等于说学前教育不能利用市场机制。
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交换”特性、成本核算特性、竞争特性、多样性特性等，对学前教育的发展是有益的。
通过市场调配学前教育资源，有益于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学前教育领域以缓解政府投资的负担。
学前教育事业要发展，必须通过向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来换取消费者的认可和社会的资助，这虽然不是“等价”却也是一种“交换”。
这种机制如果利用得当会成为学前教育走向优质的动力。
类似于企业讲究投入产出和成本核算，关注运营效益，对学前教育管理也非常必要。
另外，有序竞争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它可以培植一种竞争精神以推动办园效率的提高。
同时，由于消费需求的多样性特性会促进供给的多样性，所以市场机制有利于学前教育发展的多样性和体制的灵活性，以满足公民对学前教育的不同需求。
但是，“利用”市场机制和“完全依赖”市场自发调节是根本不同的。
事物的变化和发展都有其内在规律。
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必须遵循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也就是说，学前教育首先是一项特殊的教育事业，由于其教育对象独特的生命特性决定了它有别于任何其他阶段的教育。
学前教育的内在逻辑和内在规定性决定了我们必须遵循学前教育的自身发展规律。
在推动其发展的过程中，面对市场理念与教育理念、经济效益与教育（幼儿成长）效益、经营目标与公益目标等发生冲突时，首先应该厘清哪些是必须遵循的幼儿教育发展规律，哪些是可以利用的市场机制。
而这种“厘清”离开政府的作为是做不到的。
在推进学前教育公平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入园等关系到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上，政府必须“出手”。
只有政府强有力的规控能引导学前教育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海英.学前教育还是“教育”吗[J].学前教育研究，2007，
（1）.
[2]马行提.加强对学前教育的管理[Z].中国教育报，2008-03-14.
[3]皮军功.发展民办幼儿教育的宏观理论思考[J]，学前教育研究，2008，（9）.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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