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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儿童职业启蒙教育论文
青少年儿童职业启蒙教育论文
青少年儿童职业启蒙教育论文
职业启蒙教育作为个体从独立人到社会人的导航仪，是沟通教育与职业、学校与社会的桥梁，理应成为我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与职前培养和在职培训同等重要。
但是，由于职业启蒙教育在我国的起步较晚，与世界上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相比还不成熟，我国教育领域对职业启蒙教育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还不够。
本文拟从职业启蒙教育的内涵入手，分析职业启蒙教育的内容、在我国的发展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尝试提出实施职业启蒙教育的对策。
一、职业启蒙教育的内涵
“职业启蒙教育”原本是一个很少被提及的词，相似的概念多见于“职业准备教育”、“职业生涯指导教育”、“职业规划教育”等，所以有必要从分析“启蒙”、“职业启蒙”的概念开始探索“职业启蒙教育”的内涵。
（一）关于“启蒙”
“启蒙”一词在我国古代历史悠久，早在元代刘壎的《隐居通议论悟二》就有记载，“及既得师启蒙，便能读书认字”。
清朝龚自珍在其《哭郑八丈》诗中也提及“论交三世久，问字两儿趋”（原注：
余两幼儿曰橙曰陶，丈为启蒙，设皋比焉），其意指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事物。
从这些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启蒙”包含三方面的特点：
第一，对教育内容和程度的要求低。
第二，实施的对象年龄低。
第三，有改变偏见和纠错的作用。
青少年阶段是人成长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阶段，它对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开发智力潜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儿童在接受新理论时还无法通过大量实践来证明新知识的科学性，只能通过直接告知的方式使他们记住某种定律，这种省略证明过程的传导方法便是为人所常用的启蒙教育。
古往今来，各种案例已足够证明，接受过启蒙教育的孩子比未受过启蒙教育的孩子，在接下来的人生历程中有更高的成功几率。
（二）关于“职业启蒙”
在“启蒙”前加上“职业”是对启蒙内容在范畴上的限定。
纵观国内外关于职业启蒙的研究，多是基于如下四个路径。
一是从“职业生涯指导”的理论出发，将职业启蒙等同于职业生涯规划的第一步，即职业探索。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以美国学者最为突出，包括舒伯的“五阶段”说：
职业成长阶段、职业探索阶段、职业确立阶段、职业维持阶段、职业衰退阶段；金斯伯格的“三阶段”说：
幻想期、尝试期和现实期；施恩的“九阶段”说等等，他们认为不同阶段的职业生涯内容和重点有所区别，但职业探索往往在成年之前已经进行。
二是认为职业启蒙等同于职业意识的培养，这种职业意识包括主体对自身的认识、主体对职业的认识以及主体意识与职业的统合。
该观点认为儿童职业意识启蒙的重点是对自己与未来职业匹配度的把握。
三是从劳动技能的习得出发，以凯兴斯泰纳的劳作教育思想为代表，强调一方面要将劳技课作为一门独立科目，另一方面要在其他科目中贯彻劳作精神，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
四是从职业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认为职业启蒙的内容应涵盖五点：
让儿童产生劳动是光荣的情愫；让儿童树立起职业无贵贱的意识；让儿童学会与人相处的能力；让儿童养成克服困难的意志力；让儿童具备对善恶美丑的判断力。
（三）关于“职业启蒙教育”
通过以上对“启蒙教育”和“职业启蒙”的认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概念，即职业启蒙教育是以青少年儿童为实施对象，从培养职业思维能力出发，从对职业特征的描述、对职业类型的判断、对职业技能的习得、职业规范的养成、职业道路的选择等方面进行一个循序渐进的智力改造。
具体分析可建构出以下职业启蒙教育内容与目标体系：
在时间维度上，根据埃里克森的人类心理———社会发展阶段学说可知，３－１２岁儿童的任务是学习重要的知识、技能和生存技巧，勤奋感超越自卑感；而１２－１６岁青少年则是发展自我的同一性。
所以职业启蒙教育应以３－１６岁之间的幼儿、中小学生为实施对象，帮助青少年儿童顺利通过这两个阶段需要完成的人生特殊任务，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在内容上，主要是以职业认知、职业技能、职业规划、职业道德为主，这种教育活动能引导学生从对“自我”的认识转化为对“职业”的认识，帮助他们经历职业感受、职业认知、自我认知、职业探索、职业规划等几个阶段，达到沟通职业态度与职业行动的目的。
职业感受阶段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职业理想，能产生规划未来的意识；职业认知与自我认知阶段的目标是了解职业的意义，形成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正确意识，并能洞察自己的性格、兴趣以及特长；职业探索阶段的目标是根据自己总结的价值观形成初步的《职业清单》并开始付诸行动；职业规划阶段的目标是针对职业目标进行通道设计并能持续不断地总结探索。
每个阶段不是单方向的进行，而是以循环上升的方式进行。
这一过程具有筛选功能，可以帮助个体提炼职业目标，过滤掉不合理的职业导向，从而聚焦自己的职业定位。
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反复的长期的过程，因此，职业启蒙教育需在儿童阶段开始，作为漫长职业道路的职业预备期。
职业启蒙教育不仅仅局限于“职业”两字的表层意思，而是需要从更深层次地考虑，通过“职业”的开展而赋予人的社会性，让孩子更清晰地知道如何才能更真实地投入到社会中生活。
在实施方式上，职业启蒙教育是通过职业体验、职业角色扮演等进行开展的，与各社会组织、商业机构、家长、学校、社区等组织联合起来，利用相互的作用优势，整合社会组织资源，通过游戏、小组课程、实践体验等方式帮助儿童了解自己、认识职业世界，增强应变能力、表达能力、动手能力、团队协作、责任心等方面建设，以达到综合素质全面建设。
二、当前我国发展青少年儿童职业启蒙教育的现实诉求与意义
在国家重新燃起对职业教育的热情时，职业启蒙教育似乎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它不论是对社会发展、学生个人成长，还是职业教育体系自身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职业启蒙教育是合理分配社会劳动资源的现实需要
近几年，“最难就业季”频频成为夺人眼球的新闻标题。
媒体调查发现，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学校专业课程设置滞后于市场职业岗位变化，另一方面则在于学生陈旧的就业观念。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从“精英化”阶段步入“大众化”阶段，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将从事普通工作。
而大学生的就业意识还没有从精英化定位向大众化转变，学生就业期望值与市场实际需求存在着严重的错位。
虽然不能将高校的毕业生就业指导课一棒子打死，但不可否认这种指导一方面是应急性的，另一方面是技巧性的，有临时抱佛脚之嫌，显然不是万全之策。
而提高学生就业能力，改变其就业观念才是缓解就业压力的根本出路。
学生的就业观念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在不同时期就业观念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如果能在教育启蒙阶段形成基本的职业意识，辅以职业技能，就能为将来的生存与发展未雨绸缪，让他们对将来的职业选择有更确切的倾向性、更合理的匹配性、更充分的适应性。
学生接受职业启蒙教育后，合理地评估自身价值，就会避免好高骛远，对各行各业都秉持尊重的态度，对社会分工有正确的认识，便不会觉得自己屈就了某项工作。
因此，职业启蒙教育能从一定程度上调整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人才和劳动力配置，从而有效解决结构性失业、劳动力失衡、职业偏见等社会问题。
（二）职业启蒙教育是合乎个体身心发展的理性需要
教育最朴质的目的在于让人生活的更好，脱胎于教育母体的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也是为了培养在职业世界中更完满的职业人。
“教育若不能授予学生谋生的技能，他们连生存和物质生活都保障不了，何谈对知识、道德和审美等精神层面上的享受？
”此乃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奠基者黄炎培先生所言，他想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中的人，需要生存性需求与发展性需求的统一，而生存性需求是发展性需求的基础。
据此，在青少年儿童阶段就教以部分生存技能，强调谋生意识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在经济智能化发展的社会，普通人要想在产业结构升级导致的职位变迁洪流中游刃有余，还必须具备除了适应自己感兴趣的职位之外的职场应变力。
职业启蒙教育便是这样应需而生的一种教育，它能教予青少年儿童专业技能以外的涉及到职业情境的处理能力。
另外需加以说明的是，在青少年儿童时期实施职业启蒙教育是有科学依据的。
按照人的成长规律，一方面，儿童的生理上需要进行适宜的体力劳动以锻炼身体的协调能力，另一方面，儿童的心理上集体意识和自我认同感逐渐增强，在这一阶段围绕职业生活所需的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态度对儿童进行熏陶，能增强他们对职业相关知识的获取效果，亦有利于培养他们的普适性能力。
（三）职业启蒙教育是健全职业教育体系的内在需要
根据国家十二五中长期规划发展纲要的指导精神，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实现内部各级职业教育的有机衔接、外部两种教育类型的多元立交。
首先，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类型，应具有自我延展性。
在确保中、高职规模合理的情况下，“一方面向上延伸，包容职业准备教育层次以后的职业继续教育，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广泛性需要，另一方面向下延伸，建立职业准备教育层次以前的职业启蒙教育，以供给个体发展的普适性需要”。
因此，在学生接受教育伊始给予职业启蒙指导，贯通职业教育这条轨道，而不是在普通教育升学之路行不通的情况下才“出轨”到职业教育。
其次，职业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完整的体系，仅实现从中职到高职再到与本科的衔接是远远不够的，它应该有其丰富的内涵与外延，能够融入到终身教育的体系之中。
近些年，国家越来越重视中高职到本科的衔接问题，认为职业教育高移是一种拓展职业教育发展空间的做法。
然而，对于是否把职业启蒙教育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战略中来，我们还没看到多少顶层设计。
笔者认为，开展职后技能提升培训，比职前学历教育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因此，不如将受众面更广的职业启蒙教育扎扎实实地开展好。
另外，从社会评价角度来看，倘若中专、技校里的生源曾受过职业启蒙教育，他们以成为高级技工为荣，自发选择在职校里开拓人生道路而非被普高普本所淘汰，那么职校生的身份还会被低看吗？
如此，学生的主观意识能反作用于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构。
三、我国职业启蒙教育发展现状
我国职业教育由来已久，但职业启蒙教育一直是各级各类职业教育中的薄弱环节，主要状况显现为：
（一）萌芽早，整体规划起步较晚
梳理我国职业启蒙的历史，早在２０世纪初就有黄炎培等有志之士以“职教救国”的口号来开启民智，他们从１９１９年开始以《教育与职业》为平台，撰文介绍西方职业指导的理论与经验，并对在我国开展职业指导的迫切性加以论证。
１９２４年，中华职教社先后在上海、南京、济南、武汉等地举办宣讲会，对中学生进行升学与就业方面的指导。
他们为职业教育的推广四处奔走相告，为职业科在《壬戌学制》中占有一席之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据统计，在政局动荡的１９１８—１９２５年，全国职业教育机构逆势而上，从５３１个增加到１６９５个。
民众的职业意识慢慢苏醒，但民间宣传的受众仍是小范围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开始重视青少年的劳动技术教育，并经历了四大阶段，分别以劳动技术教育课程化、思想政治教育倾向化、与生产劳动结合密切化、被素质教育肯定化为几个阶段的特点。
然而在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０日，国家教委印发的《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试行改革）》中指出：
“要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切实加强劳动教育，适当进行职业技术教育。
”我们可以窥见职业技术教育与传统劳技教育并不是等同的范畴，它受到的重视也不如劳动技术教育，但我们可将其视作职业启蒙教育的一种雏形。
我国第一次将职业启蒙教育（或称职业指导）以比较正式的形式提出是在１９９４年，国家教委正式颁发《普通中学职业指导纲要》。
而国外早已将职业启蒙教育明确立法并普及。
如英国，在二战后着力恢复社会生产，政府颁布《１９４４年教育法》，该法强调了在现代中学和技术中学中加设工业制图、木工等职业倾向明显的科目。
美国的职业生涯教育一直是学者研究的摹本。
兴起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生计教育，把培养对象的范围拓移到１—１２年级，企图将他们从“升学主义”的泥潭中解脱出来，转而引向关注个人生计与未来发展的正道。
之后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把学术学习和职业学习结合起来，目的是使高中阶段的学生能给自己规划一条职业道路。
这项运动为中等教育和中等之后的教育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使学生跨越迷茫的鸿沟，帮助他们顺利实现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
（二）实践中未形成长效机制
我国近年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学术研究并不少，而实际可操作性并不强。
东华大学曾对上海地区７所９８５、２１１高校的大学生做过调查，结果对于“自己树立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的问题，绝大多数给不出确定的答案。
将近４６％的学生对就业成才目标方向感到很迷茫，只有１８％的学生能明晰自己的目标选择。
我国的职业启蒙或职业指导几乎都是在大学才开展，少之又少地见于中学阶段或者小学阶段，且课程很少作为必修课，更无法谈及统一的教育要求。
反观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指导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在人生各个阶段都有强调。
从幼儿园开始，到义务教育再到高等教育一直延伸到继续教育，其生涯教育的理念与终身教育保持一致。
如美国，其１９８９年发布的《国家职业发展指导方针》中对小学生该具备的职业能力有明确表述。
初中的要求比之小学时更注重与职业世界的联系，如在“对工作与学习的关系”、“对工作与社会的关系”和“对职业规划的过程”这三项上，从“认识”的要求提升到“理解”的要求。
邻国日本也注重各个教育阶段生涯教育的连贯性，在对学生的培养方向上，以为职业生涯做准备为线索呈现出明显的递进性。
在大学之前就进行的职业启蒙教育，能为其后不同阶段的职业生涯规划留下继续深入和变化的空间。
此外，发达国家的职业启蒙教育社会配合程度高，社会各界都积极参与，有慈善机构捐赠，有企业与之订立发展合同等多种方式以促使学校提高竞争力。
而我国的职业启蒙教育局限于学校老师教的模式，依旧采用传统的理论说教式的授课方式，单一的教育方式使职业启蒙教育课流于形式，无法落实便也无法形成独具特色的职业启蒙教育体制。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
目前在国内研究并实施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的还不多，仅在上海、北京等地开始探索。
而和我国国土面积差不多的美国，在１９７４年已有９个州通过了实施“生计教育”的法案，有４２个州已采取措施推行“生计教育”。
英国也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推行职业指导计划，率先在曼彻斯特、普利茅斯、约克等７个地区的３８所试点小学实施。
职业启蒙教育的政策设计者可能出于这样一种考虑：
认为一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制约其职业启蒙教育发展的规模和质量，所以一直未在欠发达地区推广或普及职业启蒙教育。
四、我国实施职业启蒙教育的路径
职业启蒙教育是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分阶段、多视角、全方位地加以探索，特别需要政府、学校、社会形成三大合力，为职业启蒙教育的顺利开展推波助澜。
（一）政府方面
１．政府政策引领任何制度的改革与建设都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作用。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尽完善，民间公益组织相对稚嫩，绝大多数较重要的机构设置及其专业、行业权威的形成与认可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职业启蒙教育推进过程中，政府强有力的行政体系和行政力量可以提升社会机构的社会认同度。
一方面可将儿童职业启蒙教育服务经费纳入社会工作财政支持范围，积极引导社会资源和创新扶持资金投向青少年儿童职业启蒙教育服务，鼓励社会组织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服务。
另一方面是通过扶持或引进有经验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或单位设立服务基地，配备服务标识和必要工作设施。
为人民群众参与和接受青少年儿童职业启蒙教育服务提供便利条件。
职业启蒙教育起源于美国，指的是发现并有意识地引导儿童职业倾向的教育活动。
美国已经通过法律法规、课程设置、特殊节假日和心理分析等方法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完善职业启蒙教育，其经验对发展我国青少年儿童职业启蒙教育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在美国，一些学校定期设立“职业日”。
“职业日”那天，校方请各行各业的人到学校给孩子们介绍各自的工作，如有警察、律师、营销员、消防队员、拍卖师、运动员等等。
学生们学到的并不是什么职业能赚多少钱，而是社会上的人到底是怎样生存和发展的。
２０１５年５月国务院要求设立的第一届“职业教育活动周”，对职业启蒙教育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政策风向标。
总之，政府需要将有限的教育资源进行重新组合，使一定范围内的人、财、物合理流动，实现资源共享，从而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
２．财政经费支持教育改革离不开经费，职业启蒙教育若要行之有效，必然需要一定的经费作支撑。
我国义务教育的经费均由各地政府负担，只向学生收取一定的书本费，通常不会有剩余教育经费来支持职业启蒙教育。
因此，政府需要对职业启蒙教育的实施进行系统规划，增拨教育经费以使教育投入更加合理、平等。
美国在教育投入上花重金，１９７１年，联邦教育总署拨款９００万美元，资助各州进行“生计教育”实验；１９７３年又拨款１．６８亿美元推广“生计教育”实验；１９７７年美国国会众议院还专门通过了一个“生计教育”五年计划，并拨款４亿美元支持其实施。
得益于政府的财政助力，美国的“生计教育”项目实施起来才得心应手，教学设施得以完善，各种形式的教科书得以顺利出版，教职人员待遇提高教学热情高涨。
３．法律法规保障发达国家职业启蒙教育体制相对完善的背后，多有着比较健全的法律做保障。
例如，日本的《学习纲要指导》，美国的《从学校到就业法案》，瑞士的《联邦职业和专业教育及培训法》。
通过立法，能明确职业启蒙教育的地位、政府的责任；明确职业启蒙教育的开展范围和条件保障；明确职业启蒙从业人员的资质；明确职业启蒙教育效果的评价机制等。
同时，将职业启蒙教育立法也是我国职业启蒙教育得以铺张开和得以操作化的捷径之选。
（二）学校方面
１．学校课程改革课程教学是教育工作的关键环节，也是育人质量保障的前提。
课程设计与开发最基本的五个要素是课程目标、内容、媒介、活动、评价。
首先，学校应本着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从学生的天赋、兴趣出发，帮助学生了解自己、认识职业世界，增强应变能力、表达能力、动手能力、团队协作、责任心等方面建设，以达到综合素质全面建设。
其次，以职业兴趣激发、职业动机培养、职业技能体验、职业规划指导等几方面划分模块设置课程。
再次，善于借助职业测评工具，从提升学生的生活职业技术、学习与创新技能、信息和媒体技术三大方面来开发课程。
最后，学校要采取多种形式推进职业启蒙教育课程的发展。
比如，学校可以请社会各界人士开展讲座，以各行业出彩人士事迹为题材，对学生形成职业精神的震撼；通过利用黑板报、校报、广播等媒介的宣传，使学生沉浸在职业启蒙教育的良好氛围之中。
（三）社会方面
１．家长更新观念老师对孩子的教育是阶段性的，而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是终身的。
学前教育大师福禄贝尔在谈到儿童时期的教育时曾说过：
“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妨说是在母亲手中。
”儿童从被父母生育到被养育，每一阶段的智力唤醒与道德观念都以父母为学习摹本。
父母要秉着人尽其力、物尽其用的观念帮助孩子从兴趣、性格、特长等不同方面探求与之相匹配的职业。
不要总是信手拈来老一套的说辞，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对某些职业的排斥；也不要总拿“别人家的孩子”来与自己家的孩子相提并论，要注重对孩子职业意识的日常引导，让他们懂得“术业有专攻”、“行行出状元”。
比如，本身就有职业身份的父母可以与孩子交流自己的职业特点、福利待遇、工作感悟，尽早让孩子了解不同职业对个人素质和能力的要求。
此外，新闻媒体等报道的职业信息也可以让孩子去关注，从生活点滴处培养起他们对职业信息的搜集本领。
这样既是对学校职业启蒙教育的补充和延续，也是让孩子增长见识拓宽知识面的途径。
２．社会营造氛围学校出来的孩子终将走向社会，没有社会力量参与的职业启蒙教育，将是没有生命力的教育。
社会要吸纳劳动力，就须有主人翁意识，在职业启蒙教育阶段就成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关注者和重要外援力量，而不能成为教育的“冷眼旁观者”，只在没有招到称心合意的员工时指责学校没有培养出适用的人才。
因此，社会必须提供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持，当然，社会的参与不能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更应在精神层面为职业启蒙教育提供支持。
这点德国的职业启蒙教育尤其值得我们借鉴。
它强调事实与环境教育。
通过带孩子观察周围环境，访问不同机构，让其直观体验社会职业。
比如，带他们去消防局观看演习过程，既能让他们掌握灭火、避火的自救本领，也让他们看到了消防工作的危险和伟大。
这样的实践突破职业教育的学校模式，一方面能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能维持社会稳定和秩序。
这样的职业启蒙方式，就像给学生“打预防针”，能提高他们遇到困难的承受力。
综上所述，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中的职业启蒙教育相对缺失，究其原因，人们一方面对职业启蒙教育的基础性、重要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学术界对职业启蒙教育的研究甚少。
我国要顺应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把职业规划教育前移，通过政府、学校、社会三方面的努力，把基础教育阶段的职业启蒙教育真正纳入到教育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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