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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人说：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
古人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认清楚过往社会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
”<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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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姑且不论这些论者的历史观的性质怎样，姑且不去考察他们自身的历史如何，他们以不同的语言和不完全相同的说法，强调了同一个道理：
历史和现实生活是不可截然分开的。
这是一个深刻的但又极易了然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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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曾经激励着无数的炎黄子孙为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而奋斗、而献身；曾经吸引着许多异国人士的研究、称颂和倾心，以致于把中国誉为全人类的“发明和发现的摇篮”。
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的。
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又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使它的子孙为之骄傲，为之感奋，也赢得世界进步人士的公正的评价，这是理所当然的。
历史确是生活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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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首先要认识中国历史。
在认识中国历史问题上，我们应当把握这样几个基本方面：
第一，从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来看，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种贡献，在十三四世纪以前，在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而以科学技术的影响最大。
早在上一个世纪，马克思就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之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作了如下概括：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文明。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显然，并不是任何一个民族都能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并不是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及其成就都能得到这样崇高的评价。
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者们所提供的历史资料，不仅可以证明马克思这一评价的正确，而且还可以由此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世界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者李约瑟说：
中国“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在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1页）他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虽然尚未完全成书，但已成为世界名作，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证明他的论断不是虚张声势的浮妄之辞。
《中国：
发现与发明的摇篮》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坦普尔认为：
“目前无论是西方或东方，真正了解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的人并不很多”；“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的发明创造中，有一半来自中国”。
<李云飞《英国通讯·为中国古代文明欢呼》，1986年9月26日《人民日报》第7版）毋庸置疑，没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一个民族是不可能对世界作出如此众多的奉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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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来看，是为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不断开拓历史前进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的经验。
在这些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是：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
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
……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
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
”这样的民族品格、民族精神，只有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反反复复的斗争中才能培育起来。
近代以来，在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中，这样的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焕发出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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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民族关系史来看，是我国逐步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原因。
我国幅员辽阔，拥有五十多个民族，这是长久的历史发展的产物。
我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灿烂的、多姿多彩的古代民族文化，直到今天还在人们的生活中显示出活力，并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成为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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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与人生修养
中国先民从很早的时候起，就重视通过学习历史来提高自己的德行、见识。
“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当是对于这一传统的总结。
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论教导太子时，大多讲的是对于史书的学习，以增进太子的人生修养。
司马迁写《史记》，重视历史上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他推崇《春秋》，认为它“辩是非，故长于治人”。
可见，他是很自觉地意识到撰写历史同有益于人生修养的关系的。
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重要，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加以强调。
上面讲的“畜德”，是基本的一条。
此外，史学家还从治身、治世、明道几个方面说明史学之不可荒废。
唐代刘知几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这个角度出发，把史家写人物的问题提到理论上来认识。
《史通·人物》篇开宗明义地指出：
“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
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
盖史官之责也。
”他的这几句话，至少表明了两点认识：
第一点认识是，史家作史而写人物，必着眼于善恶突出者，因为他们可以起到“诫世”和“示后”的作用。
第二点认识是，倘若有一些“恶可以诫世”、“善可以示后”的人，死后其名不为世所知，那就是史官的失职。
前一点认识，是提出了史家写史当以什么样的人入史的标准；后一点认识，是指出了史家在写人的问题上所担负着的社会责任。
刘知几在本篇末了写道：
“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
笔削之士，其慎之哉!
”不论写人还是写事，都是史家应当慎而又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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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史家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写道：
“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因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他这里说的“自治”、“防乱”、“事君”、“治民”、“谋事”、“作事”等等，也可以用修身和立事来概括，只是他对立事讲得更多一些；不过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所谓“事君”、“治民”本是一种政治修养，同样也是人生修养的一个方面。
清初史家王夫之在解释《资治通鉴》的“通”的含义时说，“其曰‘通’者，何也?
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
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
”王夫之这里说的，可以视为是比较全面的人生修养了；如果也要用修身、立事来概括它们的话，那么所谓“君道”、“国是”、“民情”、“边防”当属于立事方面，而“臣谊”、“臣节”、“自淑”、“诲人”等等当属于修身方面。
在王夫之看来，一部《资治通鉴》对于人生修养来说，确乎是非常重要的。
可见，人们认为史学对于修身、治世的重要，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的思想传统。
中国史学还有一个优良的思想传统，即撰史、读史可以明“道”。
胡三省曾经批评一种偏见，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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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论者率曰：
“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
”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
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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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三省不赞成只有“经”是“载道”的、“史”不过“记事”而已的说法，他认为“道”包含在“事”当中，通过史书所记史事反映出来的得失成败，可以认识到“道”是始终在发挥作用的。
人们要认识“道”，是不能没有史学的。
清代史论家龚自珍也认为：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
”胡三省、龚自珍用“道”这个古老的哲学范畴来说明史学所包含的认识价值，包含着更明确的从历史进程中认识其发展规律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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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史学与人生修养的关系，以“畜德”为基础，以修身、治世、明道为目标，以有益于社会实践、历史进步为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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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术观点
历史学的用途及其滥用和误用
史学就其缘起和本质而言，本是一项公益性的事业，它出于对整个群体命运的关怀，而不带有任何个人目的和利益取向。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但人人未必肯做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群体的历史学家。
后者虽然也像“普通先生”一样，要关心和记忆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主要的职责是关心和记忆群体的历史，了解所有以往岁月中人们说过做过的事情，并使之传之久远，不管它们已经十分遥远，不管它们与他自己的生活的联系是多么疏远。
正如莫里逊所说：
历史学家“有权利也有义务把这种屡验不爽的历史教训指出来，即使这同他本身的信仰或社会相抵触”。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史德”一定带有几分宗教性，必须有追求真理的信徒式的虔诚，有一种对公众的责任感和为公众谋利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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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进入文明时代以后，“著述只为稻粱谋”，当历史研究成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手段，那么，历史学就开始逐渐走向它的反面。
史学发生了异化，史学的功用也随之发生了质变。
历史学逐渐失去了它应有的公益性，而直接与个人、集团、政党、阶级的利益相联系，历史学家也纷纷从个人、集团、政党、阶级的利益出发去研究历史。
随着历史学的发展与知识门类的专业化，历史学家越来越退缩到他个人狭小的专业天地里，作为一名学者，他将耗费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撰写论文著作，他们孤灯苦守，皓首穷经，积累的是精湛的技术和深奥的知识，缺乏的是“己饥己溺之怀”和思想驰骋的能力。
学术的异化又培植了另一类学者，他们频频在公众传媒上亮相，评论时事，引导舆论，宛如一位公共的知识分子，但实际上已沦为潮流的随从、政治的附庸。
难怪史学家古奇曾要大声疾呼：
“任何一个为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党派或教会大声辩护的人，是无缘进入历史女神之庙的。
”因为，任何出于一己私利的研究者，一定会歪曲历史，一定会误用、错用、甚至反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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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严格的看门人，古奇只允许那些能超越个人（或其所属的团体>私利，关怀人类普遍命运的人进入历史女神的殿堂，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 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
一如尼采把人类的命运托付给超人，人们也把希望寄托给一门真正的历史科学，希望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能怀抱宗教式的虔诚，绝去名利之念，做真正的历史学者，担负起合理运用历史的责任。
史学和历史学家能否担当得起这番责任和使命呢?
这是每一位从事史学研究的人都该正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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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尼采的问题——历史的滥用和误用问题再次被提起，2000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过去与现在历史的利用和滥用与历史学家的责任”。
如此看来，尼采当年将书名题为《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并非是骇人听闻，或故弄玄虚。
事实上，近一百年来，人们对历史的误用、滥用的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是愈演愈烈。
当历史学的用、尤其是它的滥用和误用成为一个国际史学界讨论关注的问题之时，我们国内史学界的反映是冷漠、迟钝和滞后的。
奥斯陆会议及议题是否意味着进入新世纪的历史学者开始了一场新的反省——全面检讨长期以来（人们>对历史的滥用和误用以及历史学者的责任呢?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人类的未来命运可以持谨慎的乐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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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史学功能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史学如何适应这种时代的变化，我国史学理论界开始了对史学功能的具体讨论。
学者们主要就史学功能的分类、史学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关系、历史科学的特点和史学功能的特殊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现将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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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学的功能是什么？
它包括哪些内容?
这是史学功能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
刘志琴认为当今史学的主要功能是教育性的，它要给人以历史的智慧，这比知识更有力量。
不能把历史局限在爱国主义的传统教育，还应该成为德育、智育和美育的内容，是全面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史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功能。
吴廷嘉认为，史学的社会价值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1.通过史学研究，使人们能够深刻地认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从中总结正确的经验和教训，提高改造社会的自觉性和实践的能力；2.把握客观历史发展规律，提高对社会发展的综合治理能力和预测能力；3.史学研究能够最有效地培养和训练人们的理论洞察力，因而，史学研究在人才教育方面有其特殊作用；4.史学研究是探索各民族、各国家所特有的历史发展道路及其规律的主要手段和可靠途径；5.在史学领域，可以期待交叉科学、横断科学的迅速发展和突破。
丁伟志则把史学的功能归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伦理教育的功能；第二，经验借鉴的功能；第三，文化积累和传播的功能；第四，获取对社会的规律性认识的功能。
茅海建提出，应从不同群体对历史学的需求区分它的具体社会功能。
沈定平提出，史学的价值首先就表现在科学整体化过程中，表现在它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上。
马雪萍则明确地把历史学这种影响和推动其他学科发展的作用称为历史学的科学功能。
从学者们的讨论来看，研究在不断地深入，但仍不够全面。
例如关于史学的预测功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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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史学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关系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学者强调它们的一致性。
林甘泉认为，学术价值是一切科研成果能够得到社会承认的根本价值所在，但是一门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却取决于它是否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如果史学家只埋头于自己的“名山事业”不考虑社会的需要，历史学要引起社会的重视是很困难的。
宁可也认为，就史学的全局或整体来说，历史研究的社会功能与它的学术价值应当是一致的，不过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不能采取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态度的。
龚书铎认为，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统一的，应在学术价值中体现社会价值。
瞿林东认为，史学的社会价值是学术价值发挥的表现形式。
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只有在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时，才获得了社会价值；而当它获得了社会价值时，它的学术上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只是在这个时候，史学研究的价值才能得到充分的显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乃是检验其学术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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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则强调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
李祖德认为，学术价值是从学术这一角度来衡量和评判历史研究成果的标准，是指历史科学自身发展中的价值而言的。
历史研究的社会价值是指客观存在的历史，通过历史学家的研究，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这是两个不同的价值标准，有严格区别，是不能混同的。
田居俭则认为，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虽然有区别，但其作用不是对立的、分裂的，而是统一的、结合的。
学术价值愈高并与社会价值有机地结合得愈好，社会价值也就愈高。
片面地强调学术价值而不考虑社会价值是不足取的。
片面强调社会价值而忽视学术价值，也是不足为训的。
有人还提出史学的经济效益的问题。
一部分学者主张，历史学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重新调整自己的姿态，担负起社会责任，主动介入现实社会，当市场经济大潮的弄潮儿。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历史还不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它的作用只是渐进的，硬要把历史学置身于经济建设大潮中，显示无比的力量，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不可能办到的。
有的学者则不同意将史学研究等同于一般的商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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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历史学的特点与史学功能的特殊性问题。
张国刚认为，历史知识与其他知识形态相比，具有许多显著的优点与特点：
从知识内涵上看，它是既逝性与启迪性的统一；从知识形态上看，它是生动形象与抽象思维的有机统一；从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看，它具有基础性与综合性的特点。
历史学的价值实现并不是立竿见影，而是潜移默化的。
首先，历史学必须以当代社会科学为中介，才能将其功能反映到现实生活中来；其次，历史学必须通过影响当代社会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才能变成物质力量，显示其社会功能。
李侃认为，作为精神产品、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它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都不能同物质经济效益等同起来，都不能用数量统计学和统计经济学的方法去估算和衡量。
通过对历史的科学研究，使它作为一种精神滋养，知识和文化的积累，经验的借鉴，给人们以智慧和启迪，这也就是历史学的学术、社会价值所在。
丁伟志认为，不懂得历史学的性质，硬要它像应用技术一样，在解决眼前的具体问题上发挥“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意见无疑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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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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