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成都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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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成都市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成都市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成都市
——成都市城市变化的足迹
成都市是我国首批命名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是世界历史都市联盟成员之一。
它有着悠久而独特的文明源，灿烂而多彩的文明进程。
近年来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考古发现，证实成都早在文明启蒙时期就是长江上游古文明的中心，城市文明发展史已经长达4500年以上。
其文明的起源甚至有“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之说。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发现，则表明3000多年前成都都邑文化已经达到古蜀文明早期发展的鼎盛阶段。
成都正式建城的标志是在公元前311年秦国张仪规划新建成都、埤城、临邛三城。
从那时算起成都已经拥有2300多年的城市建设发展的历史。
汉唐时期成都发展成为全国一流的城市，时称“扬一益二”，“天下第一名镇”。
“西蜀称天府，由来擅沃饶”（隋·卢思道《蜀国弦》）。
成都早在2000多年前获得了“天府之国”的美誉，这是历代成都人巧思聪慧和幸勤劳作的结果。
今天的成都市四川省位于成都平原的西北部，四川省的省会该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西南地区一个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
城市生态和文态环境建设经过府南河综合治理工程，“五路一桥”交通工程，春熙路、红星路、琴台路等旧城改造工程和沙河治理工程，大慈寺、文殊院等历史文化片区的保护和建设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形象，加大了对文物古迹、传统建筑和历史文化保护的力度，尘世建设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获得了海外的赞誉，成为了最宜于人居的城市之一。
一、成都城市的起源与形成
成都平原是古蜀文化、古蜀都邑、古蜀国的起源点。
《蜀王本纪》所载蚕从、柏濩、鱼凫、杜宇直至开明等五代蜀王，实为从渔业游团时代到畜牧和农业定居时代的五大部落，最先居于岷山石室，后在成都平原辗转迁徙，寻找定居点，逐步由游团形成聚落，直至形成中心聚落和城邑，到杜宇是形成疆域广大的古蜀王国。
从考古的角度看，在启蒙文明时代，距今4500年前成都平原宝墩文化这个漫长时代城市最初的胚胎。
从那时到现在，成都城市文明发展史已长达4500年以上。
到距今3000年前的三星堆、金沙和十二桥等遗址所昭示的早期文明发展时代，在平原中心形成最早最大的古蜀都邑，从此在没有迁徙，城市在同址连续发展的历史长达3000年以上。
在商业街船棺葬遗址显示的时代，及战国早期，今成都城垣的西部即古少城中心区便成为开明王国的定于点，正如《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中所述“开明自梦郭移，乃徙至成都。
”到战国晚期，秦惠文王二十七年（前316年）张仪灭蜀，始设蜀郡并成都县，公元前311年又按照当时京城咸阳的建制，兴建成都、埤城、临邛三城，此为成都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之始。
成都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历史长达2310年以上。
1.1、宝墩文化与长江上游古城文明中心的形成
1.1.1、成都城市的起源
大约距今4500年至3700年，成都平原已经出现了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考古学上命名为“宝墩文化”。
这一时期，成都平原上的古蜀人已由游团走向初步的农业定居并出现了大大小小面积不等的聚落，其中小的仅有几千平方米，大的可达几十万平方米。
最大的在新津县宝墩镇，面积达60万平方米。
其次有都江堰芒城遗址、郫县古城遗址、温江区鱼凫遗址、崇州市双河遗址和紫竹村遗址、大邑县盐店村遗址。
这些聚落遗址都出现了夯土城墙。
有的还筑有双层城墙，内外墙之间还有很深的壕沟。
这些聚落遗址的形态说明在那个时期聚落已经有了分化，出现中心聚落，社会组织已出现贫富分化等级制度也开始初步形成。
郫县古城遗址中心发现约550平方米的大型房屋遗址，在遗址内发现五个平行布置的卵石砌筑的祭台遗迹，可能是当时人们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
共同祭祀中心的出现时说明当时古城可能形成。
从而说明了一个结论宝墩文化时期正是成都平原的原始城市的起源期。
1.1.2、成都平原古城聚落的分布于发展过程
成都平原最早的古城即原始中心聚落，是在平原扇形水系和纺锤形水系之间的鱼脊形高地上发展起来的。
三四千年前的成都平原，水网密布，森林茂密，植被丰富，沼泽一片。
从西北岷山流下的众多河流都呈西北——东南走向，冲击着成都平原。
在这些河流中，两河之间的高地经过古蜀人的排水泄洪，发展成了定居场所和文明诞生地。
都江堰、崇州、大邑等地的古城聚落最先出现，后来逐步发展才有了今天的成都及其周边的县市。
与世界大多数文明的发展模式相似，成都平原上的早起城市经济文化发展轴与河流的流向和两水之间的冲积地带相一致，多为西北——东南走向，古城最早出现在岷江、文井江、石亭江等流域，这也就是成都平原以后城镇基本格局的雏形。
由于都江堰扇形水系的影响，成都的经济文化最先从平原西北沿若干个两江之间的冲积台地上发生出来，然后向东南发展和传播。
所以，成都之西之北发展最早，之东之南发展要滞后得多。
到中唐以后，韦皋在大慈寺前穿解玉溪，开辟东市，成都才开始了它的经济和文化向东向南开发和发展的历程。
1.2、三星堆文化、金沙遗址与古蜀王都的形成和发展
1.2.1、三星堆文化与古蜀王都的形成
大约在距今3700年，三星堆文化的兴起，特别是三星堆文化的第三期发达的青铜冶铸业与玉器加工业的出现，表明成都平原已进入早期城市文明社会。
三星堆文化时期，蜀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器与宝墩文化时期已有大的区别，主要使用小平底罐和带圈足高柄豆类的陶器。
它同中原文明的源头夏代二里头文化有亲密的同源异流关系，其主要特征是同属灰陶文化谱系，这是既不同于仰韶彩陶文化区系，又不同于龙山文化区系的另一种川西平原上白成序列的一支新文化，是“自成一系的古蜀文明区系”。
三星堆文化时期城市发展的特征是：
已由宝墩文化时期多座中心聚落并存的格局，发展为由当时最大的古蜀王国都邑独领风骚，而众多群邑村落则成为王都附属的格局。
三星堆古城面积约6平方公里，聚集了比宝墩时期更多的人口，人群组成也更为复杂。
单靠血缘关系产生的凝聚力已不能维系社会的平衡，需要更为复杂的社会管理，因而出现了严格的社会等级与神权为中心的统治权力，出现了强有力的城市权力机构。
奇诡怪异的青铜纵目人面具、兽面具、各种凤鸟形象、人面鸟身像、人身鸟足像、青铜立人像、神殿及各式玉漳、玉器和大量象牙，表明蜀人精神生活方式的特异性。
从城市形成所要求的“磁体功能”和“容器功能”看，三星堆古城已经是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特征的各支蜀文化的“吸附器”和“兼容器”。
在三星堆文化时期，有可同“蚕丛纵目”的文献记载相印证的考古发现——有以青铜纵目人面具为特征的蚕丛时代采集狩猎文化的遗留，有色鹰捕鱼形象为代表的鱼兔时代渔猎文化的流风，也有以鹰头杜鹃形象为代表的杜宇时代农业风鸟文化的遗韵。
有趣的是，这些蜀王的称谓，刚好是不同经济生活时代的形象化说明。
蚕丛，根据文献研究是食“葵中蚕”的部族，过着采集游猎经济生活。
鱼鬼是养鱼鹰、过着渔猎经济生活的部族。
杜宇教巴蜀民农耕，是过着初期农业定居经济生活的部族。
这些不同经济生活的部族都生活在三星堆文化的一至四期，或互相征服和共主统治，或互相承袭和交流融合。
所以，三星堆文化是历代蜀王文化最早汇集的结穴处和时代性文化积淀的结果，是不同经济文化发展阶段的历代蜀王为代表的各部族通过交流、征服、文化激荡碰撞而兼容和综合的结果，是以都邑为载体吸附古蜀民族和文化习俗复杂性、多样化的结果。
1.2.2、以金沙遗址为中心的十二桥文化与古蜀王都德迁徙与发展
广汉三星堆文化衰落以后，继之而起的是已经发展到今日成都市区建制区范围内的十二桥文化，其代表性遗存是十二桥遗址的殷末周初干栏式木结构建筑，表明成都是古老的巴蜀巢居文化氏族的起源地。
近年来发现的市区西北的金沙村遗址，是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该遗址的文化性质和内涵属于十二桥文化，相当于殷商晚期至西周初期，分布于古磨底河两岸4平方公里范围内，是一处大型古蜀文化中心聚落遗址。
如果说，广汉三星堆遗址是相当于中原殷商中期和晚期的古蜀国都邑，那么，成都金沙遗址则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古蜀国都邑，二者在文化内涵上有一致和相续的关系，很可能三星堆都城废弃以后，即迁来金沙，以此作为新的都城。
金沙遗址方圆4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不相连属的宫殿区、普通居住区、墓葬区以及中心祭把活动区，先后有2000多件玉器、石器、青铜器、金器和成吨象牙和大量F甲出土。
其中“太阳神鸟”金箔，中间有12个旋转齿状光芒，象征太阳运转一年十二个月。
周围四只楼空神鸟，每只鸟有三足，这是“日中有三足乌”神话传说的最早的实物崇拜证明。
“太阳神鸟”是古蜀人一种特异的太阳神崇拜。
在金沙遗址内，还出土有瞻赊形金箔，这是月神崇拜的实物证明。
《淮南子》和《论衡》均有“月中有免、瞻赊”的记载。
月中究竟是先有兔的传说，还是先有赡炼的传说，干多年来学者们争论不休，无法有结论。
现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有瞻炼形象祭物而无玉兔形象，说明以赡赊为月神象征的传说早于玉免，玉兔传说是秦汉时代才产生的；它还说明西蜀（包括成都）是华夏民族的“月中有瞻炼”的瞻魄传说最早的起源地。
在多种玉器中，玉琼则与长江下游的良洛文化相同，还有些玉器近似于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大量玉牙漳与二里头文化相近，又与三星堆文化相同。
总之，从文化内涵看，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古蜀国面积最大的都城。
对照文献分析，该遗址很有可能是以杜宇王为共主的蜀国都城，也是成都古城的前身。
1.3、战国时期的蜀文化与成都最早的城市规划
1.3.1、从战国早期开明王族船棺葬遗址看成都城市的早期发展
成都市区商业街战国早期蜀王家族墓葬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最大规模的船棺葬，共发现船棺17具，最大的一具长18。
8米，是用生长上千年的柄木制成的。
在墓坑的上面建有陵庙。
出土文物以漆器最多，是四川发现数量最多的战国早期漆器。
其中突出的是乐器，有编钟、鼓、竿和编磐的架子等。
这与《华阳国志》所载开明时期“始立宗庙”、“制礼作乐”、“酒曰醒”、“乐曰荆”等史料相符，表明古蜀国都邑进入文明发展时期。
从城市地理分析，商业街船棺葬应为当时古城西边的墓地，根据古人“墓地尚西”的习俗，当时城市应在墓地的东边，即东北的武担山以南区域。
而从眠山饭店、指挥街均出土有乌木看，当时除成都古城的近郊（包括今天府广场及其以南区域）应是一大片森林区域。
最早的成都城市人居环境是在一片平畴绿林之中，郁郁葱葱，秀丽佳美。
这是成都早期城市鼎盛发展的时期。
1.3.2、张仪筑城与成都最早的城市功能结构和布局
战国晚期秦惠文王二十七年（前316年）张仪灭蜀，前311年张仪、张若兴筑成都、郸城、临邓三城，并按秦国都城咸阳的格局和建制来规划成都城。
当时城市已规划为大城和少城。
少城为商肆区，大城为民舍区。
这是成都最早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
少城者，最先发展起来的区域也，相当于与金沙遗址相紧连的西部区域。
大城是后发展起来的区域。
正如少皋是先于太皋发展起来的部族，少室山是夏文化最先发展的地方而后扩展到太室山一样，“少”是最小最早的意思，“大”和“太”是最大和晚出的意思。
成都城就是从少城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成都最早的商业区和市场也诞生于少城，而“大城”则是在“少城”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区域。
秦国设“市长”管理少城市场，这“市长”一职最早也产生于少城商业区，到今天市长含义已大不一样，但它的来源却在这里。
到战国晚期，成都城已有规整的城垣，有规范的街道布局，有初步的城市区域功能分工，有盐铁官与市官市长管理税收和市场。
这套规范化的城市规划和设计。
按《华阳国志》的记载，叫做“与咸阳同制”，是完全仿照当时秦都咸阳城的规划和设计以及城市管理制度来操作的，表明最早的成都古典城市的功能和结构己达到成熟水平。
早在秦穆公时代泰国就是“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以雍都为隙，为陇蜀必经的孔道，出现了在陇蜀两地长途贩运的商人阶层。
到秦统一巴蜀后，这些商人多迁于蜀，故秦惠文王要专门修筑成都少城来安置这些商贾。
经过累代的经营，成都遂成为专门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聚集之所，发展为秦汉时代有名的商业都市，到西汉末年更成为全国除长安以外的商业五都之一，设“五均”管理。
法国哲学家卢梭说：
“房屋只构成镇，市民才构成城。
”成都市民阶层的出现应在战国至秦汉时期，这是成都市民阶层见诸文献记载的开始，故前311年兴筑成都是成都筑城有确切纪年之始，是成都早期城市建设史的标志。
二、古代成都城市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
2.1、成都古典城市第一次繁盛时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汉晋时期，成都城市经济和人口均得到长足发展。
西汉时，成都县人口达7．6万户，约35万人，是仅次于长安的全国第二大城市。
东汉时，成都县发展到9．4万户，约40万人，集中了当时川西平原全部人口的30％，两晋时更占川西人口的60％，可见城市人口集中程度之高，为全国罕见，这是成都城市人口第一次集中的高峰。
随着人口的增殖，城郭也进一步扩大。
在秦成都城的基础上，汉武帝扩修为成都城郭十八门。
此后2000多年，成都城的城址和城市的基本格局基本没有变化，连“成都”一名也基本没有变动，这在全国城市中是十分罕见的。
成都同苏州，是中国两个仅有的最古老的城址没有变动的大城市。
2.1.1、两汉时期成都的商业
两汉时期，成都逐步形成为古代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品经济活动的中心。
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一方面是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政策放宽，成都不少坐贾改从“周流天下”的行商，在汉政府“开蜀故微”（开放蜀地西部边境）政策的鼓励下，“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答马、焚幢、耗牛，以此巴蜀殷富”。
另一方面，成都平原农业和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也为成都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川西平原沃野千里，农产丰饶，李冰在秦庄襄王时兴筑都江堰（汉名都安堰），开凿郸、流二江于成都和双流城南，给成都地区带来灌溉、行舟等多重经济效益，使成都地区很快发展为全蜀农业经济的中心，其繁华程度超过了素号“天府陆海”的关中，从而使得“天府”的专称，移到了成都头上，直到今天还用“天府”来形容四川。
由于农业发展的结果，农、副、牧、土特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
蜀地饶产厄、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这些东西都通过商品流通而远销全国，“求蛮貉之物以眩中国，徒邓窄之货致之东海”，蜀地西南邓窄边睡的土特产就是以成都为集散中心而流向中原和东海两越交趾之地的。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成都市场的影响范围已扩展于整个西南地区。
“南御滇焚”，南边到了宜宾及贵州、云南，有焚惶买卖；“西近邓竿”。
西边到了西昌汉源一带，有窄马、耗牛交易。
北则通过褒斜道，使成都市场与长安相连接，成为以长安为中心的全国商业网的一部分。
2.1.2、两汉时期成都的手工业
手工业是古代城市经济的中心部分。
汉代成都的冶铁、制盐、漆器等在全国都享有盛名。
秦迁赵人卓氏、山东人程郑氏于临邛，“用铁冶富”，剑汉代风刀曰问万员世家。
成都和临邓“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桶袖之园”。
成都市北郊羊子山和郸县均出土有《盐井》画像砖，广都有盐井数十处，说明煮盐的普遍化，西汉成都人罗衰以深达50丈的西州盐井致富，资金达千万，说明深井技术的高超。
临邓一带盐井的开凿，往往气（天然气）、油（石油）同时并出，有的就利用它来煮盐，称为“火井”，这是世界上关于天然气、石油最早开发的记载。
汉代齐陶、究豫和成都是纺织业发达的地区，而尤以成都为最盛。
成都是锦缎的发样地，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蜀汉之布，亦民间之所为耳”。
这说明当时的成都，不仅官府丝织业著名，而且民间手工业生产的普通纺织品也行销全国。
成都土桥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有足踏织绵机和织布机形象各一部，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比欧洲脚踏织机的发明早数百年。
尤其是蜀锦，当时就驰名于中外。
到三国时期，著名的蜀锦是蜀汉政权对外贸易的专利品。
山谦之《丹阳记》说：
“江东尚未有锦，而成都独妙。
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至是始乃有之。
”这说明当时中原和吴地是没有锦的，是靠蜀锦才开辟了魏吴市场。
到刘宋时，进一步在丹阳创设锦署，把蜀中工匠百人迁到丹阳，这才使江汉和东南丝织业发展起来。
当时全国市场对蜀锦需求量很大，刘备入蜀一次即赐诸葛亮、张飞、法正、关羽锦缎各干匹。
曹操曾经常“遣人到蜀买锦”，甚至蜀中的下等纺织品叫“蜀薄”的，也能在当时中原地区行销。
诸葛亮曾说：
“今民贫国虚，决战之资，唯仰锦耳。
”蜀汉政权偏处益州，其军需国用主要是仰赖于锦的税收。
所以，成都成为魏晋时代全国重要的丝织业中心，城市内家家有人织锦织布，“百室离房，机抒相和”。
早在西汉时期，朝廷就专门在城西修筑锦官城，聚集工匠，进行官营织锦业的生产，故后人名成都为“锦里”，又叫“锦城”，名锦工程锦之江为“锦江”，可想见汉魏时代斯业盛况。
在漆器制造业方面，早在战国早期，成都就开始制造漆器。
到汉代，成都漆器有著名的“金错蜀杯”、“蜀汉钡器”，这是带有金银丝镶嵌的漆器，主要产地是蜀郡和广汉郡，其流通范围则遍及国内外市场。
从考古发掘中，已知四川青川县和荣经县、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凤凰山八号墓，均出土有“成市”、“成亭”、“成市草（造）”烙印的漆器，其质量之美已震惊世界，这是汉代成都手工作坊的产品。
在贵州省的清远镇及朝鲜乐浪郡（今平壤）、蒙古的诺音乌拉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均发现印有汉代“蜀郡西工”、“成都郡工官”、“广汉郡（今样撞）工官”等铭文的错金银卯漆器。
这说明汉代成都的漆器制造业已相当兴盛，其产品远销海内外。
与此同时，成都郡、广汉郡和服县（今广汉）三地工官还制造精美的“金银器”，即镀金、银的铜器，也很著名。
除此之外，张窍曾在大夏（今阿富汗境）看到蜀布和邓竹杖，这是蜀商人同身毒（古印度）交换的产品，身毒又转销大夏。
番禺令唐蒙曾在番禺（今广州）吃到蜀拘酱，这是蜀同夜郎国，通过拌河道交换的产品。
这些事例说明当时成都商人已开辟了远逾昆明、永昌、八莫（缅甸）、阿萨密和印度以及直抵番禺的几条商路，这是除北方西域丝绸之路之外的另一条南方“丝绸之路”，而成都正是这条商路的起点。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成都从出现市邑到发展为巴蜀乃至西南最大的经济中心，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这个过程直到两汉时期才最后完成。
到魏晋时期，成都工商业进一步发展，与广都、新都并为西蜀三都，号称“名城”（《华阳国志》卷三）。
而这时的成都市场也达到前所未有的“货贿山积，纤丽星繁”，“喧哗鼎沸，器尘张天”的繁华程度。
2.1.3、两汉时期成都古典城市文化的繁盛
这一时期成都城市文化成就的最高代表有三。
一是大城连少城，少城套南北二小城的独特的“重城”城市布局文化的发展和成熟，其文脉传续至今。
二是有蜀地特色的手工技艺，特别是丝织与漆器闻名于世，远销于蒙古和朝鲜以及东南亚。
蜀布、邓竹杖和构酱则是开辟南方丝绸之路的先驱。
三是因文翁兴教而首创地方郡学，城市精神文化第一次飞跃发展，出现了“以文辞显于世”、“文章冠天下”的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严遵等汉代文学四大家。
当时的成都是汉赋的故乡，是道教的滥随地，是古天文学的一个中心。
在古典城市文化发展史上，成都是古代西南的文化中心，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2.2、成都古典城市第二次繁盛时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隋唐时期，成都是益州、蜀郡、成都府和成都县的治所，又是剑南道西川节度使府郧所在地。
府、州之名曾有更易，但成都县一名始终末变，治所均在成都。
这时，城市经济和城市人口都大大发展。
成都城市人口达10万户，计58万人口，占当时成都府16县总人口的70％，这是成都城市发展史上人口第二次集中的高峰。
因人口增殖，成都城区被分为两个县治，贞观十七年（643年）于成都县之东置蜀县（乾元元年改为华阳县）。
从此一城两县治，继续了1000多年。
成都和华阳两县是当时全国85个望县等级中人口最多的两个县。
而“望县”是按户口多少来区分等级的最高的一级县，故成、华两县实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县。
2.2.1、唐宋时期成都的手工业
在唐代，剑南西川是全国诸州中最富庶的地区，是唐朝的重要财源地，在全国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避人成都；唐信宗因为黄巢义军所逼，也逃难成都。
皇帝两度人蜀，刺激了成都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除原有蚕丝、织锦和各种手工业品得到继续发展外，印刷术也发展起来。
成都和扬州是全国（也是当时全世界）最早发明和使用雕版印刷术的地区。
唐代成都印刷品已有了“西川印子”的专称，当时就流传日本。
现存唐代成都印刷品有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书残页、西川过姓《金刚经》残页、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陀罗尼经咒》，这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印刷品，而卞家、过家等书坊，则可算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民营出版社。
唐代广都（今双流）的麻纸素享盛名，为官府文书所采用。
薛涛制笺达十色之多，为文人雅士乐用。
成都的瓷器也在此时发展起来。
今青羊官地区隋唐窑址曾出土大量瓷器。
双流县牧马山、郸县横山子、灌县玉堂、彭县磁峰均发现唐宋青瓷和白瓷的窑址。
《景德镇陶录》说蜀窑瓷“体薄而坚致，色白声情，为当时所重”。
杜甫诗盛赞大邑瓷碗“轻且坚”，“白胜霜雪”。
唐代邓窑的瓷器与邢窑、定窑、越窑、景德窑、潮州窑齐名。
唐代卢求的《成都记》曾认为“扬一益二”之说值得商榷，盛赞当时成都续锦之丽，伎巧百工之富，大大超过了扬州，应该算“天下第一名镇”。
事实上也是如此。
安史之乱中及安史之乱后，唐朝廷收入主要靠成都地区，当时益州的财赋收入已占中央收入的大半，远远超过了东南地区。
在中原残破的时候，唐王朝主要靠剑南西川的财力作其统治支柱，由此可见成都在唐朝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五代时，成都先后为前蜀王建、王衍，后蜀孟知样、孟招两个地方政权的首府。
后蜀主孟胡曾扩大成都罗城为羊马城，命遍种芜蓉树于城垣之上，秋季盛开，花团锦簇，成为长达数十里的花的环带，故成都城因此而得了“英蓉城”（或称“蓉城”）的美名，获得了“锦城花郭”的美誉。
两宋时代，成都为川峡四路的首府，置成都府路、成都府、成都县，三级行政区划均以成都二字命名，并均以成都城为治所。
元代设四川行中书省，初治重庆，后移成都。
但成都府及成都、华阳两县并无更易。
宋代时期，成都古典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
宋太祖平蜀，曾将成都锦工数百人迁到京师（今开封），设织锦院，蜀锦技术因此而得到飞跃发展，冠绝古今。
宋神宗时，四川制置使吕大防在成都设立锦院，建立锦楼，募军匠500余人织造，专门供给皇室。
到南宋，成都锦场发展到3处，并设锦文局管理，规模甚宏，产额益丰，花色繁多，殆极一时之盛。
除官营织锦业外，私营织锦也很发达，陆游《人蜀记》曾说：
成都有九壁村，是出美锦的专业街道，称为“九壁锦街”。
向官府上贡的丝织品中，续出于成都、华阳、新都、新繁、郸县，罗出于广都、双流、温江，丝出于郸县，拓蚕丝出于犀浦，衫缎和高柠布出于新都，至于丝锦绢布麻则成都府县县皆出，可见宋代丝织业之盛。
陶瓷业中，彭县发现宋代瓷窑，纹饰质地都有新的发展，尤其是莲花纹饰青瓷为人们所喜爱。
雕版印刷术进一步发展。
北宋时期，成都进行了我国出版史上首次规模宏大的官府出版工作。
北宋太祖开宝四年，朝廷命宦官张从信在成都监刻《大藏经》5000卷，历时12年，共雕版13万块，世称“开宝藏”，现北京图书馆有残卷，已成稀世奇珍。
当时曾流传高丽（今朝鲜）、日本、安南（今越南）等地。
《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皆有蜀刻本。
除官府刻书外，私人刻书也很发达，成都人彭乘是北宋有名的藏书、刻书家，“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
成都费氏家族所刻书，世称龙爪本，为时人称羡。
蜀刻本字体肥劲朴厚，版式疏朗悦目，纸张洁白，墨如点漆，校勘精审，颇具特色。
“宋朝蜀刻甲于天下”，对中华文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为蜀学的繁盛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2.2.2、唐宋时期成都商业的繁荣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进一步繁荣起来。
据《茅亭客话》记载，唐代后期和两宋时期，成都己突破了历史上传统的坊市制的束缚，而较多地兴起了临街设店和前店后坊（手工作坊）的格式，出现一些自由集市。
城内有东市、南市、新南市、西市和北市，城外有草市，附近各县还有小集市。
每年正月至十二月，还有各种专业性的临时市场。
如：
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大慈寺、石犀寺、市桥等地就是当时这些临时集市的所在地。
在城内还兴起了繁荣的夜市，甚或有通宵达旦者，夜市的传统一直流传到清代直至今天。
唐宋时期，旧城区几次扩大，在大慈寺以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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