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诊断和治疗共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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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诊断和治疗共识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又名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诊断和治疗共识(2015)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
2015年10月
一、概述
二、流行病学
三、自然病史
四、临床表现
五、实验室、影像学及病理学检查
六、诊断
七、PBC的治疗
八、特殊情况
九、筛查及随访
十问题和展望
十一、参考文献
一、概述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rimarybiliarycirrhosis,PBC)是一种慢性肝内胆汁淤积性疾病。
其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可能与遗传背景、感染及环境等因素所导致的异常自身免疫有关。
PBC多见于中老年女性,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为乏力和皮肤瘙痒;其病理特点为进行性、非化脓性、破坏性肝内小胆管炎,最终可发展至肝硬化。
而血清抗线粒体抗体(antimitochondrialantibody,AMA)阳性,特别是AMA-M2亚型阳性对本病诊断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目前,熊去氧胆酸(ursodeoxycholicacids,UDCA)仍是唯一经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证实治疗本病安全有效的药物。
为进一步规范我国PBC的诊断和治疗,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消化病学分会和感染病学分会共同组织国内有关专家制订了《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又名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诊治共识》。
本共识旨在帮助医生认识PBC的临床特点,以便对本病做出及时诊断、正确治疗和系统随访。
本共识采用“推荐意见分级的评估、制定和评价(GRADE)”系统,对推荐意见的证据质量(见表1)和推荐强度(见表2)进行分级。
表1GRADE系统证据质量及其定义
证据级别
定义
高质量(A)
非常确信估计的效应值接近真实的效应值,进一步研究也不可能改变该估计效应值的可信度
中等质量(B)
对估计的效应值确信程度中等,估计值有可能接近真实值,但仍存在二者不相同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有可能改变该估计效应值的可信度。
低质量(C)
对估计的效应值的确信程度有限:
估计值与真买值可能大不相同。
进一步研究极有可能改变该估计效应值的可信度。
极低质量(D)
对估计的效应值几乎没有信心:
估计值与真实值很可能完全不同。
对效应值的任何估计都很不确定
表2GRADE系统推荐强度等级
推荐强度
具体描述
强推荐(C1级)
明确显示干预措施利大于弊或者弊大于利
弱推荐(2级)
利弊不确定或无论质量高低的证据均显示利弊相当
值得说明的是,本病如能在早期得到及时诊断且经过熊去氧胆酸的规范治疗,则大部分患者不一定会发展至肝硬化,而“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这一诊断名称中的“肝硬化”往往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精神负担及工作、生活和社交等方面的困扰。
因此,国内外专家联名发表文章建议将“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更名为“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rimarybiliarycholangitis,PBC)[1];由于目前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这一名称尚未被广泛接受,因此共识仍采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这一名称,但建议今后逐步推广使用“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这一诊断。
二、流行病学
PBC呈全球性分布,可发生于所有的种族和民族。
文献报道的本病的年发病率为(0.33-5.8/10万),患病率为(1.91-40.2/10万),其中发病率最高的是北美和北欧国家[2]。
不同文献报道的发病率及患病率有明显差异,这可能与种族、研究方法学、流调时间及医疗水平等多种因素有关。
以住认为PBC在我国极为少见,然而随着对本病认识的逐渐加深以及抗线粒体抗体检测的普及,文献报道PBC病例数呈快速上升趋势。
2003年上海学者报道[3],在5011例体检人群中,8例AMA-M2阳性(0.16%),最终3例患者确诊为PBC。
2010年广州学者报道[4],在健康体检人群中PBC的患病率为49.2/10万,其中40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为155.8/10万,并不低于国外文鱿报道;这些研究均提示,PBC在我国并不是少见疾病,需要引起广大临床医师的重视。
三、自然病史
PBC的自然史大致分为四个阶段[5]。
第一阶段为临床前期:
AMA阳性,但生化指标无明显异常。
第二阶段为无症状期:
主要表现生化指标异常,但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
第三阶段为症状期:
患者出现乏力、皮肤瘙痒等临床症状。
从症状出现起,平均生存时间为5-8年[6]。
有症状患者的门脉高压相关并发症10年内发生率为10-20%,高于无症状患者。
当患者出现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时,预后较差,3年的生存率仅为59%,第一次出血后3年生存率约46%[7]。
第四阶段为失代偿期:
患者出现消化道出血、腹水、肝性脑病等临床表现。
此阶段以胆红素进行性升高为特点,当胆红素达到2mg/dl时,平均生存时间为4年,达到6mg/dL,时,标志着患者进入终末阶段,平均生存时间为2年。
UDCA的应用可显著改变PBC的自然病史,尤其是对UDCA生化应答较好的患者,与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人群的寿命相似。
Pares等[8]对192例经UDCA治疗的患者随访1.5-14.3年(中位随访时间7.5年),其中117例生化应答的患者生存率与健康对照人群的生存率无明显差异;而应答欠佳者的远期生存率则低于健康对照人群。
随后法国Chopechot等[9]通过对292例PBC患者长期随访也发现,对UDCA有生化应答的患者生存率与健康对照人群无明显差异。
此外,一项包含了7个随机临床研究1038例患者的荟萃分析也表明[10],UDCA可降低死亡或肝移植的发生率。
四.临床表现
PBC早期患者,大多数无明显临床症状。
有研究表明约1/3的患者可长期无任何临床症状,但是大多数无症状患者会在5年内出现症状。
乏力和皮肤瘙痒是最常见的临床症状。
此外,随着疾病的进展以及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也可出现胆汁淤积症相关的临床表现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的临床表现。
[11]
4.1常见临床表现
4.1.1乏力
乏力是PBC最常见的症状,可见于40-80%的患者。
乏力可发生在PBC的任何阶段,与组织学分期及肝功能损害程度无相关性。
可表现为嗜睡、倦怠、正常工作能力丧失、社会活动兴趣缺乏和注意力不集中等,从而导致了生活质量的降低。
另有研究表明乏力是PBC患者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12]。
4.1.2瘙痒
瘙痒可见于20-70%的PBC患者,约75%的患者在诊断前即存在皮肤瘙痒。
可表现为局部或全身瘙痒,通常于晚间卧床后较重,或因接触羊毛、其它纤维制品、热或怀孕而加重。
4.1.3门脉高压
疾病后期,可发生肝硬化和门脉高压的一系列并发症,如腹水、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以及肝性脑病等。
门脉高压也可见于疾病早期,即在肝硬化发生之前就出现门脉高压症。
其发病机制可能与门脉末枝静脉闭塞消失,导致结节再生性增生有关[13]。
4.2胆汁淤积症相关表现
4.2.1骨病
PBC患者骨代谢异常可导致骨软化症和骨质疏松。
骨软化症很容易通过补充钙和维生素D而纠正。
PBC患者骨质疏松发生率显著高于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人群。
文献报道PBC患者骨质疏松的发生率在14-52%,骨量减少发生率在30-50%[14]。
绝经后老年女性、体重指数低、肝纤维化程度严重、病程长、病情重的患者骨质疏松发生率更高。
4.2.2脂溶性维生素缺乏
虽然PBC患者胆酸分泌减少可能会导致脂类吸收不良,但临床上脂溶性维生素A,D,E和K的明显缺乏并不常见。
维生素A、D、B和K水平的降低,可导致夜盲、骨量减少、神经系统损害和凝血酶原活力降低等。
4.2.3高脂血症
PBC患者常伴有高脂血症,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均可升高,典型表现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它可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性[15,16]。
通常并不需要降脂治疗,但当患者存在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时,在适当的监测下,应用他汀及贝特类药物也是安全的。
4.3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表现
PBC可合并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中以干燥综合症最常见。
此外,还包括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自身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溶血性贫血和系统性硬化等,并表现出相关的症状。
五、实验室、影像学及病理学检查
5.1生化检查
胆汁淤积为PBC典型的生化表现。
ALP是本病最突出的生化异常,96%的患者可有ALP升高,通常较正常水平升高2-10倍,且可见于疾病的早期及无症状患者。
血清γ-谷氨酞转肽酶(γ-GT)亦可升高,但易受酒精、药物及肥胖等因素影响。
ALT和AST通常为正常或轻至中度升高,一般不超过正常上限值的5倍,如果患者的血清转氨酶水平明显升高,则需进一步检查以除外其他病因。
5.2自身抗体
血清AMA是诊断PBC的特异性指标,尤其是AMA-M2亚型的阳性率为90-95%。
但AMA阳性也可见于其他疾病,如AIH患者[17]或其他病因所致的急性肝功能衰竭(通常一过性阳性)[18]。
此外,AMA阳性还可见于慢性丙型肝炎、系统性硬化病、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肺结核、麻风、淋巴瘤等疾病。
除AMA外,有研究证实抗核抗体(antinuclearantzbodies,ANA)也是诊断PBC的重要标志。
大约50%的PBC患者ANA阳性,尤其是在AMA呈阴性时可作为诊断的另一重要标志。
对PBC较特异的抗核抗体包括:
抗Sp100、抗Gp210、抗P62、抗核板素B受体;在ANA阴性的PBC患者中,约85%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抗体阳性[19]。
此外,关于抗SOX13抗体、抗SUMO-1抗体、SUMO-2抗体等抗体在PBC诊断中的价值也有报道[20],但诊断价值仍需进一步验证。
ANA不仅在诊断中具有价值,对疾病进展的预测也有一定帮助。
有研究表明抗GP210抗体是发展为肝功能衰竭的危险因素,而抗着丝点抗体与门脉高压的发生相关[21,22]。
5.3血清免疫球蛋白M(IgM)升高
血清免疫球蛋白M升高是PBC的实验室特征之一。
IgM可有2-5倍的升高,甚至更高;但是IgM升高可见于多种疾病,包括自身免疫性疾病、感染性疾病等,因此缺乏诊断特异性。
5.4影像学检查
有胆汁淤积表现的患者需行超声检查,以除外肝外胆道梗阻。
如果诊断不确定,尤其是AMA阴性、短期内胆红素明显升高或者超声检查结果可疑者,可行磁共振胰胆管成像,以除外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或者其他大胆管病变。
瞬时弹性测定检查可做为一种评估PBC肝纤化程度的无创性检查手段。
5.5肝组织学
AMA阳性并且具有典型的临床表现和生化异常的患者,肝组织活检对诊断并非必须。
但是,对于AMA阴性者,或者转氨酶异常升高的患者,需行肝穿刺活检病理学检查,以除外自身免疫性肝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等病因。
此外,肝组织病理学检查有助于疾病的分期及预后的判断。
PBC的基本病理改变为肝内<100μm的小胆管的非化脓性破坏性胆管炎,导致小胆管进行性减少,进而发生肝内胆汁淤积、肝纤维化,最终可发展至肝硬化。
Ludwig[23]将PBC分为4期:
Ⅰ期:
胆管炎期。
汇管区炎症,淋巴细胞及浆细胞浸润,或有淋巴滤泡形成,导致直径100μm以下的间隔胆管和叶间胆管破坏。
胆管周围淋巴细胞浸润且形成肉芽肿者称为旺炽性胆管病变(Floridductlesion),是PBC的特征性病变。
可见于各期,但以Ⅰ期、Ⅱ期多见。
Ⅱ期:
汇管区周围炎期。
小叶间胆管数目减少,有的完全被淋巴细胞及肉芽肿所取代,这些炎性细胞常侵入临近肝实质,形成局灶性界面炎。
随着小胆管数目的不断减少,汇管区周围带细胆管反应性增生。
增生细胆管周围水肿、中性粒细胞浸润伴间质细胞增生,常伸入临近肝实质破坏肝细胞,形成细胆管性界面炎,这些改变使汇管区不断扩大。
Ⅲ期:
进行性纤维化期。
汇管区及其周围的炎症、纤维化,使汇管区扩大,形成纤维间隔并不断增宽,此阶段肝实质慢性淤胆加重,汇管区及间隔周围肝细胞呈现明显的胆盐淤积改变。
Ⅳ期:
肝硬化期。
肝实质被纤维间隔分隔成拼图样结节,结节周围带肝细胞胆汁淤积,可见毛细胆管胆栓。
[24]
六、诊断
诊断要点:
(1)以中年女性为主,其主要临床表现为乏力、皮肤疹痒、黄疸、骨质疏松和脂溶性维生素缺乏,可伴有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但也有很多患者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
(2)生化检查:
ALP,GGT升高最常见:
ALT,AST可轻度上升,通常为正常值上限的2-4倍。
(3)免疫学检查:
免疫球蛋白的升高以IgM为主。
AMA阳性是最具诊断价值的实验室检查。
AMA有九种类型,其中以第2型(M2)最具特异性。
(4)影像学检查:
对所有胆汁淤积病人均应进行肝胆系统的超声检查。
超声提示胆管系统正常且AMA阳性的病人,不需要进行胆管成像即可诊断PBC。
(5)肝组织活检:
AMA阳性并且具有典型的临床表现和生化异常的患者,肝组织活检对诊断并非必须检查。
推荐意见
1.病因不明的ALP和/或GGT升高,建议常规检测AMA或AMA-M2(A1)。
2.对于AMA或AMA-M2阳性的患者,肝穿刺活检并非诊断所必须的检查。
但是AMA/AMA-M2阴性患者,或者临床怀疑合并其他疾病如自身免疫性肝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需行肝穿刺活检协助诊断(C1)。
3.如果符合下列三个标准中的两项则可诊断PBC(Al)
(1)反映胆汁淤积的生化指标如ALP升高。
(2)AMA或AMA-M2阳性。
(3)血清AMA/AMA-M2阴性,但肝穿刺病理符合PBC。
4.肝脏酶学正常的AMA阳性者应每年随访胆汁淤积的生物化学指标(C2)。
七、PBC的治疗
7.1基础治疗
目前熊去氧胆酸(UrsodeoxycholicAcids,UDCA)是目前唯一推荐的治疗PBC的药物[25]。
其主要作用机制为促进胆汁分泌、抑制疏水性胆酸诱导的细胞毒作用及细胞凋亡,因而保护胆管细胞和肝细胞。
推荐剂量为13-15mg/kg/d,分次或一次顿服。
如果同时应用消胆胺,二者应间隔4小时以上。
研究表明小剂量UDCA(≤10mg/kg/d)对PBC疗效较差,而大剂量UDCA(≥20mg/kg/d)并未显示出更好的疗效[26,27]。
UDCA治疗可改善PBC患者的生化指标。
多个大型随机对照研究及荟萃分析结果表明,UDCA可以有效地降低血清胆红素、碱性磷酸酶、谷氨酞转肤酶、丙氨酸转氨酶、门冬氨酸转氨酶及胆固醇等水平[28-30]。
UDCA能改善对治疗有应答的PBC患者疾病进展。
国外研究发现,对UDCA治疗有应答的PBC患者的生存率与健康对照组相似[8,9]。
UDCA药物副作用较少,主要包括腹泻、胃肠道不适、体重增加、皮疹和瘙痒加重等。
皮瘙痒的加重通常是一过性的,且发生率较低。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UDCA有致畸作用,但妊娠前及妊娠早期不推荐使用。
7.2对UDCA生化应答欠佳的PBC的治疗
目前国际上有多种评价UDCA治疗后生化应答的标准。
例如,2006年Pares[8]等提出的巴塞罗那标准:
经UDCA治疗一年后,ALP较基线水平下降>40%或恢复至正常水平。
2008年Chopechot等[9]提出巴黎Ⅰ标准:
UDCA治疗一年后,ALP≤3ULN<正常值上限),AST≤2ULN,胆红素≤1mg/dl。
2011年[31]提出的针对早期PBC(病理学分期为Ⅰ-Ⅱ期)的巴黎Ⅱ标准:
UDCA治疗1年后,ALP及AST≤1.5ULN,总胆红素正常。
我国的研究表明[32],出现临床症状后就诊、肝脏生化指标明显异常以及自身免疫特征较多者,对UDCA的应答欠佳。
此外,有研究发现[33],评估UDCA生化应答的时间可由1年提前到6个月,以便及时发现生化应答欠佳的患者并给予治疗。
有生化应答者其长期预后较好,而生化应答欠佳者长期预后差。
对UDCA生化应答欠佳的患者,目前尚无统一治疗方案。
已有多项研究探索了对应答欠佳患者的治疗方法,包括甲氨蝶吟、吗替麦考酚酯、他汀类药物、水飞蓟素、大剂量UDCA等,但其疗效均尚未经大样本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证实。
布地奈德、贝特类降脂药及新药6-乙基鹅去氧胆酸(OCA)在早前的试验研究中显示出一定疗效,可考虑用于这一类患者的治疗,但其长期疗效仍需进一步验证。
7.2.1布地奈德
布地奈德是第二代皮质类固醇激素,口服后90%的药物于肝内首过代谢。
在肝脏内被清除前可以高浓度作用于致病淋巴细胞,而避免了全身副作用。
一项多中心前瞻性随机试验显示,对于组织学分期Ⅰ-Ⅱ的PBC患者,给予布地奈德6mg/d+UDCA15mg/kg/d及UDCA15mg/kg/d,两组患者的肝脏生化指标均有改善,但布地耐德组在生化及组织学的改善上更具优势[34]。
另一项前瞻性RCT研究,也发现布地耐德(9mg/d)联合UDCA比安慰剂联合UDCA,能显著改善肝脏生化指标、血清IgG、IgM水平及组织学[35]。
上述研究表明UDCA联合布地奈德治疗可能对尚未发生肝硬化的患者有益,但尚需要长期随访资料来确认其安全性及其是否能够改善死亡率及肝移植率。
对于接受UDCA治疗后病情稳定的患者,如果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可使糖尿病、骨质疏松的风险增加,故不建议使用。
有研究表明,对于组织学分期Ⅳ期的患者,布地奈德可使血清中激素水平升高并可导致严重副作用如门静脉血栓等,故也不推荐用于有肝硬化或门脉高压的患者[36]。
7.2.2贝特类药物
日本、美国、欧洲以及我国的学者[37]先后报道了非诺贝特在生化应答欠佳的PBC中的应用。
一项荟萃分析显示[38],UDCA联合非诺贝特较UDCA单药治疗能改善患者ALP,GGT,IgM及甘油三酯的水平,但对皮肤瘙痒及ALT水平的改善无统计学差异。
联合用药与单药相比在副作用的发生上无统计学差异。
此外,一些小样本量的研究显示,加用苯扎贝特可以改善对UDCA生化应答欠佳患者的生化指标[39,40],但这些研究均存在样本量小、随访时间短等问题。
7.2.36-乙基鹅去氧胆酸
6-乙基鹅去氧胆酸(OCA)是法尼酯x受体(FXR)激动剂。
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41]评估了加用OCA对UDCA应答欠佳的PBC患者的疗效,结果显示加用OCA治疗组ALP、GGT、ALT下降水平较加用安慰剂对照组有显著差异。
随后的开放试验再次证实OCA能改善ALP水平。
但OCA可导致皮肤瘙痒和高密度胆固醇降低等副作用,而HLDH的降低是否会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需进一步验证。
7.3免疫抑制剂
由于PBC的发病机制可能与自身免疫有关,故有多项临床试验探索免疫抑制剂的疗效,如肾上腺皮质激素(泼尼松、泼尼松龙)、硫唑嘌呤、甲氨蝶吟、环孢素A等[42,43]。
但研究结果显示,免疫抑制剂对PBC的疗效并不确定,且可能存在药物副作用。
一些具有较高器官靶向性、较低副作用的新型免疫抑制剂也被试用于PBC的治疗,但尚缺乏大规模的临床研究验证其疗效[44,45]。
7.4肝移植
肝脏移植是终末期PBC患者唯一有效的治疗方式。
PBC患者的肝移植指征与其他病因肝病相似,即若不施行肝移植预计存活时间少于1年者。
其主要条件包括:
顽固性腹水、自发性腹膜炎、反复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肝性脑病、肝细胞癌,或难以控制的乏力、瘙痒或其他症状造成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等[46]。
一项回顾性的单中心研究发现[47],尽管肝移植可改善乏力症状,但是44%的患者在肝移植后的两年出现中度到重度的乏力。
此外,早期的横断面研究也显示肝移植并不能改善乏力症状[48,49]。
因此,乏力是否为肝移植的指征尚存在争议。
有报道显示Mayo评分达7.8分时最适于行肝脏移植术,若超过此界值,则术后生存率、长期存活时间下降,且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增加。
欧洲肝病学会建议总胆红素水平达到6mg/dL(103mmol/L),Mayo评分达到7.8,MELD评分>12分应考虑行肝移植评估[50]。
PBC患者肝移植术后预后较好,生存率高。
欧洲肝移植注册网报道[51],PBC患者肝移植后1、5、10年生存率分别为86%、80%、72%。
这一生存率高于病毒性肝炎、其他自身免疫性肝病以及酒精性肝病患者肝移植后的生存率。
日本的一项研究表明[52],PBC活体肝移植后1年和5年的生存率分别为80%和75%。
文献报道肝移植后PBC的复发率波动于10-40%,平均复发时间在3-5.5年[53]。
一项回顾性分析包括了400例行肝移植的PBC患者,5年及10年时的复发率为分别为18%及30%[54]。
推荐意见
5.有肝脏酶学异常的PBC患者,无论其组织学分期如何均推荐长期口服UDCA13-15mg/kg/d(A1)。
6.建议对中晚期患者(病理学分期为Ⅲ-Ⅳ期)使用巴黎Ⅰ标准评估生化应答:
UDCA治疗一年后,ALP≤3ULN(正常值上限),AST≤2ULN,胆红素≤lmg/dl。
疾病早期患者(病理学分期为Ⅰ-Ⅱ期)使用巴黎Ⅱ标准:
UDCA治疗1年后,ALP及AST≤1.5ULN,总胆红素正常(B1)。
7.如何治疗对UDCA应答不完全的患者尚无统一的标准,UDCA联合布地奈德、贝特类药物、OCA可能有效,但长期疗效仍需进一步研究(C2)。
8.UDCA是否用于AMA阳性但肝脏酶学指标正常的预防性治疗,尚无明确的证据;但如果组织学上有PBC证据,可开始UDCA治疗(C1)。
9.终末期PBC患者建议行肝移植,指征包括:
难治性腹水、反复发作的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反复发作的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肝性脑病、肝细胞癌、顽固的皮肤瘙痒、血清总胆红素超过6mg/dl(103mmo1/L)(A1)。
7.5症状和伴发症的治疗
7.5.1皮肤瘙痒
消胆胺是治疗胆汁淤积性疾病所致皮肤瘙痒的一线药物。
其推荐剂量为4-16g/d,主要的副作用包括腹胀、便秘、影响其他药物(如UDCA、地高辛、避孕药、甲状腺素)的吸收,与其他药物的服用时间需间隔4小时。
如果病.人不能耐受消胆胺的副反应或治疗无效时,利福平可作为二线用药。
推荐剂量为150mg每天两次,对治疗无效的患者可逐渐增加剂量至600mg/d。
两项荟萃分析[55,56]显示,利福平可以缓解胆汁淤积导致的皮肤瘙痒。
但是,利福平的副作用较多,可导致严重的药物性肝损害、溶血性贫.血、肾功能损害、引起药物相互作用影响疗效等。
如果使用利福平,在治疗过程中需严密的监测药物副作用。
阿片类拮抗剂可作为三线用药。
两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静脉注射纳洛酮对顽固性皮肤瘙痒有效,随后的研究表明口服给药同样有效[55]。
其主要副作用为阿片脱瘾的症状,因此需有经验的医师由小剂量开始,逐渐调整到最佳剂量。
由于5-羟色胺系统可能与疹痒有关,因此昂司丹琼(Ondansetron)以及舍曲林(Sertraline)也被用于皮肤瘙痒的治疗。
对不能控制的顽固性瘙痒可进行肝移植手术。
7.5.2乏力
目前对于乏力尚无特异性治疗药物。
尽管多种药物被尝试用于乏力的治疗,包括:
UDCA、氟西汀、秋水仙碱、甲氨蝶吟、昂丹司琼,但是仅有莫达非尼可能有效。
莫达非尼是一种用于治疗与换班有关的白天嗜眠的药物。
200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57]证实莫达非尼能改善PBC患者因白天过度嗜睡导致的乏力。
且可改善Epworth嗜睡量表和PBC-40生活质量量表。
2009年的一项更大样本量的研究[58]也证实了该药对于PBC患者乏力的改善。
其副作用包括:
失眠、恶心、头疼、神经紧张。
目前尚缺乏大样本量的安慰剂对照试验来验证其疗效。
此外,应注意乏力可由多种因素引起,包括贫血、甲状腺机能减退、抑郁及睡眠障碍等。
7.5.3骨质疏松
PBC患者发生代谢性骨病、骨量减少及骨质疏松的机制复杂,涉及脂溶性维生素吸收障碍、胆汁淤积对骨代谢的直接影响等诸多因素。
PBC患者骨折发生率比普通人群高大约2倍。
因此,对每位PBC患者均需考虑骨质疏松的预防及治疗。
美国肝病学会建议明确PBC诊断后即应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