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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我笑是为了不让自己发疯
伏尔泰：
我笑是为了不让自己发疯
节选自《像哲学家一样思考》（第11版）[美]詹姆斯·克里斯蒂安著，赫忠慧译，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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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是有史以来说过的话被引用最多的作家之一。
“书统治世界，或至少统治那些有文字的国家。
”“一个国家一旦开始思考，要让它停下来是不可能的。
”“思想自由是生命的灵魂。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理性的真正胜利在于它使我们能够与非理性的人和谐共处。
”“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是一个帝国。
”“热爱真理，但应宽恕错误。
”“与其将一个无辜的人判罪，不如错救一个有罪的人。
”“普通的常识其实并不那么普通。
”“不再去爱和不再值得被人爱，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死亡。
”“如果上帝并不存在，也有必要把他创造出来。
”伏尔泰几乎有无限多的名言佳句。
他似乎在每一个主题上都给了我们一颗明珠，如果觉得他那数量众多的闪光的机智和智慧缺乏深度，我们必须珍惜珍珠和原谅他：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就像是一条小溪，因为不深而显得清澈。
”他确实拥有的是一个哲学家的智慧和全面的见解，伴随着对生活的热情，一种对自由和礼仪的正确预言的热情，使他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心灵战士。
1694年，他出生在巴黎，父母给其取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
他的父亲叫弗朗索瓦·阿鲁埃（Fran?
oisArouet），是一位富有的资产者，先是在法院做公证人，后来成为地方金库的官员；他的母亲叫玛丽·玛格丽特·杜马（MarieMargueriteDaumard），是一个聪明活泼、口齿伶俐的女人，出身贵族家庭，举止优雅。
弗朗索瓦是她五个孩子中最后一个，这个孩子这么小，这么弱，以至于他们以为他活不长。
他们在他出生后第二天就让他受了洗礼。
7岁时，他的母亲去世了。
10岁时，他被送入一所耶稣会学校（大路易中学），在那里他接受了古典文学、语言和戏剧方面的人文教育。
那时学校实行等级制度，达官贵人及贵族子弟住在舒适的单人间，身边还有仆人照顾；其他人则住在公共寝室。
这种以身份和财富而对待学生的不同态度也体现在课堂上，老师总是偏向有钱人家的孩子；从而在年轻的伏尔泰心中种下了最初认识到社会不公的种子。
后来伏尔泰批评了他上过的这所学校，因为学校教给他的东西太少了：
“我甚至不知道我所在的国家，我既不知道祖国的法律，也不知道祖国的需要；我对数学和哲学都一无所知。
我只知道拉丁文和胡闹。
”还在童年时，他就显露出超常的才能，酷爱读书，练习写诗，幻想日后当一名剧作诗人。
在校时，他读了法国启蒙思想首倡者皮埃尔贝尔的全集，对他日后的反叛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
17岁那年他从学校毕业，向父亲表达了想当一名诗人的愿望，父亲坚决反对，将其送入法科学校，希望让他出来后当一名审判官。
枯燥死板的法律汇编中的拉丁文，泯灭了他学习法律的兴趣，他说：
“有钱就能买到法官的职位，却不能作诗，而我是一定要作诗的。
”一开始他还去一下法科学校，后来则完全离开了，成了一个没有职业的人——这时他已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爱好：
文学和生活，一种风靡巴黎的半波西米亚式社会生活。
拥有超常智力（估计智商190）和创造力的他，假装在巴黎为一名律师担任助手。
实际上他把多数时间都花在写讽刺诗上，以此来展现自己。
他并不想有意煽风点火，相反，他只是无法容忍他生活其中的社会上流行的愚蠢和残酷。
他有敏锐的道德感和巨大的勇气。
“我的职业就是说出我所想的，”他写道，他思考得很多，经常针砭时尚、评论朝政。
但他的自由思考（对当时的政府来说）是一种威胁，1717年5月16日，他被关进巴士底狱一年。
在那里，在其无尽能量的涌动下，他开始写剧本和更多的政治诗。
来年4月被释放后，他给自己起了个笔名：
伏尔泰。
虽然伏尔泰很有才能，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却根本得不到保护，难以防止上流社会的无耻之徒对其施加阴谋诡计：
由于不小心惹住了一个小贵族，便被贵族的仆人棒打了一顿。
伏尔泰提出决斗，小贵族则提起控诉，政府急忙将诗人关进巴士底狱，随后又将其驱逐出境。
伏尔泰遂前往英国，并在那里住了三年。
他在英国走访了一些地方，做了许多工作，研究英国的唯物主义哲学、文学，了解英国在科学思想上取得的成就；广为宣传牛顿、洛克的思想。
1732年，他出版了《哲学通信》，这本书对英国生活和习俗做了出色的观察，为作者赢得了赞誉。
但是，他这本书在法国却受到了尽可能多的批评，就像在英国得到数不胜数的赞誉一样。
他长篇大论，反对腐败的教会与法国专制政体，点名攻击领导人。
这本书在1734年被烧毁，并对他发出了逮捕令。
伏尔泰没有被逮到。
这一次，他潜逃到了法国东北部的西雷，一个破败但很可爱的乡村庄园，这里非常幽静，是夏特莱侯爵夫人的领地。
侯爵夫人是他的女友。
她是一个智慧伙伴，读过大量文学和哲学书籍，学过科学和数学。
两个人一起热情学习，不停地写作，没有理由地相爱了十四年。
宁静的隐居生活使得伏尔泰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写下了许多史诗、悲剧及历史、哲学著作，这些作品的发表使得伏尔泰获得了巨大声誉。
最终，他被允许回到巴黎。
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打动了皇室、政治领导人和文人。
1745年蓬帕杜夫人任命他为皇家史官。
他接受了教皇授予他的荣誉，并为其写了一个剧本。
1746年，52岁的他当选著名的法国科学院院士。
不管走到哪里，他都有忠实的朋友，也有忠实的敌人。
伏尔泰在法国并未得到真心的欢迎，所以他转向永恒的自由堡垒。
1754年，他在法国和瑞士边境上一个叫凡尔纳的地方买了一处房产定居下来，并把它命名为德利斯（LesDelices），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最终这样安排了自己的生活：
既在瑞士，又在日内瓦领土上，同时又在法国享受着独立。
”这里有花园，有树木，有鸡，有牛，世界似乎离这里很远。
“我在这里生活得如此高兴，”他写道，“以至于我很惭愧。
”1755年里斯本发生了大地震，几乎是一瞬间，三万多人死去。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苦难？
法国神职人员说，这是因为葡萄牙人犯了大罪。
新教徒说，这是因为天主教徒是异教徒。
罗马神职人员说，这是因为葡萄牙到处都是背道的新教徒。
约翰卫斯理循道宗则说，这是因为亚当犯了罪。
这种种愚蠢的言辞，激起了伏尔泰的愤怒。
更让他愤怒的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所宣扬的学说，认为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
在被这样的废话激怒之后，他拿起笔，写出了一部世界文学经典《憨第德》。
在这之后他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看世界，认识到生活远非仅仅是欢笑。
1762年3月，一则消息传到他这里：
图卢兹一户胡格诺人家受到迫害。
让·卡拉是一位亚麻布商人，他被错误地指控谋杀了自己的儿子（其实是儿子因为债台高筑而自杀身亡），以防他皈依天主教。
通过一种巨大的歪曲，在无知、迷信和大众偏执的引领下，卡拉斯一家被宣布犯下反对天主教会的罪行，遭到逮捕和刑罚。
后来在市政广场上众目睽睽之下把卡拉车裂处死，而后又焚尸灭迹。
伏尔泰在确认了事实之后，挺身而出，开始作战。
他的愤怒驱使他作出狂热的行动。
他的旗帜是“粉碎耻辱！
”有组织的盲从是耻辱，宗教迫害是耻辱，政治变态是耻辱——他的同胞违反人性的一切举动都是耻辱。
上了年纪的战士身上重又有了新的活力。
“我受了很多苦。
但是，当我攻击‘耻辱’时，我的疼痛却缓解了。
”伏尔泰利用义愤在国人心中燃起了同情的火焰。
他特别呼吁哲学家——作家和知识分子——站出来与这个世界上的黑暗作战，他们的心智和头脑超越这个世界的疯狂之上，他们可以用言辞这一武器宣战。
如果说以往曾有过一次思想/观念大战，那么这就是。
伏尔泰发动他的文人朋友、法国上流社会的贵族们、甚至动用了普鲁士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和俄国新即位的叶卡特琳娜二世（即凯瑟琳女王）为卡拉斯案件呼吁。
聘请律师，传唤文件，准备立案，找寻证人。
“为你自己呐喊，”他写道，“喊出你的真心话，为卡拉斯一家伸张正义，反对狂热主义。
”他祷告说：
“不要让我们的心中充满仇恨，也不要用我们的双手去相互残杀。
”经过三年不流血的战争，取得了各种各样的胜利：
1765年3月，国王枢密院正式宣布撤销对卡拉斯的判决，卡拉斯被宣告无罪；卡拉斯的家人也得到了受害者赔偿金。
听到消息，伏尔泰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所以，伏尔泰还活着。
他是一个诗人，剧作家，承包商，进口商，有钱人，哲学家，放债人，旅行家，情人，战士，银行家，企业家，神学家，语言学家，政治家，捐助者，喜锦衣玉食者，艺术赞助者，流放者，囚犯，最卓越的咖啡爱好者，历史学家，园丁……随着年龄增长，伏尔泰也变得成熟起来。
意识觉醒的每一天，都会感觉到一个新的太阳，例行其事——这就够了。
“当每件事都被称重衡量，我觉得人生中的享乐远多于苦难。
”他不断产生新的视角。
“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好奇心仍然是无法满足的。
”他读书，生活，改变，成长。
像苏格拉底一样，他越来越知道他知道的东西是如何之少。
“我是一个无知者，”他说。
内心所有的傲慢都开始消退；刚性力量仍然只在激烈的战斗中才展现出来。
在他人生中的60岁、70岁和80岁那些年，他也曾有片刻的怀疑，甚至绝望。
有几次，他也羡慕那些从未从哲学角度思考过事物的人，羡慕那些仍然有能力抱持简单信念的人。
他说：
疯狂就是偏爱理性而非幸福。
但随后哲学式生活的喜悦将会返回。
他拿起他的书，试图了解更多，他走进花园，邀请邻居的孩子，一起在欢笑中品味日常生活的喜悦。
也许从来没有哪位哲学家能比伏尔泰更好地理解笑声在我们的生活中所起的恢复健康的作用。
有人认为，说到底，他的笑声可能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
伏尔泰通过教给他的同胞们嘲笑自己，帮助他们恢复了神智。
所有他的讽刺作品（集中体现在《憨第德》中）都是在攻击那些太把自己当回事的人：
政治家，国王，祭司，僧侣，异端审判官，教皇，别有用心者——也就是我们所有人。
对那些人来说，他人的想法显然是愚蠢的和错误的；对此的解药就是笑着离开我们的愤怒。
一个人不可能笑着仇恨和恐惧。
“偶尔失去理性，亦有所获。
”伏尔泰是启蒙精神的最好体现：
他对人的智慧和理性有一种永恒的信念。
“这个世纪开始看到理性的胜利，”他写道。
伏尔泰的梦想是一种哲学智慧，这种智慧可以挑战人类的不当行为造成的惨痛历史，有这种智慧的男性和女性可以走出一条新的道路，通往自由和文明。
伏尔泰仍在工作，岁月也在流逝。
他日出而起，在浓郁的咖啡香味中开始一天的工作：
写作。
他的家成为一个伟大的朝圣地，这么多人找到去他家的路，以至于他大声说：
“神啊！
求你救我脱离我的朋友，我会自己照顾我的敌人。
”他花时间照看他的幼苗和蚕的生长。
他喜爱和尊重住在他的土地上的管理员。
他特别喜欢年轻人，每个星期天都会对他们敞开大门。
他成了一位八旬老人，几乎没有一点畏缩，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
伏尔泰就是他的哲学的真实写照。
人生就要行动，如果只是站在一旁观望，人生就会变成空白。
我们必须投身到混乱的事件流中，我们可以“笑我们所笑，哭我们所哭”（纪伯伦的话），这样，当死亡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只剩下“一身挥霍一空的骨头”（卡赞扎基斯的话）。
我们应该找寻所有各种经验——吸收所有的知识，思考所有的想法，感受所有的情感。
伏尔泰痛苦地意识到时间的流逝，想要充分利用每一分钟。
与大多数人相比，他做到了。
他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热情，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
他说，想想我们（因为没有尽情生活而）浪费掉那么多的时间，实在是太可怕了。
看到所有法国人，因为伏尔泰的喜剧和讽刺，而放松他们的腹部肌肉，哪怕只是一点点，是件很不错的事。
笑声可以帮助我们一步步地复苏失去的人性，摆脱自我仇恨和绝望。
伏尔泰这位引人发笑的哲学家，帮助法国在自我发笑中走向理智。
1778年，巴黎向他招手。
伏尔泰离开这座伟大的城市一去就是二十八年——为什么不去进行一次最后的旅程呢？
他已快84岁。
2月，他计划好了五天的行程。
数千名祝福者聚集在巴黎街头欢迎他，高呼“伏尔泰万岁！
”国家元首授予他荣誉，他在沙龙和剧院被花环环绕。
他的剧作被大张旗鼓地上演。
法兰西学院给了他最高荣誉。
庆祝活动持续了三个月。
他的生活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极少有人能在其一生中有幸看到。
但在人生旅程的某个地方，生命之火必然会暗下去。
5月，他躺在了床上。
历史记载告诉我们，一位朋友送了他一些药——鸦片——他稀释后喝了下去。
伏尔泰看错了说明，结果陷入一种痛苦的谵妄状态。
两天后他恢复了意识，但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我快要死了，我爱我的朋友，我不恨敌人，我厌恶迷信。
”这是1778年5月30日。
伏尔泰去世后，他的敌人并没有放过他，他被禁止葬在巴黎；他的亲友偷偷将其运到香槟，埋在塞里耶尔修道院。
十三年后，依照国民议会的决议，它被凯旋运回巴黎，安葬在先贤祠。
然而，当棺材于1864年被打开时，里面却空无一物。
他的灵柩上镌刻着这样一句话：
“他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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