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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梅雨之夕》与现代都小说
《子夜》、《梅雨之夕》与中国现代都市小说
授课教师：
***
今天，我们主要以《子夜》和《梅雨之夕》为个案，来分析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形成以及基本特点。
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城市化步伐变得相当明显。
在文学、文化领域中，都市是研究的热点。
在大家平时所看的文学、电影、电视作品中，都市是一个常规的背景。
现在，同学们不太会去看农村题材的小说，因为你会觉得农村生活离你非常隔膜。
而你作为一个都市中的人，可能更感兴趣的是反映你们自己生存空间的文化特点的作品。
中国的现代都市文学其实发展的很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其实已经有了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雏形，而且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现在我手中的这本《海派小说选》，其中选录的基本都是都市文学作品。
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在建国之后被中断了。
上海作家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是描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资本家如何被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民的一部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基本确立了建国之后，我们对都市文学介入的一个基本角度和评判标准。
我们会认为都市是腐朽的，是资产阶级的，是反动的，是落后的，是要被改造的。
所以在确立了这样一种写作范型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至少在“十七年文学”，甚至到“文革文学”中“都市”都是作为一个和社会主义相对的概念出现的，它代表着反动的意识形态，代表着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都市”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批判的，所排斥的。
因此，从建国后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有关“都市”的文学显得非常羸弱，导致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经出现的都市形象、描写都市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的消失。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都市文学，至少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产品。
“都市”重新作为当代文学的一个写作资源出现，它被赋予了更加广泛、更加丰富的正面的意义，它代表着现代性的路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农村、乡村开始逐渐退出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都市文学的重新兴起。
在这样的浮沉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个政治的、社会的、国家的一些因素，是如何改造或影响某种小说的写作类型的。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回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来看看最初中国的都市小说是如何描写都市的。
请同学们谈谈对都市文学、都市文学作品的看法。
（略）
下面我们以这两部小说为个案，进入到对都市小说的基本理解。
这个理解可能有一个文学史的变化在其中，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八十年代我们对都市小说的理解是不同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同样是上海，在茅盾笔下、在施蛰存笔下，包括在周而复、王安忆等人的笔下，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基本特征，是从它发生的源头来讲，它某种程度上规定了后来的都市小说的基本的写作路径。
先来看《子夜》。
讲到《子夜》，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它的作者茅盾。
茅盾（1896-1981），本名沈德鸿，字雁冰，１８９６年７月４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
这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最为发达之区，它紧邻着现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荟萃的地方，这造成了茅盾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及精致入微的笔风。
他十岁丧父。
许多中国作家、政治家的“第一教师”是寡母，茅盾即由其母抚养长大。
从北京大学预科读毕，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就在这时候。
接着他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共产党，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宣传部的代部长是毛泽东。
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写作《幻灭》、《动摇》、《追求》和《虹》，遂拿起小说家的笔。
这段上层政治斗争的经历铸成他的时代概括力和文学的全社会视野，早期作品的题材也多取于此。
左联期间他写出了《子夜》、《林家铺子》、《春蚕》。
抗战时期，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发表了《腐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等。
文艺界为他庆了五十寿，他的声名日隆。
建国之后，他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已很难分身创作。
到了“史无前例”的日月，挨批靠边，稍稍平稳便秘密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
１９８１年辞世。
在一般的文学史中，有句顺口溜“鲁郭茅巴老曹”，可见茅盾的文学地位很高。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对茅盾的评价出现了一些分歧。
有人认为他不配占据这么高的位置，应该对他进行重新审定。
在关于茅盾的是是非非中，其代表作《子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们现在简单讲一下茅盾为什么要写《子夜》。
茅盾最初登上文坛，不是以作家或小说家的身份。
他更多的是一个编辑家、文艺评论家。
茅盾在二十年代初期，对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改革并编辑了当时最大的文学期刊《小说月报》。
以《小说月报》为契机，他组建了当时最大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
以这两者为出发点，他主要写了大量的文艺评论性的文章，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文论。
在“五四”时期，他的主要贡献就是介绍了西方的自然主义。
在茅盾看来，中国文学最缺少的就是自然主义。
这里的自然主义和我们今天文学理论中学的自然主义有很大区别，它实际上是接近于现实主义的。
茅盾认为中国传统文学中缺少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或精神）。
中国文学大多出现的是一些花好月圆、粉饰太平的作品。
能麻醉普通人的人生，不能使他们看清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真面目，从而不能反省自己。
茅盾认为中国的新文学或者现代文学的开端，应该从引进西方的自然主义开始。
只有能够实地观察、如实描绘时代、社会，文学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这是一种鲜明的、沉重的、要让文学承载起一种社会价值的文学观念。
这一文学观念在“五四”时期影响很大。
在此观念下，茅盾写了很多评论性的文章。
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是茅盾首先对它进行了正面分析；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沈从文的第一篇小说等等，都是在他手里得到了比较客观的评论。
在“五四”时期，茅盾更多是以这样的批评家、文艺理论家的面目，在文坛发挥自己的作用的。
1927年后，茅盾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
原来，1921年，茅盾是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很激进。
但1927年国共破裂，共产党员遭通缉。
在这个情况下，茅盾陷入了苦闷。
他后来选择了逃避，只身上了庐山。
他曾写文章（《从东京到牯岭》）来表达由国家民族危机而引发的个人精神和思想的苦闷。
在这个情形下，他于是决定开始写作，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
《子夜》就是在他文学道路发生转向的前提之下产生出来的。
茅盾清楚的认识到，二十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一些弊端。
第一，创作题材的重复性。
在《春季创作谈漫记》、《四五六月的创作》这两篇文章中，茅盾对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他首先就提出了题材的单调和重复的问题。
他说，我们看到的文学作品90％都是描写婚姻家庭生活，在这中间，又有90％是描写青年人的恋爱问题。
这就导致了当时的新文坛一派感伤的情调。
对于茅盾这样一个追求“为人生”的文学家来说，这种情况是不尽如人意的。
“人生”不是这么狭隘的，而是有更加丰富宽广的内容。
完全用恋爱来指称文学的全部内容是不妥的。
茅盾不满的第二点是当时新文学创作视野的狭窄。
当时大多数的新文学作家出生于书香门第，这使他们在描写文学作品时，带有浓重的知识分子情调。
第三点，茅盾认为当时的小说都是短篇，没有出现长篇巨制。
从文体成熟的角度来看，一般以长篇小说为标志。
而在二十年代末之前，中国基本没有出现很成熟的长篇小说。
因此，茅盾决定要写一篇长篇小说。
他的创作目的非常鲜明，他说，我要写一部反映中国民族资本家崛起的小说。
这部小说以中国当时最具国际性的大都市上海为背景，描写中国民族资本家在19世纪后期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坎坷的命运以及必然失败的结局。
从总体而言，茅盾的创作可以分为两个系列，分别是“民族资本家系列”和“时代新女性系列”。
可以说，茅盾关于民族资本家的思考是源远流长的，例如《第一阶段的故事》、《霜叶红于二月花》等，完整勾勒了从辛亥革命开始到建国之前，漫长的民族资本家发展的历程。
“新女性系列”主要反映他对女性的看法，以中短篇为主。
作为“民族资本家”系列中的一种，《子夜》主要反映的是三十年代民族资本家的命运的沉浮，小说有自觉的史诗化追求，和历史行进的步伐相对应。
有关《子夜》的创作背景，茅盾在他后来的创作谈或随笔中有清楚的表达。
他是一个理性气质较强的作家。
《子夜》的创作背景有这几点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1国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正在进行中原大战。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在津浦线展开了一场当时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投入兵力多达百万人。
这一战事直接导致了国家经济的困顿。
2国际背景。
1929－1933年，世界范围内爆发了经济危机。
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也承受了这场经济危机带来的后果。
特别是那些以出口为主的民族资本家受到的打击较大。
中国当时出口最大的商品是棉纱制品。
而《子夜》的主人公吴荪甫，也是以纺织业作为他奋斗的领域。
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国资本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开始向不发达国家进行商品倾销，加重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
民族资本家为了减少损失，加紧对工人进行压迫，导致了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工人运动、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这个背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子夜》的定位。
在阐释自己创作《子夜》的基本意图时，茅盾认为，创作《子夜》是为了回答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
当时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的讨论，一直没有定论。
大致有三种意见。
1革命派的意见。
认为中国现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任务应该是打倒国民党法西斯政权。
革命的主体应该是工农武装，应该建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这是“左派”的看法。
2“托派”的意见。
认为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领导权应该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掌握。
3中间派的意见。
想要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既要反对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也要反对国民党的官僚买办制度，应该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
茅盾通过《子夜》给出的结论接近于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要推翻国民党大官僚、大买办制度。
茅盾是否在小说中贯穿了他的写作意图？
他塑造出来的上海是哪种形象？
我们大致分成几个方面来分析。
茅盾在《子夜》中塑造的第一个层面就是资本主义的“上海”。
这个上海不是带着乡土气息的，不是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上海，而是资本主义的上海，对资本主义的首肯意味着和封建文化有种断裂性的关系。
《子夜》的开头是经典的，也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中对《子夜》第一段有精辟的分析。
摘读：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的吹上人面，怪痒痒的。
苏州河的浊水换成了金绿色，轻轻的悄悄的向西流，流……黄浦的汐潮不知怎么的已经涨上来了。
现在沿着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的高高的，舱面比码头约摸还高了半尺。
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暴斗似的铜鼓声最分明，最叫人兴奋。
暮霭夹着薄暮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
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
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普通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冥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
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的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射出火一样的炽光和青凌似的绿焰。
Light、heat、power。
这时候，这天堂般的五月的傍晚，有三辆1930年式的雪铁龙汽车，像闪电一样驶过了外白渡桥，向西一转弯，一直沿北苏州河去了。
”
在这段中，茅盾精细的描绘了他眼中的都市形象，由一系列带有都市特征的事物构成。
例如，作为都市消费形式的音乐、作为都市交通工具的电车、作为日常文化生活表现形式的广告。
这些和三十年代之前的中国乡村图景，以及在乡村图景中的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有非常大的差异性。
差异性同样在这一段中通过吴老太爷的视野表现出来了。
吴老太爷是一个乡下地主，是一个古板的、卫道士类型的人，因打仗而不得不逃到上海，作者直接通过他的视野来看乡土文明和都市文明之间的断裂。
摘读：
“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
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
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似的扑到吴老太爷眼前。
忽地又没了。
光秃秃的平地拔立的路灯杆，无穷无尽的一杆接一杆的向吴老太爷脸前打来，忽地又没有了。
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
放射出叫人目眩的青光。
啵啵的吼着，闪电似的冲将过来，对准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
近了，近了，吴老太爷闭了眼睛，全身都发抖了，然而没有什么。
他惊异的再睁开眼来，却依然是那么大眼睛、放凶光的黑怪物，啵啵的吼着，吼着，对准他冲过来。
如果他没有那该死的半中风，他一定会跳起来。
但他不能动了，他只能软瘫在弹簧座垫上。
他觉得他的头颅仿佛在颈脖子上旋转。
他眼前是红的、黄的、绿的、黑的发光的、立方体的、圆锥形的混杂的一团，在那里跳，在那里跳。
他的耳朵里灌满了轰轰轰、喳喳喳、啵啵啵，猛烈的嘈杂的声浪。
”这是一个充满声、光、电的世界，充满了都市快速的节奏感。
让一个适应了乡土文明，习惯缓慢节奏的人产生了巨大的目眩感、不适应感。
这意味着现代文明的都市对乡土文明造成的巨大冲击，更为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冲击。
吴老太爷看到的都市男女的打扮，感受到了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崩溃。
摘读：
“像一只尖针刺入吴老太爷迷惘的神经，他心跳了，他的眼光本能的瞥到二小姐身上。
他第一次有意识的看清楚了二小姐的装束。
虽则尚在五月，却因今天骤然闷热，二小姐却已经完全是夏装。
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的壮健的身体，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显明的突出来。
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
一种说不出的艳慕，突然塞满了吴老太爷的心胸。
他赶紧转过脸去，不提防，扑进他视野的又是一位半裸体的，只穿着晾纱坎肩，连肌肤都看的分明的时装少妇。
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
翘着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
吴老太爷全身开始发抖，他的心扑的一阵狂跳，就像爆裂似的再也不能动。
喉结也火辣辣的，好像塞进了一大把的辣椒。
”
这是吴老太爷从精神层面来感受都市文化。
都市文化是开放的、是性感的，是带着一种对基本的人的生理需要的满足。
这和吴老太爷建立在乡土文明之上的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是截然不同、格格不入的。
一到都市就构成了对吴老太爷巨大的挑战，他看到了社会、时代潮流不可逆转的变化。
吴老太爷在第一章就一命呜呼了。
资本主义的“上海”是摆脱、埋葬了中国的封建文化之后才产生的。
有关这段描写，茅盾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家的批判，认为他的理解是简单化的。
茅盾认为资本主义的到来必然会埋葬封建文化，而没有想到封建文化可以有一个转化的形式，可以以其他状态和资本主义的土壤结合在一起。
茅盾自信的认为来自乡土的吴老太爷，一到上海就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
用这样一种简单化的方式，来宣告资本主义“上海”的脱颖而出，这一思路今天看来有些简单了。
资本主义的“上海”第二个表现就是对物质、对消费的一种倚重。
即物质性、消费性。
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轻物质重精神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在《子夜》中出现了很多聚会，做生意、丧礼等。
这些聚会大都是建立在某种利益前提之下的。
无论是聚会的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有非常明显的功利性的目的和需求在其中。
聚会成为了物质生产的一种空间，和传统意义上的聚会相去甚远。
传统意义上的聚会更多是一种人情世故的往来。
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使得所有人际交往都被烙上了鲜明的物质烙印。
小说中最具讽刺性的是吴老太爷的葬礼。
第三章专门来写吴老太爷的葬礼。
葬礼上来的人是形形色色，各路资本家，包括大学教授、诗人，还有一些工人代表，乡下的土亲戚等。
第三章构成了《子夜》最大的场景。
利用这样一个葬礼，让小说中应该出现的人都粉墨登场了。
所有的人在葬礼上，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对吴老太爷过世的悲痛惋惜之情。
这些人的到来，都怀着很明显的目的。
想讨好吴荪甫，有生意场上的打算，想从吴荪甫那儿捞得某种赞助，想获得提升……都是带着这样一些目的来到了吴老太爷的葬礼。
这样的聚会完全体现了现代都市性。
很大程度上排斥了精神性的内容，排斥了情感，排斥了人情世故，完全就变成了物质利益交换的聚会。
这是资本主义“上海”另外的一个特征。
茅盾在《子夜》中塑造的第二个层面就是强力“上海”的形象。
将上海的形象塑造得非常强大，不可摧毁，是带着某种肯定的意味来塑造上海形象的。
作为强力“上海”的具体表现，首先，小说塑造了非常强悍的主人公吴荪甫。
他被看作是三十年代上海民族资本家的典型代表。
在吴荪甫身上，作者赋予了他很多正面的素质。
第一，吴荪甫有着留学美国、学习工商管理的背景。
通过这个教育背景，将他和那些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土气的民族资本家划清了界线。
他有一个现代管理的知识背景，这有助于将他塑造成为一个正面的主人公的形象。
第二，吴荪甫有着铁腕的性格，是个“强人”形象。
吴荪甫做事干脆利索，不拖泥带水。
在他的工厂中，推行改革措施。
无论是对待亲戚还是对待工人，他都是铁腕者的形象。
他强调要用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来改造自己的工厂，他的基本出发点是好的。
这种铁腕人物形象的出现，是三十年代特殊语境的产物。
可以把吴荪甫和《沉沦》的主人公做比较。
《沉沦》主人公是典型的“五四”时期男性形象，是非常脆弱的。
性格中充满了阴柔的气息，不能担当大事，遇事就多愁善感。
没有直接应对现实的生存能力。
我们把这样的男性主人公形象看作是“五四”青春期的特征。
到了三十年代，可以发现这种主人公基本没有立足之地。
因为三十年代是乱世，那个时代更需要像吴荪甫这样的铁腕人物。
铁腕性格还表现在吴荪甫有自觉的抗争精神，不信命。
因此他要和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斗法，和工人运动、乡下的农民起义去进行对抗。
他认为靠自己的能力可以扭转时局，他怀有很大的幻想。
第三，吴荪甫有着远大的志向。
作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一个典型代表，吴荪甫给自己的定位不是仅仅成为一个拥有雄厚资产的资本家，而是梦想自己的企业可以和国外的垄断资本进行抗衡。
能够成为民族资本家在世界舞台崛起的代言人。
这就和那些在乱世自保、苟且偷生的民族资本家区分开来。
吴荪甫自始至终给人的感觉都是强悍的主人公形象。
这个主人公的出现成为故事的主导面。
他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故事的走向，也决定了他人的命运。
在吴荪甫身上作者寄托了他自己的希望，希望上海可以担当起中国经济腾飞、中国民族资本家振兴的重责。
作为强力“上海”的第二个标志在于，整个小说宣扬了一种暴力美学。
传统美学追求和谐、平静、安宁。
但作为现代性美学范畴，暴力成为现代生活外在的一个重要特征。
现代社会是喧嚣不安的，是分裂骚动的，充满了暴力的气息。
作者在《子夜》中肯定的是暴力之美。
在小说中，作者最感兴趣的是一些冲突的、暴力性场景。
这些场景由两方面构成，即小说中的两条线。
一条是民族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另一条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
民族资本家代表是吴荪甫，买办资本家代表是赵伯韬。
作者始终站在吴荪甫的立场来写，赵伯韬始终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作者对他采用了侧面描写。
他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幕后人物的形象，基本没有正面出场，但很多人的命运为他所操纵。
这条线是先扬后抑的，刚开始吴荪甫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后来斗不过赵伯韬而全线崩溃。
第二条线索，茅盾本想通过《子夜》写中国农村斗争的画卷，但他发现自己缺乏乡村生活经验。
在小说描写农民起义的一章，他认为自己写的较失败。
这条线出现了这部小说塑造比较成功的人物——屠维岳。
这是小说中的一个次要人物，但描写得生动、有血有肉。
很多人认为《子夜》塑造的不是很成功，因为吴荪甫这个形象塑造的干瘪，把他塑造成了社会关系的总和。
例如，通过他和买办资本家的争斗，表现了他由强悍走向软弱的层面。
通过和比他更小的层面的斗争，表现他的强悍。
以及他和妻子的关系等，但是缺乏一个主导面。
虽然很丰富，但仔细想来很单调。
他只是民族资本家阶层的代表，缺乏个性。
屠维岳反倒被认为描写得很成功。
他出生贫寒，是吴荪甫工厂的一个工人。
但他像于连一样想要出人头地。
作者把这个小人物的野心描写的非常生动。
屠维岳和吴荪甫的谈判，是小说中精彩的场景。
可以说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双方的心理如何进退描写的很生动。
第二条线索被处理得一波三折。
开始是吴荪甫在屠维岳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
但是最后在更大的反抗浪潮中还是失败了。
作者绘声绘色的描写了血与火的场景，这是暴力美学最直接的表现形态之一。
暴力美学基本看法时，认为人、人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在某一个瞬间，通过某一个形式达到极致。
而不是把争斗场景当作一种悲哀、黑暗来描写。
茅盾在《子夜》中塑造的第三个层面就是道德沦丧的“上海”形象。
小说主人公都是追求物质利益，释放暴力的。
因此，道德原则不是小说对人物进行评判的基本原则。
小说描绘人物的轨迹，可以用黑格尔的一句话来概括，“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用这种方式来展现人物命运，描写人物发迹史。
有几个事例：
首先是物质、功利如何成为男女关系的筹码。
赵伯韬是小说中权势最高的人，一个掌控上海经济命脉的超级买办资本家。
他有一个弱点：
好色。
小说描写了冯云卿的故事。
他是一个昆山的地主，他把地卖了，到上海买房做寓公。
但是他发现上海消费很高，不是他这样的乡下地主可以承受的。
后来想通过巴结赵伯韬来发家。
于是想到了通过自己的女儿达到目的。
但这里被简单化的是冯云卿与慈父形象的断裂，这个过程过于草率了。
赵伯韬笑纳了冯云卿的女儿，但冯云卿最终被一个女儿听错了的消息害得倾家荡产，最后羞愧难当，上吊自杀。
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对乡下土财主而言，就象征着一种道德沦丧，它能很轻易的让他们完成道德上的放弃，能够迅速的让冯云卿仅仅为了发家致富而摧毁自己的慈父形象。
所以，“上海”在土财主的视野中，是以反道德的形象出现的。
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他可能需要很多东西，但是唯一不需要的就是道德。
九十年代以来，也出现了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滑坡。
《子夜》中早就描绘出来了，物质的诱惑，金钱的压力、生活的需要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人的道德底线。
上海在这里是以反道德形象出现，它瓦解了亲情和道德。
另外是屠维岳的爱情故事。
他做了工头后便决定与昔日恋人分道扬镳。
他从没后悔过，生存理性在这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他可以把个人发展的需要、生存的需要放在考虑问题的首要出发点上，从而为放弃一些东西，寻找合理合法的理由。
小说将大上海从近代的一个城市向现代大都市转化过程中，道德层面的问题揭示出来，尽管这种揭示有可能是比较简单的。
在冯云卿的故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传统的道德劝诫作用，即恶有恶报。
茅盾在《子夜》中塑造的第四个层面就是感伤的“上海”形象（这是从结果的角度来说）。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作者提供了不太美好、不太理想的结局，流露出感伤的情调。
“感伤”首先表现在吴荪甫最后是一个末路英雄的形象。
吴荪甫在三条线上和人斗着。
一是和赵伯韬在买卖公债上斗，买多买空，后失败；第二是和工农运动斗，也归于失败；第三是组建益中公司，准备做成中国纺织业的托拉斯集团，和外国垄断资本抗衡，也失败了。
所以从个人命运角度来看，是一个失败的过程。
第二层面，吴荪甫的个人生活也是失败的。
他的如花似玉的妻子只是个花瓶，夫妻间从来没有过两情相悦。
他有一个父亲，但是在父亲那里，他是一个逆子的形象，他寻找不到精神的归宿。
他的确也有很多兄弟姐妹，但在他们面前他是一个暴君形象。
最后他是众叛亲离的失落结局、四面楚歌的末路。
这使整个小说从吴荪甫来说，制造了一个感伤的结尾。
吴荪甫不是被他的对手打败的，而是被他的亲人打败的。
他的姐夫杜竹斋在关键时刻，从自己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根本没有考虑亲情，投向了赵伯韬。
吴荪甫真正失败了，被推向了死亡的境地。
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利益没有情感的人际关系被揭露的淋漓尽致。
感伤“上海”的第二点是在整个小说中，表现为代表了人类情感比较美好部分的爱情，在这里无处降落。
爱情在小说中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典型的是林佩瑶、林佩珊的爱情。
吴荪甫是一个铁腕性格的人，妻子对他而言是美丽家庭的点缀。
在婚后的家庭生活中，林佩瑶没有感到幸福。
在这时，她开始怀念初恋情人。
但也仅仅是怀念，不会采取什么行动，因为决定人物行为的基本法则是功利性。
既然她当初选择了放弃，后面就不会采取行动，只会怀旧。
有两样东西是标志，一个是《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个是书中夹的枯萎的白玫瑰。
这两个东西既是对她和初恋情人美丽爱情的总结，也是对林佩瑶这样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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