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附属学校发展的价值转型与优化策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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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附属学校发展的价值转型与优化策略

大学附属学校发展的价值转型与优化策略

大学附属学校发展的价值转型与优化策略

近年来，在城市发展尤其是新城区快速建设的过程中，人们对于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需求日益旺盛。

各地纷纷采取名校办分校、委托管理、名校集团化等合作办学方式扩大优质基础教育资源供给。

在这些合作办学中，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建附属学校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类型与趋势，发展迅速。

例如，2014年北京23所高校与朝阳、海淀、丰台、昌平四个区的39所中小学签约，其中继续加强发展已有的附小和附中14所，拟定以高校附小、附中名义新创办25所。

而2012年上海各类高校附属（或实验）普通高中已达38所，约占上海普通高中的七分之一。

在当前快速发展进程中，附属学校因其特殊的办学形式与鲜明的身份特色备受社会关注。

作为基础教育办学的一种模式与类型，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建附属学校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基础是什么，在当前附属学校“热潮”发展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值得深思探讨。

一、从内设机构到互惠合作：

大学附属学校发展的历史演变

我国大学附属学校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最早的大学附中可以追溯到近代大学预科。

1922年“壬戌学制”废除大学预科，许多大学改换庭面，将预科改办称为附属中学，附中以优良的师资、课程与教学，吸引了不少优质生源，成为近代普通基础教育的典范。

基于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办学的目的意愿，大致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附属学校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形成了特色各异的发展模式。

第一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建立的附属学校隶属于大学，可以称之为传统的子弟型大学附属学校。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就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职工的诸多福利靠单位自行处理。

为了解决教职工子弟读书以及大学生实习等问题，高校纷纷自办附属学校。

该阶段以大学为主，地方政府参与不多。

附属学校隶属于大学，是大学的内设机构，常常归属于大学的校长办公室或后勤部门管理。

附属学校的招生、经费、师资、领导、场地、管理等均由大学自行解决。

附属学校的校长往往由大学的领导或教授兼任。

此类附属学校在后续发展中，因其与大学的天然血脉渊源、先进办学理念与优秀师资而纷纷成为当前各地的名校与旗舰学校。

如北大附中、附小，人大附中、附小，北师大实验中学、实验小学，交大附中、复旦附中、华东师大二附中、华中师大一附中、南京师大附中、湖南师大附中等。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这一阶段建立的附属学校多是大学授权挂牌地方已有的普通或薄弱学校。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推进，“薄弱学校”开始成为大中城市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1998年，教育部曾颁布《关于加强大中城市薄弱学校建设，办好义务教育阶段每一所学校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各地可以“组织高校、教育科研、教研机构的专家以咨询组、顾问组方式”扶持薄弱学校发展。

在此背景下，为了提升学校办学质量、推进学校特色办学，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如在地方政府任职的大学校友牵线搭桥，积极寻求高校的智力与专业支持。

通过大学专家介入或者特色资源引入，这些薄弱学校的教育质量与办学特色有了较大改善。

这一阶段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大学通过挂牌附属学校方式扶持地方的普通或薄弱中小学校发展。

这些附属或实验学校的人事、财务均由地方政府负责，大学只提供专业或资源支持，多以委派专家或发展顾问方式介入支持附属学校发展。

同时，大学也可以从附属学校获得一定学额协调大学教职工子女入学问题。

但是伴随着双方领导职务更迭、相关支持配套政策不到位，这些学校虽名系大学附属学校，但是也有部分名实不符，无法达到传统子弟型附属学校的优异质量，无法满足社会期望与需求。

在这一阶段，还存在一种情况是原有“子弟型”附属学校的“属地化”改造。

伴随着基础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体制的建立完善，大学办附属学校也逐步从“单位办”走向“政府办”，许多传统的附属学校在属地化改造过程中，遭遇了经费不足、教师流失、教学设施陈旧等困境。

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10年以来，这一阶段附属学校是基于地方政府与大学的契约合作，数量与规模发展迅速，多在地方新建城区，以新建为主。

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新城区建设、城区转型发展，在区域教育规划中，地方政府深刻认识到，品牌或优质教育资源是民生最重要的需求，也是地方引留各类人才的重要保障，还是提升城市社会文化形象的重要标志。

在这一阶段地方政府主动寻求与高校加大教育合作力度。

同时，大学也开始重视附属学校品牌价值，设置专门机构，如基础教育办公室或基础教育集团，管理附属学校发展事宜。

此外，在这一时期相关教育政策中也提及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办学，如2001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就提出：

“有条件的普通高中可与高等学校合作，探索创新人才培养的途径。

”

上述因素的结合促成了新时期大学附属学校的快速发展，附属学校所在地也突破了大学所在的区域范围。

如据不完全统计，与北师大合作举办的附属学校超过70所，分布在全国各地；与华东师大合作共建的附属学校有12所，分布在上海与长三角城市；华中师大开办的附属学校有40所，分布在全国各地。

合作方式包括共建附属或实验学校，指导办学与协作办学等不同形式；办学体制既有公办，也有民办。

这一时期的大学附属学校可以称为大学品牌输出型附属学校，常见方式是地方政府与高校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地方政府支付高校一定额度的合作办学经费（包括品牌使用费、资源运营费等），高校通过品牌授权，在管理团队、发展规划、课程资源、学生活动与师资培训等方面为附属学校发展提供专业和智力支持。

附属学校日常运营成本与管理皆由地方政府承担负责，大学主要负责品牌授权与专业支持。

共建附属学校成为地方政府与大学契约合作、互惠共赢的行为。

通过合作共建附属学校，地方政府创建了学校品牌，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缓解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入学与择校压力；高校扩大了在地方的影响力与美誉度，提升了社会服务能力，构建了良好的政-校关系，同时还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回报。

二、大学附属学校快速发展中的“利益”互惠与“功利”倾向

从现实来看，大学与地方政府在基础教育领域互惠合作的前提基础在于双方的资源差异。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其拥有的资源主要包括大学教职工子女入学学额、大学生实习机会、教育实践研究基地和一定额度的专项经费。

对于高校来说，其可以提供的资源包括大学及其附属校品牌、高校专业资源（包括课程、专家、图书馆、实验室等）、管理团队、师资培训、大学生社团或志愿活动、国际交流等。

基于资源差异与需求互补，高校与地方政府通过契约合同方式共建附属学校，实现双方的利益互惠。

这种利益互惠的实质是地方政府通过支付一定额度的合作经费来购买大学的品牌与多种资源服务。

但是，当前新建附属学校早已超出大学所在区域而遍布全省甚至全国，如北师大的70多所附属学校分布在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

因为跨地域的限制，使大学对于地方政府的资源需求在不断萎缩。

在此情况下，合作经费逐渐成为大学从地方获得的主要资源。

近年来，双方合作共建附属学校经费也是水涨船高，从每年的几十万元上升到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元。

当前，在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建大学附属学校的过程中，上述以合作经费为主要内容的利益互惠还或隐或显地带来了三种不良现象或倾向。

一是短期功利现象。

地方政府在引进大学品牌之初，就对附属学校的优质发展有着较高的期望。

在现实中，地方政府与民众的这种期望直接表现就是希望新建成的附属学校短期见效尽快出成绩。

但是，在现在教育评价体系下，学校之间的竞争更多体现为生源与考试升学竞争。

在这种功利追求下，部分附属学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只能争抢优质生源与拼命抓升学率，这就背离了学校发展的育人本质，直接影响着大学附属学校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在地方既定的教育生态与资源中，当附属学校以“新人”或“后来者”进入后，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入学政策、教师政策与财政政策倾斜方式对其优先照顾，这意味着隐性地挤占对于其他学校的教育投入，同时还可能加剧附属学校与其他学校间的不良竞争，这反而会影响到地方基础教育的良性发展。

二是“虚名借壳”现象。

当前，地方政府与大学合作共建附属学校似乎成为一种“时髦”现象，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

部分地方政府出于政绩、攀比或追风心理，积极与大学尤其是所谓的重点大学沟通，为了引进大学附属学校品牌而引进。

引进建成之后便“大功告成”，对于附属学校的相关支持配套政策则是能拖就拖，放之任之。

虽然大学与地方政府签订了办学合同，但是在“公办”或“公有”体制下，合同中的“甲方乙方”职责是友好协商的情况下签订的，对于双方而言均不具有强烈的约束力。

再加上行政岗位更替与人事调整而带来的“人走政息”、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调整变动等因素，使大学附属学校在部分地方更多是一种“符号”或“政绩”的代名词，而没有真正起到促进地方教育发展的实际功效。

三是产业运营现象。

在合作办学过程中，大学会收取一定的合作办学费用。

当附属学校的数量比较多时，合作办学费用的总额就会达到几千万乃至上亿元。

在此过程中，部分高校不珍惜大学品牌，将大学附属学校作为一种产业加以运营，将附属学校开遍全国各地，并呈现出“集团化”“连锁化”与“产业化”运营的特征，只重挂牌收费而轻视支持发展，附属学校办学质量不高，直接影响着大学的社会品牌与声誉。

而且在此过程中，由于存在非常大的利润，企业与民营资本也积极介入，使一些办学纠纷现象不断增多。

如湛江北大附属学校因为“北大”招牌备受家长关注，但是北京大学校办产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人员却表示“北大没有在湛江与任何单位合办中学”，而该校官方网站的声明中又出现了北大青岛集团、北大附属实验学校等多个主体。

在这场“扑朔迷离”的办学纠纷中，不仅老百姓感觉受到欺骗，大学的社会声誉也受到严重影响。

从上述不良现象或倾向的结果来看，最终都将严重影响附属学校的健康发展。

因此，从附属学校的长远持续发展来看，当前地方政府与高校之间有限利益互惠的合作基础迫切需要深化拓展。

我们认为，双方需要进一步重视与提升大学对于附属学校的价值与文化引领。

三、从利益互惠到文化引领：

大学附属学校持续发展亟须价值转型

相对于普通中小学来说，大学附属学校与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附属”，即附属学校是附生或者依附于大学的，附属学校与大学之间是相辅相生、相依相融的依存关系。

从子弟型附属学校来看，这种附属与依存关系的实质就是大学文化在附属学校中的传承与融合，这种大学文化精神在附属学校办学中的呈现，又使附属学校呈现出与普通中小学的不同气质。

从当前各地作为名校或者示范性的附属学校来看，其都是在自身发展中较好地浸润与融合了大学精神与文化。

因此，从附属学校自身发展来看，“名”“实”相符迫切需要大学精神与文化对其的引领与浸润。

从新办附属学校的现实发展来看，除了大学授牌外，地方政府往往通过校舍、硬件、经费、师资、招生政策的优先与重点考虑，使附属学校在短时间内赢得生源与师资优势，实现弯道超车，走向办学成功。

但是这种“办学成功”或“优先发展”是堆积资源和政策“红利”的结果，这种“速成”结果不是办学理念与文化模式的优化，而是传统意义上“重点校”模式的复制与翻版。

从长远发展来看，新办附属学校迫切需要价值引领与文化浸润。

就此而言，对于合作共建的附属学校的内涵发展，乃至地方基础教育的创新发展来说，迫切需要拓展与深化大学对地方基础教育的理念与价值引领。

因此，无论是从大学附属学校的“名实相符”，还是从附属学校的内涵发展来看，都迫切需要加强大学对于附属学校的文化引领与价值关照，这既是大学与附属学校之间应然存在的文化脉络和自觉传承，也是维持大学与附属学校之间亲情关系的精神纽带，更是地方政府与大学合作中亟须聚焦和提升的着眼点与基石。

大学对于附属学校的文化引领可以从价值、情感与实践等层面着手考虑。

其一，在价值层面，要努力寻找大学与附属学校文化的交集汇通点，以大学文化与理想引领附属学校的办学理念与内涵发展。

文化价值是学校发展的航标与灯塔，其解决的是“办什么学”“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对于当前新建的附属学校而言，除了高标准的硬件建设外，更要重视有品位的内涵发展。

在此意义上，大学的文化与理想对于附属学校发展而言，有着重要的精神指南与价值引领作用，是附属学校办学理念与内涵发展的重要来源之一。

美国学者肯特·D．皮特森曾指出：

“学校文化是一组规范、价值和信念、典礼和仪式、象征和事迹，这些因素构成了一所学校不同于其他学校的个性。

”每所大学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与精神魅力，既包括由价值观、理想追求、思维模式、道德情感等构成的精神文化，也包括由大学组织架构及其运行规则构成的制度文化，还包括由大学物理空间、物质设施构成的环境文化。

如大学“崇尚真理、追求科学”“独立精神、自由探索”和“对国家前途负责”的理想主义精神，以生为本、名师文化与包容的人文环境，民主管理与依法治校的制度文化等。

附属学校在自身建设发展中，需要不断重视与提升自身的文化意识，努力寻找大学与附属学校育人文化的交集汇通点，积极在学校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环境文化等维度上把握切入点与嫁接点，以大学文化与理想引领附属学校的办学理念与内涵发展，贯通附属学校与大学之间的文化脉络和精神连接，使附属学校的文化发展有根可寻、有脉可依。

其二，在情感层面，要借助大学文化激发附属学校师生的情感共鸣点，引领附属学校师生的认同感、归属感与荣誉感。

学校中的教师和学生是一群“文化人”，在情感上总面临着“我是谁”“我属于谁”的问题。

当前，诸多新办附属学校在空间上远离大学所在城市，这种距离成为附属学校亲近大学的一种隔阂与障碍，再加上附属学校管理者与师资主要由地方政府安排，因此附属学校师生虽然名义是附属于大学，但在情感上并没有完成对于大学的认同与归依，情感层面的“名不符实”直接影响着附属校师生的认同感与荣誉感，影响着附属学校未来发展的情感归属与内生动力。

一定意义上讲，文化就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让人对某个群体或活动认同、亲近、自豪并采取类似的社会行为。

就此而言，大学文化对于附属学校师生有着一种内生的情感“向心力”。

附属学校师生对于大学的景观与建筑、学人与轶事、大师与大楼、课程与教学、荣誉与奋斗、理想与责任有着天然的精神向往与情感自豪。

附属学校在自身发展中，要积极利用好大学的故事、历史、专业、大师、理想、责任等内容，不断激发附属学校师生对于大学的情感共鸣与文化亲近，打破距离的空间隔阂，在情感层面上提升附属学校师生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在言行实践上提升自身的责任感与荣誉感。

其三，在实践层面，要借助于大学丰富多样的专业与文化资源，引领与支持附属学校特色课程和教学变革，促进学生个性成长。

大学对于附属学校的文化引领还需要从实践上着手考虑。

附属学校在发展中始终面临着“如何办学”的问题。

就此而言，如果提供的课程教学与同学段中小学校完全相同，那么附属学校作为一种办学机制的价值意义将大打折扣。

因此，在实践层面上，附属学校迫切需要借力大学的丰富资源，促进自身的特色发展。

而且在这一层面上，也是当前附属学校接受大学文化引领与影响最多的方面。

如复旦附中借助于复旦大学力量在数学学科开展数理逻辑与运用研究，上外附中借力上海外国语大学开展小语种教学，再如华师政法大学附中依托高校放大德育优势，提出了“明德尚法”的办学理念与课程特色群，并成为上海首批“特色高中建设推进”项目学校。

相比较中小学，大学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其综合多样的系科专业资源、资料丰富的图书资源、严谨科学的研究资源以及知识渊博的专家资源等。

附属学校在发展中，要学会利用大学丰富的专业资源与专家资源，结合时代需要与学生发展需求，主动推进附属学校在课程与教学方面的变革，不断探索与回应“如何办学与发展”的问题，努力形成自身特色，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健康、个性成长。

四、大学附属学校优化发展的措施及建议

附属学校作为地方政府与大学基础教育的合作平台和连接纽带，已经成为当前基础教育办学机制中的一种重要类型与趋势。

从利益互惠转向基于大学文化与价值引领的附属学校发展，迫切需要附属学校、大学与地方政府等主体转变思路，积极行动，携手共同推进。

其一，大学要切实担负职责，搭建平台，基于附属学校发展需求整合资源，积极支持与推进附属学校的发展。

大学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建附属学校，是大学服务社会的重要内容与方式之一。

在共建支持附属学校发展的过程中，首先，大学要高度重视，拓展视野，摒弃单纯的“经济收益”观念，要着眼于服务于基础教育改革、城市变革与区域发展的公共责任与服务理念，基于自身的专业资源与优势，创新与地方政府、社会、中小学校合作机制方式，切实在附属学校发展与区域基础教育改革中发挥理念引领和专业支持的职责作用。

其次，大学要依照法律法规，合理授权，在校内健全基础教育对外合作办学的职能机构，完善支持附属学校发展的规章制度，保持与附属学校的顺畅沟通，从体制机制上保障上对于附属学校发展的专业与资源支持。

再次，大学要积极搭建校内资源平台，以对外合作办学职能机构牵头，积极整合大学不同院系的专业、专家、课程、图书、实验室等资源，基于附属学校发展需求，着眼附属学校的规划评估、课程教学、学生发展等活动，将大学对于附属学校的专业与特色支持落到实处。

其二，附属学校要自觉主动，提升自身的文化意识，积极利用大学文化与精神资源，引领附属学校的内涵与特色发展。

当前对于新办的附属学校而言，豪华现代、富丽堂皇似乎成为一种标配。

但是在现代化、物质化、标准化的硬件建设背后，附属学校发展迫切需要内在的文化价值与精神理念支撑。

就此而言，附属学校在自身建设与发展中，要有自觉的文化意识，积极借力大学文化与精神资源，引领与促进自身的内涵与特色发展。

首先，要创造机会，让附属学校师生了解认知大学的精神与文化。

一方面可以通过“请进来”的方式，借助于学校的广播、微信、校园网等信息平台，宣传与展示大学的文化规范与价值信念，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走进去”的方式，到大学去实地参观、考察与参加大学的典礼仪式与活动课程，让附属学校师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了解与认知大学及其文化。

其次，要加强互动交流，让附属学校师生对大学文化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

附属学校可以通过举办大学教授讲坛，组织附属学校师生参加大学的夏（冬）令营活动、大学先修课程，大学教师指导附属学校学生科研活动、大学生指导参与附属学校学生社团活动等方式，加强附属学校与大学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让附属学校师生对大学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

再次，要主动引进，积极整合大学专业与文化资源促进自身特色发展。

附属学校要依据自身发展需求，积极利用大学的学科专业资源，丰富附属学校课程结构，开发拓展型与探究型课程，增强学生课程的选择性；自觉利用大学专家资源开展学术讲座，指导学生开展课题研究，激发学生学术兴趣，拓展学生知识视野；主动利用大学图书馆与实验室等资源，为学生开展课题研究提供便利，丰富学生探究经历。

其三，地方政府要转变思路，健全机制，激发附属学校办学活力，引领地方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

在现有教育管理体制下，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是附属学校的直接管理者。

因此，地方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首先要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到附属学校不仅是地方政府引进高校资源的重要平台，更是丰富与引领区域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渠道。

在合作共建附属学校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不仅要着眼于单个附属学校的发展，还要着眼于大学介入对于地方区域基础教育发展的引领与支持作用。

其次，地方政府要健全决策机制，搭建包括大学、地方政府、附属学校、社会人士等构成的附属学校理事会决策平台，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联合审议附属学校发展的重大事项；优化激励机制，单独或与大学联合设立附属学校优秀校长、教师、学生奖等，加强对附属学校的绩效考核，激发附属学校发展的内在活力。

再次，要搭建基于附属学校的“示范引领”平台，借力于大学资源，以附属学校作为载体平台，通过举办高校与地方基础教育论坛、承担区域层面课程教学改革课题、联合举办教研与师资培训等活动方式，综合发挥附属学校在地方中小学校发展中的引领与示范作用，丰富与推进地方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