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的 反 贫 困 战 争.docx
《中 国 的 反 贫 困 战 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 国 的 反 贫 困 战 争.docx（3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国的反贫困战争
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和性别问题
张林秀
（1999年10月29日，成都）
引言
中国自70年代末期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在反贫困战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根据国内和国际上的统计资料，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有2亿多农村住户摆脱了贫困（世界银行，1999）。
同期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也很快。
一方面多数人认为贫困人口减少了许多，另一方面对于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原因不甚了解。
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理解决定缓贫取得顺利的因素和贫困农村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学术兴趣本身。
因为迄今中国仍有5千万到1.02亿人生活在国定贫困线以下。
贫困人口的减少是否更多地得益于经济的增长？
或者说，应该归功于国家的扶贫项目？
在评价扶贫投资状况时，又引出了另外一些问题。
国家的扶贫投资在瞄准上是否有效？
投下去的资金能否对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对指导制订就中国现有贫困人口的脱贫政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回答上述的一些问题，为政策制定者们做出有助于今后改进缓贫工作的决策提供信息依据。
首先，简要描述中国的贫困地区的政策，以四川省的县级资料来分析对贫困县的瞄准是否准确。
其次，重点分析扶贫项目对增长的作用。
评估一下贫困人口的减少有多少是由于国家的扶贫政策所至。
本文的另一个目的是透国非农就业具体地考察一下农村妇女问题。
最后，结合研究结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通过收入指标来考察贫困。
虽然在收入和其他福利指标之间并没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Wang和Zhang（1999）以及世界银行（1999）的研究表明，低收入地区和文盲率、婴儿死亡率等指标表现较差的地区存在较高程度的相关关系。
具体而言，在考察瞄准和决定增长的因素时，我们用的是西部贫困省的数据，即四川省。
贫困地区的政策
虽然1986年中国并没有出台明确的全国规模的扶贫方面的政策，这并不等于说农村的贫困人口就没有受到过特殊关注。
考虑到贫困地区对整个经济的边际贡献小，即便改革不成功损失也不会很大，改革者们允许让贫困地区的人民公社比其他地区早些解散（早在70年代末期）。
当时中央政府已在对贫困地区进行补贴了，有的是通过直接的预算转移支付（Park等，1996），有的通过粮食销售补贴或其他方式为贫困的农民提供帮助（Park,Rozelle和Cai，1994）。
然而，由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开，预算资源越来越稀缺，这些支持一直在减少。
市场改革导致生产专业化程度加深、产量和收入普遍提高（Weersink和Rozelle,1997）。
这些变化帮助一些人摆脱了贫困，尤其是在中部和沿海深受“以粮为纲”政策影响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根本就不适合生产粮食（Lardy，1983）。
8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改善边远闭塞地区资源匮乏农户的贫困状况，这些地区需要的不仅仅是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中央将决策权下放到地方（国务院，1989a至1989e;1991）。
为此国务院专门组建了一支扶贫工作队，即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或LGEDPA）负责新的一轮反贫困战争。
领导小组的工作重心是官方划定的“贫困”县。
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负责从预算中划出一部分，同时让银行从扶贫专项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为贫困地区提供贷款。
下面，我们将描述一下贫困县的选取过程，考察一下几个主要的扶贫项目。
贫困地区选取
1986年政府决定制定大规模的缓贫计划，同时这需要有一个标准来判定哪些县应该得到专门的资金（Park等，1998）。
领导小组一开始采用了一套混合的贫困线指标来选择贫困县。
选择国定贫困县时最基本的一条是人均纯收入按1985年价格计算低于150元。
然而，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贫困线更高。
主要革命老区和内蒙古、新疆和青海及几个少数民族县的贫困线是300元。
基于这样的标准，按照1985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选了300个贫困县由国家扶贫项目来支持。
1988年，又选了37个牧区县（Tong等，1994）。
1986年，又有大约370个县被定为省一级政府扶持的贫困县。
到1988年，领导小组及其省一级机构在实施的贫困项目涵盖了698个县（占中国县总数的1/3）。
80年代，除了那些特殊的军事系统的县以外，中国官方指定的贫困县有2亿多人，全国的大部分穷人就分布在这些地区（Piazza和Liang，1997）。
中国有27个省，其中23个省境内有贫困县，但其中又有78％是集中在以中部山区为界的南北线以西，这条南北线北起黑龙江、甘肃和内蒙古，南到广西和云南。
其余的“贫困”县，分散在华东和东南部的山区，贫困状况总体上稍微好一些。
官方划定的第一拨贫困县的一般特征是由于地理位置（边远山区）的限制，自然条件差，农业资源（如土壤、降水和气候－Tong等，1994）处于劣势。
这些地区有的生态条件被严重破坏，如森林砍伐，水土流失（Li,1994）。
贫困县往往产量水平也更不稳定（Weerisink和Rozelle，1997）。
部分由于自然条件差，部分由于贫困本身的原因，贫困地区农民的灌溉设施、化肥投入和公共基础设施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Tong等，1994）。
80年代，贫困县在粮食需求上仍然很大程度上属于温饱型，从“净”量来讲，往往需要买粮才能满足全家对粮食的需求（Piazza和Liang，1997）。
80年代他们参与非农劳动力市场的程度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Rozelle等，1999）。
然而，这样的贫困线很快遭到研究人员和地方官员的批评（Park等，1998）。
第一，没有对为何选择150元作为基本贫困线作任何说明。
第二，这一贫困线不具有同一性。
在选择贫困县时，政治因素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由于农业占主导的贫困地区收入受天气状况的影响很大，仅仅用一年的收入数据不能反应不同县的一般收入水平。
最后，除了添加了海南省的3个县外，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几乎没有做过任何调整。
在如何让项目执行初期发展很快的县“毕业”或是对在此期间陷入贫困的县进行扶持方面，领导小组并没有确定的思路。
针对这些抱怨，同时也为推动90年代中期的新的消除贫困工作（即“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做准备，领导小组请国家根据营养指标重新计算一条贫困线（Zhu,1998）。
根据这些新的指标，国家官员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对1994年划定的贫困县作了大范围的调整（Piazza和Liang，1997）。
消除了国家与省之间贫困标准的差异。
此外，尽管贫困人口数量已大幅度减少，国家扶持的贫困县仍有592个。
投资政策
1986年后，政府将一些重大的投资瞄准了加速贫困地区的收入增长（表1）。
1986－1997期间，政府通过重大扶贫贷款，以工代赈和援助项目投资了960亿元以上（第1，3，5列）。
除1992年和1996年外，对贫困地区的名义投资额每年都有所增加（第7列）。
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实际投资额增加也很明显，但趋势让人担忧。
按1985年价格算，总支出增加到了460亿元（第8列）。
经过1986－1990年的稳定增长后，对贫困地区的实际支出开始下降（比如说，头三年，即1990－1992跟最近三年，即1995－1997比起来就下降了）。
然而，要理清国家对缓解贫困投放的资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并不容易，因为不同的扶贫投资项目间差异很大，而且投资方式也在变化。
下面将考察一下国家扶贫项目对其投资项目的管理方式，首先讨论其策略的演化，然后讨论各个子项目的资金来源和使用情况。
早期项目－—援助和贷款直接到农户
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国家级的部门内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来管理一个新的项目，该项目每年向300个国定贫困县提供40亿元资金。
各省政府同样另外划定贫困县加以扶持。
省和县一级都成立了贫困地区开发办（PADOs）管理国家和省一级提供的资源。
中国的多层次扶贫网的资金来源于国务院批准的各项贷款和援助。
最初几年，资金主要是来自于老少边穷贷款（为扶持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设定的贴息贷款）和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开发资本金，即DCF）。
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援助资金实际数量在下降（1986－1993期间提供给DCF的资金的名义额度很大程度上没有变化），新的贴息贷款项目成为扶贫投资的主要形式。
最初几年，地方的PADO办公室控制了贷款的很大部分（Li和Li，1992）。
从对PADO和银行官员的访谈来看，农业银行作为提供贷款和筹集贷款的部门，很少行使决策权。
1986－1988期间，国家政策强调资金应该直接提供给贫困户，以扶持农业生产和增收的项目（国务院，1989a—1989e;世界银行，1992）。
项目的条款规定地方的扶贫官员应该把农业贷款资金的80％配置到户（Li和Li，1992）。
这项政策执行了没几年，人们便开始审慎考虑贫困地区的政策的有效性。
普遍的看法是这些援助多半是直接支持消费，并没有促进增长（国务院，1989a—1989e）。
正式贴息贷款普遍存在还贷率低的问题。
据估计，贴息贷款按时还贷的比例为30―65％（Park,Wang和Wu，1998）。
正如某重要政策文件中所写的，主要的问题是忽视了贫困地区“社会生产力”的长期发展（Zhou，1998；国务院，1989a—1989e）。
到1989年，瞄准项目已执行了四年，但仍然还有1亿人口处于贫困。
有趣的是，这样的结论是基于有限的资料和观察提出的。
并没有对中国的扶贫项目做过系统的、大范围的评估。
政策改革――瞄准开发项目
到80年代末，人们普遍认为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停滞导致了政策上的重大转变。
新的取向要求地方官员将重点从直接转移支付式的扶贫转到农户，扶持那些更能促进经济发展的项目（国务院，1991）。
新的措施鼓励贫困地区的官员将贷款从农户转到“经济实体”，这些实体可以更好地协调需要用新技术，多投入和市场销售支持的行为（国务院，1991）。
一旦意识到增加当地政府财政收入的必要性，地方官员就可以把更多的资金配置给企业。
此期又启动了另一个扶贫贷款项目来扶持县里的国有企业。
扶持基础设施建设的以工代赈项目，以前重点是道路和饮用水，现在把旨在促进长期生产力增长的农业基础设施项目也包括了进来（Zhu和Jiang，1994）。
地方官员对这种变化持欢迎态度。
到80年代末，财政分家，将预算支出与当地财政收入进一步挂钩，使几乎所有的贫困县陷入了预算危机（Park等，1996）。
这为贫困地区的地方官员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促使他们将资金投到那些能增加财政收入的企业而不是以增长为取向的方面，或者干脆将专项投资资金挪去支付固定开支项目，比如说给政府干部发工资（Wu,1994;Park等，1996）。
投资资金和贷款通常都“流失”到了县营企业，也不管项目的预期回报率的高低；有了现金流入，政府官员就可以将资金转入县的预算（通过费和汇款或纳税的形式）帐户上或者将财政负担转强加给企业（比如说让企业接待客人或支付差旅费）。
80年代末银行系统的改革同样对投资资金的分配有影响。
改革使得各家银行要为自己的盈亏承担更大的责任（Park和Rozelle，1997；Li和Li，1992）。
由此而来，银行的管理人员开始加大对贷款（包括贴息扶贫贷款）决策的影响。
银行管理人员和PADO官员在建议项目上有冲突。
由于对低息贷款的需求很旺，银行也开始将贷款瞄准那些风险较小的项目或者是贷款管理费用低的大项目（Du，1994）。
在农村，银行往往不愿意贷款给资产少，贷款规模小同时交易费用高、作物产量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的穷人，这在农村并不鲜见（Carter,1994）。
可见，扶贫政策的重点从农户转移到企业，从农业转到工业，这种转移随着财政改革和银行改革的展开，动力的变化而进一步强化。
90年代的变化
90年代中期，所有关注扶贫工作的人逐渐达成了一个共识，针对经济实体用于整合农业或农村发展的贴息贷款并没有实现其预定目标。
还贷率并没有显著提高。
我们在采访陕北的银行官员时，获悉该省最北部地区贴息贷款的还贷率不到40％。
来自四川省项目领导小组的一位官员透露，发放给经济实体的贷款仅有25％左右已足额还清，还了一部分的只有50％略多一点。
贴息贷款对促进当地发展的有效性也越来越令人质疑。
实地考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农民被迫参加一些本不愿参加的集体项目，以追求什么规模经济。
有时，经济实体的经理们把贷款挪去搞那些并不适合当地经济条件的项目，这样的项目都以失败，无法还贷告终。
贷款通常都挪给了在政治和财政上有重要意义的经济实体（Park等，1996）。
下面将介绍对县和乡贷款的无效性的测定结果，重点放在对农户贷款增加情况的影响。
然而，借款给经济实体的最大问题或许是在向农户提供资金上力度不够。
一部分贷款给了乡镇企业（TVEs）或者县有企业，这样可以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基数，但农民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Wu，1994）。
Wu的研究表明：
投资所在地得到贷款的贫困农民很少，即便他们得到贷款，也比非贫困地区的农民所得到的数额小得多。
研究者们和地方领导就项目没有到达穷人提出了批评。
在1996年9月的全国扶贫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决定将贷款的重点转到向贫困户直接提供贷款上来。
中国扶贫斗争成绩
中国的扶贫努力及快速的经济发展显著地改变了中国的贫困面貌。
按中国国内的贫困线估计，过去20年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急剧减少，从1978年的26，000万下降到1984年的12，800万（表2）。
80年代末一度减少趋缓，90年代贫困人口数又开始迅速减少，到1998年为4，200万人。
改革期间，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占乡村人口的比例）也下降很快，1978年为32.9％，1984年15.1％，1998年为4.6％。
参照国际标准（一天一美圆）得到的数值虽然不一样，但趋势差不多（现仅能找到90年代的相关数据）。
根据世界银行制定的一天一美元的贫困线进行估计，其间中国每年处于绝对贫困的人要多得多（表2，第4，5列）。
标准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但贫困人口数和发生率的趋势都进一步证实：
90年代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大减少。
经济的作用还是政策
中国自70年代末期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在反贫困战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点多数观察家都同意，但对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还不甚了解。
当前中国还有5000万到12，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所以理解决定中国的缓贫工作取得成功的因素以及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远远超出了它的学术意义。
贫困人口的减少是否更多地得益于其他经济部门的增长，贫困地区成功地将当地的经济与整个国家的强劲经济联系起来？
或者说，得益于国家的扶贫项目？
事实上，农村经济及其内部的几乎所有部门增长得都很快，尽管在不同的时期增长的速度不一样（表3）。
改革前，人均收入起点低，年均增长率只有0.6％，农业和主要作物的增长速度勉强跟得上人口的增长速度（第一列）。
然而，实行改革以后，收入和农村经济各部门都迅猛增长（第2列）。
1984年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第3列）。
即便在最近10年，收入增长的速度也在波动，1985－1991期间年增长率仅1％，1991－1996期间增长率在5％左右。
经济的增长和缓贫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
但是在这一轮快速增长期，扶贫投资也在增加。
从前文可以看出，政府对于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越来越重视。
1986年以前，给了贫困地区专门的援助款和自主权以刺激增长（Tong等，1994）。
1986年以来，差不多拨了1000亿（名义值）用于缓解贫困（表1）。
这些支出到底有何影响？
下面就从扶贫瞄准和对增长原因分析两个方面深入讨论扶贫效果问题。
有效瞄准和增长效应
这一部分主要探讨两组问题，1.评价中国的扶贫项目在瞄准穷人上效果如何？
2.扶贫项目对促进增长有什么影响？
这里我们采用四川省的分县资料考察项目瞄准的有效性，重点分析领导小组如何更好地选取贫困县。
分析决定增长的因素时主要采用四川省和陕西省县级资料。
瞄准：
1986年，中央和四川省领导小组将其17个县划为国家级贫困县，24个县列为省级贫困县。
1994年公布“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后”，四川省领导小组宣布原来被定为贫困县的21个县“毕业”了，同时将另外17个县定为贫困县。
为了考察瞄准问题，本文将对不同群体的收入水平（按1985年的收入水平计算）进行比较，之所以用1985年的收入水平，因为最初在划定贫困县时用的就是这个指标。
这里用了两个收入指标：
人均总收入（即全县总收入除以该县总人口）和人均纯收入。
这两个指标均来自省年末报表（不是基于调查资料），所以没有理由偏废。
然而由于省级人均总收入的资料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统计资料高度相关（找不到相应的各县的历史资料），我们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对总收入的分析上。
此外，由于领导者们认为人均纯收入更直接地反映了一个县的经济状况，但中国的分析家们有时担心政治压力会影响上报数据的准确性。
跟所在省的平均水平以及非贫困县的平均水平（按1985年计算的人均总收入水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国定贫困县和省定贫困县确实贫困（表4，图10）。
1985年，17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人均总收入为251元，24个省级贫困县的人均总收入为284元（第2、3行）。
这些县的平均水平明显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为384元，第1行），甚至远远低于我们认为是“非贫困”的83个县的平均收入水平（为497元，最后1行）。
非贫困县的界定标准是：
既不是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也不是“未被划定”的贫困县（即这些县的人均收入低于贫困县中最富裕县的收入水平）。
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的人均纯收入（分别是166元和182元）也明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71元）和非贫困县水平（338元，表5和图11）。
有趣的是，四川省贫困县的收入水平一般在150元以上（这是领导小组当初在选定国家级贫困县时制定的最低收入标准）。
瞄准工作总体上不错，但也有不足之处。
参加1986年国家级和省级扶贫项目的县的确很贫困，而且显著低于平均收入水平，但有许多同样贫困甚至更贫困的县没有被选进来。
四川省有53个县的人均总收入水平低于贫困县里边最富裕县的收入水平（即“贫困但未被划定的县”——表6，第5行），有26个县收入水平（266元）比75%的国家级贫困县的水平（非常贫困，未被划定的县——第6行）还低。
此外，1985年四川省20个最贫困县中有6个县未被选入国家扶贫项目，在10个最贫困县中有4个没有入选（表7）。
显然，这会引起这些县的官员的不满，他们认为1986年的划定结果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1994年，政府竭力重新选定接受贫困基金的对象，这次考虑到了一部分在早期被遗漏的贫困县。
那些脱贫县1985年人均收入为300元（是国家级贫困县水平的两倍），1993年重组时，其人均收入为406元（第11行）。
1994年，重新选了一些贫困县来取代“毕业”的县，这些新入选的县1986年的收入水平低（272元），1993年的收入水平比“毕业”的县在1993年的水平及其最初水平低得多（242元——第12行）。
显然新列入的贫困县不仅是因为它们收入水平很低，而且还因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业绩不佳。
但1993年在划定贫困县时仍有疏漏，因为有56个县的收入水平仍然低于最富的贫困县的水平，有40个县的收入水平仍处在75%以下。
（第14，15行）
对增长的影响
通过观察四川省的四组县（已划定的贫困县（若无特殊注明，均指1986年的划定结果）、贫困县、未被划定的贫困县、非贫困县）的收入水平随时间变化的情况，这里用一些很简单的指标（即不固定其它因素的影响）看看国家级或省级扶贫项目对提高参与者收入水平的影响。
通过人均总收入和净收入指标，可以看出参与扶贫项目或是被划为贫困的县在1985时它们还低于贫困县和非界定贫困县，但后来就超出了后者的水平。
参加项目对增加该县的实际人均总收入具有正向的影响，且要比未参加扶贫项目的贫困县增长幅度大，但在总收入的增加水平上，参加扶贫项目的县赶不上非贫困县。
这里以人均总收入和人均纯收入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以时间序列和一组虚拟变量为解释变量（以年份变量的系数为基准增长率，以年份变量和虚变量的交叉项的系数作为增长率偏离基线增长率的程度，见表7）。
这些有关增长效果的初步结果支持了最初的假说：
参与扶贫项目促进了贫困县的增长。
在方程1－6中，年份变量的系数表明在1985－95年期间人均总收入增长率为正。
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的虚变量不显著（第6－7行，方程4和方程5）说明参加项目的贫困县的增长率在统计上与非贫困县区别不大，这一结果最早分别由Tong（1994）等人在对80年代末的所有贫困县进行分析时，和Rozelle（1996）对贫困省的分析中观察到（尽管当时没有进行严谨的证明）。
在方程4和5中贫困县、未被划定但特贫困的县和未划定的县的虚拟变量系数为负且达显著，表明这些未被列入扶贫项目的贫困县增长速度显著更慢。
这些变量的系数很大，说明未参加扶贫项目的贫困县的增长率介于0－1%之间。
（如果用人均纯收入进行回归，参加项目和没有参加项目的贫困县的增长速度要比省内的一般县更快，但参加项目县的变量的系数更大，这反映出扶贫县比未被划为贫困的县增长更快。
）增长回归方程验证了1994年在重组时选到了那些比一般县增长速度显著慢的县（方程6，12，第8,9行）。
决定增长的因素
通过将其它因素固定不变，建立一系列解释四川省增长及收入水平的回归方程可以分析决定四川各县增长的因素，并考察中国扶贫项目的影响（见表8）。
方程1－3把县总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方程4把人均纯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
（关于这些变量的定义详见图表脚注）。
把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对一系列代表资源禀赋、县经济结构和通过财政系统（包括对部分贫困地区的投资）进行的投资（按类），以及参与扶贫项目情况作回归方程。
所用的分县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四川省177个县6年（1990－1996年）的资料，在解释年度间增长率变动时用了859条记录（方程1），解释收入水平时用了1028条记录（方程2）。
在年度增长率方程中（方程1），资源禀赋变量和结构变量采用逐年的形式。
方程右边投资变量和资源禀赋变量滞后一期以避开内生性问题。
从拟合优度、资源禀赋及经济结构变量来看，增长模型的表现相当好。
其拟合优度（调整R^2值）介于0.33－0.535之间，对于这么短的时间序列来说已经相当高了。
假设其它因素不变，年份变量系数为正，说明改革期间经济增长是相当快的（年增长3.46%）。
这么高的增长率一部分得益于改革和总体市场发育，一部分得益于科技进步（Lin，HuangandRozelle，1996）。
改善资源禀赋，增加那些能强化与其它经济部门（如非农就业和种植经济作物）的联系的经济行为，有助于促进总体增长、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但如果劳动力市场状况及高产值农业不变，人口（农村劳动力）的增长和播种面积的进一步增加会阻碍收入增加和总体增长。
在最传统的方程（方程1）中，尽管一些投资对增长的影响不明显（如对“其它”基础设施的投资），但对农业、卫生、教育和电力的投资对增长有积极的影响。
这种正向影响为那些对增长感兴趣的政策制订者们提供了依据：
应该偏向这方面投资的扶贫项目。
基础设施投资效果甚微可能是由于其中还有运输投资（认为应该有很强的增长效果）的作用和其它投资的影响（包括平整土地项目，如果搞得不好，对农业产出和增长的影响不大，甚至可能会因为劳动力的大量投入而抬高农民的机会成本，对增长起反作用）（Li，1994）。
投资于文教卫生对总体收入水平有很强的增长诱导效应，每1美元的投资会得到二十倍的回报。
在人均收入方程中投资变量的作用复杂，奇怪的是人均文教卫生支出对人均收入的影响为负。
这可能是滞后解释变量不能将内生性彻底排除。
增长缓慢的贫困地区需要的文教卫生支出更多——原因是在这些地区需要更多的投入来增加这类服务（由于规模负经济或是社会服务水平起点低）。
增长回归方程的主要结果是，扶贫项目可以积极地促进增长，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可以避免被定为贫困的县以及贫困、未划为贫困的县的增长率下降（与非贫困县相比。
——见表8，方程1）。
划定贫困县的变量系数为负说明在扣除资源禀赋、经济结构、起初收入水平的影响以后，参加项目的贫困县的增长速度比非贫困县慢（每年慢2.95%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