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于勒》解读稿修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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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叔叔于勒》解读稿修改
《我的叔叔于勒》文本解读
一、从艺术特点的角度谈谈莫泊桑小说的风格
莫泊桑生前曾戏言：
“我进文坛如一颗流星，出文坛要响起一记惊雷。
”他做到了，人们尊称他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
莫泊桑的小说是恪守真实的现实主义小说。
他既是一个观察者，又是一个洞观者，他说：
“我具有这种第二视力，它既是作家的力量，也是作家的全部苦难。
”这第二社力实际就是精神的眼睛，它既让作家抓住事物的表象，又深入事物的内里，所以莫泊桑说：
“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是个艺术家的话，就不会把生活的平凡的照相表现给我们，而会把比现实本身更完全、更动人、更确切的图景表现给我们。
”莫泊桑的“真实论”首要条件就必须在大量平凡的现实中选择，必须巧妙突出典型的、最有特征的细节，简而言之，就是要表现比现实中选择的真实表现事物深刻而又隐蔽的意义。
莫泊桑善于描写人情世态，他的每片短篇小说都是一幅幅生动的法国生活风俗画。
他的短篇小说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作者本人基本上不直接表达自己的倾向，而是通过故事本身表达这种倾向，尽力做到客观、冷静。
但是小说并不是完全没有激情，它的激情隐藏在内容之中。
“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中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自然界露面一样。
”恩师福楼拜的这句话对莫泊桑产生过较大影响。
（主题）在更多时候，莫泊桑把自己的爱憎、褒贬寄托在情节之中。
首先，莫泊桑以有限的篇幅，少许的人物和比较单纯的背景及事件，在不同程度上反映时代的某一侧面或片段本质。
他常常把确定的主题，高度凝练地集中到几个场景和场面中去表现。
不同阶段人们对主题的解读
《我的叔叔于勒》一经问世便在欧洲风靡一时，并被译成了多种语言。
《于勒》译文第一次出现在我国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
对于小说的主题及人物形象解读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1986年，主体唯一化解读期，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批判，由于借鉴了苏联模式的结果，此时的解读是充满了政治性的，凸显出了语文教学中的精神专制主义。
第二个阶段：
1987年——1997年，工具性解读期，这个时期的政治性被渐渐弱化。
文学知识、修辞手法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教师更多的是去教授学生怎样去描写人物形象来表达人物个性。
第三个阶段：
多元化解读期1998年至今，更多的是以自由精神为基础，来对这篇短小说进行解读，文学领域中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我们的解读超越了一些局限，从而发现更深层次的意义。
三、主题（意蕴）理解——透过悲凉的人生，洞察人性之美
对《我的叔叔于勒》的解读，人们习惯于将目光聚焦到菲利普夫妇身上，读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酷的金钱关系。
从人教版教参引用的几篇解读作品来看，如张志公的观点、卢昆的观点，每一篇都难以跳出这一藩篱。
而王富仁教授对此的理解是：
“它可以让一代代的儿童都不要忘记、更不能轻视自己少年时期的人生观察和人生体验，并把自己对人的自然、朴素、真诚的爱和同情保留到自己的成年，不要被现实的金钱关系所异化，因为只有这样的心灵，才是人类最健全、最美好的心灵。
”这一观点虽与以上三种理解有所不同，但它在本质上则依然逃脱不了“文以载道”的影响，将小说看成是人类灵魂净化的一个工具。
可事实上，这只是人类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且不说当时的莫泊桑有没有希望通过这篇作品净化人类灵魂的意图。
这是一篇让人深思的小说，不是让我们来嘲笑或是一味的谴责某些人，而是真诚的让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反思自己对于他人的态度里是否还有爱和同情，在实际意义上揭示了人性共有层面的伟大作品。
小说选择若瑟夫作为叙述者，一个充满悲悯情怀的人，他用这种亲情关系看于勒，自然也会用这种亲情关系看自己的父母，所以在文章的叙述中体现了“我”对父母的理解和同情，这也是莫泊桑的同情和情怀。
基于以上的理解我们知道小说的主题并不是在批判菲利普夫妇，而是体现在现实社会金钱关系对人性的破坏上，似乎这是人人都无法避免的，可作者却试图让人性回归爱和同情，所以他让成年后的若瑟夫仍然保留这些人性光辉，正如钱理群教授说的“莫泊桑本质上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钱理群《略说<我的叔叔于勒>》）。
改编后的小说情节线索清楚明白，更适合初中生阅读。
但改编后的课文淡化甚至改变了原作中成人视角对世界上所有不幸者的悲悯情怀，对菲利普夫妇和于勒精神世界的理解变得简单化，小说就简单的成为对于勒的同情和对菲利普夫妇的谴责，小说内部隐含的悲剧氛围也改变了，谴责、鞭挞代替了悲悯，小说的主题也改变了。
王富仁老师在《怎样感受人？
怎样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文中也写道：
“我们与‘我’的父母有什么不同呢？
不同之处不在于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物质的和金钱的世界上，不在于我们不像‘我’的父母那样关心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而在于我们没有像于勒这样一个能够从根本上颠覆自己家庭的经济基础、使我们不是越来越富裕而是越来越贫穷的亲人，一个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败家子’的弟弟。
而没有这样一个人，是无法挖掘出经济世界里的金钱关系对我们人性的扭曲的，是无法显示出我们成年人心灵的本真状态的。
”
希望学生跳脱固有的框架，对菲利普夫妇抱有一定的怜悯，从而感受作者莫泊桑的悲悯情怀。
少一些“批判揭露”等单一主题表述，多一些探究作者内心深处比较复杂的情感的眼光。
只有这样，我们学生的内心情感才会不断丰润，胸怀才会豁达。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作者的对文本倾注的情感，和我们读者对文章主题的理解，有时是有一定偏差的，当然我们一定要尊重作者作品体现出来的思想情感，但是读者根据自己的阅读经历，也会产生各自不同的情感理解和体验
五、关于文章被删去的开头和结尾
《我的叔叔于勒》最初发表在1883年8月7日法国《高卢人日报》上，后收入短篇小说集《羊脂球》。
这篇小说在选为课文时，被删去了开头和结尾两部分。
在分析这篇小说之前，我们先把课文删掉的部分补全。
原文开头是：
一个白胡子穷老头儿向我们乞讨小钱，我的同伴若瑟夫•达佛朗司竟给了他五法郎的一个银币。
我觉得很奇怪，他于是对我说：
这个穷汉使我回想起一桩故事，这故事，我一直记着不忘的，我这就讲给您听。
事情是这样的……
原文结尾是：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的弟弟。
以后您还会看见我有时候要拿一个五法郎的银币给要饭的，其缘故就在此。
至于保留与删去这一头一尾，表达效果有什么不同？
《教师与教学用书》提供的解答是：
此题意在让学生了解小说叙事手法的效果。
保留开头和结尾，能使小说以故事叙述人的角度述说，故事套故事，增加可信度。
可以使读者对人物心理有进一步的了解。
删去开头和结尾，能使小说情节线索清晰，不枝不蔓，主要人物关系表现得更清楚。
其实，为了这篇小说的完整性和艺术性，应该加上这些内容。
小说是讲故事的，但并非所有的故事都能成为好小说。
偏激一点说，判断一篇小说艺术性高低的关键不在于讲什么，而在于怎么讲。
这篇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在当时甚至现在，并不鲜见，也并非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发生。
《我的叔叔于勒》如果仅仅靠讲这个兄弟对面不相认的故事（比如把题目改为“于勒的故事”或“菲利普一家和于勒的故事”等），可能就不会列入世界经典小说之林。
它的艺术性和打动人心的力量，除了故事本身，更重要的是它讲述的方式很特别。
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就在于开头和结尾，这篇小说整体上采用了多重视角的转换。
首先是“我”的视角。
“我”因同伴若瑟夫给了一个白胡子穷老头五法郎银币而诧异，于是引出了若瑟夫所讲的故事，之后转入若瑟夫的视角。
但课文节选部分的叙述视角其实不是成年的若瑟夫，而是回忆中小若瑟夫的视角，这是叙述的主要视角。
结尾又转回到成年若瑟夫的视角。
整篇小说的结构浑然一体，去掉首尾，就不再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
那么这种视角的转换和儿童视角的运用，妙处是什么呢？
一是增加了小说的“可信度”，使读者能以最近的距离来观察故事中各个人物的表现，给人以现场感和真实感；二是增加了小说的“反思度”，使读者能从一个儿童的角度来看待并反思成人世界的丑事，更重要的是，小说所展现出的若瑟夫对待于勒们的心理和感情，是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这就与文中菲利普夫妇的表现拉开了距离，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小说具有了更深的意蕴。
这里有一个矛盾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说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态度转变是因为受金钱关系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小若瑟夫直至长大成人，对待亲人和穷人的态度却与父母截然相反呢？
不是说近墨者黑吗，何以他独出淤泥而不染？
这个矛盾是理解小说的一个关键点。
莫泊桑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但他更是一个人道主义作家。
在他的作品中有对社会和金钱的批判，但更有对人性和人情的揭示，后者更能表现出一个作家的伟大。
其实从“我的叔叔于勒”这个小说题目中，我们就能感受到其中蕴涵的温情。
这个题目除了揭示出小说所用的儿童视角外，还暗示了作者的一种同情倾向。
人们原先过多地强调这篇小说对金钱关系的批判，而忽略了其中隐含的对人情、人性、人际关系的思考，以及由这种思考所产生的文本意蕴的深化。
当我们带着一种“同情的理解”，从小人物的视角来阅读小说时，就会发现：
于勒的可恨中有可怜之处，因为他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并没有完全泯灭；菲利普夫妇的可鄙中有无奈之处，因为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决定了其思考和行动的方式。
当我们这样阅读小说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自觉地和小若瑟夫站在了同一立场。
小若瑟夫看待这一切，没有利益和利害关系的考虑，他不会也不可能站在一种居高临下的道德高度批判父母的表现，也不会用父母的受金钱所迷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叔叔。
他只是用儿童易感的心来如实地看待、感受亲人的表现，这和现实主义所强调的不动声色的描写发生了巧合，作者也正好利用这种巧合（实际上是作者的故意安排）来隐藏自己的倾向，只着力于场面和细节的描写。
小若瑟夫的立场越纯粹，从他的视角看过去的一切就越真实、越细致，他的感受和父母的感受的对比就会越鲜明，二者之间产生的张力就会越强烈。
当小若瑟夫在心里默念“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时，这篇小说内在情绪的紧张点达到了最高潮。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小说的深刻性在于写出了人的心灵和人际关系被金钱和利益所异化的过程。
菲利普夫妇一家是过着简朴（“家里样样都要节省”）、勤劳（“父亲做着事，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生活的小市民家庭。
他们平凡，但有梦想，这个梦想就是于勒富有以后归来改善他们的生活。
他们对于勒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于勒“大大占用了”哥哥应得的那部分遗产，但他的哥哥似乎也没采取什么过激的措施，只是“按照当时的惯例”把他打发到美洲去，而他也有感恩的表现，尽管只是写了两封信。
故事的戏剧性场面出现在船上，菲利普夫妇由惊慌失措到“暴怒”绝情，片刻间完成了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并无情地避开了于勒。
站在他们的立场，其举动是合理的。
但小若瑟夫呢，他所站的立场却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情。
一方是金钱理性，一方是血缘亲情，分开看各有各的道理。
可这一切是从小若瑟夫眼中看过去的，因此二者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妙、复杂的对应关系。
发生在成人世界中的似乎平常的一件事，由一个孩子的眼睛看过去，就放大了这件事悖离人情的一面，使它的乖谬性和冷酷性突显出来。
可以说，儿童视角的叙述刷新了读者看待人际关系的价值坐标，撕破了蒙在读者心灵上的世俗之网，使读者格外敏锐地感受到这种破坏的强度，从而进入审美反思状态。
然而，这篇小说最打动人也最令人深思的还不仅于此，还有小若瑟夫的表现。
小若瑟夫面对穷苦的叔叔，不是只在心里表示同情，而是果断地给了他十个铜子的小费。
这对小若瑟夫而言，是个了不起的举动，只要想想他有怎样的父母，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小若瑟夫的举动，可以说是出于下意识的同情，但他成年以后，对素不相识的乞丐，还要大加施舍，这说明什么呢？
这是小说的亮色所在，说明作者对人性、人情的期待和信心。
金钱关系并没有，也不能腐蚀一切，若瑟夫就是一个例证。
在他身上，美好的人性战胜了金钱对人的异化。
而且，小说结尾若瑟夫还对“我”强调：
“以后您还会看见我有时候要拿一个五法郎的银币给要饭的，其缘故就在此。
”也就是说，若瑟夫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以后也会如此。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作者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怀，这让我们在看到社会黑暗、感到人际关系冷酷的同时，更看到、感受到一种来自人性底处的洁白和温暖。
让学生感悟到这一点，比让他们只认识到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可鄙，作用要大得多，效果要好得多。
由此看来，这个结尾（包括开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加上的。
至于说“删去开头和结尾，能使小说情节线索清晰，不枝不蔓，主要人物关系表现得更清楚”，这似乎没有多少说服力。
加上开头和结尾，我们才更信服王富仁对《我的叔叔于勒》（《语文教学与文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页）的一段解读：
它可以让一代代的儿童都不要忘记、更不能轻视自己少年时期的人生观察和人生体验，并把自己对人的自然、朴素、真诚的爱和同情保留到自己的成年，不要被现实的金钱关系所异化，因为只有这样的心灵，才是人类最健全、最美好的心灵。
所以教学这篇小说，应重视小若瑟夫这个形象以及小说的叙述方式。
从这里入手，或许能更接近艺术和人性的秘密。
三、关于文章叙述者的选择
但作者的用心，并不只是在“于勒叔叔是怎样一个人”，更在于人们“怎样看待于勒叔叔”这样的人。
这就有一个由谁来讲述于勒叔叔的故事，以什么眼光、从什么角度来写于勒叔叔的故事的问题，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叙述者的选择。
小说家莫泊桑精心选择了“我”，若瑟夫，于勒的侄子，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讲“我的叔叔于勒”的故事。
由于这样的叙述者的选择，整个故事形成了多重的“看”与“被看”的关系。
首先是“我”的父亲、母亲这样的成年人怎样看于勒叔叔，这是第一层面的“看”与“被看”。
前面已经说到，于勒叔叔是有两个形象的：
一个是实际的形象，一个是传说中、想象里的虚拟的形象。
于是，就有了两种看法和评价。
而这不同的看法、评价又通过对于勒叔叔的不同称呼表达出来。
这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开始，当于勒表现出前文所说的不善守财、不善理财那一面时，大家把他称为“坏蛋”“流氓”“无赖”，总之，“分文不值”。
后来，当传说他“赚了点钱”，还要到远方去“发财”，他自己也许诺要赔偿损失，帮助家人时，他一下子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好心”的人。
到最后，他终于露出真面目，不过是一个创业失败的穷苦的老人，他立刻又成了“老流氓”和“贼”，兄嫂只把他叫“这个小子”“那人”“那讨饭的”，根本不认这个亲戚了。
——这里的褒与贬，标准只有一个：
看他是否赚了钱，表面上是看人，其实是看钱。
“有钱人”，会赚钱，发了财的人，就是“正直的人”和“有良心的人”；“穷人”，不善守财、理财、赚钱的人，就是“流氓”“坏蛋”“无赖”。
因此，这个故事是完全可以有另一个结局的：
如果父母和家人在船上遇到的不是穷人于勒叔叔，而是发了财的富人于勒叔叔，那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你能想象得出，并加以描述吗？
单就父母对待于勒叔叔的态度，读者很容易把父母看成以钱论人的势利的小市民，认为他们个人道德有问题，这就不免有些片面。
因此，还需要另一层“看”与“被看”，即“我”怎样“看”父母这样“看”于勒叔叔。
这是小说叙述的第二层面。
于是，我们就注意到，在小说一开始，谈到于勒叔叔之前，有一段交代性的描写，反复强调父亲“挣的钱不多”，养活全家五口人相当不容易，“母亲对我们的拮据生活感到非常痛苦”，姐姐要“买十五个铜子一米的花边，常常要在价钱上计较半天”。
这都并非无关紧要的闲笔，而是要读者理解钱对于这样的生活拮据的家庭的重要。
因此，在下文谈到于勒叔叔把自己应得的部分遗产吃得一干二净，还大大占用了父亲的一份，因而遭到谴责时，说“糟蹋钱。
在穷人家，这是最大的罪恶”，显然怀有一种理解的同情。
因此，虽然“我”对于勒叔叔采取了完全不同于父母的态度（详见下文分析），虽然“我”叙述父母如何看于勒叔叔时多少有嘲讽之意，但语气却是善意的，也还是怀有同情的理解。
这就是说，父母的“以钱论人”，绝非个人的道德缺陷，而是生活环境所逼。
这就说到了“我”怎样看于勒叔叔，这是第三个层面的“看”与“被看”。
小说其实只写了一句：
在“我”终于和这“又老又穷”的叔叔面对面时，“心里默念道：
‘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这一笔却极有分量，甚至可以说是全文的点睛之笔。
在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另一种看法，另一种评价人的标准，另一种人与人的关系的准则：
只看亲情，不管有钱还是无钱。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看法、标准，是由一个孩子提出来的，原因也很简单：
他未受金钱万能的拜金社会和“钱就是一切”的观念的污染，是一个鲁迅说的“心思纯白”的人，因此，他心目中只有“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这样，围绕着如何看于勒叔叔，就出现了两个视角，一个是父母的成年视角，一个是“我”的童年视角；在成年视角里，只有钱，在童年视角里，亲情的爱胜过一切。
而通篇小说选择“我”作为叙述者，也就选择了以童年视角来讲述于勒叔叔的故事。
但深谙小说艺术的作家，为避免叙述视角的单一，又为整个故事的讲述设置了一个“套子”。
这就是小说的开头和结尾的问题，前面提到过：
首先我们注意到，开头、结尾里的若瑟夫•达夫朗司不同于小说主体里的“我”，那个小若瑟夫已经长大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成年视角。
而看的对象，已经不是一个于勒叔叔，而是和于勒叔叔有类似境遇的许多乞讨的“白胡子穷老头”。
有意思的是，成年若瑟夫依然是用童年若瑟夫的爱的观念、眼光、心态去对待穷人，而且显然由对于勒叔叔一人之爱扩大到所有的穷人，也就是由亲情之爱，扩展、上升到了对所有不幸者的爱，这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之爱。
这样，我们又终于明白：
其实小说里，还有第四层“看”与“被看”关系，就是作者莫泊桑在“看”：
童年的“我”若瑟夫如何看于勒叔叔，成年的父母如何看于勒叔叔，以及成年的若瑟夫如何看于勒叔叔这样的穷人。
作家在小说里看似隐身，但通过他对小说情节、结构的精心设置，对叙述者的精心选择，已经不动声色地显示了他的看法：
他显然更认同成年若瑟夫的观点和做法，也就是说，他对现实成年社会对人的评价标准，以及人与人关系中的拜金主义倾向，持批判和嘲讽的态度，对在孩子身上仍然保留着的纯真的亲情之爱，则显然有一种亲和力，并期待着能够上升到“爱一切不幸者”的人道主义的高度：
莫泊桑本质上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
最后要说的是，当我们阅读这篇小说时，就同时产生了新一层“看”和“被看”的关系：
生活在当下社会的我们怎么看于勒叔叔以及小说中的种种“看”？
同时，我们也要追问：
我们自己怎么看、社会上的许多人又是怎么看现实生活中的于勒叔叔这样的穷人，由此应引发怎样的思考？
小说都是带有作者的感情倾向性的，作者眼中的和读者眼中感情倾向是有所差异的。
我想这就是文章所引发的出来的，我们每个人对生活产生的不同的思考。
四、关于文章叙述视角的选择
小说的主体部分采用未成年孩子的视角，若瑟夫是次要人物，和主要人物是看与被看的亲属关系，这一设置意味深长。
他一方面是菲利普夫妇的孩子，常年生活在父母身边，对父母的处境深有体会，另一方面又是于勒的侄子，与于勒有天然的血缘关系。
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看菲利普夫妇不会是批判，而是一种怜惜，看于勒则是同情。
因此小说开头从“我”的视角描述，都是短小清新的陈述句，没有多少形容词，潜藏着忧伤和无奈的调子。
如文章1、2段母亲为拮据的生活而痛苦还有第17段的两个姐姐老找不着对象，都能体现出这种情绪。
正是这种对父母生活不易的理解甚至是同情，让“我”虽不太认同父母对于勒叔叔前后态度的变化，但也不是批判，而只是一种善意的嘲讽。
如26段中父亲怀疑卖牡蛎的就是于勒时紧张而又惶恐的心里，这个日益被拮据的生活打压的父亲在面临希望破灭又不愿意相信时的神态和动作描写，让人觉得有可怜又可笑。
另一方面，因为儿童的天真的视角，“大人喜欢东西都有特定的理由，小孩子则是普世的一视同仁”，若瑟夫没有受到父母对于勒态度的影响，他在心里默念“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强调了亲情和血缘。
这就使我们读者深思：
在生活如此拮据的情况下，是像菲利普夫妇那样弃亲情于不顾，还是顾念亲情相认救助？
王安忆说：
“小说是心灵的历史”，读小说让人的生命丰富了、延长了、立体了、多样化了。
莫泊桑选择一个未成年孩子若瑟夫的视角，在表现小说人物上可谓匠心独运。
为什么不是“他”：
这里的“他”，指的是叙述者和叙述视角两层意思。
叙述者为于勒或者菲利普夫妇，叙事视角为第三人称。
如果叙述者为于勒，故事就要改为另外一个样子。
于勒只能叙述自己的见闻，即自己当初被迫离开哈佛尔后，如何闯荡美洲，又为何如此落魄被船长带回祖国却不愿再见兄嫂。
这个故事可以变成历险记或者别的，总之与小说家的意图有天壤之别。
如果叙述者为菲利普夫妇中的一个，就成了主要人物讲述自己的故事，直截了当，不能形成看与被看的关系。
首先，他们会反复交代家庭生活的窘况，为自己躲避于勒进行辩解。
这只会让读者感到厌恶。
其次，他们作为当事人，不可避免的要直接描写对于勒行为的认识，小说意图指向明确，对读者的吸引力就会大大地减少了。
而菲利普夫妇内心的秘密也将大白于文字了，平铺直叙的情节会使读者意兴阑珊，隐藏在人物背后的作者暴露在读者面前，小说的迷人之处也就不存在了。
因此从菲利普夫妇的叙述视角出发恐怕不能表达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可见小说主题多义的理解和小说选择怎样的叙述者及叙述视角有着很大关系，这都是有小说的本质特征决定的，由《我的叔叔于勒》这一篇来决定的。
七、关于“于勒”人物设计的巧妙匠心
构思和布局的巧妙是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又一大特点。
他的短篇小说常常像故事一样娓娓动听，给人亲切自然的感觉。
在似乎平淡的叙述中，早已埋伏了精心设计的妙笔。
借力于“巧”，这种“巧”是偶然和必然的结合，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统一。
《我的叔叔于勒》这篇小说的故事本身相当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缺乏故事性的，但读起来并不枯燥乏味。
其原因在于作者铺砌摒弃了平铺直叙，采取两种巧合方法，从而更加强烈和深刻地表现小说人物的命运和主题思想。
小说开始并不去写于勒，极力渲染的倒是兄嫂家庭的困窘和全家急切盼他回来的心情。
紧接着，又概括插叙于勒的历史，他先前如何挥霍金钱成为全家的“恐怖”，而后又在外面混得不错，变成了全家“唯一的希望”。
这些描写都为于勒在基本情节中正面出场蓄满了气氛，造足了条件，使读者急于知道他能否回来，回来后会怎样。
但揣摩透了作者心理的莫泊桑并不急于回答。
他故意剪断了于勒的线索转而写上文交代过的另一条线索。
即写二姐的婚事。
莫泊桑不露痕迹地一笔写来，终于让于勒在全家去哲赛岛旅行所乘的海轮上突然露面，并且被兄嫂认出。
但是十几年来全家千呼万唤，望眼欲穿的于勒，把时来运转的希望全寄托在他的身上的于勒，此时竟败落成一乞丐模样的卖牡蛎的人，太出人意外。
然而，这种意外含有合理成分。
于勒被兄嫂赶到美洲后的兴败，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风雨飘摇，可上可下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共同命运的真实写照，也完全合乎作为这个阶级的“败家子”的于勒的性格发展规律。
莫泊桑忠于生活，忠于人物性格，使巧合的运用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合理性，而他在叙述中所作的渲染、铺垫。
则是保证上述情节偶然性与必然性，出人意外与合情合理，精心设计与自然平实相统一的必要的艺术处理方面的因素。
莫泊桑如此这般冷眼看人生，客观写世界，并没有妨碍或减弱他的倾向性的表达。
相反，倒是造成了更大的艺术感染力，更加打动读者。
莫泊桑的艺术构思，体现了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一方面要使作品具有独特性，要调动起伏、真假、巧合等艺术表现方法，造成一种偶然、一种特殊、一种意外……另一方面，还需运刀动斧不露痕迹，使精巧、奇特出于自然。
我们与“我”的父母不同，不在于我们不生活在一个物质的和金钱的世界上，不在于我们不像“我”的父母那样关心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关心“钱”的问题，而在于我们没有像于勒这样一个能够从根本上颠覆自己家庭的经济基础、使我们不是越来越富裕而是越来越贫穷的亲人，一个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败家子”的弟弟。
而没有这样一个人，是无法挖掘出经济世界里的金钱关系对我们人性的扭曲的，是无法显示出我们成年人心灵的本真状态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小说艺术的作用。
可见“于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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