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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现代性过程中个人的创生与集体化

郑杭生/杨敏：

现代性过程中“个人”的创生与集体化——行走在自我创新前夜的“个人”

摘　要：

早期现代性和工业化确定了社会集合性的大型集体化和组织化的表现方式,创生了集体化社会及其个人。

对独一无二的现代生活的描述、构想和解释成为了这一时期新兴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项任务,社会学更是倾力表达了这段“大写的历史”,刻画了民族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形貌,也反映了社会系统及其结构的刚性状态对个人活力的禁锢、封冻。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时代的现代性正越过滞涩和趔趄的阶段,变得自由、液化、轻盈,日益趋向更加流畅的形态;“个人”正行走在自我创新的前夜,以新的面貌走向我们、走进社会学。

对“个人”与“社会”重新进行“大尺度”的社会学观察和思考,能够发掘出蕴含其中的应对现实生活种种问题的新策略,发现当代社会与个人不断发展的弹性、柔韧、包容和耦合能力,把握使我们的世界从差异走向认同、由分歧达成共识,以及跨越矛盾、实现和谐的现实依据。

关键词：

现代性　个人　集体化个人　个人的创新

作者简介：

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杨敏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

       现代性开启了“大写历史”的进程,标志着独一无二的现代社会的诞生。

在社会学上,正如“社会”一样,“个人”也经历了一种创生,“他”与他的“社会”同样年轻;虽然历尽沧桑,但仍在继续成长。

正如现代性本身的转型变迁一样,“个人”的往昔沧桑和未来成长也是一种辩证性的“自反”过程。

如果说,往昔的工业化秩序铸造了现代性的古典特征——社会锁定在明确的疆域中,个人则被铆定在僵化的集体和组织机体内,系统结构的刚性状态使得个人活力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封冻和凝结了;那么,信息、技术、知识、财富的流动赋予了现代性的现时特性——社会生活脱出了以往的固定形态,个人也更为异质多元、形貌万千、开放拓展,不断使自己呈现新的状态。

可以说我们时代的现代性正在越过滞涩和趔趄的阶段,变得自由、液化、轻盈和流转变移,日益趋向一种更流畅的形态。

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个人”的未来成长有赖于理解其以往的历程,而我们应对现实生活种种问题的新策略也蕴含其中。

在当代,现代性提出的最基本的问题依然是:

如何将个人的激情和行动汇入到集体和社会的事业之中。

然而,社会学的答案不会再重复以往,因为,现代性面对着自己的新生,“个人”也走上了自我创新的临界点。

当代社会与个人的不断发展的弹性、柔韧、包容和耦合能力,是使我们的世界从差异走向认同、由分歧达成共识,从而达成一致、实现和谐的现实依据。

一、个人及个人间关系的“现代性”

有关“个人”的思考对于现代意识和社会学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有学者认为,现代意识形态是个体主义的,而个体主义定义的根据是总体价值的社会学观点（迪蒙,2003:

9）。

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个人”和“社会”总是通过彼此提供的镜像而获得自身的界定,所以,关于“个人”的意识与关于“社会”的意识是相互联系、甚至是一体的。

可以说,社会学理论的每一文本都从不同侧面、以不同方式表达了这种关系。

19世纪是西方现代性全速推进的时期。

这也是一个建构现代社会的关键时期,前现代秩序——初始性的生存群体、传统社区、城乡区隔,以及人们对于这类事物的集体记忆和认同——受到了彻底颠覆,各个狭小、松散孤立、分崩离析的自然社会被熔炼为一体,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总体社会。

这一过程确定了“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也确定了社会学关于“现代社会”的某些预设。

首先是社会的整体性,如埃利亚斯（2003:

14）所描述的,至少“整体”这个词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是关于某种自成一体的东西的想象,是关于这样一种构造物的想象,它有着勾勒分明的轮廓,有着一种直接可见的形态和一种可触摸的、或多或少可直观的结构。

此外,作为结构性整体的现代社会也预含了这样的含义:

它是“和谐”的。

不同的构成要素、部分之所以能够集结为一体,必有其实现整合的机制。

所以,作为整体的社会本身即意味着和谐。

然而从经验上看,“人类的社会群体生存却充满了矛盾、敌对和冲突。

上升变成衰落,和平时代战火绵延,经济发展中却危机不断。

人类之共同生存全不是这般和谐”（埃利亚斯,2003:

14）。

也因如此,现代人对于社会和谐的追求不会停顿。

与现代社会的预设相应,我们对于“个人”也持有某些“自明”的设想。

从表象上看,个人呈现出明显的原子式自由和无序,这与“社会”的整体性、和谐性的理论构想往往是矛盾的甚至不相容的。

显然,根据现代性和社会工程的趋势,“个人”与“社会”的这种矛盾和不相容应当得到化解,社会学家们为之投入了大量的关注和思考,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方案和对策。

在这里,我们看得出发生在社会学中的“社会”向“个人”的理论折射,或者说,社会学家们将“社会”的整体、和谐的理论文本向“个人”的移植,使两者具有了一致的理论品性,这最终促成了关于“个人”的现代性意识。

在这种意识中,“个人”及其品性是独特的、唯一的,因为它来自于对现代社会的整体、和谐的期待。

正因为如此,我们将社会学的“个人”视为一种诞生,因为,社会学思考使“个人”获得了不会属于其他任何历史阶段、任何世代的人的现代品性。

也是在这里,发生了“个人”及其关系的现代性含义。

在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中,根据关于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预设,个人及其相互依赖和关联不再是指那种永恒的非历史性质,而是有其特定的社会职能,也就是说,个人间的这种关系能够表达和体现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和谐性,是现代社会的结构性总体特征的重要表现。

更为具体地说,现代社会是一个系统的人为工程,通过规模性的组织设置以及这些设置的相互依赖和关联而组成的结构性集合体;每一个人都应当是单位行动的组成部分,具有体现和达成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则、目标取向、行动计划的职能。

所以,社会学中的“个人”及其关系意味着一种革命性转变。

我们将这种革命性转变理解为,由个人间前现代时期的那种生存性依赖和关联,产生出与现代社会系统的需要相一致的功能性依赖和关联;现代社会生活正是以个人间的功能性依赖和关联为基础的一种集合。

而且在经验中,这种功能性依赖和关联仍在经历新的生成和发展。

社会生活总是具有集合性的,但这种集合性会采取怎样的表现形式,处于现代性不同阶段的社会是各不相同的,这又影响到个人间相互依赖和关联的具体内容。

纵览和比较现代性的早期历程和现时历程,我们会发现,社会在追求整体性、和谐性的过程中,其集合性的表现形式出现了明显的时代变移。

概括地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型社会集团和组织对于社会的结构特征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个人”正是立存于这种“集体化的社会”之中的;从20世纪末期到当今时代,由于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和变迁,各种大型社会集团和组织也发生了持续性的消解或重组,它们的影响力也在明显地衰落或转变,相对而言,当代“个人”面对的是一种更为个性化的或个人化的社会。

我们以为,理解和解释个人以及个人间的功能性依赖和关联的这种基本走向,有着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它不仅会引导出新的学术和理论的思路,并极有可能促成关于未来型政治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思考。

二、创生于“集体化社会”的“个人”

随着古典现代性在19世纪步入高峰期,人类生存加速了由自然状态向人为状态的转变。

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取代了“人的依赖关系”的关键阶段。

社会对自然事物的控制和转化提供了现代性推进的基础,而大型社会集体和组织则从资源、技术和行动上支撑着这种控制和转化,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集合性着重是以大型集体和组织方式来展现的。

活跃在这一时期的一些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组织、社会运动、民族国家、政治民主化和民主参与,以及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政策等——都提醒我们,这种集体性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表征了古典现代性的一种基本特征和趋势。

它们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建构集体性的社会时代。

这种建构卷入了当时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业、群体、集团和组织,从而形成了聚纳和汇集个人的社会机制,使得个人融汇于现代社会秩序之中,成为了这个时代所期待的那种集体性存在。

首先是工业化推动了“集体化的个人”的创生。

工业化初期对自然界的开发和控制、对自然物的仿制和模拟,形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典型产业——纺织、煤炭、冶金、机械制造、运输和通讯等,确立了现代工厂制度。

在此基础上,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动力、钢铁、能源、化工、运输工业和电讯产业,大大推动了工业生产的规模化、社会化和系列化发展趋势。

发生在工业领域的持续革命造成了社会生产的集体活动特征,使得越来越多的群体及其成员纳入其中,大工厂、大流水线和集体作业应运而生,也催生了古典管理理论及其非人性化的管理方式。

布西亚用不同的生产秩序来描述现代工业的变迁,第一级秩序是对原物的仿制,它预示了社会控制的“可能性”;第二种秩序是对各种同一制品（汽车、冰箱）的再生产系列,“物品已经成为另一种物品以及生产它们的那些人的毫无特色的模拟物”,生产是在一个巨大的范围内进行（瑞泽尔,2003:

135）。

在此,我们所关注的是,工业生产的这种巨型化过程所造成的一种社会性后果,即这一时期的社会与个人的集体化。

与工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社会化导致的社会结果相一致,贸易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一体化也为集体性社会过程增添了另一种巨大助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生动地记述了大工业、世界市场、航海业和运输业的相互推动、资本的积聚和生产的扩张,地区工业、民族工业被新的工业排挤、吞并而消失,展示了当时经济集中的广阔图景:

“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

与此同时,形成了人口集中——“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农村居民脱离了往日的生活状态,流向了城市、工厂、车间,加入了城市化的进程。

这种人口密集趋势又促成了“政治的集中”——那些各自独立、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地区,“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马克思,恩格斯[1848]1972）。

生产、经济、人口和政治的集中过程有力地将各个阶级、阶层、群体和更多的个人汇聚在时代的大熔炉中,锻铸出一个集体性的社会。

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工业化生产齐头并进,使传统上自然发展起来的劳动方式被理性化的设计和规划体系所取代,形成了现代劳动制度。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为了使获得解放的劳动力成为可购买和转让的商品,成为一种基本要素加入经济过程,与货币、土地、技术等资源构成合理结合和配置,成为资本进行积累和再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得到进一步的有效开发和运用,一种现代性的社会劳动制度是绝对必要的。

就个人的生存而言,这种劳动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

正如贝克（2001:

19）所言,只要一个人是在为从事劳动做准备,他就是个年轻人;一个人从事某项工作时,他就是个成年人了;当一个人退休时,他就是老年人了。

贝克揭示了,在现代社会,个人的生命历程和身份地位都是由其参与就业劳动而得到界定的。

不仅如此,劳动既是社会的制度性需要,也是个人生存的依凭和生命意义所在,更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这就确立起了以劳动为业和充分就业的社会观念,于是又有了全民型的保障制度和福利政策,因而福特制、丰田制、福利国家的出现也就具有了一种必然性,它们对个人执行着从摇篮到墓地的全程监护。

这种劳动制度和观念也促成了对劳资协约的现实保障,它确定和维护了两者之间牢不可破的互赖关系,这曾经成全了无数人与工厂、企业、单位、组织的“白头之盟”,个人与集体的约定就像人对上帝的誓言,同样是神圣的:

“工人依赖于雇佣来维持生计;资本则依赖于雇佣工人以求再生和发展”,“资本与工人结合起来,不论富裕还是贫穷,也不论健康还是疾病,只有死亡才会把两者分开。

工厂是它们共同的家园——同时也是短兵相接的战场和实现希望与梦想的天然场所”（鲍曼,2002:

9）。

同时,资本与劳动的规模性集中也提供了社会矛盾和冲突展开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这一时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认为工业化时代的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分析了两个阶级日益扩大的集体化,指出无产阶级“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使地方性斗争汇合成全国性斗争和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1848]1972）。

这就提出了一项时代性任务——使工人阶级融入全民（沃勒斯坦）、将无产阶级合并到民族国家之中（阿尔布劳）,这一过程大大提升了社会的集体化水平。

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集体角力,它们以各自的意识形态、理想和纲领进行的社会动员,本身就是一种将分散的个人和群体纳入到组织和集体之中的整合机制和巨大力量,由此奠定了工业化国家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基础,正如埃利亚斯（1999:

20）的分析:

在第一批进入工业化行列的国家里,市民阶层的代表和老资格的工人阶层时而以合作的形式,时而以对立的形式组成了这些国家的主要的实权派;这两个工业阶层具有了这样的重要性,以至于“没有他们最终的合作,国家统治也无法维持”。

可见,在当时,集体行动也是阶级及其个人成员实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基本方式。

这种集体性行动直接导致了工业化早期的社会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民权运动、政治运动等等,锻造了一批新的大型社会组织。

在很大程度上,当时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和冲突成为这些社会运动的主导力量。

两大工业阶级出于各自的社会理想、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以及对国家政权的现实追求,都需要对社会成员进行大规模的、持久的动员,以支撑长期的政治行为,这就催化了一些特殊的集团或组织的出现。

这类集团和组织充当了一定阶级的代言人,它们承诺对利益和资源的重新分配,使不同阶级阶层的个人和群体感受到自我利益期望兑现的可能性,在必要时使自己投入到集体性的对立和冲突之中。

这类集团和组织必须是专业化和制度化的,它们使分散的个人和群体的利益得到集中阐述,凝汇成一种集体意志和要求,并通过制度化的行动准则和规范的制定和实施,以经常性的集体行动来表达这种意志和要求。

因此,早期社会运动的发展过程催生了大型的常设性和职业化的社会组织,诸如政党、工会、妇女协会和其他一些群体性组织。

反过来,众多个人和群体的投入也使这些组织显示出勃勃生机,因而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这些大型社会组织在牵动、影响甚至左右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

然而,在这类“集体性产品”之中,最具重要性的莫过于“民族国家”。

以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兴起于19世纪（吉登斯）,对于集体性社会的成型有着决定性意义。

在当时,与社会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相伴而来的两大工业阶级的对抗,“制约着社会产品的产量和分配,其影响所及遍布整个社会和政治体系”（沃勒斯坦,2002b:

332）,它们压倒了其他的社会矛盾,成为最为核心的社会问题。

此外,这一时期接踵而至的社会变局——工业化和工厂制度的确立、利益结构的急剧转型、社会组织模式的转变、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兴起,激发了个人和群体的过度的活力,不断对生活共同体形成震撼性的影响,所有这些都催促了强大有力的民族国家的出现。

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在塑造一个集体性社会及其个人成员的过程中,民族国家的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现代国家是领土型、全民型国家,通过一系列工程化运动,将各种自发形成的生存集合体转变为自觉设计规划的人工集合体,通过“高度密集的行政等级”将社会组成为“国家社会”。

而且,正如基恩（1999:

33）的分析,现代企业也师法国家,通过专业化的官僚机构“形成一个巨大的、表面上看来不可动摇的宇宙”,个人不得不适应其行动规则:

在为满足各种有“功利”需要的斗争中,那些不照此办理的人或者辞职不干,或者被抛入失业者的行列。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打破传统生活习惯、使整个世界服从其官僚管理的同时,使自己成为“现代生活中对我们的命运影响最大的力量”。

在这种高度集体化的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经过种种转变——公民和国民、单位人、组织人和法人,而具备了集体功能,因而个人行动也就再现了现代社会的集体化景观。

总之,早期的工业化过程,各种社会因素共同助推了整体化社会结构的形成和成熟,当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阶级阶层活动、社会群体和组织等现象表明,社会生活的集合性是以集体性方式来表达和实现的。

在前现代传统社会关系瓦解之中诞生的“个人”,以新的组合方式进入了组织化的集合体中,通过集体行动实现生存和获得保障,并在集体生活中获得人生的意义、价值、信念和理想;集体是“全能的”,几乎可以承载个人的全部人生,因而使个人命运与特定集体的命运紧紧捆缚在一起。

这是“个人”在进入19世纪后的一段时间至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基本状况。

三、“大写的历史”与“大写的理性”:

新兴科学与“集体化个人”

现代性以空前宏伟的社会生活实践、以它铸造的集体化社会和个人,展开了一幅“大写的历史”（福柯）的进程。

这个时代激发了创造历史的热情,并促生了“大写的理性”和新的知识形式。

新兴的科学和社会科学正是这种雄心壮志的产物,它们提供了独特的话语和符号、象征体系,以及思考方式、认识框架和知识形态,展现对现代社会和个人的思考和反思,对现代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描述和解释。

其中,讨论、界定和阐释“集体化个人”,是新兴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项基本内容。

在这方面,近、现代哲学的活动是很有代表性的。

如康德就主张,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人的行动意志“均处于自然的普范定律的支配之下,就像其他物理现象出于上述定律支配之下一样”。

他认为,历史在叙述人的行动表现时隐匿了原因:

“历史只是在远处安营扎寨,并从大尺度上注视着人类意志的力量,其目的是在连续的事件中向我们展现一种有规则的趋势”。

所以他指出,如果仅从分离的、个别的角度看偶然事件,它们令人困惑、不连贯、没有法则;但从连贯的角度来看待“人类这个物种的行为”,这个进程是“稳定而又连续的”,“是我们本性中某种固有的伟大禀赋的再现”（参见哈金,2000:

25）。

康德代言了“大写理性”对现代社会的整体化和集中化趋势的感受和思考,个人行动的集体特征及其规则的探究和表达。

而且,其哲学路向始终引导着时代的最科学的头脑,并推动了一种奋斗——驯服和超越偶然、寻求确定不疑的人性定律,这在事实上形成了以理性方式对个人集体性进行建构的过程。

关于个人集体性的叙述方面的观念性和技术性突破,得益于概率论、统计学的诞生和长足进展。

工业革命也造成了一场数字革命。

17世纪,英国通过长期的人口统计发明了“政治算数”,开创了航运和贸易保险,设置了寿险、医险的法规,开始了统计数据的“公用时代”;稍后（1700年）,莱布尼兹进言普鲁士政府建立中央统计机构,官方的计数工作逐渐展开;而文学家、旅行家、艺术爱好者的卷入进一步说明,这是一个“人们满脑子都是统计数字的时代”。

其后,在19世纪初发生的“印刷数字雪崩”之中,德国思想家和政治家形成了一种意识——“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是以统计学为特征的”;这个发现是有启发性和示范性的,社会现象测量的精确化、专业化也成为了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和政府的一项行动,制造业、采矿、贸易、公共卫生、铁路、战争、帝国等被纳入了标准化计量,“每个国家,幸福的还是不幸的,都以其自己的方式在统计学上表现出来”（哈金,2000:

731）。

更为重要的一步是法国学者迈出的,他们对雪崩式的数字进行“正确解读”,发现并论证了所谓与自然定律相似的社会定律;他们通过冷峻地对待和处理生命过程和人生事件,以统计定律的运用阐释了人口、群体等社会现象中的集体主义或整体主义原则。

正如当时的法国统计学家所言:

在统计事务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作为统计数据的个人视而不见,而仅仅将其作为该类植物中的一分子（同上:

143）。

这种处理方式达到了一种效果,即将个人的个性介入过滤掉,从而消除一切意外因素,以把握和描述一群人、一个民族的集体性典型特征。

上述过程也促成了学者们对道德科学的重新制定,他们试图从人类行为的数据中产生出人性定律,并引入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工程改造。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进展是“正常人”和“正常行为”概念的发明和使用。

“正常”与“非正常”的界分对个人行为起到了有力的导向作用,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努力使自己成为正常人,即与统计定律的集中趋势保持一致的人。

而且,对犯罪、疾病、骚乱、自杀的统计数据分布的掌握,使得对“非正常”行为的认定、矫正、调节和涤除获得了科学化和合法化的基础。

于是,统计数据、表格的问世催生了“新人”,“他”能够将事实与价值融合为一体,既表现了经验上的个人“是怎样的”,也表达了理想中的个人“应当是怎样的”;并催生了社会管理的新时代,由于精确地记录个人的出生、教育、职业、成家等等,“从摇篮到墓地”的全程监管得以真正实现。

而且,民族国家运用分类、点查、列表等技术,通过个人行动的稳定分布显示出集体的意志和取向,以新的表现形式回答了何谓“民族”。

与所有这些进展相同步,社会决定论找到了“统计宿命论”这一表述方式,也因如此,围绕着个人的自由意志爆发了19世纪最为激烈的学术论战。

在几乎是同时期形成的现代医学中,我们可以发现与统计学极为相似的逻辑。

所谓病理学意义上的人就是“非正常”人,他们与统计资料显示的集中趋势不相一致。

按照福柯的说法,现代医学诞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医学这一科学结构的话语被应用于临床经验观察的描述（福柯,2001:

4、6）。

这一过程中的医学发生了“集权化”,它“居高临下”地对病人进行判决,并时时处处实施着监控,而且,“这种医学意识在时空中扩散,与全体国民的集体生活相联系,永远警觉地注视着那个不确定的领域:

疾病在那里以各种形象暴露出自己的庞然身影”（福柯,2001:

3435）。

可见,现代医学对“集体化个人”的诞生也作了重要贡献。

总的说来,以大多数人即正常人的行为分布为基准,进而反映个人的标准化和集体化特征,是许多经验科学的共同方法。

在这一时期刚刚脱离了哲学母体的实验心理学中,也可以看到基本相同的趋势。

即使是经济学——最为强调和捍卫个人自由的一门新兴社会科学,也深藏着“集体性个人”的预设。

自由主义原则一直是经济学的主流传统,如A·皮埃特（1991）认为,经济学自问世那天起,就是自由主义的产物。

经济自由主义主张:

自由经济状态才能体现人的自然权利,市场机制是完美的,经济、市场、竞争、效率足以表达人的自由和独立性,所以,“自由放任”是经济领域的基本原则,也是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主张。

然而,在市场竞争普遍化的客观情势下,个人的这种自由和独立性是由市场化原则来决定的,人们的期望、选择、决策只能以市场的需要为引导。

而且,在资本主宰的世界中,对市场的遵循就是对资本运转和积累的服从,个人因而丧失了真正的主体性,也丧失了行动本身的价值意义和目标,他只是被市场和资本牵引、左右的行动者。

这显然不能说是自由,而是这个时代的任何个人都不能逃脱的宿命。

正因如此,在哈耶克眼里,经济学的个人自由原则是“伪个人主义”（哈耶克,2003a）,他严厉批判了与这种个人自由相联系的无限理性的假定,即在一个全能的、无所不知的“理性”指导下,众多个人的行动经过制度性的安排,被导入了集体行动过程,实现由一个理性自觉计划的社会工程（哈耶克,2003b）。

在哈耶克看来,这种伪个人主义在本质上并没有体现个人自由,而是导致了集体主义。

通过“大写历史”与“大写理性”的联盟,新兴的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功地创造并阐述了“个人”。

不仅如此,经过理性的透视和过滤,集体化个人的特征以学术话语的形式得到彰显,并在社会生活中呈现和再现,形成持续不断的“再生产”,这使得“集体化个人”成为了最难以撼动的现代观念之一。

四、社会学对“集体化个人”的强催化

社会学与“大写历史”的关系极为特别:

在新兴的社会科学中,也许惟有社会学将自身的开展全部系于了现代性和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