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寻根辽河 北土遗踪课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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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寻根辽河北土遗踪课件
第一章寻根辽河北土遗踪
——辽河文明展
大辽河，虬曲蜿蜒，一派浩荡，淘尽了万年沉沙，砥砺了千古人物，浇灌出华夏文明图景上的绚烂之花。
古人说：
“何谓六川？
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
”（《吕氏春秋·有始览》）这条全长1430公里辽东南部的最大河流，哺育了辽东广袤的黑土，而后奔腾注入渤海。
辽河全流域由两个水系组成：
一为东、西辽河，另一为浑河、太子河。
在这两大水系的润泽下，辽海先民在这片沃野上，筚路蓝缕，开辟荒芜，描摹出龙飞凤舞的文化图景。
辽东大地，在那洪荒的岁月，放射出华夏文明之光。
“辽河文明展”就是以辽海地区出土的文物为载体,以区域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详细展示辽海先民的发展历程，展览共分为五个部分，“文明曙光”、“商周北土”、“华夏一统”、“契丹王朝”和“满族崛起”。
三十年前的一次考古发掘使牛河梁红山女神像重现世间起。
那只是大辽河文明星空中的一颗明星。
“辽河文明展”则如一幅全景图，让人不得不慨叹大辽河曾经和正在创造的辉煌文明，更梦想着大辽河不舍昼夜，奔向更加璀璨未来。
一文明曙光
你能想象到28万年前的地球会是什么样子吗？
林莽无际，猛兽啸吼，虺蝎蛇行，风狂雨猛。
地球上的大部分地方还难觅人类的踪迹。
就在这荒蛮的岁月，大辽河畔的辽海先民们已经开始了艰难的繁衍历程。
他们岩处穴居，渔猎为食。
虽然前路逶迤，蒙昧荒蛮，辽海先民却以顽强的生命力开创了人类文明前进的一条路径。
＊＊＊＊＊＊
1984年,在营口金牛山的一个洞穴里，考古工作者们惊喜地发现了距今28万年的金牛山遗址。
这是中国东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人类遗址。
【金牛山遗址照片】
金牛山是一座孤立的小山丘，它位于辽宁省营口县西南8公里的永安乡西田村，西距渤海湾仅30余公里，是千山山脉在辽河平原南端的余支，山丘四周是广阔的平地。
1984年9月，北京大学吕遵谔教授和几名研究生在金牛山进行旧石器考古教学实习，结果陆续发现了头骨、脊椎骨、尺骨、髋骨、腕骨、肱骨、手足骨等55块古人类化石，经鉴定为同一女性个体，年龄在20—22岁之间，被命名为“金牛人”。
她处于晚期直立人向早期智人的过渡阶段。
我们知道，智人（homosapiens）即“智慧的人”，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阶段。
其中有可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两个发展阶段。
生活在距今二,三十万年到五万年前的智人学会了使用自然火和人工取火。
与非洲等地发现的智人骨骼化石相比，金牛山人显然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所发现的相当完备的智人骨骼化石之一。
【金牛山人头骨化石图】
【金牛山人面貌复原图】
这件化石非常完好地保存了头盖骨和颜面骨，可以复原金牛山人的真实面貌。
通过复原金牛山人人体标本，我们可以了解她的体质特征，包括直立的姿势、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甚至是行走的步态。
一个鲜活的生命仿佛又在辽河畔那遮天蔽日的林莽中灵动起来！
经过脑容量测定，我们发现金牛山人的大脑很可能比同时代的北京人还要进步。
可以说金牛山人为华夏先民的历史进化提供了优良基因。
金牛山人骨骼化石的发现填补和连接了人类进化系列上的重要缺环，使得智人这一环节清晰地呈现出来。
正因为金牛山人对研究古人类进化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所以1984年被列为中国考古重大发现之首，同年被联合国科技文组织列为“世界十大科技成果之一”。
【刮削器图片】
金牛山人已经可以熟练地制作石器工具用于渔猎生产。
他们制作的石器以脉石英（veinquartz）为主。
脉石英一般呈白色，质地细密坚硬。
金牛山人用这些坚硬的石材制造出了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
可以看得出，金牛山人的渔猎生产内容已经非常丰富。
并且，他们制造的石器，无论种类还是加工方法，都与北京猿人石器极为相似，由此证明两者在文化上是紧密地联系着的。
除了制造工具，火也是金牛山人生存的重要保障。
火几乎是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元素。
火能烹煮食物，火能驱散黑暗，火让寒冷消融，火使猛兽避退，这为人类创造了一个美好的生存空间。
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到50万年前的北京人，都留下了用火遗迹，但科学家们指出人类最初使用的都是自然火，或为电击枯树，或为枯草自燃。
而聪明的金牛山人不仅能够控制火源，还学会了人工取火，甚至砌筑了原始的灶。
【用火遗址图】
在洞穴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用火遗迹，有炭屑、烧骨、烧土块和灰堆。
灰堆共发现9个，最大的是9号灰堆，底部都凹于地面下呈浇锅底的形状，周转垒砌石块，在底部垫有许多砾石和角砾，已类似于“灶”的功能，专家推测金牛山人已经懂得采用封火法保存火种。
在洞穴中还发现了大量用火烧过的动物骨骼，还有近万件人类敲骨吸髓后的骨片。
经鉴定主要是鹿、野猪、兔和鸟类，它们是金牛山人的狩猎对象。
【葛氏斑角鹿化石图《辽河文明展文物集萃》P4】
【斑鹿上、下颌骨化石图《辽河文明展文物集萃》P4】
【野猪下颌骨化石图《辽河文明展文物集萃》P5】
【棕熊颌骨化石图《辽河文明展文物集萃》P5】
【梅氏犀牙齿化石图《辽河文明展文物集萃》P5】
金牛山人用火将猎物烹熟，减少了疾病的发生,这不但使得他们的体质特征比同时期的中国猿人进步，更重要的是他们将人类的文明历程大大地向前推进了。
在中国大地上，金牛山人率先跨进智人阶段。
斗转星移间，时空变换，人类在点点篝火的微弱光亮中已经度过了将近20多万个春秋。
这时的古人类已经进入早期智人的阶段。
与金牛山遗址相比，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的鸽子洞遗址处于距今7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
这是东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智人生活遗址。
【鸽子洞遗址图】
鸽子洞位于辽宁大凌河西岸，深嵌在悬崖陡壁之间，高出水面35米，洞口较大，朝东向阳，对面就是开阔的扇形台地。
洞口上方有类似天窗的圆孔，能避风雨、散炊烟，起到透光换气的作用，简直是原始人居住和生活的福地洞天。
在这里出土的280余件人工打制石器主要采用石英岩制作而成，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石锤等。
这些石器的形体趋于小型化，石器面大都经过了修理。
【鸽子洞大型砍砸器《辽河文明展文物集萃》P8】
诸多的迹象表明，鸽子洞文化与北京周口店文化有相继承的关系，说明鸽子洞人极有可能是北京人向东北地区发展的主要一支。
跟金牛山遗址发现多种动物遗骸不同，鸽子洞遗址发现的动物化石特别集中，这就是普氏羚羊。
令人吃惊的是小小的鸽子洞里居然发现了大量的普氏羚羊骨骼化石，估计数量至少有上百只。
这些羚羊主要是幼年个体。
【普氏羚羊图】
7万年前的辽河两岸，随处可见普氏羚羊迅捷的身影。
它是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重要的乳动物群成员，现在仍生存于亚洲大陆北部地区，包括我国的甘肃北部、河套地区、新疆、青海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荒原地带，喜欢群居。
值得注意的是鸽子洞遗址的普氏羚羊化石虽然数量多，但几乎没有完整的骨骼，主要是残破的下颌骨、单个牙齿和肢骨，许多骨骼上还有人工砍砸的痕迹，不少碎骨存留在灰烬层中，证明被火烧过。
这表明普氏羚羊是鸽子洞人的主要肉食来源。
我们可以想见，鸽子洞人难以追赶上成年的羚羊，只能捕获一些羚羊幼体。
在明灭的火堆前，鸽子洞人享用着美味的肉食。
正是因为他们的这一嗜好，所以鸽子洞人也被称为“猎羚羊人”。
人类在生活中偶然发现通过猛烈撞击石头而产生火星，可以取得火源，于是开始人工取火。
随着磨制和钻孔技术的出现，人类又逐渐发明摩擦、钻木和压击等取火方法。
从此，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时代，随时都可以吃到熟食。
鸽子洞内有厚达半米的篝火堆，分层清晰，表明鸽子洞人已具有人工取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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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金牛山东北方向不到一百公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遗址——小孤山洞穴遗址。
这里的洞穴保存异常完好，文化内涵非常丰富。
它因位于辽宁省海城市东南约30公里的小孤山村而得名，距今2—3万年。
【小孤山洞穴图】
小孤山洞穴宽4.9米，纵深22.5米，在这里发现的刮削器和用于狩猎的石球等石器多达上万件。
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出土了一批骨制品。
这些骨器的制作水准已经很高，在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占有重要位置。
能够制作形制较为复杂的骨器，这说明人类发展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质的飞跃。
小孤山人的生产生活已经相当进步。
【海城河图】
在小孤山洞穴不远处就是辽南中的合流海城河。
现在的海城河全长88．2公里，汇聚了流经境内的15条支流。
从遗址内发现的鱼、蚌壳和鳖等动物化石来看，当时这一带的水域应该非常广阔，不乏种类繁多、身形硕大的鱼类。
这样的环境条件直接影响了小孤山人的生活生产方式。
【骨鱼叉图P6】
这件小孤山人制作的鱼叉。
它是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留存的时代最早的唯一一件骨制鱼叉。
整个鱼叉用坚硬的鹿角制作而成，表面有锯、切、削、刮的痕迹，尖端残缺，前部两侧有两排倒钩，中部一侧突起如“阑”，后部一侧有正钩，根部做了一定修理如利刃，便于装柄和固定，两侧倒钩展幅较宽又粗壮。
显然，这是一件非常有效的复合性工具。
经科研人员模拟实验，这件骨鱼叉可以叉捕体长60公分以上的大鱼。
这枚骨鱼叉与法国西南马格德林文化发现的骨鱼叉十分相似，但它不仅有双排倒钩，而且有“阑”和正钩，这也是小孤山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鱼叉不仅加长了人的手臂，也极大地增加了捕鱼的速度，扩大了人们的生活范围。
借助鱼叉的力量，小孤山人可以捕获更多的鱼类。
鱼类滋味鲜美、营养丰富，极大地促进了人类体质的进步，尤其是对脑部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样看来，小小的鱼叉却推进了人类文明的稳步前进。
【骨针图P6】
这3枚骨针是世界上距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的骨针。
它们都以动物肢骨为原料，先用刮制的方法加工器身，然后用尖状石器由两面相对钻出针眼，再磨出锐利的针尖。
骨针的尾部也从两面细磨，使尾部呈扁平状。
这样在缝纫时，针眼扩大，有助于线随针过，不致因线粗而卡在针眼处不能通过，减少了断线和骨针的折断，这种制作工艺和今天钢针尾部的扁槽起到同样的作用，这也是小孤山人文化发展水平的又一标志。
可以想象，现在看来简单易行的制作工艺，在小孤山人的时代却需要极高的智慧、技巧和耐心。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里，只有北京的山顶洞遗址发现了用刮挖的方法制作针眼的骨针，其制作针眼的效率和效果远不如钻孔，而且山顶洞遗址的年代比小孤山更晚，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小孤山人走在了同期人类文明的前列。
有了骨针，人类就可以用兽皮等材料缝制合身的衣服，增强了人类的御寒能力。
同时，衣服遮风避寒，使人类有能力向较寒冷的地区迁徙扩展，这对古人类的发展具有极为深远意义。
【项链图】
随着生产和生活的进步，人们逐渐有了审美意识，这条项链是用贝壳和野兽牙齿制成，是一件较为复杂也是思维观念含量较高的装饰艺术品。
贝壳中心有一个两面对钻而成的小孔，边缘放射状沟纹内涂有红色颜料。
透过小小的项链，我们看到了小孤山人对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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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今大约一万多年前，随着磨制石器的出现、陶器的发明和原始农业的生产，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在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特别是大河流域，纷纷出现了较为固定的聚落，人类文明遍布全球，如星辰闪烁。
此时的辽河流域出现了最早的一处聚落，就是现在位于辽河支流绕阳河源头的查海遗址。
【查海遗址图】
1982年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发现的查海遗址，距今大约8000年，主体部分面积约1万平方米。
这处聚落是以房址群为主，房址群间分布有窖穴，聚落中心摆塑一大型龙形堆石，还设墓地和祭祀坑，周围有壕沟环绕，堪称“辽河第一村”。
查海人居住的房屋，应该是经过统一规划设计的。
从遗址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房屋南北成行，东西成排，共有55座房址。
查海人的房屋均为半地穴式，有大中小三种，方形圆角，面积20至100平方米不等。
遗址中部有一座大房址，面对开阔的中心广场。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广场中心的一条用石块堆塑的巨龙。
这是查海人部落聚会和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
【查海遗址石堆龙图】
查海遗址的石堆龙是从遗址中央穿过的基岩岩脉上，用红褐色大小均匀的石块堆塑而成。
龙头、龙身处石块的堆摆很厚密，尾部石块较为松散。
石堆龙昂首张口，弯身弓背，龙尾若隐若现，充满无限的动势，给人一种巨龙腾飞之感。
龙头朝西南，龙尾向东北，全长19.7米，宽约2米，基本与房址建筑方向一致。
由于石堆龙位于整个遗址的中心位置，四周以房屋环绕，石龙的尾部与遗址中最大的一间房屋相邻。
龙头部之下的墓葬，显然是位置十分显赫的。
屋宇围绕的龙形石堆，成为人们的永远安息之处，可见查海人对石堆龙是何等的看重。
查海石堆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形象，是中华龙的始祖。
它影响到后来的红山文化，以及整个中华文化。
再联系到查海遗址中出土的筒形陶罐上发现的以类龙纹和蛇吞蛙等题材作为装饰的花纹现象，推测龙是查海人的图腾崇拜。
图腾是人类精神世界与自然世界交合。
查海人如此崇敬龙图腾，说明他们的精神活动已经异常丰富。
甚至可以推知，他们已经模铸出了一个形象玲珑的世界图景。
【龙纹陶片】
除了石堆龙，查海人将龙的形象也描画在各类生活器皿上。
这是两块陶片虽然残破，却是极为珍贵的龙纹陶片。
它们不仅很形象，而且还有鳞状纹，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有关龙纹的实物资料。
它的出土不仅为新石器时期北方红山文化找到了源头，还把以龙为标志的中国古代文明向前推上了3000年。
【蛇衔蟾蜍陶罐图】
查海人的文化遗存中，浮雕着蛇衔蟾蜍形象的陶罐也极具神秘色彩。
8000年前的先民将蛇衔蟾蜍图形纹科在夹砂黄褐陶敞口筒形罐上。
陶罐的一面浮雕单只蟾蜍，另一面浮雕蛇衔蟾蜍。
蟾蜍作四肢张开惊恐逃跑状，蛇张口衔住蟾蜍右下肢，作用力摆动尾部状，形象生动逼真，极有动感。
先民凭借一双灵敏的眼睛捕捉住了这一自然界的瞬间，并且使之成为永恒。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蛇图像。
这件带有图腾意味的原始艺术品似乎表明，查海聚落是由蟾蜍和蛇两个氏族组成的部落，查海先民既期冀能像蟾蜍这样具有很强的繁衍能力，又期冀像蛇这样具有强大威力的动物来保护本氏族。
查海遗址发现的石堆龙和龙纹陶片，可知在距今8000年前，龙和蛇都是查海先民的图腾，又似乎在暗示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的形象，是以蛇身为主体的，龙是由蛇演变而来的。
【居室葬】
造型古拙的龙蛇图纹之外，居室葬是查海人又一重要的文化特征。
“查海人”当时是定居生活的，已发掘排成密集的23个房址。
房址群的布局：
以东西成行排列，每行两三座，最近距离0.8米。
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大房6.8米，小房3.5米。
其中，还有连体房址，这与原始祭物活动有关。
根据房址的柱洞分析，房子的形制通为方形圆角，无门道，皆半地穴直接辟于花岗岩 内岗岩内。
房址内有几处发现了穴址，穴址位居正中。
一些大型房内，有附设的贮藏窑穴和安放器物的深坑。
在房址内，发现5座墓葬。
从查海遗址的房址制式布局和类型来看，它是一处大规模的氏族群落，当时的“查海人”定居生活，这是氏族乡国家演变过程的“中华第一村”。
居室葬就是在房屋内建有墓葬，位于房内一侧或一角，为土坑竖穴式；单人葬，有儿童，也有成年人；多仰身直肢，大多数有随葬品。
墓口有的打破居住面，有的覆盖在居住面以下。
据分析，这种居室葬，有的是埋葬后将房屋废弃，有的则是埋葬后继续居住。
生人与死者同处一屋，反映了生者和死者之间特殊的亲情关系。
【玉玦】
古人把环形而带缺口的造型称为“玦”。
《说文解字》说：
“玦,佩玉也。
”显然这是一种装饰极强的玉器。
查海遗址迄今已出土7件玉玦，其中6件是环形玦，1件是管形玦，都是白色玉。
6件环形玦实为3对，其中一对出土时，恰位于墓主人的头骨两旁，是作为一种耳饰来使用的，其具体装饰方法是以玉玦的缺口卡在耳垂上的。
查海遗址除有玉玦外，还有玉匕、玉斧、玉凿等玉器30余件。
经鉴定，它们都是透闪石软玉，是我国也是全世界已知最早的真玉器。
它们不仅把中国琢磨玉器的历史上推到距今8000年，也成为后来高度发达的红山文化玉器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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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辽河奔腾而下，一路滋养了两岸的生民。
距今7200年的沈阳新乐遗址就是那辽河岸上有一朵文明之花。
在这里，考古人员发掘出了大量的陶器、石器以及许多煤精制品和一件炭化的木雕制品。
种种迹象表明了这里是一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房屋为半地穴式，人们在这里过着定居生活。
【木雕鸟纹权杖】
这是一件木雕鸟纹权杖，全长38.5厘米，宽4.8厘米，由嘴、头、身、尾、柄五个部分组成，除柄外，全身双面雕刻，阴线纹饰基本一致，通体设计图案化，刀法娴熟流畅，线条刚劲细腻，宛如振翅欲飞的鹏鸟，栩栩如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
新乐人崇拜鹏鸟，他们认为这种鹏鸟就是他们的祖先，也是他们的保护神。
据推测，它很可能是立着或悬着的，当时房子着火，恰好它炭化时，房顶塌落，将它埋入地下，以至沉睡了7000年。
【煤精制品】
煤精是一种高级煤，也有人称之为煤玉，具有明亮的金属光泽，乌黑细密，韧性大。
煤精可用于制作工艺美术品、雕刻工艺品和装饰品，故有的人称它为雕刻漆煤。
中国主要产地是抚顺。
新乐遗址发现的这些煤精制品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煤雕工艺品，它们把中国煤精工艺的历史由距今3000年推向了7000年。
这些煤精制品制作精致，打磨光亮，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
经测定，它们是抚顺煤。
沈阳至抚顺相距百里，当时又无交通工具，新乐人专门从百里之外采来煤精，精工特制，花费巨大代价，它们的用途到底是什么呢？
学者看法不一，有的说是装饰品，但器上无孔；有的说是文娱用品，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与原始占卜技术有关。
经观察，这三类器物有组合关系，应是配套使用的；本身又有大、中、小规格之分，可分成大套、中套、小套；三者都处于不稳定状态，都是一凹面，一凸面；这种黑颜色，乌黑发亮，更具神秘感。
＊＊＊＊＊＊
在远古时期，各个地域的文明相互独立，甚至还未接壤，就更谈不上跨区域食物交易调配了。
所以处于临海区位的后洼遗址是一个典型的利用海洋的文明群落。
该文明遗址位于辽宁省丹东市东沟县马家店镇三家子村后洼屯东一个台地上，南临黄海仅16公里，属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出土的文物向我们展示了6000年前沿海居民生活的情景。
【独木舟陶器】
这件形如独木舟的陶器是后洼人用夹砂红土滑石粉烧制成的。
整个器形呈椭圆形船造型。
器形两端是圆弧，腹部稍宽，圆底。
这件器物显然是参照生活中的实物塑造而成，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能乘船进行捕捞活动了。
六千多年前，先民们乘风破浪，泛舟沧海，在捕捞鱼虾，维持生命的同时，也在探索更加广阔的世界，感受着生命的无限空间。
独木舟是沿海先民必要的生产工具。
因此，这种舟形器在黄海沿岸的大连、旅顺地区也有发现。
【渔猎工具】
后洼遗址的渔猎工具十分丰富，网坠达上百件，其中有石网坠带沟滑石网坠和陶片网坠等。
说明当时捕鱼技术很先进，已采用网捕，遗址中曾出土过陶制的舟形器，说明捕鱼是要有舟船配合的。
这不是一、二个人的行为，而是靠集体的力量来完成的。
反映了古代临海居民即过着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又积极从事渔猎生产，创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古文化。
【陶质雕塑品】
遗址中还出土了30余件小型滑石与陶质雕塑人像，以及各类动物形象的艺术品，其特点是多圆雕，注重整体结构，不着意刻划细部，随意性强，最大的只有6厘米高，最小的仅有2厘米。
这些雕塑品反映了当时人们丰富的艺术想像力和对美的追求。
花费如此精力制作人物与运动雕像，除装饰功用外，应当与原始宗教信有关，鸟形雕像应为图腾护身符，人物雕像应是进行巫术手段时的辟邪灵物。
这批雕刻器距今6000年，是目前中国发现时代较早的艺术珍品，为中国雕刻史增加了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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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太庙、天坛、十三陵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其庙、坛、冢的结构也是数千年皇家的规范典制，然而，这种结构起源于哪里？
它又是什么人创造的呢？
寻根溯源，考古工作者在红山文化似乎找到了答案。
红山文化是以辽河流域西部为中心的一支部落所创造的古文化，因1935年在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首次发现而得名，其主要代表地点朝阳牛河梁遗址和东山嘴遗址。
【牛河梁遗址】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与凌源市交界处，努鲁儿虎山谷间绵延10余公里的黄土山梁上。
这里是红山文化分布区的中心，在东西长约10000米，南北宽约5000米的范围内，以女神庙和山台为主，四周坛冢环绕，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史前祭祀遗址群。
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祭祀和政治中心，是5000年文明古国的象征。
它的发现为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找到了实证，打破了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摇篮的传统观念，证明西辽河流域丘山南北长城地带，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挥地之一。
【女神庙遗址】
女神庙位于牛河梁主梁的梁顶，海拔高度为671.3米，这是牛河梁遗址群中最为显要的位置。
山顶地势开阔，女神庙坐北朝南，无形中给朝圣者高高在上，庄严神密的感觉。
女神庙是半地穴式，土木结构，南北长22米，东西宽2—9米，面积75平方米，呈“亚”字形，主体建筑包括主室，东西侧室，北室和南室，另有南单室。
这种主次分明，左右对称，前后响应的结构和布局，开后世宗庙布局的先河。
庙的墙壁作出各种规格的仿木条带，它们横竖相间，既是装饰，也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墙壁的重点部位还绘有壁画，为朱白两色绘出的几何形勾连回字纹图案，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壁画，也可见当时这座神庙的富丽堂皇。
庙内还发现了许多女神塑像残件，分属6个个体，他们有的比真人小，有的和真人一样大，有的比真人大二至三倍，说明庙里供奉着诸多女神塑像，而且诸神有了主次之分。
庙内还出土了熊、鹰、鸟猛禽之类的动物神和祭祀用的彩陶器皿。
【女神头像】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女神庙主室西侧发现的一尊较完整的女神头像，头像存高22.5厘米，正好相当于真人原大。
为高浮雕式，从贴在墙上的背部断面看，是以竖立的木柱作为支架进行塑造的，这同中国传统泥塑技法完全相同。
头像用黄粘土掺草禾塑成，外表打磨光滑，面部施红彩，唇涂部朱。
方圆形脸孔、平鼻、阔嘴、双眼用玉石镶嵌，五官比例和谐，头顶有发饰，具有蒙古人种特征。
头像表现技法极度写实，确有相当丰富而微妙的表情流露。
女神目光深遂，带着神密和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形神兼备，神密莫测,她就是神化了的祖先形象。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指出：
“庙里的塑像为神，但是她们是按真人塑造的，是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物，所以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
【山台庙遗迹】
在女神庙北方8米处，还发现一座大型山台，占地4万平方米，山台中也有一座庙址的遗迹，说明这里曾经是红山重要的活动中心。
距今5500年前，女神庙作为更高层次的祭祀场所，它具备了神庙的功能，反映出神权与王权合一的雏形。
这种宗教发展的成熟，以及宗教与统治者权力的结合，正是文权制建立、早期文明古国的特征和标志。
【积石冢遗址】
牛河梁遗址的另一处主要遗迹就是围绕女神庙的各个山岗上的积石冢。
考古学家已在13个地点发现了明确的积石冢遗迹，它们都保留了大量的形状各异的地上建筑，从而较其它史前文化的土坑墓葬显现出更多特点，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也更加集中。
积石冢，顾名思义就是在墓上积石。
红山文化积石冢的位置专门选择在高度适中的岗丘顶部。
其营造过程大致是，先平整山头并垫土，然后确定并砌筑冢的四周圹界。
圹内筑墓，较大的墓下挖较深的墓圹，圹底砌筑石棺。
小墓则直接砌石棺。
在墓葬达到一定规格后，特别是主要墓葬案之后，在墓群顶部先封土，再积石，可见明确规整的石砌冢届和由外向内层层起台阶的趋势，有如“金字塔”，并在冢上顺石台阶成排立置陶筒型器，初步形成冢的规模，以后还有在周边和冢上续筑墓葬的现象。
有一岗一冢，一岗双冢和一岗多冢。
这一个个巨大的积石冢，坐落在山岗顶部，又层层叠起，有如后世帝王“山陵”的景观，充分表现了墓主人所具有的“王者”身份。
积石冢附近往往有祭坛分布，冢和坛的形状或方或圆，或方圆结合，说明红山人已有了天圆地方的观念。
积石冢最重要的特点是，在每座山岗上设一座中心大墓，它位于冢的中央部位。
大墓有宽而深的墓穴，有的并起台阶。
有大型石棺，以多层石板平砌，石棺内壁平齐，随葬玉器数量多，种类齐全，选料精，工艺讲究。
但各个地点中心大墓的规模结构和随葬玉器差别较大，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一人独尊”的观念。
中心大墓和其它较大型的墓葬都只葬玉器，是牛河梁积石冢埋葬的一种特定制度。
有些玉器的种类和摆放方式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墓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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