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标准之争看GDP还是看生活品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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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标准之争看GDP还是看生活品质
1城市标准之争：
看GDP还是看生活品质
杭州有了衡量城市现代化的新标准
在２００７年杭州市第十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将“打造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生活品质之城’”作为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后，２００８年初杭州市对外公布了《２００７杭州生活品质评价年度报告》。
这份报告让住在杭州以外的人开始接触到一个新词——生活品质，同时也让杭州本地人对耳熟能详的“生活品质”一词有了新认识——原来它也可以这么具象，因为随报告同时发布的还有生活品质评价指标体系。
这份生活品质评价的指标体系让许多人感觉眼前一亮，因为它和以往的任何城市评价指标体系都不一样，给出了一份全新的城市现代化水平衡量标准。
记者了解到，杭州生活品质评价指标体系共包括经济生活品质、文化生活品质、政治生活品质、社会生活品质、环境生活品质５大维度、２０个领域、５０项指标。
其中每一维度包含４个领域，５０项指标中则有客观指标２６项，主观指标２４项，其中２８项属于创新性指标。
杭州市委秘书长许勤华说：
“与以往的城市评价体系相比，生活品质评价体系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其导向从注重以城市建设为本转向以人的生活为本、从注重经济发展指标转向更加注重人文发展指标，是城市评价领域的一大创新。
”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共６６６个大中城市，２０００多个县级城市，在做大城市框架、推进城市化方面发展都非常快，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不过许多城市的发展都是建立在粗放的发展模式上，绝大部分城市在拉大框架，城市外形上做了大量文章。
我们城市的外观已经非常像发达国家了，城市建筑的高度和豪华程度不亚于发达国家，有些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但是在塑造城市功能、市民的生活品质方面，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比较大。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说。
在陈文玲看来，杭州建设生活品质之城，走在了全国城市发展的前列，生活品质评价体系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城市标准之争：
看GDP还是看生活品质
“如果人均ＧＤＰ快速增长，而老百姓却没有享受到实际成果，那么说明我们在发展理念、发展思路上存在着缺陷，从而就会形成广大市民对ＧＤＰ快速增长的不信任。
因此从提高市民生活品质的角度来谋划城市发展，让全体市民共创生活品质，共享品质生活，将逐渐成为国内外评价城市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标。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说。
记者了解到，不仅是杭州，近年来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外以生活质量来研究评价城市的社会评价指标体系不断涌现。
综合研究这些指标评价体系后可以发现，对城市现代化水平的评价已经不再单纯以ＧＤＰ为纲。
盖了多少大楼，修了几个标致性建筑等城市评判标准已逐渐被“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怎样”这些民生指标所取代。
一些专家学者告诉记者，在这些评价指标中，透露出来的是“以人为本”。
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最终目的是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
因此，既要关注人均ＧＤＰ的增长，更要关注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提高；既要关注城市的经济发展，更要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状况。
”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认为：
“目前提高生活品质已经成为国际上城市发展的基本趋势，成为城市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它也理所应当成为我们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成为我们城市的核心价值、城市竞争力的集中表现。
”
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李强说：
“与过去许多指标体系只关注ＧＤＰ不同，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转移重心，不仅仅关注物质文明成果，更把文化文明、民主民生、生态环境作为评价的重点。
而关注物质生活以外的内容，正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
老百姓的生活品质该如何打造？
在中国社科院学部主席团秘书长何秉孟看来，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经历了四次科技革命。
前三次科技革命以工业化程度提升为途径，耗费了大量能源，给人们留下隐患。
第四次科技革命利用信息流，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精细化配置，实现了低消耗、低污染，全面推动了第三产业的极大发展，对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有重大意义。
因此提高生活品质，是第四次科技革命赋予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使命。
那么老百姓的生活品质该如何打造呢？
专家学者们指出，要提升老百姓的生活品质，首先要有一套科学的生活品质评价体系，为生活品质提升指出方向。
“提升生活品质是个大目标，怎么样实现和完善？
我认为设立一个包括方方面面体系，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它能全面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把宏观的理念化为行为导向。
”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李强说。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则认为：
“生活品质是一个具有普惠性的问题，提高生活品质，既要关注城市居民，又要关注农村居民；既要关注本地居民，又要关注外来务工创业人员；既要关注全体市民生活品质的整体提高，更要关注低收入阶层、困难群众生活品质的明显改善。
打造“生活品质之城”绝不仅仅是对白领而言，更不仅仅是对富人而言，“生活品质之城”首先是对低收入阶层、困难群众而言的。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陈为邦说：
“提高生活品质要关注人居环境和投资环境协调发展。
城市是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对国家非常重要。
但城市经济发展必须有新的发展方式，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重视城市生活品质的建设，在提升投资环境的同时，提升人居环境，使城市适宜居住，适宜创业。
”
2江苏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了《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草案修改稿，在全国率先以地方立法形式具体界定“性骚扰”范围，明确规定：
“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含有淫秽色情内容的语言、文字、图片、电子信息、肢体动作等方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
反性骚扰立法不可忽视操作性
２００５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首次增设了“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条文，但这只是作为一条禁止性的宣言写入法律，并无可供具体操作的条文。
随后，浙江、上海等地相继出台地方性法规，对何谓“性骚扰”进行界定。
但是，界定的范围仍然很宽泛。
采访中，一些专家认为性骚扰的界定仍然是很大的难题，很难走进司法程序。
内蒙古慧聪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献华说，性骚扰行为多是一些与性有关的语言和不伤及身体的动作，其后果往往是精神损害，没有以实物形态表现出来的证据，因此性骚扰案件很少有物证证明。
同时，性骚扰多数情况下具有隐蔽性、突发性，行为发生时间长，被骚扰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才诉诸法律，延误取证的时机。
此外，从每位女性的心理承受来看，对性骚扰的反应也有很大差异。
举例而言，某男性对某女同事有亲昵动作，如果女同事对该男性素有好感，她可能不以为意，甚至会心生愉悦；如果对该男性向来反感，则对其亲昵动作必然心生厌恶。
假使以此界定该男性的行为是“友好”还是法律意义上的“性骚扰”，显然不好把握。
张献华认为立法要对性骚扰的定义、构成要件、归责原则、法律责任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否则易造成反性骚扰法律操作性不强，他建议今后能在操作性上进一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关于对性骚扰的内容。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阿尔泰说：
“一些地方通过立法对性骚扰进行界定，这是好的信号。
”一些骚扰者可能认为他的行为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所以，他心安理得地继续他的侵害活动。
但是通过立法，能够让其意识到，他们犯法了。
此外，现代女性的压力很大，一旦遭遇性骚扰，心理上难免会产生阴影。
通过立法提醒广大职场女性要有对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一旦遇到性骚扰可以通过想办法取证获得自己权益的保护。
“相关部门需要加大对性骚扰实施者以及相关责任人的惩处力度，但最根本的还是整个社会要提升女性的政治及经济地位，让女性敢于挺直脊梁向心怀鬼胎者说‘不’。
”阿尔泰说。
3一个农民工的三样新年心事
记者春节期间在太原采访了一位留守的河南籍农民工，听他讲述了自己在过去的２００７年在城里经历的高兴事和烦心事，以及在新一年中的期盼事。
这位农民工的三样心事，事事折射社会进程，其高兴事体现了城市对他们的包容和社会文明的进步，烦心事则表现出城市社会功能的不足，期盼事又昭示着城市政府和社会自我完善的方向。
高兴事：
咱离城市越来越近了
记者第一次见到朱伍奎，是在２００７年除夕前一天的下午。
当时这位来自河南省平舆县的农民正拉着他在城市里赖以为生的收废品架车，在太原的街道上“觅活”。
朱伍奎高兴地说，这是他在２００７年最后一次出来工作，因为放假了，也就没生意了，而辛苦了一年的自己也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
朱伍奎感到高兴的不仅仅是辛苦一年可以放松一下，更是在过去的２００７年乃至近几年中，他感觉自己离城市越来越近了。
３１岁的朱伍奎在太原从事收废品工作已经有好几年了。
他说，前几年的时候，城里人看不起我们收废品的，有的人见着我们张口就骂，我们敢怒不敢言；当时收废品也不正规，都是自己拉个车上街，城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说罚你就罚你。
“在这种环境下，干起活来心里也不踏实。
”
“这几年就好多了”，朱伍奎说，“政府给我们收废品的统一办了证件，我们出去工作、走在路上心里踏实多了。
城里人对我们打工的看法也好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更融洽。
”
朱伍奎说：
“总之是环境越来越宽松、工作越来越方便。
不管挣钱多少，我们在城市生活时心是完全放下来了！
”
更让朱伍奎高兴的是，２００７年他五岁的儿子在太原市一所公立学校里上了学前班，虽然每个学期四百多元的学杂费等费用比老家学校多得多，但朱伍奎认为值得，“关键是教育质量有保证，孩子在身边也能照应，耽误不了孩子！
”
记者点评：
近年来，从政策保障农民工工资发放到对农民工住房条件严格要求，党和国家对农民工问题愈发重视，对农民工的关怀也达到事无巨细的地步。
再加上全社会对农民工群体认识的加深，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里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得到大量改善，后顾之忧越来越少，城里人与他们的关系日益融洽，城市对他们的向心力也愈发增强。
可以说，朱伍奎的高兴事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近几年我国城市包容性的增强以及现代城市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
烦心事：
物价涨 看病贵
与诸多城里人一样，朱伍奎在２００７年遇到的首件烦心事就是物价涨得太快。
用朱伍奎的话来说就是：
“干活挣的（钱）赶不上物价涨的（钱）。
”
朱伍奎说：
“我是一个人挣钱，养活我媳妇和儿子三口人。
我们开销不大，每个月能净挣个几百块钱。
但去年吃的肉、菜什么的价格涨得太快，我每个月落下的钱又少了一些。
”
朱伍奎举例说，带皮的猪肉２００６年才七、八块钱一斤，去年翻了一番，涨到了十几块钱一斤。
“平常吃什么东西都得省着点。
”
让朱伍奎感到烦心的还有看病。
“对我们农民工来说，吃的喝的都无所谓，就数看病是大事。
但我们在城里看病不容易，一是贵；二是报销不了”，他说。
朱伍奎说：
“平常有个一般的轻微的病，我们就耗着过。
实在耗不住了，就到街上的小诊所看；有的病小诊所治不好，就只能去大医院。
但大医院花费又太多，随便一个小病，他们（医生）能给你开一堆的检查、化验项目。
去年一年，我们一家三口光看病就花了一千多块钱。
”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朱伍奎还一直打听城里人生病后的医疗报销问题。
他说：
“你们生病还可以报销一些，我们生病全靠自己掏钱。
虽然老家有农村医疗合作，但在这个城市里又用不了。
现在去看病只希望能遇上个好大夫，不给我们胡开药、乱检查就算是好的了。
”
记者点评：
物价涨、看病贵在２００７年不仅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还尤其影响着本来赚钱就很艰辛的农民工群体。
与城市低收入群体能获得物价补贴等各种政策性补贴不同的是，农民工群体在物价上涨过程中得不到任何政策帮助。
除此之外，医疗保险等城市医疗保障政策也能消除城市居民的部分看病压力，而没有任何保障政策的农民工只能感叹“看病贵”。
朱伍奎的上述两件烦心事反映出城市政策在关照农民工群体方面的缺失，其根本原因虽在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城市社会功能的不足。
期盼事：
希望城里的惠民政策能够阳光普照到我们
“我经常看电视，看到城市政府每年都出台好多惠民政策，可惜很少与我们农民工有关”，已外出打工十余年的朱伍奎说：
“现在城市的包容性越来越好了，下一步我们最大的期盼就是，城里的诸多惠民政策能够阳光普照到我们农民工身上。
”
朱伍奎说，现在城市里打工人员那么多，他们干的都是辛苦活，政府应该出台政策对他们的生活进行保障。
具体而言，朱伍奎在新的一年里有三件期盼的事：
一是期盼政府出台措施，使物价再降一些，让农民工们的生活成本低一些，生活更加舒适一些。
二是孩子上学更方便一些。
朱伍奎说：
“现在我儿子的学杂费什么的要比城里的孩子多三百多块钱，虽然这部分钱我能承担得起，但最好是没有这个差距才好！
”
朱伍奎还担心自己孩子小学以后的求学之路。
他说：
“在城里上小学的费用我还能承受，上了初中之后，我肯定负担不了了；再说，没有城市户口，孩子也不可能在城里上初中。
没办法，只有等孩子上初中的时候把他送回老家学校就读。
”
三是期盼在城里看病时能像城里人一样有保障。
朱伍奎说，在看病时，我们一方面希望药价等能降低一些；另一方面也希望新型农村医疗合作能够在外省城市里用，或者专门出台一种针对农民工的医疗保险政策，使我们在看病时也能得到保障。
记者点评：
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可以预见的是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他们不可避免地将成为“新市民”，并出现与原住市民同样的利益诉求。
如何满足农民工的这些利益诉求、为他们提供生产生活保障，是城市政府亟待探索并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
朱伍奎新年时所期盼的事也昭示着城市政府和社会自我完善的方向，其中的关键是尽快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城市政府服务水平以及惠民政策的覆盖范围，真正使惠民阳光普照城市大地。
4户籍之门，阻断农民工子女高中路
马上就要开学了，上海的初三学生都在为考上一所好的高中而跃跃欲试。
但是在这座城市里，同样正在读初三的另外一个庞大的群体，却愁眉不展，不知道他们的高中在哪里。
因为，他们是农民工的孩子。
经过各级政府几年来不懈的努力，农民工子女已经能够在城市里放下一张平稳的书桌。
在上海等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正在陆续享受与城市户籍学生同等待遇，但是，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农民工子女在九年义务教育期后必须回原籍升学。
对于很多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但是没有取得城市户籍的农民工第二代来说，初中毕业，往往就意味着辍学。
农民工子女初中毕业后怎么办？
无论对城市还是对农民工来说，都是一个日益沉重的话题。
初中毕业即辍学
从江苏启东农村来上海打工的张雄伟经过21年奋斗，成为高级技师，收入不菲，身上还有很多第一：
上海建工集团第一个入党的农民工、上海市第一批农民工劳模。
日前，他又光荣当选上海市第一批农民工人大代表。
但是，纵然已有相当声誉，他也无法解决女儿在上海初中毕业后读高中的难题。
因此，张雄伟宁肯选择长时间的两地分居，受相思煎熬之苦，也要让女儿在农村老家读初中。
在上海，有400多万像张雄伟这样的农民工，其中不少人的孩子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有回过农村老家。
虽然很多孩子初中学习优秀，但薄薄一纸城市户籍，无情地横在他们与上海高中之间，无法逾越。
“这些孩子从小亲近城市文化，习惯了城市便利生活，但因政策上的原因不能在上海进行高中阶段的教育，并且由于他们的父母在上海务工也无法送他们返回原籍读书，这样他们就会无学可上，无业可就，只能终日游荡在社区，甚至产生危害社会治安的事件。
”张雄伟忧心忡忡地说。
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的一项调查显示，初中毕业后，有约一半的来上海农民工子女留沪跟随父母一起经商、帮工，或进入成人中专、技校或其他中等学校就读，另有一半来沪务工人员子女散落在社会之中，处于就学就业两难境地。
据2007年上海市教育事业统计，截止到2007年9月，上海接受义务教育的外来流动人口子女近38万人，其中初中阶段8万多人。
“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已有近20年历史，现在全国已有上亿农民工，在城市出生、成长但不能取得城市户籍的农民工子女，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
像上海，不少农民工子女都是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但是初中毕业后，按规定他们必须回农村原籍就读，实际上，他们基本上都不会回去读高中，只能辍学在家。
”上海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赵建德说。
赵建德表示，农民工子女与父辈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往往缺乏父辈吃苦耐劳的精神，但由于上不了大学，这个群体日后很难找到好的工作，还是跟父辈一样当农民工，很难融入主流社会，心态难免失衡。
”
“高中向农民工子女开放，非常困难”
最近公布的上海市中招办法对2008年中招报名条件作了一些调整，增加了父母一方原属上海市常住户口的上海市应届初中毕业生、地市级及以上政府驻沪办事机构有关工作人员子女（须为上海市应届初中毕业生）可以参加上海中考，此外，来上海投资的台湾人士子女、港澳和华侨子女及外籍学生，由原允许报考普通高中学校调整为可报考上海市高中阶段各类学校。
上海教育界诸多人士认为，上述能够参加上海中考的人数较少，目前上海高中对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子女开放，条件还不成熟。
“目前高中教育可以给农民工子女留一个小口子，即学校有权推荐特优学生一至二名学生，经考察合格进入高中学习，为优秀学生提供一条发展的道路。
”金山区蒙山中学名誉校长、上海市人大代表周纪平说，他多年研究农民工子女教育，呼吁教育公平，但他同时认为，目前高中教育暂不宜全面开放。
教育界人士认为，假如农民工子女在上海读高中，会遇到各种现实的问题：
例如，上海高考有自己的试卷，全国其他一些省市高考或考全国卷，或考地方卷，农民工子女在上海读高中，教材是一个大问题；又如，按规定，应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这以后也是一大问题。
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财政这一块如何解决。
“教育经费都是按户籍下拨，比如一个安徽籍农民工的孩子在上海读书，但这个孩子的教育经费是下拨到安徽的。
”上海市人大代表、嘉定区教育局副局长朱芳说，解决农民工子女读高中的问题，要小步走，政府要有一个超前规划，而且是以全国一盘棋的思路来做这件事，否则，只是靠一个城市的自觉行为，难以进行。
朱芳认为，在全国步调不一致的情况下，上海高中这个口子目前还不能开，否则，大家都涌到上海来读高中怎么办？
中等职业教育资源应向农民工子女开放
在高中目前对农民工子女开放尚不成熟的背景下，上海不少有识之士呼吁：
上海应开放中等职业教育资源，让农民工子女在初中毕业后能自由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学习。
在不久前结束的上海“两会”上，这种呼声渐高。
农民工人大代表张雄伟说，上海的中、高级职业技术院校近年来发展很快，专业门类齐全，学校规模大，毕业生就业率很高，但上海近年来初中毕业生的数量由于出生率下降而逐年下降，再过一两年可能仅能满足高中的容量。
这样，已经建成的职业技术院校的规模和优势也不能得到很好发挥，而企业需要的大量技术工人也将后继乏人。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副主任胡忠泽认为，一方面初中毕业后仍然留沪的农民工子女辍学，另一方面上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却招生不足，教育资源空置，“急需技术型人才的上海应开放全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让外来农民工子女入校学习，享受国家扶持发展职业教育的有关政策。
”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尹后庆日前接受“新华视点”记者采访时表示：
上海市教育部门已经注意到了社会的呼吁，上海市教委会同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深入进行了前期的政策研究，现在正在完善政策设计与操作方案，“即将进入决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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