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成为企业不可替代的员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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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成为企业不可替代的员工
龚曙光：
怎样成为企业不可替代的员工
前不久，我委托集团人力资源部对集团年轻员工的比例作了个粗略调查。
调查结果出人意料，集团在长沙40岁以下的员工不到30％，而且主要集中在印刷集团和晨报，其中印刷集团的一线员工占了很大比例。
所以除开晨报、红网这样一些新体制单位，我们集团传统出版单位和发行单位中年轻员工，尤其是年轻骨干的比例是非常少的。
我与广电集团作了一下对比，广电集团每个栏目、每个板块的负责人以及主要创意人员的年龄大多是24～32岁，很多优秀栏目的主创人员在26岁左右。
北京、上海一些新的出版机构的编辑人员也都在30岁左右，销售人员就更年轻。
而我们集团主力编辑的年龄基本接近50岁。
集团核心业务团队年龄极度老化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威胁。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开始认认真真地整顿我们的招聘工作，开始认认真真地筹划我们的员工培训工作。
如果我们集团不能用5年的时间把目前25～35岁断层的这代人弥补起来，不能用5年的时间储备一批在社会上有竞争力的年轻团队，那么集团就没有未来。
今天我讲的重点是如何成为企业不可替代的员工。
我评价一个员工是不是可替代，一般以5年作为一个周期，看这个员工5年之后，他的岗位是否有人能替代。
这是职业生涯的最高状态，以至于有许多优秀的员工因为年龄、健康的原因离开岗位的时候，整个社会都找不到合适的人替代他，例如GE公司的前CEO韦尔奇。
韦尔奇不仅在职的时候是不可替代的，在他离开岗位之后，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他的继任者只是继承了他的职位，而没有继承他的影响力，他的离开为这个职业留下了着巨大的空洞与永恒的遗憾。
我们集团也有一些不可替代的优秀员工，比如岳麓书社的唐浩明。
他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对湘军的研究，以及对曾国藩的研究的权威性，估计10年都没有人能替代他。
他对湘军的研究站在了中国的最高峰，当中国对湘军的研究站在世界最高峰时，他就站在世界的最高峰。
集团还有一些员工，他们虽然不是最优秀的，但拥有自己的专长，也是不可替代的。
除此之外，集团更多的员工是可有可无的，是可以随时更替的。
所以，在企业中，如果你想让你的职级是可靠的，回报是丰厚的，上升通道是打开的，你就要做到不可替代。
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员工，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考虑的问题，我主要谈三点。
第一，培养精神气质。
也许大家会觉得奇怪，我为什么会推荐大家看《士兵突击》，为什么会推荐大家读《狼图腾》？
其实这两部作品中表达了我对员工的不同要求。
作为个体，我认为最好的员工是许三多和成才；作为团体，我认为最好的团队是狼。
许三多和成才在个性、智商、情商等方面都不一样，但这两个人物在作品中同样感人，同样是个人精神气质决定命运的典型。
在某种意义上，成才的成长之路比许三多更有典型意义。
创造许三多这个人物，作者是想塑造新时代的阿甘，他的名言是“不抛弃、不放弃”，“做有意义的事”。
什么叫“不抛弃”，“不抛弃”实际上是指不被抛弃。
什么叫“不放弃”，“不抛弃”是指为了不被抛弃而不能放弃。
许三多看上去呆呆傻傻，情商很低，成才很精明，情商很高，他们两人的对照实际上是情商的对照。
许三多是从木讷、坚定、本分这样一种传统的好人素质中发掘自己的潜力，他表现的精神是坚韧。
与之相对的是成才。
成才善于揣摩人的心意，是一个工于算计的人，把自己的人生道路规划得非常好。
社会上成才这样的人其实比许三多要多很多。
如果像成才这样的人都没有成功之路的话，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没有成功之路。
成才的身上其实有跟许三多一样的东西，也是“不抛弃、不放弃”。
成才有沮丧的时候，但成才从来没有抛弃过。
他在自己的坚持中也成了“兵王”。
所以成才的成长之路昭示着情商比较高又有点智商的大学生们，只要“不抛弃、不放弃”，只要有一个目标，平时耍点小聪明是无伤大雅的。
在这两个典型人物身上大家应该是可以悟到一些东西的。
那就是什么样的气质，什么样的精神可以成为“兵王”。
像许三多这样全能型的士兵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
一个排长死掉了可以补上去，连长死掉了，可以补上去，但一个好士兵死掉了，就是死掉了。
一个职业生涯刚刚开始的人，可以把目标定为将军，但走向将军的第一个台阶一定是“兵王”。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员工都从基层做起。
一个不可替代的员工一定是来自基层的，在具体岗位上的全能“兵王”。
作为团队，必须是一个狼群。
在世界上所有动物中，狼的团队是最好的团队。
每条狼既具有独自作战的能力，同时又具有非常好的协调性。
许多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长期研究狼，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研究狼的社会组织以探讨人类最好的团队管理模式。
每一个个体狼都是非常强健的有独自作战能力的士兵，同时他也是团队中有着很好的协调性一个单元。
狼只有当它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个体的时候,他才会以个体的方式去战斗，否则他永远都是以一个团队，一种队形去战斗。
这一点对现代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狼会关注到，在队形中，他这个岗位必须死守，不可以逃离。
所以狼才会有这样一些壮烈行动：
为了不掉队，宁可把被捕兽夹夹住的腿咬断；为了保持队伍的完整性，可以咬断奄奄一息的同伴的喉咙。
对狼群来说，团队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
狼最厉害的武器是他的牙，猎人打狼往往敲断狼牙。
当狼牙被猎人打断后，哪怕这匹狼其他部位没有受任何伤，这条狼也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当一匹狼不能成为团队中的战斗分子的时候，他所有的价值都失去了，甚至连生存的尊严都失去了。
这里有两层意义值得我们去关注，第一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就是我们可以作为战斗人员存在于团队之中，我们的价值是因为团队而存在的，而不是因为个体。
第二就是为了使团队永远保持最好的战斗力，狼群可以牺牲掉个体。
狼群中头狼的产生是非常血腥的，但头狼又是所有动物中最没有特权的。
当头狼就意味着责任，牺牲。
《狼图腾》描写的多次狼和人，狼和其他动物的战役中，头狼总是冲在最前面的。
狼这个团队之所以好，是因为他的领袖是无私的。
因为领袖无私，所以团队的成员才可以牺牲自己而使团队利益至上。
一个公司也是这样，如果领导做不到大公无私，做不到把企业的利益当成最高利益，那么就不可能做成企业的头狼，就没有人会真心听他的，他的团队成员也不可能做到牺牲自己，服从团队的利益。
其实，这就是企业价值观的问题。
我在晨报的时候提出过四句话作为晨报的价值观：
因工作而快乐，因创造而富有，因团队而荣耀，因良善而崇高。
这样一种价值观比较符合大企业的价值选择，也符合现代企业的一些基本理念。
所谓“因工作而快乐”，是指作为现代企业的职员，你热爱你的工作，你工作着是快乐的，工作过程能使你产生愉悦。
如果感受不到工作的快乐，又怎么会把工作做好做持久做到精益求精呢？
人生中最重要的快乐应该是因工作而产生的。
“因创造而富有”，致富的方式有很多种，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慢慢熬时间有可能积累财富，毫无创意但是兢兢业业地工作也有可能致富。
而我们的企业则要求你为企业创造了价值而富有。
我们要求员工是要有创造性的，要求员工在工作岗位上创造出新的模式新的业绩来。
如果只是单纯完成工作而没有创造性，那就不可能富有。
“因团队而荣耀”，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自尊，但是当我们仅仅看到个人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团队感到羞耻的时候，这样的企业是没有前途的。
好的企业应该是当员工谈到团队的时候，感到很荣耀。
“因良善而崇高”，良善是一个人做人的根本，一个人的道德底线在哪里，就是看他是不是良善的。
在利欲熏天的社会环境中，如果我们还能保持一颗良善之心，会使你的生存变得崇高。
第二，个人的学养框架。
我们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做内容和卖内容。
这两个工作都涉及到读书，也就是学的问题。
读书是因人而异的，但读书也是有规律的，尤其是在一个浏览的时代，读书需要规划。
我们每天接触大量信息，军事、天文、生物、生活，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文字、影像、声光无所不包。
我们每个人都处在知识的海洋中，但是这个海是流动的，它甚至处在孔子描述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样一种状态。
我们每天和大量的知识接触，每天也和大量的知识失之交臂。
要把世界上的所有知识记下来是不可能的，但怎么样使我们每天接触的知识都能够有选择地积淀下来，并且自动归档，这是有规律的。
我们读书要分阅读和浏览，要分精读和泛读。
如果我们分不出阅读和浏览，我们对知识就是没有选择的，我们分不出精读和泛读，我们就建立不起自己的知识框架。
一个人只有建立了自己的知识框架，在知识的海洋中打下知识柱，那些浏览的知识才能够像海藻一样在海洋中有所依附。
随着知识越来越丰富，知识柱也会越来越粗，最终搭建起深厚的知识平台。
每个人都需要通过精读来建立自己的知识框架，没有通过精读打下知识框架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
精读的内容可以根据个人志趣选择，也可以根据职业规划选择，它可以形成你人生中最重要的理念和视角。
我认为一本书在不同的时期认真读三遍以上，才叫精读。
我自己精读的有这么几本书：
司马迁的《史记》、黑格尔的《小逻辑》、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9世纪丹麦学者勃兰兑斯的《19世纪文学主潮》、希尔顿学院的《现代西方酒店管理学》、韦尔奇的《我的自传》。
我并不是说这几本书就非常好，读书是很个性化的事情，它对每个人的影响都不一样，这些书是不是适合大家并不重要，我只是想谈谈这些书是怎样帮助我建立起知识框架的。
对于作者提到的这几本书，前面三本都读过，真正读的是前两本〈史记〉和〈万历十五年〉，黑格尔的〈小逻辑〉在湖南大学求学时候，在图书馆翻看过，没有细读，很多地方根本不懂，哲学味浓。
作者对于史记阅读感受和万历十五年的评价基本是中肯的，我也再次推荐这两本书。
值得反思的是，现在没有多少人去学习、读书了，哪怕是从事出版行业的人，多半忙于烦琐的事务主义旋涡里去了，做出来的产品，要追寻多少文化价值，简直是比较苛求的。
）
我读《史记》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史记》记录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故事，而史记记载的这些故事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原命题。
许多明清史学家、文人、诗人的作品中的故事都来源于史记。
史记构成了中国历史比较完整的故事框架。
不读史记，谈历史就找不到方向，谈中国文化就找不到源头。
《史记》给我的最大贡献就是提供了中国古人看待历史的视觉和方法。
当我们看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用中国人、用《史记》的视觉去判断它的价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向度。
我们现在看历史事件的时候，一般只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很少还会用古人的方法去看。
其实用中国古人的眼光去看现代故事会不会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国的历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万历十五年》给了我一个当代人解构历史的眼光。
它通过一个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有强烈当代意识的历史学者的眼光，把万历年间独特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个案解构了。
它告诉我当代人怎么读历史，怎么按照当代人的眼光、当代人的学识和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去读历史。
这是和《史记》完全不同的向度，而这两种向度构成了我的历史观和我看待历史的方法，所以我读的所有历史知识都会自然地归位到这两根知识柱上去。
它们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是思路、方法。
我为什么要读《小逻辑》呢？
其实学文科的人是不大懂逻辑的，我们是用感性的、跳跃的思维看世界，但世界却是以逻辑的方法运行的，它的推进方式是可以通过数理模式演算的，是可以通过形式逻辑推理的。
怎样通过任何一个事物的表象按照逻辑推论的三段式去寻找到这个事件背后的逻辑关系以及它最终的意义，这是我们一般人不关注的，而这点对我未来的职业生涯用处极大。
比如晨报策划选题的时候，我通常都会问一个问题，你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不是创新的？
我形成一个习惯，在看待任何一个新闻事件的时候，我绝对不满足于这个新闻事件本身的故事，而是要追寻新闻事件背后的意义。
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传统媒体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提供思想。
思想是什么？
思想是新闻事件背后的逻辑关系。
如果不能表达这种意义，报道就没有深度。
第四本书是勃兰兑斯的《19世纪文学主潮》，这是一本很专业的书，是一本文学史。
最开始被这本书所吸引是由于这本书的文字。
中国的文学史家一谈历史的时候往往结结巴巴，直白无文，但勃兰兑斯写欧洲19世纪文学写得非常洒脱，文字气势浩荡。
后来我又反复读这本书，是因为我突然发现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
人的命运其实就是人和这个时代主潮的关系。
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有主潮的，一个人能不能比较清醒，比较准确、比较完整地把握这个时代的主潮决定了你在这个时代是一个清醒的人还是一个糊涂的人，是一个自主的人还是一个不自主的人。
你和时代主潮的关系是顺应的关系还是背反的关系，就决定了你的命运。
如果你得风气之先，站在主潮潮头，而且很好地驾驭了这种主潮，那你肯定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如果你有意识地站在主潮的背面，逆时代主潮而行，你也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比如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中国的清王朝一定要灭亡，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代主潮，有两个人都很清醒地意识到了，一个是胡适，一个是王国维。
他们都很清楚清王朝必定会灭亡，以清王朝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但是他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胡适顺应了这种主潮，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所以才有白话文运动，才有新文化运动，而王国维虽然知道自己恪守的封建文化没有明天，但是他依然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他依然喜欢清式中国，最后他选择了殉道。
所以一个人和时代主潮的关系就决定了他的命运。
很多人不明白时代主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与时代主潮发生关系。
有的人是被动地与时代主潮发生关系，迷迷糊糊地成了英雄，更多的人是迷迷糊糊地成了牺牲品。
寻找时代主潮，把握时代主潮的能力也就成了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基本能力。
我们的编辑如果不读书、不看报、不与社会接触，是不可能了解社会主潮的。
不了解社会主潮又怎么能编出反映时代主潮的好书呢？
因此阅读《19世纪文学主潮》教会我一个人必须把握时代发展的基本脉络，这个脉络就是主潮。
《现代西方酒店管理学》这本书给了我什么？
希尔顿学院是世界上最好的酒店管理学院。
它这套酒店管理学的演绎应该说是西方酒店管理的经典著作。
酒店管理是西方现代管理学最先成熟的分支。
我们评价管理学是不是成熟，是看这个模式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希尔顿、喜来登、假日等这些世界著名的酒店集团，每家旗下都至少管理了10万家酒店。
而这些酒店遍及世界文明与不文明、开放与不开放的所有国家，包括利比亚、阿富汗。
同样一种酒店管理模式超越了社会制度、超越了人种、超越了文化、超越了习俗。
因此，这套管理模式实际上形成了西方管理学思想的基本框架，它给了我进入西方现代管理学的钥匙和基本方法。
韦尔奇的自传则告诉我在未来的资本世界，谁是主角，谁能创造未来资本的奇迹？
是职业经理人。
它教会我资本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集团的资本方是国家，我们的资本是国家资本，我的身份是国家资本雇佣的CEO。
韦尔奇的自传告诉我，在国家资本、公众资本的公司里，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有多大空间。
你能为这间公司做怎样的贡献，你以什么样的管理模式和理念去管理这种资本。
《酒店管理学》给我打下的是西方管理学管理理念和管理学问的基本框架，而韦尔奇教给我的是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定位以及管理的框架。
我后来吸收的其他一些优秀职业经理人的知识就自动地归档到管理学框架里。
就是这样一些书形成了我个人知识的基本框架。
在这个框架里，其他的一些知识自动附着，使这些柱子不断变粗。
当这些柱子变得比较粗的时候，你的知识框架就稳固了。
柱子越粗，它和知识海洋中浮游知识的接触面就越大，知识积淀下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并且知识积累的速度也会越快。
这是我谈的关于学养框架中如何建立“学”的框架问题。
关于“养”，我讲的是文化人格的养成。
每个人都有自身的独特的个性，有的人开朗，有的人忧郁，有的人坦诚，有的人老成，但是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我们做人的基本框架不完全来源于个人的个性，而来自于文化人格。
这种文化人格，有早期的与生俱来的因素，同时还有后天养成的可能。
比方说，我们湖南这么一块小地方，常德人和湘西人的文化个性就很不一样。
常德人的优点是基础教育比较好，喜欢读书会读书，重情商，有比较好的执行力；劣势是浅薄，脆弱，缺少韧性。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是可以回常德的，但我去了湘西。
我选择湘西惟一的理由是，在我看来，湖南人的性格中，惟一可以和常德形成很大层面上互补的文化是湘西文化。
因为第一湘西人木讷，至少是一种许三多式的表面上的木讷。
第二，湘西人执拗，倔强。
第三，湘西人很有韧性。
第四，湘西人求大成不取小巧。
湘西人不大用智慧，也不大倚仗智慧。
湘西人是有智慧的，很聪明，但是他不倚仗智慧，而常德人很倚仗智慧。
这种对比就有点像许三多和成才的对比。
湘西人的这种不取小巧源自于对于某种技巧性东西的文化反叛。
而我确确实实认为，我在湘西几年最大的收获，是这种意志的磨炼，是对于智慧的淡漠，是对于小巧有意识的拒绝。
所以文化是可以让你发生一些改变的。
考研究生的时候，当时有好几个导师想要我，一个华东师大的钱谷融教授，一个北师大的，一个山东师大的，一个厦门大学的，还有一个西北大学的。
我的标准是，不选学校不选导师，而是选文化。
南方文化我不选，因为湖湘文化在南方文化中是最大气的文化，我不能选一个更娘娘腔的文化去和它互补。
我可以选择的是北方文化，要么京派文化，要么西北文化，要么齐鲁文化。
北京文化一个是已经变成一种官方文化，它太庞杂，不纯粹。
西北文化太粗砺。
那么惟一可以在当代社会中保持它自己的纯净性，同时，在未来社会中，它可能有生发能力的，应该是齐鲁文化。
所以，最后我选择了去山东。
而我去山东三年之后，我感觉齐鲁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性文化、源文化，它是有道理的。
第一是因为历代皇帝的张扬。
第二，齐鲁文化至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态保持得最完整的。
第三，齐鲁文化对于一个人的实际作用，它是最有好处的。
比如说，齐鲁文化以良善作为人的基本底线，我就很有感触。
我去面试的时候——其实我外语还差三分，我专业考得非常好。
当时，我导师说你来吧，我去跟教务处交涉，取不取我不知道，但我希望你能录取。
我去了以后在学校招待所住下来还只有一个小时，就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提了很大的一篓桔子来了，那个时代的桔子在山东是很难得的。
这个老太太是系里的一个总支副书记。
她说曙光你从南方来，又是一个人，我怕你吃不惯北方的水果，给你买了一点桔子。
然后她给我倒了一点水就走掉了。
那时候我和这个老太太没有利害关系。
这样一种关心，它是真正出自于对一个远离家乡的求学学子的本能关心。
齐鲁文化本身的这种大气，这种仁厚，它确实能够改变人。
所以后来，我和北方人聊天，北方人问我是哪里人的时候，都不大相信我是南方人。
这表明我这两次有意识的文化选择，在改变我的文化人格，它在补充着我作为一个常德人文化人格上不够的地方。
我变得更像一个湘西人，更像一个北方人。
这样一种变化，它实际上是改变了作为一个常德人他个性中的东西，所以我肯定比一般的常德人更坚韧一些，我肯定比一般的常德人更木讷一些，哪怕有些事情我敏感，我也不会表现得那么敏感。
这是对性格的补充。
这些变化还对有些性格重造。
比如在我的个性中，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我对我们集团前景的把握可能比在座各位都悲观，我对中国出版业的评估比很多业界人士都悲观，我对很多人的前途也很悲观。
但这种悲观，如果你在有意地养成文化人格的时候，给它一些校正，它就变成一种好的东西，它并不一定全是坏的东西。
因为这样一种悲观，我就会对一个事情更多地去思考，那么这就对企业的运行给予了一个预警，当你对企业可能出现的状况有了预警之后，你就可以去校正它，你就可以让这种东西还没有完全成为事实的时候就去改变它的方向。
我把这样一种管理叫预警管理，我基本上对于晨报的管理是这样一种管理。
晨报在任何一个转折问题上，都比它可能到来的时间提早半年或者一年，我进行了转折，所以晨报在整个运行中，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就是这个原因。
包括对人，对某些干部，我意识到他的缺点的时候，我就早早地提醒他，这样的一种方式，它能够使你比较早地发现你管理中存在的隐患，而不等到这些隐患成为一种现实甚至一种潮流，你再去解决。
所以文化人格的养成的问题，也就是我讲的“养”的问题，它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刚才讲的这几个重大的变化，它可以形成人生的“养”。
即使是小圈子，它也能够改变你。
因为任何一个单位都有单位的文化，只要你有心去塑造自己的个性，去改造它，你就可能使这种与生俱来的弱点尽可能地缩小，而通过这种文化人格的修正使你的人格更完美一些，或者说不至于造成很大的缺失。
我讲这些的原因，归纳起来是一个意思，人，你必须注重你学和养的框架。
你不搭框架，是永远支撑不起你的人生的。
学和养的框架，是作为一个职员，尤其是作为一个刚刚走上职业生涯的人，最重要的工作。
我就把他叫做“人生需要大规划，不要小经营”。
我所指的大规划，是指的你对你的知识框架的规划，你对你的文化人格框架的规划。
不要小经营，是指你不要看到某一个具体的机会，某一个机遇的时候，你想很多的主意去靠近这个人。
比如说，今天龚总是我们集团的领导，他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他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你靠你的那点智慧去揣摩是搞不好的。
那你靠什么？
靠你的学养框架，靠你的知识所搭造的这种框架的稳固和巨大，靠你这种文化人格它的主导方面没有缺陷，这时就会变成让我来找你，你让我来找你的时候就比你来找我要方便得多。
与其你爱我，不如你让我爱你。
任何一个机遇其实都是这样，很多机遇都不是人力能够追求到的，所谓有时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生活中找到无数的例证。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何况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智者，所以我说，不要小经营，是指这个意思。
当你有了大规划的时候，小经营就显得非常微不足道。
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
什么叫天算？
就是你一切都准备好了，随便从哪个角度看它都必然找到你的时候，这叫天算。
仅仅靠关系它是不够的，你们从许三多的身上也能够看到这一点，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人算不如天算。
他傻得好，好在哪里？
不算计。
为什么他的路比成才走得顺一些？
尽管他受的苦比成才多一些，他的路还是比成才顺，没有那么多磕磕绊绊。
成才他也有天算的因素，但是他人算得很多，他很会搞小恩小惠，他很会和领导套磁。
所以我想，我们在开始自己的人生规划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的整个格局弄得太小，不要把自己弄得很累。
你要去算小帐，你要去弄小智慧，人生非常累的。
第三点我要和大家的强调的是职业技术。
湖南人与生俱来看不起技术，湖湘文化在根本上是一种非技术文化，甚至是一种反技术文化。
湖湘文化很伟大，湖湘文化铸造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辉煌，但是湖湘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个乱世文化，它不是一个治世文化。
湖湘文化兴起于中国整个封建文化的衰落之端，勃兴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之中，所以湖湘文化尤其是经湘军发展之后的湖湘文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乱世文化。
它的核心是：
第一，有枪便是草头王，第二是实事求是，不搞花架子，一切求结果。
第三，你的就是我的。
此话怎讲，湖南人自湘军之后，就不大有人愿意去经商了。
想从军的居多，因为从军就有一切。
湘军打下南京之后，据说滔滔千里长江，满江都是湖南人运金银财宝粮食回来的船。
湖南的一个农民或者秀才，当了湘军之后，他用几年的出生入死除了实现了他封侯封爵的梦想之外，还获得了大量财富。
这样一个过程的危险程度是很高的，但是艰难程度远远低于江浙人靠技术去积累财富的历史。
湖南虽然也有所谓的火宫殿，所谓的德园包子，所谓的杨眼镜，但是，湖南有几个老字号？
江浙有多少老字号，上海有多少老字号，南京有多少老字号，天津有多少老字号？
老字号是什么，老字号是把某一个行业的一种专门的技术经过历朝历代人的探索，逐步地把它精细化，成为一个独特的专业的技术。
而通过这样一种技术积累财富达到发家致富，这是技术文化。
到目前为止，湖南人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技术文化的氛围。
而在一个治世里面，技术文化是重要的。
仅仅靠胆子大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获取财富的主要通道。
湖南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湖湘文化的这种制约，比方说改革开放的时代，湖南的出版做得很好，它做得很好不是书出得特别精彩，它主要是胆子大，人家不敢出的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我们出了，人家不敢出《蒋介石秘闻录》我们出了，还有“走向世界丛书”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书。
那么我们是靠什么东西抢得了先机？
胆子大，敏感。
政治上的敏感和操作上的胆子大使湖南出版搏得了第一桶金。
但是为什么近几年来或者近些年来，我们的出版逐渐地走下坡路，而原来为我们所不齿的浙江、江苏等等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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