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技术面临的社会伦理问题分析概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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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技术面临的社会伦理问题分析概要

器官移植技术面临的社会伦理问题分析 

 

内容摘要:

器官移植是生物医学工程领域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对于挽救终末期器官功

能衰竭病人的生命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器官移植产生的伦理道德争论和问题,直接影响了器官移植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本文重点探讨器官移植面临的社会伦理问题并进行分析。

 

关键词:

器官移植,器官来源,器官供应,器官分配   

器官移植技术是通过手术用一个健康的器官去替换该丧失功能而无法挽救的器官,从而使生命个体重新获得正常的生理机能。

①通常分为自体移植、同系移植、同种移植和异种移植。

它被誉为“21 世纪医学之颠”,为人类医疗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已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器官移植而重新获得了健康。

1948年,肾透析机首次在波士顿被使用。

第一次人体之间的肾移植则出现于1954年。

之后,1959年用于免疫排斥问题的抑制药物被研制出来,1961年首次在人身上使用。

突破接踵而来,但是面临的困难也是巨大的,移植器官的短缺,器官分配的不平等日益困扰着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

本文将重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一问题。

 

一、器官来源的伦理问题分析 

用于移植的器官主要有两个来源:

活人与死者,即所谓的活体供者和尸体供者。

虽然两种移植方式不同,但是却都面临着各自的伦理困境。

 

对活体供者而言,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较为敏感,关键的问题是征得同意。

如果接受者是至亲,而且处于危急时刻,合格的捐献者可能感到压力很大而被迫成为一个捐献者,其实内心里他们并不一定愿意成为一个捐献者,但是如果不这么做又会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

所以人们必须关心确保给予这些预期的捐献者自由选择的心理和伦理空间。

此外,器官捐献要绝对自愿,这不仅意味着供者的知情同意,而且是在没有任何威胁利诱的情景下的同意。

许多国家的医疗法规中,不是一、二级的亲属关系则禁止活体捐赠,也禁止对外国病人进行活体捐赠。

对于迫于贫困或其他压力下的“自愿”应该禁止,器官移植技术不能只为有钱的强势人群造福而给弱势人群带来更大的风险和伤害。

 

给予预期捐献者必要的心理空间,在我国尤其应该重视。

我国的社会伦理构成,注定了是一种血亲关系十分密切的构成结构,这种“不得不”捐献是情况是大量存在的,为了供者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十分有必要考虑其主观意愿。

 

对于另外一种来源——尸体供者而言,从尸体上摘取器官,要有死者生前自愿捐献的书面或口头遗嘱,同时也要保证获得其亲属的同意,人死后能否捐献器官,受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和传统观念的制约。

愿意死后捐献器官的人并不多,即使是先有约定,如果在死者家属处于极度悲伤时摘取器官则难以接受,在家属情绪好转后所摘取的器官功能又大受影响。

因此,尸体供者关键问题是改变公众思想观念和文化习俗。

其次,这里还有一个关键伦理问题是保证器官在取出之前,这个人已经死亡了。

这里涉及对脑死亡

                                                        

 张玲.器官移植的社会伦理思考.医学与社会, 2006年5月 

概念的争议。

死亡的判断直接关系到供体器官的质量,心跳呼吸停止之前摘取供体器官,因未受缺血的损害,是最理想供体。

按照我国传统的死亡概念,切取有心跳的人的器官,不仅不能为国民接受,而且也是不道德和违法的。

 

所以对尸体供者而言,社会文化习俗的影响和死亡情况的判断是十分重要的。

这里医生的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就显得很关键,如果移植医生为了某些个人利益,在供体未死亡的情况下实施了移植手术,无疑是一种变相的谋杀。

这里就需要有某些严格的监督机制来发挥作用二、器官供应的伦理问题分析 

在所有的与移植相关的问题中,供应仍旧是最困难的,因为总是供不应求。

具体表现大致是移植手术成功率低,移植器官需求远大于供应。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所表明的,全世界需紧急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数量与所捐献人体器官的数量比为20∶1,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靠药物维持可以等待但又必须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因而供体器官缺口相当大。

具体到我国而言,由于受传统观念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很难接受一些新的具有现代性的理念,无法接受活体或尸体器官捐献。

与发达国家医院死亡尸解率高达80%~90%相比,中国医院每年尸体解剖数就很少。

这说明传统思想在当代中国是占了很大比重的。

 

但是即使是在国外,这一情况仍旧是不容乐观的,尽管人们表示自己不反对或者希望成为一个捐献者,但是大多数人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成为一个捐献者,许多的家庭也不允许自己的亲属成为捐献者。

因此,获得器官的主要途径——捐献,一直没能提供满足的数量。

 

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国外出台了两个主要的方案。

第一个是所谓的“退出性”解决方案。

按照这个方案,每个死去的人都被假定为一个器官捐献者,除非他明确提出异议,表示自己不愿成为捐献者。

这像是一种把捐献设为默认状态,不捐献反而是异常状态,但是这种解决对大多数人而言还是一种半强迫的。

另外的一种解决方案是“要求的”解决方案,即,健康部门要主动去询问病人和他的亲属,是否愿意成为一个捐献者。

这种制度类似于协商和交流的方式,主动向病人询问可以最大程度的扩展捐献渠道,同时也尊重了个人的选择,避免患者的知情权受到伤害。

 

当然,这两种选择都不一定是最好的。

在这之外,容许个人器官的买卖是最简单快捷的方案,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相信全世界都同意,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同意这样做。

即使是在黑市有这样的活动,但是也是遭打击的目标。

因为如果放开器官交易,首先是会导致人口贩卖和暴力犯罪的高发,其次会导致穷人地位的进一步恶化,只有富人才能承受高额的器官移植费用,再次,这样的活动是对人器官的明码标价,无疑是对人尊严的一种轻视,在极为重视人权的西方社会是不会容许的。

 

三、器官分配的伦理问题分析 

器官的分配问题是与供应问题密切相关的,那么由谁来接受已有的器官呢?

 

人体器官是一种稀有的卫生资源,是不可能按需分配的。

这就给医生在进行器官分配时面临伦理难题,即可供移植的器官和技术总是有限的,那么谁应先接受移植手术?

这是如何选择病人的问题。

因此在器官分配时要着重把握好一些几个标准。

 

首先要考虑的是医学原则,其标准应由医务人员判断。

在器官移植前,必须对病人

进行全面的评估,掌握合适的适应症与禁忌症,移植术后才可能有良好的医学结果。

医学原则体现了“需要决定”的最基础的公平原则。

第二是伦理学原则,其实质是一个社会标准问题。

如对社会贡献大的人理应得到报偿,即照顾性原则;未来对社会作用的社会价值问题,即前瞻性原则;在家庭中地位和作用问题,即家庭角色原则等。

第三是个人和社会的应付能力标准。

个人应付能力即病人配合治疗的能力,社会应付能力即病人与治疗有关的日常生活条件,如家庭生活环境、经济条件、病人对他周围人的重要性、社会支持能力等。

第四还存在行为方式及情感趋向问题。

从功利主义的观点判断,病例的选择应着眼于科学发展及技术成功的因素。

若从人道主义观点分析,则应由医学观点来选择移植对象,用非医学因素挑选受体不符合公平原则。

 

尽管有很多让器官分配体系合理化的努力和重重原则的出现,但是歧视问题仍旧严重。

这里还延伸出一个伦理问题。

即1995年,美国垒球的传奇人物米基·曼特尔,因为自身的恶习——酗酒导致肝硬化,从而接受肝移植。

这样的人可以看作是自愿放弃健康的人,是否有必要通过移植救助他们。

 

此外,是否该限制移植者的移植次数。

一个人是否只能接受一个器官?

一个人是否应连续的接受器官直到手术成功吗?

还是要限制这个移植次数?

这个次数又该是多少?

相信这样的伦理问题是无解的。

 

器官移植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将人类的社会伦理思考推向了进步。

人们不得不考虑移植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伦理、法律和技术层面。

尤其是在伦理层面,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如基因技术的应用,影响了人类对待移植的认知态度,同时,这种态度的转变也必将决定新的移植技术的走向。

 

  

参考文献:

 

1.张玲.器官移植的社会伦理思考.医学与社会,2006年5月 

2.吕军.叶章群.李倩.器官移植面临的伦理问题及对策.中国医学伦理学,2006年2月 3.赵志鸿.器官移植中的道德难题与解决对策.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7年30期 

4.唐媛,吴易雄,李建华.中国器官移植的现状、成因及伦理研究.中国现代医学,2008年4月 5.托马斯〃香农.生命伦理学导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器官移植中的伦理问题浅谈

                                       邓广江

                          (2008110394第二临床学院内分泌学)

[摘要]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血管缝合技术的进步、低温生物学的发展以及免疫抑制剂的问世,器官移植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发展获得了很多的成功。

器官移植这项高新医学技术,已经成为挽救生命垂危病人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本文分析了器官移植在我国的历史与现状,探讨了器官移植中的医学伦理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器官移植过程中应该格守的伦理原则以及解决问题的一些对策。

[关键词]器官移植;历史概况与现状;医学伦理学问题;伦理原则;法律规范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器官移植得到了长足发展并正方兴未艾,然而也存在着不少伦理问题如器官来源问题中伦理道德问题,传统观念问题,伦理学的原则问题,法律法规的健全问题等等直接影响着这项高技术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探讨并提出相应对策,尽快与发达国家接轨,为人民群众健康做出贡献。

本文从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历史概况,现状出发,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目前器官移植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和建议。

一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历史概况与现状

  

  器官移植是用一个健康的器官换另一个损坏而无法医治的脏器,以挽救病的和生命。

从供者和受者的免疫遗传角度,器官移植可分为自体移植(如皮肤移植)、同种移植、异体移植。

根据移植位置不同,可分为原位移植和异位移植.根据移植是否人工制造可分为生物器官移植和人工器官移植。

在同种移植中以供者是活体和尸体,是亲属还是非亲属,可分活体亲属供体、活体非亲属供体、尸体亲属供体、尸体非亲属供体等。

早在19世纪,人们便开始了器官移植的实验研究。

1954年12月23日,首例肾移植成功,医默里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1963年,美国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例肝移植和肺移植。

1967年,南非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心脏移植。

1968年,美国进行了第一例心肺联合移植。

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成熟和设备的改进,肾、肝、心、肺、骨髓、小肠、关节、甲状旁腺、胰腺、骨髓等器官的移植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1]

  我国器官移植最初始于60年代。

到1974年第一例肾移植成功;1978年第一例肝移植成功;1978年上悔第一例心脏移植成功,病人存活109天,1992年北京一例成活214天,哈尔滨医大—例心脏移植已突破3年,现仍生存。

我国已由肾、肝、心脏移植等发展到胰岛、胰腺、脾、肾上腺、骨髓、胸腺、睾丸等,以及双器官联合移植。

在武汉建立了全国性器官移植登记处,成立了中华嚣官移植学会。

我国的肾移植现已突破l万例,肾移植单位已选90个。

受者长期康复率逐年上升,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胚胎胰岛移植、脾移植和胚胎供器官移植等则一直处于国际上领先的地位。

[1]

  然而,我国的大器官移植进展很慢,如肝脏移植等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无论是开展数量上,存活的时间上还是效果上都存在较大差距,主要问题除了移植技术上的不成熟,免疫抑制剂药的使用外,还有人们的道德观念伦理问题等等。

二  我国器官移植的伦理学问题

  1.嚣官来源问题

1.1传统观念的束缚,影响器官来源

我国国民由于受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影响,无论是活体还是尸体器官的捐献都存在着一定的阻力,《札记)中说: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以及“生要金肤,死要厚葬”等所谓生命神圣论包括肌体神圣论至今有较大影响,捐献器官甚少,器官来源匮乏。

[2]器官移植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从一个人身上取得能够成活的器官移植给另一个人,其中是否符合伦理道德一直存在着争论。

同时我国还有“人死后在七七四十九内天灵魂不死”的迷信说法。

在此期间,亲属要祭拜,烘奉死者亡灵。

因此,对亲人刚死去就捐献遗体或器官。

死者家属难以接受。

虽然人们在道理上能够理解用已经死去的亲人的遗体或某个器官去救活一个人的生命是一种高尚行为,但面对自己的亲人刚刚死去,就将其尸体捐献出去。

在道德情感上是难以接受的,人们往往认为这是对亲人尊严的亵渎和损害。

1.2  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保障,影响器官来源

一项对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调查研究显示76.8%的人支持人体器官移植,65.1%的人表示愿意捐献自己的某些器官。

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人们日渐认同器官移植的道德性。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国民观念的更新,有愈来盎多地人认为捐献器官是一种利他的行为,自愿捐献器官已开始为人们所接受。

发达国家器官收集一般采用自愿捐献、商业化和推定同意三种政策,鼓励自愿捐献并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并有相应法律支持。

[2]我国现行的自发的活体或尸体器官资源捐献的方式没能从法律上作出明确的规范,以至于出现“器官移植犯罪”等问题。

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捐献器官的积极性。

1.3  没有同一的脑死亡标准,影响了器官的摘取时间

死亡的判断直接关系到供体器官的质量与移植的成功率。

1968年美国哈佛医学院确定的脑死亡即不可逆昏迷。

此时摘取的器官尚未遭受缺血的损害,能在受体内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成功率高且存活时间长,是器官移植的最理想供体。

然而,我国仍沿用心跳、呼吸停止做为死亡的标准。

据此传统死亡概念,切取一个尚有心跳的人的器官不仅不能为国民所接受,而且也是不道德和违法的,成为摘取供体器官的一大障碍。

器官采集的时间直接关系到供体器官的质量与移植后的成功率。

[3]

1.4  道德问题,影响器官的来源

器官来源的道德问题主要包括尸体器官的伦理学问题,活体器官捐献的伦理问题,异种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等。

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器官的来源。

在这里,同体器官移植的问题就不做论述。

但是,不得不提一下关于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的利用,如果死刑犯完全是出于自愿死后捐献器官这是符合伦理标准的,但是我们应当考虑到死刑犯处于弱势地位,其被不能排除其被逼或者被利诱同意捐献器官,如果是由于上述两点其同意器官捐献,这样就与伦理相违背。

另外,异种器官移植也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

使用异种器官移植是为

解决人体器官来源不足的一条途径。

科学家也在为此积极探索,但是异种器官移植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和伦理问题,一是受社会公众能否从观念上接受人体内移植动物器官移植;二是一些动物权利保护者反对动武器官的移植;三是异种移植后人体会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动物的属性或者习性会不会传给人类的问题。

    2.经济利益问题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德国法西斯利用医学科学技术作为杀人手段和买卖器官的不道德现象。

目前,随着移植技术的发展,西方有些国家出现了“器官市场”、“眼银行”,“肾银行”等。

甚至某些发达国家的商人为了赚钱,拿患者的钱到第三世界国家收买器官。

而有些贫困者由于生活所追,为钱而出卖自己的器官。

双方都看重了钱,很可能会忽视器官的质量,从而会影响器官移植的质量和接受器官移植者的生命安全。

正是上述原因,影响着器官移植的健康发展。

[4]

3.卫生资源的分配问题

3.1有限的卫生资源如何合理分配

在生物医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器官作为稀有的卫生资源必然存在着分配的伦理难题。

目前我国存在着病人与设备、器官、资金短缺的矛盾,尤其是器官的供不应求和负担不起器官移植的高昂费用。

有限的移植器官如何进行分配,哪些人优先接受移植术,病人应如何选择等,即如何达到健康效益与经济收益的有机同一,成为了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话题。

3.2移植器官分配上的矛盾

有限的移植器官与需要移植器官的大量病人之间存在着供不应求的矛盾,根据什么伦理原则进行分配?

受体的道德疑虑往往需要考虑三个方面:

一是本人接受器官移植后的家庭价值和社会价值,二是接受移植后存活率,三是由此造成的经济问题可否解决,即如何达到健康效益与经济收益的有机统一。

这也是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5]

三对策和建议

  1.加强宣传教育,树立新的器官移植观念

     积极宣传器官移植方面的科学知识,改变传统的文化思想,使人们认识到利用死者器官治病救人是一种有利于社会和医学进步的美德。

宣传教育要充分尊重人们的道德情感和心理承受能力,坚持自愿捐赠、知情同意的原则。

[6]只有人们真正解放思想观念,慷慨献爱心,才能解决器官来源不足的问题,才能提高器官移植的质量。

同时,科学地宣传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

并呼吁全社会尽快在我国确立并逐步实施“脑死亡”诊断标准、促进医学科学的更大进步。

     2.严格遵守器官移植中的伦理道德原则

针对供体器官严重不足的问题有人提出了人体器官移植中公平的伦理原则,因此提出了平等医疗权的原则。

平等的医疗权是患者的基本权利之一,是宪法上的平等权在医疗领域的延伸和具体化,平等的医疗权。

平等的医疗权是指机会平等。

即按照一定的标准分配器官,不同的种族、性别、年龄的申请者都有均等的机会,机会平等并不表示结果平等,因为能否实现器官移植还存在许多的影响因素,如配型的问题等。

另一方面,人本身的价值问题也是这个重要的原则。

从事器官移植的研究人员及临床医生应把恢复患者的健康作为首要目的,开展科学研究,推动医学发展应是第二位的动机。

器官移植的研究人员和临床医师不仅要在主观动机上,而且要在行动上以人类健康为重,保护人类利益,避免危害大众健康。

3.合理分配医疗资源的原则

     美国医院伦理委员会制定了合理分配卫生资源的五个原则:

(1)回顾性原则,照顾病人过去的社会贡献;

(2)前瞻性原则,考虑病人未来的社会作用;(3)家庭角色原则.家庭主要角色优于其他家庭角色;(4)科研价值原则,有科研价值者优于一般病人;(5)年龄寿命原则,考虑病人年龄状况等。

我国目前各医院主要依据适应症和禁忌症、支付医疗费用能力、排队先后等原则盛行,尚未规范化。

建议参照发达国家通行的伦理原则与做法,根据我国国情制定相应原则和政策,以确保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健康发展。

[7]

•    4.健全器官移植的法律,法规

     器官移植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冲突的调整都需要立法来解决。

此外,对于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或买卖器官,或私下进行器官移植活动等行为,急需立法加以打击。

2003年8月深圳市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地方性的器官移植法规,开创了我国器官移植法律法规的先河。

我国要加强对器官移植的立法和管理,对器官移植实验实行严格的准入、审查与监督,对器官移植涉及的各种权利、义务进行规范。

 

综上所述,人体器官移植不仅是一项医学行为,同时也具有深刻的伦理学以及社会意义。

我们应当尽快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使之规范化。

譬如明确规定禁止器官买卖等的问题,并尽快建立脑死亡的相关原则,健全器官捐献的体系,使更多的人了解器官捐献并参与到其中来,并建立一套器官调配中心网络,建立社会共享系统,不断加强同国外的合作,争取得到社会的支持,增加器官供应的数量,保证器官移植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张冀芬,张宝珍.器官移植与伦理道德问题探讨[J].山西科技,2000,2:

      40-41.

 [2]韩颖.异种器官移植的发展与医学伦理学思考[J].中国医学伦理学,

      2005,101:

27-29.

 [3]张玲.器官移植的社会伦理思考[J].医学与社会,2006,5:

24-29.

 [4]王彩霞,张军,张希晨.医学伦理学教程[M].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186—187.

[5]杨檬檬.器官移植的医学伦理学问题浅析[J].社区医学杂志,2008,

    6:

30-31.

[6]何锁成,田秀云.器官移植的伦理思考[J].华北煤炭医学院学报,

    2000,2:

473-474.

[7]王玮玲.器官移植与伦理道德关系刍议[J].山西职工医学院学报,2001,

    11:

55-56.

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随着手术治疗更广和更深的发展以及免疫抑制剂的改进和医学美容服务的大量开展,近50年来各种器官移植手术和近20年来美容手术陆续实施,并成为医学领域最引人注目的进展之一,这使许多难以治愈的病人得以生存或康复或获得美好与幸福。

但是,器官移植和医学美容也带来了许多伦理问题,给医务人员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

第一节 器官移植的伦理一、器官移植的历史概况器官移植(Organtransplantation)是摘除人体的某一器官并把它置于同一个(自体移植)或同种另一个体(同种异体移植)、或不同种个体(异体移植)的相同部位(常位)或不同部位(异位)。

器官移植是医学高科技发展的成果之一。

(一)器官移植的历史皮肤移植在古代就有成功的记载,角膜移植开展也较早。

19世纪的欧洲,人们为了实现以新的器官替换功能低下的器官的愿望,进行了新的器官移植的实验研究。

首先是维也纳的外科医生Vilman进行了肾移植试验。

他把摘除的肾移植到同一条狗的颈部。

从生物体内取出器官移植于其它部位,并使之具有功能,这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0世纪30年代开始了同种肾移植的研究,1954年美国的莫雷(Murray)成功地完成了同卵双生子之间的肾移植并获得了长期存活,1962年他又用尸体肾进行同种异体移植获得了成功。

近年来,许多国家将肾移植作为常规治疗终末期肾病的有效手段,受术者的年龄范围也在扩大,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进步,其他器官的移植也获得迅速的开展。

1963年,美国的施塔基(Starge)首次开展了同种异体肝移植,同年,哈代(Hardy)首先开展了同种异体肺移植;1967年,南非的巴纳德(Barnard)首先实施同种异体心脏移植成功,自此之后,心脏移植存活率逐渐提高移植的总例数也在不断增加;1967年,美国的凯利(Kelly)首先报告了同种异体胰腺移植成功的报告,用于治疗晚期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1971年,美国汤玛斯(Thomas)最先成功地进行了同种异体骨髓移植,目前该项技术已成为治疗急、慢性白血病、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急性放射病及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的有效方法。

除以上器官的移植外,其它像脾脏、肾上腺、胸腺、甲状旁腺、睾丸等的同种异体移植都在开展,同时多器官的同种异体联合移植也在研究和应用中,人工器官和异种器官移植也在积极的实验中。

我国器官移植起步较晚,同种异体肾移植始于20世纪60年代,迄今各种器官移植也陆续开展起来,有些项目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但就总体水平上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二)器官移植的发展趋势为减少免疫排斥反应,器官移植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就是阐明抑制免疫机制,研究器官组织相容性,开发新的免疫抑制技术。

随着分子遗传学、生物基因工程学、免疫生物化学的进步,对HLA领域已能进行详尽的分析。

日本早就对仔猪已做成HLA的基因图,并对其基因和功能进行了研究。

世界很多科学家认为采用遗传工程方法,可以培育家畜,然后将其器官移植到人体,而不产生排斥反应。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有数十人接受动物器官移植手术,几年前美国匹茨堡的医生进行了第一例把狒狒的肝脏移植到人身上的手术,使患者复活了一个多月,这类手术的成功率,从当前来讲还是很低的。

20世纪70年代环孢霉素在临床上的应用,对器官移植影响很大,它可以明显抑制参与排斥反应的机体免疫细胞的活体,保护移植脏器,随其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使同种器官移植取得了划时代的进步。

据1973年全球移植中心记录,当时世界上已有40余万例病人接受了同种器官移植,并有大批20年、30年以上长期存活率。

但其副作用和预期后果存在严重问题,如肾脏毒性,淋巴瘤(2%),多毛、震颤、高血压等。

科学家正在探求新的投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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