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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之流1339点的信心

似水之流:

2002年1339点的信心

摘要:

   承接2001年的大跌,2002年初的两个月在无休止的大跌中度过。

1月29日,沪指大幅低开20点创下当年最低1339点,全日振幅4.19%,截至收盘大幅上涨2.44%,由此确认当年震荡反弹行情。

  随着全民大讨论的深入,市场不断传出利好的股改方案,市场也在当年3月和6月份大幅上涨,给波段者创造短期投资机会,然后牛熊转换非一年可行,股改方案迟迟未能落实,下半年市场基本处在阴跌状态,“阴雨绵绵”态势延至年底。

  虽然是阴雨天,但晴朗的阳光总是人们的心目中。

2002年,一个叫做QFII的新事物闯入了中国股市,它会给中国带来些新的什么?

    一人:

    李青原:

证监会的股改急先锋

  学者李青原走向前台

  2001年6月14日,《国有股减持办法》出台,部分上市公司甚至按10%的融资额市价减持国有股股份,股市开始暴跌,不少学者担忧国有股减持问题不解决,中国股市从此难现牛市

延至当年10月22日,证监会紧急暂停相关规定,宣布暂停在新股首发和增发中执行国有股减持政策,谋求寻找更合适的解决办法。

  终于2002年7月,李青原辞去高盛国际顾问的职务,接受时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盛情邀请,出任证监会规划委办公室主任一职。

而这一切源于她和李振宁的联名信,提出对股票市场要有高定位,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股票市场改革的重要性(此文也是后来"国九条"的基本思路)。

她认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应该引进一种机制,让非流通股和流通股股东共同表决。

  当2006年李青原从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的岗位上“缷任”时,她长舒一口气,以“大、局、已、定!

”斩钉截铁的四个字回顾和肯定自己的工作成绩,她兑现了自己“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我就可以离开了”的承诺。

虽然当时证监会为她保留了一间办公室,仍然保留其正局级研究员一职,但之后李青原辗转中国人民大学太平洋经济研究所等任职,难以割舍书生情怀的李青原,终于回复“学者”本色。

  学者李青原

  李青原经历颇丰,去过北大荒、上过工农兵大学。

1976年从北京外语学院毕业。

曾任联合国纽约总部传译员数年,也曾先后游学于曼彻斯特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1979年,李青原考取了联合国译员,成为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首批进入联合国的工作人员。

  1990年,李青原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教授,并最终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担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副司长至1993年,期间协助刘鸿儒筹建证监会,并参与国库券从行政摊销改为承购包销的发行方式改革,同时促成了第一家国内基金——山东淄博基金的诞生。

  1994年,李青原在纽约获得证券业从业资格,并被聘任为高盛(亚洲)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1997年,她出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中国政策顾问,1999年6月,重返高盛(亚洲),担任国际顾问。

1999年,她担任香港联交所创业板工作小组成员。

  1988年她与高西庆、王波明、王巍、刘二飞等八人起草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这在当时被称为声名赫赫的“白皮书”。

基于对国际市场的研究以及对国内市场的展望,她与诸多中国证券市场的元老们一起创立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即联办),李青原任联办研究开发部主任。

联办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孵化器”,李青原正是此“孵化器”创始人之一。

作为最早一批学习西方资本市场运作方式的一批人,李青原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加速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也直接促成了她2002年赴任证监会。

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这不仅仅是李青原付出智慧的一项工作,更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事业。

  股改急先锋

  李青原的加入让当时证监会的“海归”派又多了一名,这些人带着资本主义先进的市场建设和管理理念,给证监会这个证券市场管理机构源源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虽然担任证监会规划委主任的李青原官职不大,却是当时在公开场合露面最多的证监会官员,由于证监会是没有新闻发言人的政府机构,她甚至被认为是证监会的“政策传声筒”,有媒体分析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李青原本人敢于直言,敢于提出自己独立见解;另外则因为李青原对资本市场有深厚的研究背景。

  赴任证监会伊始,李青原即召集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私募基金等人士开会、调研,甚至还常常到散户大厅中听取中小股民的意见,同时邀请李振宁到自己任职的规划委讲课。

当时证监会最重要的两项工作便是全流通和退市问题,李青原的规划部则几乎完全承担了股改计划的研究工作。

"十六大"后周小川调任央行行长,李青原建议新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多听取市场人士的声音,并极力举荐李振宁,从此李振宁成为股改智囊团成员之一、尚福林的高参。

此后,李青原、李振宁和波涛组成了“股改三人组”,拉开了轰轰烈烈的股权分置改革大幕。

  2003年3月5日,“股改三人组”研究出一个股改方案,由李振宁执笔完成,方案透露股改将统一组织、分散决策、内部表决,并初步向证监会市场部、上市公司部征求意见,以判断上市公司有无试点的积极性。

在此期间,他们与四川长虹、三一重工、广东控股、雅戈尔等上市公司先后进行了接触。

由于“国九条”正在酝酿中,李振宁和李青原提议,先透露一些改革的方向以稳定市场。

据后来当事人回忆,起初他们想以全流通改制小组的名义发表文章,但怕太过敏感,最后决定以李振宁个人名义来发表文章。

  《国九条》正式发布李青原飘然卸任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九条》),承认中国股市存在股权分置问题,明确提出“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

2005年4月13日,证监会明确表示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条件已具备。

虽然此后,沪指曾一度从1248点跌至6月6日998点的新世纪历史最低位,跌幅高达20%,但由于此次股改对价方案综合考虑了各方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加上方案推出之际正值股市低位运行状态,几经波折之后这一方案最终被市场认为是重大利好,漫漫熊市由此转牛。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三一重工、清华同方等四家企业被选定为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企业;6月10日,三一重工每10股送3.5股派8元现金的股改方案获高票通过,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第一股”;6月17日,三一重工股票简称变更为“G三一”。

6月10日股改表决,晚上7点多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三一重工股改表决成功的消息,一位三一重工的小股东兴奋的说,“今天非常激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又一个春天,将从三一重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表决大会开始!

  2005年7月25日,李青原在一次研讨会上抛出了惊人观点,:

“新老划断界限已定,不以股价论成败”,这一度被市场理解为官方针对股改做出的指导性评价标准。

中国证监会还未开始总结,她的“不以股价论成败”论调引发了“股权分置改革成败的标准”的大辩论。

在李青原心目中,“只要占总市值60%的两三百家上市公司顺利进行了股改,改革就应该视为成功完成。

  李青原在证监会任职期间时而以学者的身份出现,时而又是以官员的身份出现。

在这期间发表了很多讲话,她总是习惯称是“只代表个人观点”。

在证监会最后半年时间,她一改往日作风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

2006年10月10日以中国石化完成股改复牌为标志,A股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一步步见证股权分置改革的李青原的历史使命也宣告完成。

  她在“学者”和“官员”两个身份之间艰难地走钢丝,数次在《中国证券报》发表声明,称她的观点只代表个人,不代表所在部门的意见,更不能代表目前的政策信号。

  李青原性格中包含较多直率的因素,不介意所谓的官场潜规则,更多时候的讲话表现出来的是不是自己的官员身份,更像一个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者。

媒体纷纷用“飘然挂冠而去”形容这位股改策划人的离任,这位精通声乐、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为证券监管体系中的“海归派”划上了一个休止符。

一事:

      QFII首登场:

国际资本“狼来了”

  我国QFII的诞生

  QFII(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是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简称,QFII机制是指外国专业投资机构到境内投资的资格认定制度。

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QFII制度是在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国家和地区,实现有序、稳妥开放证券市场的特殊通道。

在该制度下,获QFII资格的机构可以将一定额度的外汇资金汇入并兑换为当地货币,通过严格监督管理的专门账户投资当地证券市场,包括股息及买卖价差等在内各种资本所得经审核后可转换为外汇汇出,实际上就是对外资有限度地开放本国的证券市场。

  2002年,中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整体规模、功能和效率获得了大幅度提升,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大、最有活力的证券市场之一。

然而,除B股市场之外,外资几乎无法从中国经济的巨大腾飞中分一杯羹,同时我国证券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比重远远低于境外成熟市场,不利于市场整体稳定发展,加之中国在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将逐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适时引入QFII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实际上,从2001年开始就陆续有专家和学者建议政府尽快引入QFII制度,有关管理部门也及时成立了专门研究小组对此进行研究和探讨。

2002年6月10日,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在出席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第27届年会时正式谈到QFII,并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

7月18日,深交所举办了"引进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座谈会",由此解决了许多QFII的技术问题,对我国最终引入QFII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当年11月5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出台。

  QFII买股第一单

  首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名单于2003年5月26日正式出炉,瑞士银行有限公司和野村证券株式会社拔得头筹,由此成为至今仍令中国投资者异常关注的市场力量。

  第一只QFII正式开始买股则延至2003年7月9日。

有媒体如此记录当时的情景,“上午10时17分,在京城著名的东方君悦大酒店浮碧厅,来自国内外的40多家媒体与瑞银高管共同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

QFII第一单的指令此刻正在发出,10点19分左右,也即指令发出的2分钟后,首单买入的四支股票全部确认成交,备受瞩目的QFII正式登上中国证券市场大舞台。

  摄影、摄像记者门的长枪短炮悉数对准了时任瑞士银行中国证券部主管袁淑琴女士,她通过电话向申万证券发出指令,用她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一一报出买入股票的名称:

宝钢股份、上港集箱、外运发展、中兴通讯。

在经过约2分钟的等待后,申万证券交易员回复买入四支股票的成交价格,成交最终得以确认,全场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瑞银中国证券部主管袁淑琴由此成为首位在中国A股市场购买股票的境外人士。

  后有媒体评论写道,如果说有人能够理解中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机遇与挑战,那么此人非她莫属。

时任瑞士银行亚洲区主席贺利华(RodneyWard)非常高兴地说:

“作为首家投资于中国境内市场的QFII,瑞银深感荣幸,QFII机制的实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今天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而言,深具历史意义。

  瑞银亚洲证券部主管贺隆(JohnHolland)说:

“QFII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进程当中一个新篇章的开始……今天仅仅是这一进程的开始,双方需经历一个互利的、相互教育的过程,中国公司对股东负有责任,要教育广大投资者了解中国市场的情况和蕴藏的投资机会。

”贺隆此后的讲话则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深信这个教育的过程决定QFII机制的成功与否,QFII的成功与否不可能在未来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就能看得出来,它需经过未来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得以验证”。

  股民“取经”QFII

  之后的几年,媒体对QFII的操盘曝光越来越多,经历几波牛熊之后,股民渐渐发现QFII总是走在市场涨跌的前面。

  一位股民在透露他想QFII“取经”炒股技巧时透露,“QFII所持股票的整体走势明显强于大盘。

随着QFII额度的增加,许多QFII进入了上市公司十大流通股股东之列,因此,上市公司的报告披露期,也就成为QFII的曝光期。

我通过分析十大流通股股东来研究QFII持仓情况,能够了解QFII投资思路、学习其投资技巧和跟随其投资方向进行选股,并采取相应的跟随策略”。

  截至2010年9月7日证监会公布最新的QFII名录显示,自2003年至今已经有98家机构取得QFII资格。

统计显示,2003年共有12家外资机构获得QFII资格,2004年新批15家,到了2005年,新获QFII资格的外资机构只有7家,2006年新批18家。

2007年全年没有新批QFII资格,2008年新批了24家,2009年共批了19家。

一思:

     A股开门做生意——论中国股市的开放

  证监会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管理者,力图使A股在制度建设和规则建立上日趋完善,并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

  在最鼎盛的2001年,证监会“海归人士”有近50人,约占总人数的20%,并且身居要职。

比如当时高西庆、史美伦是时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左膀右臂,张新、祁斌、周春生、张宁、李青原等人则大多担任部门副主任或者规划委员会委员。

他们在赴任证监会之前,部分在海外高校任教,部分在全球金融中心华尔街的投资机构任职。

曾有人开玩笑说,“在当时的证监会不说英语是找不到朋友的”,由此可见当时证监会的国际化程度。

虽然部分股民对海归们在股市上的监管的效果有不同的意见,但海归派是中国走向国际化过程中队伍日益扩大的一大群人,是中国股市从监管层开始走向开放的重要标志。

  而在2002年QFII终于拿下在中国A股投资第一单,成为外资除B股外又一种分享中国经济腾飞的又一重要方式。

至今已经有98家机构取得QFII资格,这些外资的每次加减仓位都几乎成为A股风向标。

  回头看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过程不难发现,我们一直是在摸索阶段。

从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率先宣布成立交易所,至今日QFII、外资已经逐步进入股指期货、银行间债市等全国各级市场,中国证券市场无时无刻不以开放的心态做出一次次变革,引入国际资本,并力推QDII等带领股民走出去。

  即使到目前来看,中国证券市场仍然是半封闭的市场,仅对外资有限度开放。

作为经济开放程度的最高端指标,证券市场也将会继续随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其“三步走”战略也逐渐清晰,短期开放国际板、中期加大外资参与、最终走向全面开放,与全球金融市场接轨。

  证券市场开放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和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突出也是最有争议的问题,开放战略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其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及最终目的,立足于全方位的分析。

  证券市场开放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本身的发展和规范程度,综合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在发展早期开放市场往往会加剧市场波动,不利于长久持续的发展。

我国证券市场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取得的进步和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不容置疑。

但是只有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合理制定开放战略,才能做到对国内外投资者负责,才能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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